培训“007”
国民党特务组织形成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反共“清党”期间，出于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考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相继出现。前者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后者的掌门人则是戴笠。
借着陈立夫的光，“中统”占了诸多人才优势，在谈到特情人员的出身问题时，他说：“我所知道的人，多半是美国留学生，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所以调查科开始组织，就是请这些人帮忙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懂得美国FBI或苏俄的‘格别乌’类似我们的调统工作的。我们的科分调查与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
而戴笠方面亦不示弱。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笠，着手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在《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披露了早期针对特情人员开设培训班的情况：戴笠奉命担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以培训警官为名，培养特务。此校开设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训班，以政治和情报工作训练为主要课程。甲训班选派警校优秀正科生及各地特务骨干分子受训，专门培训高级特务人才；乙训班培训行动打手和充当警卫的专门技能，如骑马、射击、驾驶、武术（拳击、摔跤、擒拿等）；丙训班招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训练科目除武术外，还授以女佣方面的技能，如缝纫、烹调、洗涤等，以为今后工作的掩护；电训班培训从事特工的无线电通讯人员。
通讯自古以来就是情报工作的生命，国民政府情报系统很早便将有限的精力和人力投注于无线电通讯领域。但无线电通讯无法采用物理隔离，你发出去的信号，理论上所有收发机都能听到，因此需要专门的加密电台和专业的情报人员进行操控。人才和设备便成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最大的支撑。
魏大铭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破译加密电台的例子：“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后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
有了专业电讯人才，还得有给力的电报设备，才能如虎添翼。在浙江警官学校电训班，教官康宝煜很早就留意到当时情报人员使用的5瓦特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充电发电机体型太大，随身携带极为不便，于是便将收发报机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研制出一种小型收发报机。这种收发报机除去电池、听筒和电键外，只有两个饼干桶那么大，问题随即迎刃而解。
电台，无论对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说，都是心头肉，掌握无线电技术的专业人才更是稀缺资源。1933年，魏大铭以法租界的上海“三级锐电公司”为掩护，建立了“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把浙江警官学校的学员队长萧坚白调来当所长，更邀请了当时国际电台的报务长方砚农来当教务长，日以继夜培训无线电精英。这些学员日后绝大多数都投身抗日战线，就连一些中途肄业的，也被轮船公司、民用电台一抢而空。
有设备、有技术、有人才，国民党情报系统在对日作战中理应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基于利益诉求的不同，“中统”和“军统”两大系统攻诟不断，彼此倾轧，无端的内耗导致总体效能降低，而情报路线的错误，也引发了一连串的恶果。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04期 作者：赵恺 整稿：C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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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2121号，前身是被称为“虹口要塞”的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这座占地6130平方米的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椭圆的外形、粗壮的门柱和流线型的整体外墙，使整个建筑宛如一艘游弋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军战舰。而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孤立无援的“兼职特工”

　　1932年1月18日凌晨4点，日僧水上秀雄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化缘时被打死，事件发生后，在沪数千日侨聚集抗议示威，火烧三友实业社，引发混战。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为“日僧事件”。14年后，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日本陆军驻沪武官田中隆吉，交代了水上秀雄之死的来龙去脉：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通过女间谍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水上秀雄等人，继而煽动日侨情绪，加速事态恶化升级。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开战。
　　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日僧事件”为借口，调集大批精锐步兵，从四川北路2121号“虹口要塞”出发，向驻守闸北的中华民国第十九路军发动进攻。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下令税警总团参与抗战。然而，就在税警们进入防区时，十九路军内部却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援军税警总团里有间谍，他不是别人，正是宋部长鼎力栽培的团长王赓！
　　1932年2月27日傍晚，王赓孤身携带全军布防图，越过外白渡桥进入公共租界，在黄浦江边的礼查饭店内，被日本特务擒获。两天后，日军再次大举进攻，十九路军被逼全线后撤。王赓有意向日军投递情报的传闻，遂在十九路军中泛滥。
　　两军交锋之际，一方主将竟爆出“间谍丑闻”，怎能不叫人大跌眼镜！上海当地民间艺人特意编排了一段时政评书——《王赓献地图》，将王团长比作三国时代帮助刘备夺取益州的“蜀奸”张松。沪上新闻界则敏锐地发现王赓有一个“绯闻前妻”——陆小曼，联系到徐志摩3个月前刚刚坠机离世，陆小曼的确曾孤身出现在租界之内，难不成王陆二人藕断丝连？“鸳鸯蝴蝶派”的写手们随即妙笔生花，一时间故剑情深的爱情大戏压倒了谍影重重。
　　“跳舞”、“偷情”、“故意泄露情报”……各种版本甚嚣尘上。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王赓本人在同年8月2日面对军事法庭的审问时，对携带军事地图进入公共租界的动机，始终讳莫如深。沉默换来了因“擅离戒严地点”被判刑两年零六个月的结局。出狱之后，王赓仕途蹭蹬，虽竭力为国服务，但身体和锐气皆大不如前，1942年病逝于开罗。而他至死绝口不提的真相，直到二十年后才大白于天下。
　　王赓前妻、那个早已经风华不再的名媛陆小曼，撰文道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王赓当年是奉宋子文之命，前去与美方特使接头。此次会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取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地标参数，便于炮击。
　　这是王赓在狱中给陆小曼做出的解释，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更为复杂的谋略和情报交换。王赓当年的幕僚、时任税警团总参议的莫雄，写有《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一文，他说，王赓在出发前，曾与宋子文密谈，二人会面结束后，王赓就立刻将手中大量军事绝密文件悉数交给莫雄“保管使用”，并告诉他，自己要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和西点军校的同学碰面，莫雄追问何事，王赓只答:“过两天你会明白！” 然而，两天过后，王赓就被日本特务当场活捉。他的意外被捕，更使自己永远背上了“间谍”罪名。如果莫雄所言非虚，宋王二人与美方的这次情报交换行动，无疑是失败的。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十年时间里，英、美等西方国家始终对中日战争抱着“隔岸观火”甚至“推波助澜”的态度。情报系统的高效率运转，需要盟友协同作战，但西方却对中国采取了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如此复杂的时局，情报交换更应谨慎从事，但显然，宋子文和王赓都缺乏经验。
　　缺乏经验的还有对情报人员的使用。王赓并非职业特工，却要单打独斗，暴露出国民党在前期策划、中途实施上的漏洞。显然，中国当时的情报系统，无论是理念、人才，还是技术、装备，都远远落后于日本，落后于西方。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学。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04期 作者：赵恺 整稿：C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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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尝百草”寻找中国绿
中国传统有大量的以各种植物为染料来源的植物染技术，但现在大多湮没不存。黄荣华，一位印染工程师，长期致力于发掘传统植物染技艺，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20年来不断四处寻访、探索中国传统的色彩。

黄荣华从小就接触到染色工艺，他外公是开字画铺的，装裱字画需要将裱料进行调色托染，儿时的黄荣华也常为外公打下手。但黄荣华完全没想到，植物染未来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事业。

从部队转业后，黄荣华进入印染厂工作。厂里从台湾聘请了一位染整工程师做染色，在与这位工程师的交流中黄荣华了解到了台湾的植物染色理念——身边随处可见的植物，大多都含有各种色素，都可以作为染材尝试。就这样，黄荣华接触到了植物染色，为他长期“尝百草”式的植物染生涯起了一个头。

植物染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各种染色材料。黄荣华先从典籍资料记载过的传统染色植物入手，从《齐民要术》、《本草纲目》一直到民国的《雪绣谱》，古代各种农政书、工艺书他几乎都读了个遍。从中整理出染材后，黄荣华又发动一切资源来寻找传统染材，进行实验。

在黄荣华手里，似乎什么都能染色。喝剩的茶叶，可以染褐色，；石榴皮能够染黄色；柳条可以染粉色，山竹壳里可以提取到橘红色……至今，黄荣华已经试验成功了300多种植物染色，其中有60%都是新开发出来的。

在黄荣华的染色生涯中，碰到最大的困难之一，或许是“中国绿”的寻找。叶绿素是最普遍存在于植物的绿色色素，但它很不稳定，稍微加工煮制便被破坏褪色，难以成为染料。所以古代染绿大多采用复染法，先用蓝靛染出蓝色，再复染黄色染液，得到绿色成品，能够一次染成的绿色染材很少。为了寻找绿色染料，黄荣华早年曾经尝试过无数植物,但都告失败。

多年前，黄荣华了解到，古代中国人发现了一种学名叫“鼠李”的染料植物，其叶和红色的枝皮，是少见的可以单独染绿的材料，又叫“牛李”、“红冻”、“绿柴”，因为“天寒时染则鲜翠”，又叫做“冻绿”，在国际上则被称为“中国绿”。

有关鼠李染色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南宋文献《通志》中也明确提到：“鼠李，可以染绿。”元朝宫廷织染机构使用植物染料，征用“牛李”，每次的规模均达成百上千斤。明清以来，中国绿更得到广泛应用，南北各地几乎都用其染绿，温州冻绿布甚至成了温州当地名产。清末浙江《蚕桑简明辑说》一书，还附有一则详细的“种绿柴法”，特地说明“绿柴之用，所以染绿色也，销路甚广，其利不下栽桑”，将种植绿柴视为致富方法，可见在当时，使用绿柴枝皮染绿比较普遍，需求量也很大。

黄荣华自从获得了这一信息，便对“中国绿”一直魂牵梦绕，想办法托各地朋友，特别是浙南的朋友寻找鼠李茎皮、果实和根，在中药市场寻找，但一直没有得到。黄荣华考虑也许是品种差异的问题，因为国内鼠李属约有五六十种，后来陆续找了、圆叶鼠李、卵叶鼠李、长叶冻绿好几种，依然试验失败。

黄荣华又想，也许是染色方法出了问题。他一面查阅典籍资料，一面多方咨询专家学者，他查到《光绪永嘉县志》有当地的染绿法：“以绿柴皮煎汁染之，乘日未出，将布铺地令平，其下一面着地，为寒气所通，绿色葱蓓，背面则黯然无色。”苏州大学林焕文工程师也曾记录过温州当地老人回忆的染冻绿法，在冬天把绿柴砍下取皮煮出染液，把布料反复浸染、日晒，颜色能逐渐从黄色变成绿色。

可试遍了这些方法，黄荣华却始终没有染出葱翠欲滴的深绿色。“虽然是遗憾，但其实也没什么。你们不知道，我这么多年尝试下来，一大半的试验其实都失败了。”但他还没有气馁，反倒更有动力，或继续找寻合适的鼠李，或调整染色方法，还在梦想有朝一日终能与“中国绿”相逢。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2年第12期 作者： 扬眉 稿件整理：西瓜吃在牛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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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作坊里延续的中国蓝

诗经有云：“终朝采蓝，不盈一襜”，是说少女采上一天的蓝草所积攒的染料，还不够染一件麻杉。自那时起，由蓝草制成的靛青染出的蓝染布，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常用的衣料。蓝印花布、蓝蜡染、蓝扎染，各种花样的蓝布装点了中国人千百年的日常生活。时至今日，中国历史上风行过的各种染色技术几乎都已经被现代化学染色所取代，唯一还能在极少数地区保存下来的传统染色，大概只有蓝染了。

江苏南通，被誉为中国的蓝印花布之乡，一直以来以蓝而闻名。

偏居小城一隅的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是一个蓝色的世界。在博物馆里，详细介绍了蓝染所需要的数十道工序。首先是配置染液，将靛青在水缸中调开，再注入化开的石灰水，倒入陈酒或酒糟，用木棍反复搅拌，待液体变为黄蓝色，水面上出现“靛花”时，就可以舀入染缸，与陈液搅拌均匀静置一夜，次日微调后染液就配好了。

接着，就是布料下缸染色。根据所需颜色不同，布料要反复下缸染色、出缸氧化多次。次数不同，染出的颜色也不同，比如玉白、月白、老蓝、双蓝等。染六七次，才能得到深蓝色。染好的布匹再拿到室外挑杆曝晒，让染布充分氧化，再吃酸固色，一匹蓝布就完成了。

南通市二甲镇有一个传统染坊，名曰曹裕兴，历史已逾百年。

曹裕兴染坊里，有两口备受呵护的染池。养在染池中的蓝色，异常娇贵，要不断往里添加石灰、酒和新染液，以增加活性。池水表面没有蓝色的靛花，代表着它在休息。开工时，要加入石灰水将染液中的活性物质吊起来才能使用。仿佛池中的蓝色染液也像有了生命一般，会沉沉睡去，也会需要被人唤醒。

在染坊运作中有一些有趣的术语：灰多称缸“老”、“紧”，蓝靛下沉布不易上色；酒多称缸“软”、“松”，染时浮色多易掉色。“头等师傅掀篷盖，二等师傅标棍摆，三等师傅看飞杯。”意指经验丰富的师傅一掀开盖子，就能看出染液配比是否合适；次一等的师傅要用木棍搅动一下才能明白；第三等的师傅要用碗舀起染液，手指擦擦头发，沾上油脂后轻触染液，观察有机物漂离手指的状况，才能判断清楚。

染好的布匹需要拿到室外，上架曝晒。在这一过程中，神奇的变化发生了——布料的颜色由黄转绿，继而变蓝。这就是蓝靛的氧化效果，也被称为“放风”。“放风”要放多久？放几次？全凭经验感觉来判断。一般而言，植物染蓝需要放风10次左右，这样层层附着的蓝才能牢固。

染坊中距离染池不远处，会有四五口大大小小的陶缸，依次排开，它们是用来稀释染料的，每一个缸就是一个步骤。第一个缸里染料很稠，随着石灰、水的逐级加入，一口比一口清亮，最后那口缸内会泛起蓝紫色的靛花，用手触碰一下，触感很细腻。这就是印染时使用的染料。

传统的靛蓝染料，是经由一种含靛素的蓝草沤制而成，称之为土靛。清末民初，“洋靛”硫化蓝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因其价格便宜，上色快，迅速侵占了国产植物土靛的市场，使蓝草的栽培和土靛青的生产越来越少。建国后国产合成染料出现和普及，更使土靛的使用迅速减少。时至今日，已经很难再找到大规模种植蓝草、生产蓝靛的地方了。

浙南乐清市是靛青生产的重地，有许多靛青村，在五六十年代的生产旺期，家家户户种蓝，几乎所有的田地都种上了蓝草。而近年来，绝大部分的制靛作坊已经停止生产，种蓝面积也极速萎缩。如今，基本都只剩下几户人家还有零星种植，也仅仅是作为药材保留。而制靛打靛的传统技艺，更是传承堪忧。

需求不足是造成蓝靛难觅的根本原因。即便在蓝印花布之乡，街上都找不到一个穿土蓝布的人。而使曹裕兴等古老作坊得以延续的，却是来自高端的需求：国外订单。真正用蓝草染就的布匹，12米一卷的，价格最低大约也在800元左右。曾几何时，那唾手可得的平民的蓝，如今却变成了一种奢侈的、流向海外的色彩。这是幸？或不幸？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2年第12期 作者： 扬眉 稿件整理：西瓜吃在牛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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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在南水北调工程文物抢救性发掘保定段，发掘了一个清朝家族墓地，墓主是被列入《满洲名臣传》的靳辅。靳辅是清代最重要的治水大臣，曾任河道总督。但他一直声名不显，只因他在河道总督的位置上没能善始善终吧。

康熙十五年，黄、淮并涨，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河停运，康熙心急如焚，他下决心对黄、淮进行全面的治理。于是同年十月，他御定了新任河督—大学士明珠推荐的安徽巡抚靳辅。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他学历不高，官学生出身，但做过国史院编修和顺治皇帝实录纂修副总裁，后来历任内阁中书内阁学士和安徽巡抚，历来颇有政声。

靳辅受命后即刻赶赴官署上任，到任时正赶上黄河泛滥。他迅速投入了工作，进行实地勘察，获取第一手水文数据资料，又遍寻历代治河论著，讨论总结先人得失利弊。决定将治沙作为治河的重点。

最终靳辅呈上了治河工作规划—《经理河工八疏》。根据这一庞大而周密的工程计划，光首期工程就要花费白银二百余万两，国库难以承受，因此计划遭到了强烈反对。靳辅不得不对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经“反复筹维，再三勘阅”后，于同年十二月呈上了修改后的《八疏》。康熙十七年正月，新方案终获认可。朝廷支出250余万两工程费，限期三年完工。于是，一个有清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动工了，工程负责人靳辅，开始没日没夜地奔波于各省河工第一线。

自康熙十七年至二十年，靳辅共完成了导黄入海、改移清口等六大工程，成绩显著。但同时他也开始遇到各种麻烦。

康熙十九年、二十年连年发大水，使许多工程无法如期进展。而且还冲决了一些已经完工的堤坝。于是，康熙二十年三月，靳辅引咎要求康熙处分自己，康熙命其革职留任，“戴罪督修”。
正当靳甫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另一位治河名臣，正在酝酿与靳辅重开“治河方略”之争。
这个人叫于成龙，是康熙朝最为著名的清官。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亲自考察河务。考察时，他亲自提出了挑浚黄河入海口的设想，这一设想交由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落实。而靳辅却坚决反对这一方案，他认为这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灾患。为此，康熙专门召开了廷议。

廷议双方意见难分高下，康熙私下里是偏向于成龙一方的。但他不急于表态，而是再次派出钦差到淮安、高邮等处实地调研。次年正月，调查组回京，如实上奏：下河的老百姓们都说挑浚海口无益，应该停止。康熙也只好暂停挑浚海口的工程。

靳辅和于成龙的矛盾就此结下，没想到，这一矛盾后来竟被人利用，成为了朋党斗争的导火索。

康熙二十七年春，有御史上疏弹劾靳辅糜费钱粮，治河无效，倒辅风潮再起。康熙同时召回靳辅与已升任直隶总督的于成龙，召开了廷议大会，靳、于二人当众廷辩。廷辩后，康熙一边派出钦差前往河工前线调查真相，一边迫不及待的就将靳甫革了职。后来钦差回奏，靳辅所言确实，于成龙陈奏有误。但这一切，已经晚了。

靳甫的丢官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靳辅在与于成龙的对立中，失去了康熙的支持。靳辅没有读懂康熙对开浚黄河入海口的执着，辜负了“圣心”。其次，靳辅成为了党争的牺牲品，他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康熙这个时候正在打压明珠的政治势力，而靳辅一直被视为明珠一派。康熙为了打击明珠一派，无论如何也要罢了靳辅的官。

也许在康熙心中，一直觉得对靳辅有所亏欠吧，所以最终还是给了他补偿。

《靳辅传》记载，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再次南巡阅视河工回京后，对靳辅的治水功绩作了肯定。三十一年，康熙重新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但这个补偿来得晚了些，这年冬天，靳辅竟死在任上。《满洲名臣传》记录了靳辅的身后事：“赐祭葬，谥文襄。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请，建祠河干。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雍正五年，复加工部尚书。”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0年第11期 作者： 胡忠良 稿件整理：西瓜吃在牛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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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霍去病，耳际飘过暖暖的春夏和风，伫立于祁连山麓。百花齐放、峰峦绵延，如此美景却丝毫不能使他动情，他一心盘算着：如何破敌致胜?

霍将军接下来的几场胜仗，令匈奴人感叹不已。《西河旧事》里悲吟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吟唱“六畜不蕃息”可以理解，但失去了焉支山，只是一座山而已，为何会让匈奴妇女脸上失去了颜色？难道焉支山和女子面色有关?

话说“焉支山”的发音，像极了“胭脂山”，在其他文献上，更有“燕支”、“燕脂”、“焉知”、“支”、“脂”等不同的称呼。山名与女子闺房中的胭脂同音难道只是一种巧合？

这里要提到一种植物——红花。根据明代张自烈《正字通》里对红花的解释：“红蓝即红花，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红蓝，北人采其花染绯，取英鲜者为燕脂，故单于妻号阏氏，音焉支。”尽管张自烈所在的时代已经是明朝末年，离汉唐业已久远，但他的记载中，至少透露出三个讯息：首先，焉支山上生长的红蓝花就是红花；其次，胭脂是红花染出来的；最后，胭脂也叫燕脂。

焉支山位于今甘肃省山丹县的东南方，胭脂与山名同音，大抵是因为其制作原料之一——红花出自此地之故。晋代经学博士崔豹在《古今注》中这样解释：“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英，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粉为面色，为燕支粉。”红蓝花（也就是红花）经过几道工序的加工，可以擦于面部用来增加桃红润泽之色。匈奴首领单于之妻称“阏氏”（与“胭脂”同音），正是以这种“绯色”化妆品，来指代容颜娇美的女子。后来，匈奴在与西汉王朝的交锋中痛失焉支山，红花便逐渐自西向东流入中原。到魏晋时期，中原社会已经“北地胭脂遍开两靥”了。至于崔豹为何称“胭脂”为“燕脂”，有一种说法是，燕国产的红

花质量上佳，提取红花的色素，加入油脂，做成的化妆品，便有“燕脂”之名。

红花的种植和萃取色素的方法，被清楚地记载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年代大约在公元450-500年之间。文中写道：红花开花时，花枝高度约到人的胸部位置。花开于顶端，因叶片有尖刺，采摘工作须趁着清晨露水湿润、刺不坚硬之时进行。之后，必须马上泡水，洗去花瓣上含量颇多的黄色色素。再进行发酵，制成饼状，予以干燥，运至市场贩卖。文中还说，做胭脂时，要用灰烬作为萃取色素的药剂，“揉花十许遍势尽乃止”。之所以如此反复行事，为的是让花瓣中含有的红色色素完全析出，最后，再用已经发酸的粟饭或淘米水等酸性物质中和。这种技术性的文词表明，公元四、五百年，贾思勰已经对黄河流域下游区域红花种植、色素处理技术相当了解，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必然在这之前，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去摸索、完善那样的技术。

红花经过萃取，染出的是桃红色。而另一种用来制作胭脂的材料——紫铆，萃取后的色素呈带紫的红色，可用来制作口红、腮红等。紫铆又名蚁铆、紫矿、紫草茸、紫梗，是一种寄生于树上的虫体。关于它的产地，根据李时珍的说法，有波斯和真腊（即柬埔寨）两处。不过，在当时，这种材料是进口的，获取不便，与朱砂、红花等原料相比，显然难于普及。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2年第12期作者：曾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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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文明一样，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古代也是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贵贱、官位高低的重要手段，历代建国之初都需要对其进行详细制定。服饰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区分，自北朝以来，服饰的颜色也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区分手段之一，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通过服饰颜色展示鲜明的等级序列。

第一次明确制定品官服色等级，是在隋大业六年（610年）。有唐一朝，经过六七次的微调，基本确定了紫、绯（朱）、绿、青（碧）、黄（白）的五级服色制度，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为何采用这些颜色来体现服色等级，是一个很有意思并值得探讨的话题。其形成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深层原因很有可能和当时各种颜色的染制难易程度有很大关联。

首先是位居首位的紫色。紫在传统中国黑、白、赤、黄、青五正色之外，原本并不是高贵的颜色，孔子就很看不上紫色，在《论语·阳货》里甚至有“恶紫之夺朱也”的批评。紫色的地位，是从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渐上升的，在隋代又正式超越朱色，跃升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有说法推测这与道教崇紫有关，但或许也和当时紫色染料的难以获取关系更大。

在古代西方，优质的紫色染料主要从一种产于地中海东岸的骨螺所分泌的液体中提炼而得，称为骨螺紫。骨螺本身产地有限，而大约几千个海螺才能提炼出几克紫色染料，导致其价值极其高昂，有时甚至十克黄金仅能购买一克染料。

在中国，虽然紫色并不需要从昂贵的骨螺紫中获取，但染制也并不容易，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并且需要十数次反复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所以当时成为高级颜色也顺理成章。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之冲突，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

紫色之下的绯色或朱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汉以后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红花采摘耗费人工，北魏《齐民要术》称：“一顷花，日须百人摘，以一家手力，十不充一。”采摘之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朱红色鲜亮动人，遂成为仅次于紫色的二等服色。

相比于高贵的暖色调紫、朱色，冷色调的青、绿色则属于相对低贱平常的三、四等服色。青蓝色的主要来源是蓝靛，蓝靛的原料蓝草品种来源丰富，有蓼蓝、菘蓝、木蓝、马蓝等等，分布极广、种植较容易。从先秦一直到近现代，青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极其平民化的一种服饰色彩。而绿色在传统观念中本是贱色，古代染绿大多通过在青色上叠染荩草或槐花而成，青、绿属相近色系，自唐以来，两者排序或前或后，大多处于常服品色等级中的靠后位置，“青衫”、“青袍”成为卑微官吏的代称。

青、绿之后的黄白浅淡色系，隋唐以来基本均作为流外官以及庶人服色。自然植物中的黄色染材来源最为丰富，槐花、栀子、荩草、黄栌、黄檗、柘木、桑皮、郁金、姜黄等等都可以充当黄色染料，也就成为了最容易染出的织物颜色之一。另外完全不进行染制的布料，则是最廉价的白素，黄与白这两种颜色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的末端色彩，有“黄衣选人”的说法，“白衣”、“白丁”也被用来称呼无功名官职的平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传统观念中属于帝王的“黄”，其实和庶民之“黄”并不尽相同。隋唐帝王日常使用的袍色，是色泽略深或偏赤的“赭黄”、“赤黄”，而非普通黄白色系，到了明初，禁黄的范围才延伸至“柳黄、明黄、姜黄”，但赭黄依然是帝王常用的专属袍色，到清代，帝后专属朝服颜色，才明确定为我们熟悉的“明黄”。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2年第12期作者：剑舞 稿件整理：@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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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非雨落之夕语
曲: 和平之月 ORCHID 竹舞
词: cayal
唱: 迦陵千叶
后期： 语然惊宇(厂公)
美攻： 初熙除夕

我有清酒一壶独酌
醉看晚照一息浅卧
我有瑶琴一曲闲拨
帘摇心动一习风过
我有明灯一盏寂寞
高悬九天一目辽阔
我有霓裳一袭灼灼
流云飞袖一地婆娑

远望天际孤帆
随波
江心逐浪咄咄
蹉跎 蹉跎 蹉跎
……

三月和风浅笑梨涡
江山无限卷帆停泊
为何等待
花飞花落今已非昨
缘来缘往是非因果

我醉青天无边广博
我抚高山流水豁豁
我照乾坤朗朗家国
我舞绿腰羽衣绮罗

拮采一天碧青和水磨
任深浅满池泼
勾描染点晕开一蔓蔓青莲水濯
无风也袅娜

银汉旖旎两岸
北斗烁烁
烛光摇曳影乱
夜阑萧索

我将丹心字句笔摹
我将银烛高照花惑
一心等待
书香卷语拳拳在握
直教花影心中烙

我将月华精雕细琢
我将凉夜淡妆浓抹
一阕清歌
我是天际浮云一朵
我是凡尘袂影出没

拾一瓣落花
吹去浮尘蒙蒙
香陨尘嚣归去风中
沾一指淳酿点几划虚空
顾月影浞浞

楚国疆域扩大以后，丹淅流域的三川平原已经显得狭小局促，不能支撑一个大国的继续发展，而周朝统治下的中原各诸侯国迅速发展，丹淅之地成为了中原文明与荆楚文明碰撞的前沿，丹阳，到舍弃的时候了。

公元前689年，丹江河道上，千舟齐发，楚文王带领着楚人再次沿江直下，直奔郢都（今湖北省江陵纪南城）而去，那里有富庶广袤的江汉平原，还有令所有诸侯艳羡的云梦大泽。此一迁徙，楚国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与舞台，他们的春秋霸业将在这里展开。那么丹阳呢？

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了荆州贡赋送达冀州的路线：“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禹贡释地》对这条路线的解释是：“自长江溯汉水而上，至老河口入丹江，至商县，陆行约百里至卢氏，顺洛水而下，达黄河！”可见，丹水是这条沟通江汉、关中、中原三地水路的关键所在，也就成为楚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且楚国宗庙依然在丹阳，丹阳并没有衰败，甚至可以推测，丹阳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楚国最繁荣富庶的城市。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丹阳的兴衰，与楚人迁都无关，与水有关。因为，与楚国毗邻的秦国也把目光投向了淅水—丹江—汉江—长江这条战略大动脉。

《史记·韩世家》载：“韩宣惠王二十一年，秦、楚大战于丹淅之汇，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丹江和淅水成了血河，丹阳落于秦手，战争的鼓声成了丹阳挽歌的开始，丹阳处于丹淅拉锯战的核心，反复为两国所争夺，丹阳百姓朝秦暮楚无宁日。丹阳大战后不久，楚国又收复丹阳，后楚为报丹阳之仇，兵克武关，直奔咸阳，蓝田之战爆发，楚国独战六国，楚军先退，秦得汉中，丹阳暴露于前线；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沿丹江而下，再与楚军大战于丹淅之地，大败楚军，斩首五万，丹淅之地尽归于秦。最终是秦国站稳了丹阳，鼓声远去，挽歌落幕，那些从传说时代兴起的城池、宗庙、村落也化成了灰烬。

丹阳，这座承载着楚国文明的古都，由水而兴，因水而衰。“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战国末年，当楚国诗人屈原登岵山、以《国殇》凭吊丹阳之战死难的楚国将士时，丹阳城剩下的只有残垣废墟，辉煌的楚都从此渐渐沉寂。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11期 作者： 田野 稿件整理：喵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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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虽然有了子爵的封号，但是，熊绎这个诸侯当得一点也不顺心。《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喉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周成王分给其他4位诸侯以珍宝之器，而单单没有熊绎的份儿，不仅如此，楚国还需要每年向周天子进贡。熊绎没有向周王室表示任何不满，但内心的屈辱可想而知，这种屈辱成了楚国图强的动力。熊绎回到丹阳，立志图强，要报周王室不公之恨。《左传》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记载熊绎的奋斗过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熊绎之后，经过五代不断地努力和156年的韬光养晦，楚国将迎来第一个辉煌。公元前886年，熊渠即位，成为楚国新一代诸侯王。熊渠上任后将眼光又一次投向了丹江这条河流，但不同于先辈，熊渠从这里看到的是丹江以下的千里疆土。《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弈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弈是后羿，雄渠即熊渠，当时人们认为连射落过九个太阳的后羿，其箭术也无法与熊渠媲美，可见熊渠之勇武。同时熊渠还极具战略眼光。当时，江汉平原分布着诸多小国，楚国要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必须收服这些小国，熊渠使用“联近攻远”的策略，开始楚国的扩张战略。

汉江之上，楚国后方，位今湖北西部的庸国，是熊渠第一个目标。熊渠自丹阳出发，顺丹江而下，至汉江逆水西上，突袭庸国边疆，毫无准备的庸国很快败退，熊渠占领了庸国在今天湖北西部和北部的全部领土。稳定了后方的熊渠更加大胆，他举全国之兵出丹江，下汉江，攻占了杨越。春秋时期，铜是制作生产工具和战斗武器的重要原料，楚国需要更多的青铜来支持武备发展，鄂国拥有丰富的铜矿，如果能占领了鄂国，就等于撬开了铜库的大门。坐汉望江，熊渠又以杨越为据点，沿长江东下，占领了鄂国。丹江、汉江与长江的便利水路，成就了熊渠的“闪电战”。

庸、鄂、扬越三国距离丹阳都很远，楚国沿河而战，离河流较远的小国仍然存在，楚国虽然得到了这些领土，管理却甚难。丹江航运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熊渠派自己三个儿子去管理新开辟的领土，同时以丹、汉、江三水为交通，互为犄角，在稳定江河沿岸的同时，继续拓展疆土。

公元前741年，当楚武王登台的时候，楚国基本扫清了周边的小国，实现了“地跨千里”的国土扩张目标实现了“地跨千里”的国土扩张目标。一个雄踞江汉的大国，出现在了诸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