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6年，年仅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上台。皇帝身后，是一片空旷的废墟，跪拜在地的文武百官，想必都看在眼中。此时的大明，国力强盛，政权稳定。如此巨大的帝国，也应当配有足够气派堂皇的皇家大殿，才能彰显帝国的威仪。
在这个时候，重建三大殿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不，准确的说，重建三大殿的工程直接开始了。
《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记载，自英宗登基的正统元年到正统七年间，朝廷修建了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宫和坤宁宫，以及紫禁城的四处角楼，还有京城的九门，工程体量几乎与当年朱棣营建紫禁城相当。这样巨大的工程，需要动员整个大明帝国的力量。而年仅九岁的英宗皇帝，既没有曾祖朱棣的赫赫武功，没有祖父监国的威名，也没有父亲亲征平叛的功勋，如何能驾驭如此庞大复杂的工程？
幸而，这是大明最强盛、最稳定、最和平的时代，是从前和之后未曾有过的时代。因为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武有张辅，内有王振，另有太皇太后张氏高居其上，在这个平衡完备的系统下，大家对皇权有足够的敬畏，朱明皇家的意志才可以不打折扣的被执行。
自正统五年二月到次年九月，重建三大殿连同修缮乾清、坤宁二宫，仅仅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即告完成。
正统初年重建的三大殿，形制比起永乐年间有些许差异，但规模却丝毫不逊。
我们今天见到的太和殿，横长64米，纵深37米，共有七十二根立柱，看起来已经相当巍峨壮观，但按照史料记载，正统年间重建的奉天殿，横宽大约95米，纵深约48米，仅面积就比今天的太和殿大近一倍。当时殿内使用的是整根楠木立柱。连年采伐，大木越来越少。到了嘉靖年间三大殿又一次被焚毁重建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可用的型材，只能用“中心一根，外辏八瓣共成一柱，明梁或三辏、四辏为一根”的包镶工艺来达到要求。而清代再次因焚毁重建三大殿时，甚至连合用的楠木都没有了，只能用松木进行拼接。我们现在在太和殿里看到的立柱——那些让无数人赞叹古人建筑能力的奇迹，都是松木拼接而成的产物，比起明英宗正统年间重建时，已经短小纤细了很多。
初见这充斥着朱红、金黄两色的三大殿，人们都会惊叹于皇宫殿阁的富丽堂皇，却没想到，眼前这一切或许远逊于明朝正统年间的模样。明人黄佐的《北京赋》曾有描述：“楹绕金龙以甄甍，檐腾神凤之翬革”，高大立柱上盘绕着栩栩如生的金龙浮雕，房檐上镂刻彩凤，穷极壮丽，精美绝伦。然而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是朱红色的素面和漆工描绘，三维的奇观早已变成平面的细致，六百年前的瑰丽壮美，也只能从诗词歌赋中找寻，在脑海中想象。
从明至清，一次次的毁灭重生，使三大殿的规模形制不断缩小。煌煌殿堂是国威气运的具现，国家兴盛，纵有天雷地火，也能恢复如新，国势衰颓，即便风调雨顺，殿阁也会残破朽坏。在汉白玉台基上，游人好奇并惊叹于这华夏古建的奇观，而此时的闲游，或许就是三大殿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境遇。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第九期 撰文/费立国
稿件整理：喵小喵

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亲手肇建了紫禁城，在故宫这座宏伟的宫殿群中，如果说谁当得起“皇冠上的明珠”这样的称号的话，恐怕就只有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了。
然而它们却几经风雨。近600年的时光里，时而金碧辉煌，时而垣残壁断。它最宏大的时期，是明永乐十八年紫禁城建成的那一刻，太和殿比今天大了将近一倍。那时，它的名字叫“奉天殿”。
这也许是奉天殿与它身后的华盖、谨身二殿最美轮美奂的时刻。但在永乐十九年正月正式投入使用后不足百日，便被闪电击中，艳丽的彩绘还未蒙上灰尘，就在熊熊雷火中化为乌有。
大火熄灭后，徒留下“工”字形的汉白玉台基，以及一片焦黑的瓦砾。废墟前，站着神色复杂的明成祖朱棣。他的父亲朱元璋将皇位传给了他的侄儿朱允炆。在他发起“靖难”兵变之后，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朱棣，成了大明帝国的主宰。
尽管在血腥的屠杀之后，朝野上下再没有反对的声音。
然而，朱棣内心依然存在着阴影。毕竟，朱棣也日渐年老，开始担心死后如何面对自己那无所不能的父亲。
在惶恐和不安中，明成祖朱棣把三大殿的焚毁，看成是太祖朱元璋在天之灵给予他的惩罚和警示。
在强大莫测的自然之力面前，一向无所畏惧的朱棣害怕了。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再没有动过重建三大殿的念头，甚至陈情宗庙，说自己要还都南京。
然而，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因为当下还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为了消除北方蒙古部落的威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朱棣发动了三次北征。而他看似无穷的武略和精力，也终于在公元1424年的夏末耗尽。《明史》记载，成祖朱棣在北征还京的途中病逝。
继位的仁宗朱高炽不同于大明朝任何一位帝王。建文元年，当父亲朱棣领兵靖难的时候，他以监国身份留守北平，以仅万余兵马抵御建文帝数十万军士的围攻。
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先后六次留守监国，主持国政。他很清楚，维持地处北方的京师的正常运转，需要耗费巨大的国力财力。与这里相比，他更中意富庶繁华而又温暖的南京，难以适应北地肃杀冷冽的气候。
父亲还都南京的心意和自己早年在南京的生活，使朱高炽更强化了重返南京的意愿。而这个愿望，同时也是大臣官员们的愿望。于是，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整修南京皇宫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在这样的局面下，重修北京紫禁城一事，当然无人提起。
然而，没有人能预见到，朱高炽在位时间竟然不到六个月。他猝死于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之后，儿子朱瞻基继位，年号宣德，即后来的宣宗皇帝。
宣宗朱瞻基在京师出生长大，并不想还都南京，可父皇遗命和百官意愿也不是那么容易违抗的。好在后来一些事情帮了他：史书记载，朱瞻基打垮了叔父汉王朱高煦的谋反，初定了内阁秉政和巡抚地方的架构，击退了意图进犯的蒙古可汗。做完这些之后，他的权威性已经无人可以质疑。此时，距离他登基已有十年，朝官更迭，所有人都习惯了燕地才是京畿，没人再提什么还都南京了。
既然要把京师作为大明千秋万代的都城经营下去，作为皇权象征的紫禁城，就必须完备，三大殿必须要重建。
只是宣宗已经没有时间了。宣德十年，朱瞻基驾崩，紫禁城的汉白玉高台上依旧空空荡荡。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第九期 撰文/费立国
稿件整理：喵小喵

怪太医与“腐儒方”
御医被处罚虽是家常便饭，被降级了，只有勤修医术，再遣良方。故御医中人才济济，经常创出佳话。
1993年，上海打浦桥出土了一座特殊的墓葬，墓中锦罩上书 “明故太医院御医东川顾君之墓”，经过考古学家对出土医书等文物仔细考究，意外发现他竟然是位出色的“心理医生”。
这位御医名叫顾定芳，科举不第，潜心医学，竟在嘉靖年间考为御医。他在朝多年，目睹各种官场纠葛，尔虞我诈，别人也许从中悟出为官之道，或归隐之心，顾太医别出心裁，归纳出一系列治疗“心病”的方法。

他强调“心理治疗”，称“上治治心，中治治形，其下则不论于理焉”。他向明世宗进谏，养生要“清心寡欲”，赢得了世宗的赞誉。而从结果上看，嘉靖皇帝也是明朝皇帝中难得的有寿者。
紫禁城里的御医，不论在宫中何处当值，给哪位皇室成员治病，都会留下详细的诊治情况，并且归档保存，类似于当今的病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存有4万多件此类卷宗，其中记载的良方不计其数，极为引人注目的是蒙古大夫诊病的记录。
蒙古大夫擅正骨，清朝便在上驷院中设立机构，精通正骨术的御医都集中在此。
有位在宫中服务的外国神父马国贤随驾前往热河时，因马摔倒而受伤，康熙派蒙古大夫为其治疗，事后马国贤记录了让他有些吃惊的治疗过程，过程十分怪异。
据说，这样怪异的治疗法，当时在宫中大行其道。连康熙本人也曾十分愉悦地接受过蒙古大夫为其治疗头痛的方案。
御药房也好，寿药房也罢，清宫里的“医疗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带一个药字，由此不难看出清宫对药材、成药的重视，甚至更重于人材。
皇家用药要取顶级，无一不是地道药材。光绪帝一病不起时，御医张彭年开了一张十分啰嗦的处方，除了药方还有产地
这样一张充满腐儒气的药方，霎时惊动了全国。清廷迅速行动，四处采集，其中一半药材眨眼睛坐上快马。
不论征集的御药如何加急，要动的心思都不能省。包装无不殚心竭虑，极尽巧思
挖空心思取悦皇家的官员，对那些不用加急的药材，或者作为贡品进献的药材下的功夫更大。
一次，四川各级官员要献上黎椒，又嫌太过普通，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最终写入贡单的是：黎椒念珠一百盘，黎椒手珠一百盘……花椒本是单独的小颗粒，要做成念珠、手珠这类配饰，磨粉加工，得到多有不容易。
西医来了
宫中御医里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员——传教士大夫，开这个先河的人康熙，当年康熙罹患疟疾，时冷时热，御医用药效果不佳，此时，两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进宫求见。二人诊断了一下病症，不过是蚊虫叮咬所致，只要服用了他们带来的“金鸡纳霜”便会痊愈。
康熙有些半信半疑，是否吃他们的药。此时有四个大臣自告奋勇来尝药，同时找到一些患有疟疾病的人同时服用，结果病真的好了，大臣也身体无碍。康熙随即服下了金鸡纳霜，病愈后便赏了两位传教士一间大房子居住，并允其在京传教。
这场病后，康熙对西医产生了兴趣，几次派大臣们组成考察团，在中国境内寻找类似欧洲产的植物，希望配出功能近似的药物。居然还在宫中建起了一间化学实验室，命两位传教士白晋、张诚负责研究工作。
但若说康熙已对西药完全信任，也并非如此，一次张诚进献了一种镇咳剂，里面包含多种药物成分，康熙遂命人查寻制剂中是否含有鸦片成分，最后并未得到证实，想来康熙也未服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太医院最后一任院使张仲元，上奏了一个计划，希望举办太医院医学堂，不仅开中医学堂，也要开设西医学堂，光绪帝批准，但最终因为经费不足只设立了中医学堂。
俗话说，医者父母心，然而，走近紫禁城的御医们却心情复杂，一颗良善之心不够，一颗热忱之心也不够，一颗聪慧之心还不够，或许他们需要的是一颗七窍之心吧。
而今，御药房再看不到这些匆匆忙忙又惴惴不安的身影，房里镶金嵌玉的药具、精巧可观的药柜、披着黄绫子的药袋也都不见踪影。物去人空。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09月 撰稿/徐欣 整稿：江离

乾清宫东庑下的小屋，常年飘散着一股药香，端坐着妙手的神医，这就是皇家御药房。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些中国顶级的宫廷御医，用他们的悬壶绝技、身家性命，书写着紫禁城的特殊故事。
做皇帝，其实是冰火两重天。有人做过一项统计，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不足四十岁。落坐于紫禁城的大明皇帝，有一半都短寿得不像话，甚至连病亡记录，也宛如一本糊涂账，在历史中越涂越黑。
如此说来，皇室配御医，不仅是一种特权，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需要。
历朝历代成就最高的皇家医院当属清朝，清朝皇帝不但平均寿命高于往朝，且贡献了一位高寿皇帝——乾隆（88岁），这不能不说有御医们的一份贡献。
逃不过的天花劫
乾清宫庭院两侧，有东西庑房，每一间都是重要的功能单位，很多机构设在这里。东庑靠南的三间是御药房，为宫中值班御医的总部。
古代没有“卫生部”只有太医院，这种机构早在周代就有，明代太医院更被定为五品衙门，全国医务政令都从这里发出，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就是保卫皇室健康。
太医院机构庞大，事务繁杂，不能设于宫内，御药房也就成了太医院入驻紫禁城的“派出机构”。御医开出药方，抓药的工作必须在宫内完成，因此宫内用于存药、制药的药房还有不少，共同在紫禁城内布开看不见的医疗网。
皇帝的紧张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尤其是清朝的皇帝。
被中医称为“痘疮”的天花是整个清朝的梦魇。
清军挥师入关之前，军威浩荡的阵前，向来勇武的肃亲王豪格却显出畏缩，他不安是因为当时关内正是天花爆发高峰期，那里气候温暖，相较于天寒地冻的白山黑水一带，更容易痘疫横行，已经有许多八旗官兵染病而亡。也许是印证他的担忧，不久后，曾造成扬州十日屠杀的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时年36岁。满清皇族的噩梦也从此揭开。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皇帝身边的近官——中书舍人张宸（陈）撰文记述了世祖病故、举哀、出殡的经过，印证了顺治帝死于天花。事情在几代人后重演，同治皇帝的帝师翁同龢也深为悲痛地记述了同治帝罹患天花，并死于该症的事实。
两位皇帝病亡，他们是不幸的。不过，也有一位皇帝，虽然也经历了天花病症的生死磨难，却也从中得到了些许好处，此人便是康熙。
康熙帝玄烨乃顺治帝的八子之一，顺治帝的八个皇子中先后有四位患天花而亡，六个格格竟只剩一个；玄烨两岁那年，也染上了天花，宫中御医一时束手无策时，请到一位江南儿科名医，开了“云南产的野生茯苓”，结果药到病除。数载后，顺治帝为传位而烦恼，传教士汤若望说“天花一出便可终身免疫。”就此让顺治下定决心，传位给玄烨。
康熙帝早早便意识到天花对大清国运的威胁，一段时间，他与太医们走得很近，几番商议，决定先从太医院的分科问题下手。
明太医院共分有十三科：大方脉相当于现在的内科，小方脉是儿科，还有眼科等。清初减少为十一科，一些科被撤销了，一些科合并了，但增加了伤寒科、痘疹科。
设立了痘疹科后，康熙又广征天下名医，研究天花的防治。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召曾侍奉皇太子调理治痘的博为格入宫，专门负责为皇子们“接种疫苗”，由仕途走入医途，有了别样的作为。这种预防种痘法，其实是中国古代防疫的传统方法，只是时传时断，到了康熙时，由于皇室的不幸，才得以弘扬。
当时，为皇子们种痘是件大事，选好吉日，然后设置全封闭的种痘房，由多名御医轮值看护。那时的人们或许无法确认，人力与天力哪一个力量更强大。
无论如何，此后一百来年，宫中已经很少传出关于天花的消息。
五品衙门一品官
要做一名御医，少不了十年寒窗。
清朝太医院的官阶分为八级，自下而上成金字塔排列，从一名小小医生升级到可以入宫的御医，过程相当漫长。
为了杜绝没有能力者混入，太医院教习所的门槛很高。医生除了要苦读历朝的经典医书，还要修习“医德”。他们的医德和现代观念几乎无差。
对御医来说，入宫之路就是一条漫长的考试之路。
虽受寒窗之苦，但对大数人而言，当医官也是万千荣光，且很是实惠。
明代嘉靖年间，太医院院使救回了险些被宫女勒死的嘉靖，于是特封许绅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官居一品，此乃史上御医获得的最高官位。
名医陈秉钧五次进京入宫为光绪帝和孝钦皇后诊治，疗效甚佳，被御赐三品刑部荣禄大夫，破格任命为御医，掌管御药房，并赐匾额“恩荣五诏”。
所谓利益与风险并存，御医的风光背后也潜藏着巨大危机。史上官阶最高、最受皇帝礼遇的御医——许绅，在为嘉靖皇帝诊病之后，落下了可怕的病根。他时常胆战心惊，久而久之，经常神志恍惚，最终一病不起
没过几天，许绅便死了，正所谓“伴君如伴虎”。
御医的另一大风险，就是被身不由己地卷入后宫黑幕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光绪的“医案”。
在清宫保留下的医案中，数光绪的病案记录最多：他在位33年，留下病案记录竟多达千余。
从病案上来看，光绪主要症状是肝脏郁热、肝旺脾弱、心肾两亏。这样看来，光绪的病情似乎不是非常严重，但诊治来诊治去，总不见好转。
光绪病程已久，病情越来越复杂，没过两天，光绪忽然昏厥。御医们诊治后，对内务大臣实言相告：今晚必不能过。
果然，药还没进上，光绪已经驾崩了。
光绪死后的第三天，御医们的灾难开始了，朝廷下了两道诏书，为光绪看病的主要御医和太医院的院史等人，或被降级或革职待罪。如今看来，这场貌似因耽误病情而获罪的惩罚分外荒谬，在现在技术的检测下，光绪帝是砒霜毒发而死。结合当天的医案，便知这个结果背后实在包含了太多被掩盖的历史。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09月 撰稿/徐欣 稿件整理：江离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1)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2)；大道无情，运行日月(3)；大道无名，长养万物⑷；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⑸。

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⑹。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⑻。

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⑼。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⑽。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⑾。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⑿。能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⒀；外观其形，形无其形⒁；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惟见於空⒃；观空亦空，空无所空⒄；所空既无，无无亦无⒅；无无既无，湛然常寂⒆；寂无所寂，欲岂能生⒇？欲既不生，即是真静（21）。真常应物（22），真常得性（23）；常应常静，常清静矣（24）。如此清静，渐入真道（25）；既入真道，名为得道（26），虽名得道，实无所得（27）；为化众生，名为得道（28）；能悟之者，可传圣道（29）。

老君曰：上士无争，下士好争（30）；上德不德，下德执德（31）。执著之者，不名道德（32）。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33）。既有妄心，即惊其神（34）；既惊其神，即著万物（35）；既著万物，即生贪求（36）；即生贪求，即是烦恼（37）。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浊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38）。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39）。

仙人葛翁曰：吾得真道，曾诵此经万遍（40）。此经是天人所习，不传下士（41）。吾昔受之于东华帝君（42），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43），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44）。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45）。上士悟之，升为天官（46）；中士修之，南宫列仙（47）；下士得之，在世长年（48）。游行三界，升入金门（49）。

左玄真人曰（50）：学道之士，持诵此经（51），即得十天善神，拥护其神（52）。然后玉符保神，金液炼形。形神俱妙，与道合真（53）。

正一真人曰（54）：人家有此经，悟解之者，灾障不干，众圣护门（55）。神升上界，朝拜高尊（56）。功满德就，相感帝君。诵持不退，身腾紫云（57）。

[注释]

（1）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或《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真经》，又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说常清静经》，简称《清静经》、《常清静经》。作者不详。此经主要阐述“如何清静，渐入真道”。“太上老君”，道教徒对“老子”的尊称。“太”为大之意，“上”为尊之意；高真莫先众圣共尊，“太上”系道门最高之辞，用以称呼其神仙体系中品位极高之神。老即寿，君是尊号，道清德极，所以称为君。说明老君为众圣之祖，真神之宗。一切万物，莫不皆因老君所制，故为宗祖也。常为恒也。清为元，静为炁，经为法。一则为圣人之径路，二则为神仙的梯凳。凡学道的人，都因经戒而成真圣。圣人没有不借经而成为圣人，不凭借元炁而成道的。《清静经》在道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历来为此作注者众多。《玄门日诵早晚功课经》把《清静经》放在众经之首，每日持诵，可知该经是道教徒修持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上乘经典。每每朗诵此经“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而然就能“清静”、“渐入真道”。

作为享誉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徽菜扬名立万与徽商的奔波有关；与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情有关……糅合徽州文化、徽商、菜式制作的徽菜，凝聚着深沉古朴的乡情，也张扬着徽人的个性，流传于大江南北。

徽商少不了的“行军粮”

出身徽州的胡适曾这样谈起对家乡的印象：“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再到上海求售。”徽商的商路可不好走，一来山地多阻隔，二来水路耗时间。山重水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路上的口粮。入选的是“粿”。

“粿”是一种由米粉、面粉、薯粉等蒸制成的糕点，口味软糯，鲜香诱人，是极可口的小食。徽州歙县名吃——“石头粿”，名字上多了两个字，文章也出在这两个字上。制作流程首先是取和好的油酪面，擀开填馅，再放置在平底锅煎烙，如同做千层饼一般。接着，奥秘来了，大厨们祭出传家的宝贝——壹块油光滑润的黑石头。将这石头放在“饼”上反复按压，这时馅料里的油脂似乎被逼了出来，香味四溢。“粿”在烙制过程并不翻面，只不停用石头压出油汁、“嗞、嗞”作响，如此等上七八分钟，直至整个粿熟透。经过石头的轮番压制，“石头粿”减了肥，里面的油脂却并不少，油重味厚、养人耐存，便携又顶饱，成为了徽商必不可少的行军粮。

“轻度腐败”

曾有美食家调侃：徽菜的特点就是“轻度腐败、严重好色”。徽菜中最具名声的菜品——“臭鳜鱼”，便是“腐败”的代表。

“臭鳜鱼”在徽州本地被称为“腌鲜鳜鱼”。“腌鲜”二字，是徽州方言，意为“将新鲜的食材腌上”，既然腌上了，那可不就脱不开一个“臭”字了么。

臭鳜鱼成名于屯溪。屯溪是徽州的水路枢纽，徽商们在此将徽州山货外运后，不想让回徽州的船放空，于是瞄准了山区紧俏的水产品，其中就有美食——鳜鱼。

可是，入冬前将长江盛产的鳜鱼，运往屯溪，行程要七八天。所以活鱼的保鲜便成了重点，人们使出了腌鲜手法。先把鱼装进木桶里，再泼洒盐水在鱼身上，一层复一层，运送途中不时翻动，到了目的地，那鱼的腮还是红彤彤的，完整如生。腌鱼有淡淡“臭”味——其实那是乳酸菌发酵所生出的气味。

传统制作的臭鳜鱼，鱼肉鲜美突出、肉质近似上等黄鱼，汁水十足。最好选择一斤二两的鳜鱼，太大太小都不好，大厨先煎后烧，重手下酱油、辅以笋片、火腿、葱、姜、蒜与红干辣椒，末了加芫荽提香增色，上桌就是一盘风景，咸辣鲜甜，杀酒屠饭，快意至极。

一贯“好色”

徽菜名吃“八公山豆腐”是“好色”的典型。吃豆腐吃到徽州，该算是吃到家了，相传豆腐乃是淮南王刘安的创造，“八公山豆腐”的典故即和他相关。

八公山相传是刘安与李尚、苏非等八人谈仙炼丹、论道著书的所在，风清水丽，以泉闻名。旧时人们用此处山泉制作豆腐，成品白嫩细膩、晶莹剔透、托之不散、闻之不腥。烧八公山豆腐这道菜，难在要掌握火候。制作流程大概如下：先把豆腐切成方片，入冷水锅中烧开，再以细箩盛之，沥干水备用。另起锅，烧花生油，待到五成热，把豆腐沾一层湿淀粉，下锅炸一遭，色泽金黄时捞起，倒进密筛中把油控净。再另起一锅，下猪油，烧热后加青翠葱段爆香，再加洁白笋片、黝黑木耳、火红虾子与炸好的豆腐，添一勺清汤同烧，沸后勾芡即成。不仅仅是味美，醉眼观望，油光旖丽下，那一盘颜色简直就是一幅油画。

徽菜离不开徽州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客观条件。地道的徽菜擅于寻觅精华、混合精华。

说到混合精华，离不开“李鸿章杂烩”这桩公案。身为徽人的李鸿章，出行时总要随行一位徽厨。相传，李鸿章出访美国，以徽菜宴客，由于太过美味，菜品一上桌，便风卷残云，眼见准备的不够了，厨师急中生智，将食材下脚料集中起来，炖成一道烩菜。鲜而不腥，醇香不腻，微咸可口。已经九分饱的食客，竟完全被这道菜折服了，执意追问菜名。李鸿章顺口答道：杂碎、杂碎。杂碎在安徽方言里即杂烩，“李鸿章杂烩”由此而声名大噪，据说欧美的中国餐馆无不经营此菜。

徽菜看似粗朴厚重的菜品下，蕴含着至柔至精细的道理。她“轻度腐败，严重好色”的特点，不仅仅是对山重水复的自然环境的被动应对，更是徽州风情文化的结晶。


文章出自2015年05月 撰文/韩韬 稿件整理：木漏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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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窗有鬼》

词：藤萍《吉祥纹莲花楼》

吉祥纹如意楼

曲：《霹雳》“驭神”

翻唱&念：迦陵千叶

后期：语然惊宇(厂公)

半月云朦 黯夜古巷 浮流鬼影失碧窗

灵魅扑朔 凄嘶断肠 长发飘然下房梁

一缕芳魂 顷杳随风 枉死城中空游荡

天弗日曜 魂弗影随 命格落卦往生钟响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莲络云纹屏山小镇

梦回子夜四下无人

璧影飘忽凄歌穿魂


碧窗有鬼 究夙世为因

碧窗有鬼 此生得之为果

碧窗有鬼 亦此生为因

碧窗有鬼 何世得之为果


韶华流水 娇艳 若桃 若桃

“请问葫芦瓢放在哪儿，园中的花还没浇。”

玉城之内 迷雾 暗绕 暗绕

“我只知道她死了太久，已经无法活过来了”


半月云朦 黯夜古巷 浮流鬼影失碧窗

灵魅扑朔 凄嘶断肠 长发飘然下房梁

一缕芳魂 顷杳随风 枉死城中空游荡

天弗日曜 魂弗影随 命格落卦往生钟响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莲络云纹屏山小镇

梦回子夜四下无人

璧影飘忽凄歌穿魂


碧窗有鬼 究夙世为因

碧窗有鬼 此生得之为果

碧窗有鬼 亦此生为因

碧窗有鬼 何世得之为果


深夜鬼谈 扪心 沉沦 沉沦

“门......锁了，但是没关啊。”

无谓伤神 失足 遗恨 遗恨

“你甚至愿意为这件事死，你...爱他。”

水落石出 血洗 罪孽 罪孽

“我......闲人。”

山衔好月 清风 拂衣 拂衣

“很可爱的，也很好养，一个钱的大饼可以让它吃十天，很便宜。”

老阿爹的捐赠往事

贾震的外曾祖父是国内古陶瓷界泰斗，即被誉为中国陶瓷田野考古先驱的陈万里先生。陈万里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声名显赫，在故宫博物院为捐赠者而设立的“景仁榜”上，也位列其中。自1953年始，先后出现了5次。那么，这5次捐赠的背后，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往事呢？
老阿爹的捐赠
陈万里1892年出生于江苏省吴县（现苏州市吴中区），1949年前他从事的都是与医学相关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了解陈万里在文物方面的渊博，想请他去故宫工作。但卫生部此时却并不想放人，这让陈万里左右为难。最终周恩来总理拍板道：“故宫少不了陈万里。”正是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使得陈万里开始了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
从1954年到1959年，陈万里累计捐赠了150余件文物。其中陶瓷器136件(套)，以六朝至唐宋时期的浙江越窑和宋元时期的龙泉窑青瓷为主。陶瓷器中被定为一级品的有8件，二级甲49件，二级79件。
谈起陈万里，贾震并没有用那个生硬而书面化的用语“外曾祖父”，而是用了“老阿爹”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贾震提到一件唐越窑青釉花瓣碗，这件已被故宫定为一级品的越窑青釉花瓣碗，还被划入了另一种珍贵瓷器的范畴——秘色瓷。几百年来，秘色瓷都只是一个传说。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唐代咸通十五年（874年）地宫出土了几件越窑秘色瓷，才向世人展示了秘色瓷的模样。而陈万里在20世纪50年代捐赠的即是秘色瓷花瓣碗，足见其珍稀。
遗憾的是，陈万里从未就当年向故宫博物院捐赠文物一事留下只言片语，贾震只能从搜集到的资料里来揣测当年老阿爹捐赠的心情。他觉得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氛围和陈万里身边同事好友的影响不无关系。
贾震曾阅读过老阿爹1928年5月的一篇日记，其中这样写道：……顾出土器物虽丰富，国人茫然视之，竟不以为宝也。因此发愤，愿以视察余暇，从事勘查，勘查之后，试记大概，以唤起国人之注意，自问固谫陋，亦不暇计矣。
正是这种情怀促使他在当时交通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跋山涉水，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八上龙泉，七下绍兴”，最终发现了龙泉青瓷和越窑遗址，成为陶器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
贾震讲了这么一件事情：1925 年，陈万里奉命陪同美国学者华尔纳去敦煌考察，发现华尔纳心怀叵测，携带大量胶布，意欲盗窃敦煌精美的壁画。陈万里主动与地方政府商讨对策，发动当地老百姓起来反对，从而阻止了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他对国家文物保护的忧患意识，令人肃然起敬。
为学术而捐赠
“无论大小，即便是碎片，只要有纪年、有研究价值，或者对他教学生有帮助的，他都会加以收纳。应该说，他收藏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对学术研究有助益。”贾震这样总结。陈万里这一收藏理念也影响了故宫后来的收藏。
因为经济能力受限和收藏理念的与众不同，陈万里的私人收藏规模不大，除了他捐赠的这150余件文物外，余下的文物数量不多。“文革”时期，陈万里是第一批被抄家的对象，其夫人被批斗致死，他本人也遭受迫害。1969年，陈万里未能熬过“文革”，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陈万里虽得以平反昭雪，但被退还的仅有书籍和手稿等，他留下的文物全部没了踪影。
贾震提到一个事例，过去人们对龙泉青瓷盘为何时常出现一种特别的鲤鱼纹感到很疑惑，后来经过陈万里多次实地造访考察，才发现，这一纹饰其实就是龙泉本地产的一种鱼。“没有躬身力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学术发现。”
1928年起，陈万里就开始了对龙泉越窑青瓷的追寻，并在龙泉大窑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此后，陈万里多次来浙江寻找秘色瓷，当大多数对考古感兴趣的国人还停留在纸上谈兵时，30岁的陈万里就已经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如今，当年陈万里的捐赠，以及陈万里等老专家从偏远的窑址背回来的原始标本，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将有可能解决中国陶瓷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1年第四期 撰文/张娟 整稿：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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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越过新闻，走近事件的当事人，我们能发现更多。
曾经有一条报上的新闻是这样的：“河南农民何刚家住河南商水县固墙乡固墙村。1985年，他在自己的院里盖房时挖出一个大缸，内装‘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等19件造型华美的元代银器。何刚立即与本村村长一起连夜赶到北京，要求将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经专家鉴定为十分罕见的元代窖藏银器，这填补了故宫银器收藏史上的一项空白。为了更加完整地收藏这批银器，在故宫文物管理处梁处长的建议下，何刚又一次不辞辛劳地赶回河南，将其盛装银器的缸送到了故宫，其行动令梁处长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感动不已。”
这则新闻涉及两个主要当事人，何刚与梁金生。
何刚，今年48岁，和当前众多中国农民一样，现也在外打工。
梁金生，自1984年开始，就在故宫文物管理处工作，近三十年中，一直在同文物捐赠活动和捐赠者直接打交道，被媒体称为“大内总管”。
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因为捐赠文物事件而相遇。也应该随着捐赠事件的结束而结束，曾经的捐赠只停留在回忆里。然而，他们的关系却远没有结束。
其实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挖到这样一批珍贵的文物，本身就是一件足以给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事情。
首先从自家屋子地下挖出的文物，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总则第五条明确规定在自家屋子下面挖出文物，和在野外任何一处挖到的是一样的，文物均归属国家。但就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看，这一规定并不好理解。
没想到，何刚却很清楚。何刚说，他知道文物属于国家，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把这批文物据为己有，更没有想过要卖。当时，何刚挖出宝物的消息传遍了十里八村，文物贩子纷至沓来，找到何刚，要求购买这批文物。何刚回忆道：“有人说，你要多少你说话，给你一袋子钱总够了吧？就是那种蛇皮袋，那能装很多很多钱。”何刚说：“那不能卖，卖了以后就被弄到外国去了。这可是中国的东西。”
说来奇怪，何刚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普通农民，为何却会有如此清晰的文物保护意识呢？原来，何刚有一个叫老于的老乡，老于的战友老崔，当年在故宫保卫部门工作，正是这个老崔，在得知何刚挖到文物的时候，第一时间转达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才使得何刚有了如此坚定明确的认识。也正是通过老崔，何刚等人才联系上了梁金生，并携带文物来到北京故宫，找到梁金生，办妥了捐赠事宜。
梁金生说，虽然是无偿捐献，但当时故宫给了何刚一笔钱作为奖励。
群众挖到文物后上缴国家，到底应不应该给奖励，该给多少合适，一直令相关管理部门头疼。对此，有关专家表示：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不管农民还是谁发现都有义务上缴国家。国家鼓励无偿捐赠，对捐赠者颁发证书或物质奖励，但没有明确奖励标准，大多以颁发证书这样的精神奖励为主，这对上报和捐赠行为是种肯定。具体给多少，需就个案来判断。上缴文物的每个人的觉悟不同，动机不同，所以要视情况而定。另外，还要看交宝人是否是主动上缴，如果是被做了工作后才不得不上缴的，恐怕要比主动上缴得到的奖励少一些。
何刚是主动上缴的，而且他说，当时没有多想，根本没想过要钱，只是觉得“能把我们来回的路费报销就行了”。而故宫，也没有亏待何刚。梁金生说，本来准备奖励1万元的，但那时候社会上正热捧“万元户”，故宫为了不要太张扬，没有给何刚1万元，而是给了8000元。
经历过1985年的人们，应该不会怀疑何刚的动机和故宫的诚意，那个年代，虽然有了“万元户”，但金钱并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那是一个精神和荣誉至上的年代。
然而时代在变，如果是今天，何刚还会捐赠吗？对此，何刚的态度倒很坚决，他说，即便是现在，也一定会捐出来，原因很简单，还是那句话，“文物属于国家”。
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农民纯朴的信念。梁金生后来把何刚当作朋友，如果两人之间关于文物的故事就此结束，那真会像文章开头新闻要表达的意思一样，这将成为故宫文物捐赠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给人留下一个完美的回忆。
可惜的是，事情却并没有结束。
何刚带着挖出的文物来到故宫，达成了捐赠的心愿，又带着意料之外的一笔钱回到家乡，他心中的欣喜不难想象。但钱是不经花的。何刚说，2003年，他第二个老婆患尿毒症，看病花了很多钱，还借了外债。万般无奈之下，何刚想到了故宫，于是，他又来到了北京。依旧是梁金生接待了他，经过研究决定，故宫给了何刚5万元。
此时，距离1985年，已经过了18年，可以想象的是，当初的几千块钱，比这次的5万块，似乎更经花。因为仅仅3年之后，何刚又一次找到了故宫。
2006年，因为老父亲要做腿部的手术，急需用钱，所以何刚再次找到故宫，故宫又一次给了他5万元。
现在，何刚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困难。
何刚说，他近况不太好，又欠下2万多块钱的债，不知道如何还。除了身体不好，家里的事情更让他烦心。老婆久病在身， 21岁的儿子也有三叉神经痛。最紧迫的还不是这些，儿子很快要生二胎，需要给村里上缴计划生育费，大概1万多块钱，这笔钱到现在没有交上。村支书前些日子打电话到家里，让赶紧交，否则到下半年又该涨了。
何刚这辈子和故宫算是结下不解之缘。面对生活的艰难，何刚自然而然又想到了曾经接受他捐赠的故宫。不过，这也正是最令他纠结的一点，前后两次，故宫已经给了他10万多块钱，再向故宫要，真张不开口啊。可是怎么办呢？何刚琢磨着是不是能有变通的方法，他说：“我想让故宫给我出一个手续，让政府免了这1万多块钱的计划生育费。不知道行不行？”
最近接到过何刚电话的梁金生也感觉到了何刚的纠结。何刚要再来找故宫怎么办？梁金生说，在何刚确实在生活上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故宫是很有人情味地伸出过援助之手的，对其他捐赠者或者其后人也一样，但“不能没完没了吧”。
我国法律对捐赠有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于法而言，文物捐赠一旦完成，故宫并没有义务满足捐赠者或其后人的不合理的事后要求。但是，捐赠文物，在中国不仅是法的问题，也是情的问题。面对文物捐赠的“事后人情账”，梁金生有些无奈，他说：“特别是有些捐赠涉及时间跨度太长，查证当年的具体捐赠情况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就算查证后，故宫也没有专项资金解决其索要的金钱。这让我们陷入了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1年第04期 作者： 宋军　　　稿件整理：遗世沉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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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者为何如此之多？
几乎所有的纽约导游手册上都写着：“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你最好先有个计划。”因为其馆藏有300多万件艺术珍品，如同一个浩瀚的艺术瑰宝的海洋。
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文物90%来自于社会捐赠，不仅大都会如此，世界上比较大的博物馆，都离不开个人的捐赠。而在国内，比如故宫博物院180万件藏品中，85%以上为清宫旧藏文物和遗存，民间捐赠的总数不到10%……
民间捐赠，基本来自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铭刻着文物捐赠者名字的故宫景仁榜，在2005年出现了一个企业的名称——“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他们捐赠了一批瓷器给故宫。这是景仁榜上唯一的企业，而且是一家国外企业。
捐赠文物给企业带来的荣誉固然重要，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也许更加实际。在美国，企业若向公益机构捐赠，会得到30%左右的免税，可谓名利兼收，而且据说这一政策并不限制该公益机构的国别。但查阅中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奖励政策的条款较粗，缺乏明确规定，也没有完整的奖励制度，各收藏机构往往“视情况而定”。同时，对文物捐赠者的税收减免政策或缺失，或力度不够，使企业等社会力量捐赠文物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给捐赠者“最高礼遇”
企业如此，对个人而言又如何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许多文物收藏家慷慨捐赠，将文物托付给博物馆，被视为文物的最好归宿。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文物拍卖市场的开放，文物进入以市场体现价值的时代。于是，把藏品卖出去换成现钞或许更为实际。
无论是否愿意接受，这就是现实的情形——博物馆捐赠之路还能走下去吗？2004年，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将一件价值4150万港元的清代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捐赠仪式，受邀参加捐赠仪式的海内外嘉宾达到上百人。用有关人士的话说，叫“给捐赠者最高礼遇”。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已认识到这一问题所在，开始加入对捐赠者的“回报”行列。
文物究竟属于家，还是属于国？
上世纪50年代，一位先生向故宫捐赠了2000多件文物，然而几十年后，他的后人又将文物追讨回去。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东西是我家的。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家族血缘的传承，使族人、家人被牢牢拴在一起，父财子承，天经地义。这种行为，当然就无法用道德来要求。
文物究竟属于谁？是私产还是公产？
在现阶段的中国，这很难判定。文物捐赠之后，所有权归属国家。博物馆代表国家，代表了一种公共精神。家、国已然是两难的选择了，但在西方国家，却还有另一种声音：文物属于全人类。
这让人联想到中国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
2007年，澳门赌王何鸿燊[shēn]将圆明园十二生肖马首铜像捐赠国家，国家文物局高度赞扬了他的爱国义举。然而，同一事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文物走私是中国文物大量外流的重要途径，中美两国政府为达成“限制中国文物非法进口美国”的相关协议，进行了多次谈判。然而，美国的一些大收藏家、博物馆馆长却联名反对。在2011年人大、政协两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曾委派亚洲部主任找到我，问为什么要签订这样的协议。他说，这些中国文物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它们很早就到美国了，并且在美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在美国的博物馆里，来自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中华文明，这有什么不好？我说，我带你去中国西部，带你去看壁画被残忍地切割下来，墓葬被炸开，你还能说这是保护文物吗？”
从终极意义上看，文物应该属于全人类。但从现实看，这个命题却有无数跨不过去的障碍。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文物属于谁，显然是个难题，我们是否可参照一些例行的办法，把它留给我们的子孙去回答，都说：子孙比我们聪明。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1年4月 撰文/关山 整稿/C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