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1）疫情后我们会迎来一个强劲的经济整体复苏吗？

2）整体而言“复常时间”究竟会多长？

3）政策支持会在复苏中起到最大作用吗？

4）海外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复苏吗？我们的出口情况也会快速恢复吗？

·对话文稿·

01

疫情后我们会迎来一个强劲的

经济整体复苏吗？

肖蕾：首先想和刘院长聊聊当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疫情后的整体复苏。

防疫措施开放以后，大家都对今年经济复苏的前景充满期待。复苏几乎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看GDP——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的数据，去年（2022年）GDP比上年增长3.0%，为从我国有GDP统计以来第二低，仅高于2020年疫情早期的2.3%，比年初的市场预测低很多。

主要原因当然是持续的疫情和防疫措施——但这个造成去年GDP增长率大跌的根本因素已经消失了，去年底疫情和防疫措施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所以这么大一个“雷”被排除了，我们直觉上都会觉得大跌以后一定会出现大反弹。但您觉得复苏的姿势会是怎样的呢？会是比较强劲的复苏？还是不温不火？

刘晓春：从长期维度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恢复的“状态”或者“形态”比较难描述。

在疫情控制方式转换之前，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时候能转换；但转换之后，是不是马上就有大变化？去年的增长现在看上去之所以这么低，和转折的时点也有关系；转折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去年的最后一个月，某种程度上，大家被感染的冲击波“冲懵了” ，这也造成了经济的停顿。所以，虽然复苏可能会强劲，但是在复苏的前阶段，大家还在适应疫情。

另外，由于我们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美贸易战等客观情况的存在，我们一直在出清僵尸企业，因此至少从市场角度来讲，实际上留出了很大块空间，所以我觉得会有爆发式的增长。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的观点，但是从微观角度，并不是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都可能迎来爆发性增长。这三年疫情中做得热火朝天的行业和企业，有可能马上要出现风险了。从银行的角度，要考虑的就是要防止在增长的大前提下可能出现风险的企业，这些都会反映在初期的反弹过程中。大家喜欢讲“V”型、“U”型、“L”型复苏，我觉得更可能是“波动式往上走”。

肖蕾：所以其实就跟身体恢复一样，刚刚“阳康”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生理紊乱，比如失眠。经济也是这样，刚刚恢复时会有一些惯性，甚至一些“急刹车的行业”，肯定会出现反应非常大的调整。

刘晓春：也有原来是“急刹车”的，现在看到了希望突然“加油门”，也有可能加得太猛了。 

恢复也会有不同层次和先后次序。比如街边小店、餐饮等影响到民生的毛细血管，可能是第一波爆发；在产业链当中，能够及时回归的行业企业，也可能很快恢复。但是，一些离开产业链的时间太长、产业链已经重新链接的企业，想要再回到产业链中会很困难，甚至回不去。

还有一些新兴行业。新兴产业中有些是在这几年的疫情当中，持续往前推进的，一旦疫情过去，也会快速起来。但是也有一部分产业，需要慢慢复苏，比如企业家、资本等，会再观察一下。但总体上应该是乐观的。回到半个月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复苏很困难，哪怕疫情控制方式改了；但这两天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也就是看好后面的强劲复苏。但是具体实业中的恢复状况，还是要看具体行业。

02

整体而言，“复常时间”究竟会多长？

肖蕾：市场的反应一般会和实体经济有时差。市场几乎完全根据人的情绪走，会突然乐观或悲观，所以一般会提前反应。但如您所说，实体经济其实还要有一段时间的调整。

您觉得这个调整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恢复一定会有惯性，但是这个惯性持续的时间好像也不能太长，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太长，可能今年就很难再起来了。

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国际经验：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去年3、4月以后基本放开。放开后，恐惧心理延长了一部分时间，但较快就减弱，不久后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您觉得我们跟其他国家比，会拖得更长一点吗？

刘晓春：我觉得不会拖得更长。我们在放开的时候，和其他国家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几乎是“一页翻过”，转向的时候是比较突然的，大家也感受到了第一波传播的冲击波，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停顿。但是冲击波过去以后，大家对传播的恐惧慢慢也会过去。同时，如果后面防控的方式是确定的，对投资者、经营者来讲，确定性也有了，后面只要找到自己要投资业务的信心，就会很快地投下去。

所以后面确定性有了以后，我觉得是会很快好起来的。最近这一段时间，餐厅已经很难订上了，打掼蛋的也已经很热闹了。  

肖蕾：想请您再具体分析一下，具体有哪些行业是“恢复不过来了”，哪些是“急刹车之后可以再踩油门”的？

刘晓春：至少从感觉上来讲，和老百姓生活、工作、出行、学习相关的“毛细血管”行业，我觉得是很快会恢复的。另外。前段时间已经有好多地方的企业、政府到东南亚、日本等地招商引资。这些“重新回到产业链”的行业，也会很快好起来。但是一些牵涉到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的，企业家需要观察探索，会有个过程。

而“下行”的领域，首先是一些在疫情期间特别好的“产业”，比如核酸、血氧仪，可能已经触及行业发展的天花板。但是医疗行业总体应该还是有大发展的。2021年下半年国外已经反映出需求的变化。当大家不再居家办公的时候，电子产品的需求就开始下降了。新技术、电子产品总体还是增长的，但是某些类别可能会急速地收缩。

还有新基建领域，涉及到刺激政策，如果刺激得不好，也会产生很多风险。这要看地方政府怎么处理，以及处理当中会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

所以简单地说，哪个行业一定好，哪个行业一定不好，会受疫情前后需求变化的影响，即使在行业的内部也会产生逆转。

肖蕾：香港也是一样，曾经中环最贵的、被奢侈品占据的黄金地段，疫情这三年居然被一个口罩店租了三年。但是最近发现它已经消失了，奢侈品店又开始回归。

刘晓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只要能在疫情中熬过去的企业，接下来肯定是一马平川。实际上可能疫情当中熬过来了，后面反而熬不下去了。

肖蕾：很可能是伪需求。

03

政策支持会在复苏中起到最大作用吗？

肖蕾：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23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增长”——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作为抓手。很多分析师预期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房地产政策、平台政策、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等都将会加码宽松。财政政策方面，今年赤字估计会超过3%；货币政策方面预期降准3次或以上。

您觉得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会是最大的吗？

刘晓春：我觉得现在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许多学者、专家讲理论的时候，往往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市场主义者，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放活市场，让企业家创新。但是当他提建议的时候，就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许多企业家，特别是大型民营企业家，骨子里也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政府要支持，要扶持，无非就是优惠给我贷款，降低条件给我贷款。我觉得这都不是“市场”。

我觉得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不是在“市场之外”另外搞一块“政府组织的经济”。所谓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是让政府通过它的手段来调节市场，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归根结底，经济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们不能把刺激手段、刺激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当成是经济发展万能的、甚至于决定性的推动力。

疫情封控期间，对于一个小餐馆，再降准对其有用吗？它依然不能开门营业。所以我们更要关注的是什么政策能给市场松绑，而不是总以为要靠政策刺激市场才会起来。现在经济刚刚复苏，就像刚刚“阳康”一样，这个时候不应刺激它快速复苏，而应该是休养生息，让市场自己能够运作起来。

肖蕾：在这种“束缚突然解除”的情况下，一切应该是向着正常方向自然发展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过度刺激，会不会很快出现经济过热？

刘晓春：反方向的扭曲，最后一定还是造成经济的不健康。

04

海外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复苏吗？我们的出口情况也会快速恢复吗？

肖蕾：复苏可能除了“内部元气”，还要看看外部的“天气情况”。如果天气很好，我们恢复得也会很快。外部的“天气情况”是海外因素，毕竟我们整体经济中出口还是占很大一部分。

您觉得海外因素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复苏的进度？

刘晓春：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曙光的一面。

外部环境，例如如果美国今年真的进入衰退，需求下降，当然对我们的出口有影响。但因为三年的疫情，我们的市场实际上是“过度出清了”，包括需求也被过度压抑了，内部的情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对外的困难，是能够有所平衡的。和香港这样的开放式小经济体不一样，我们还是有时间差来对冲出口或者外需可能的下降。

当然，也要看今年下半年整个俄乌局势，包括西方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西方当下的需求下降不完全是经济、通胀、疫情、俄乌战争的原因，实际上目前西方经济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政治因素在经济面前能够持续多久，就看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我觉得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当中一定会有波动。而在这个波动当中也要看到，中国也好，欧洲也好，都会有自身的机会。

肖蕾：确实是，我们连分析自己的经济情况都不能一概而论，分析国际形势对我们的影响，肯定也要动态来看。比如美国现在的联储加息，虽然市场喊了一段时间的衰退，但最近的CPI 和就业数据都非常好，软着陆的声音越来越大，所以到底衰不衰退，还不一定。

最后一个问题，请您预测一下2023年我们的GDP增速大概会是多少？

刘晓春：我觉得今年5%以上应该是可以期待的，甚至会超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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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高金智库

编辑｜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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