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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他说:“有没有想过,倘有一个公司愿请你担当某个重任,如总经理什么的,年薪六百万之类,但必须全心投入,你会去吗?”我说:“这样的收入,天价一般高,我一辈子也不敢梦见,实在太可能打动我了,但我不会去。为什么?因为我是台湾人;这工作做了十年,不过六千万,六千万在台湾,买房子还买不到像样的;若是不买房子,根本用不了那么大的钱;六千万若拿来花用,享受还只是劣质的。故这六千万,深悉台湾实况的人,根本不用太看得上眼。更主要的,我会想,我的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这十年,是一生中最宝贵、最要好好抓住的十年,我怎么会轻易就让几千万给交换掉呢?”
时光飞逝,转眼又是十年。我今天想:我的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的这十年,因更衰老了,更是一生中最宝贵、最要好好抓住的十年,更不会做任何的换钱之举了。
钱,是整个台湾最令人苦乐系之悲欢系之的东西;我这么穷,照说最不敢像前述的那么大言不惭,也非我看得开看得透,这跟不洗澡一样,你只要穷惯了脏惯了,并一径将那份糊涂留着,便也皆过得日子了。我常说我银行存款常只有一千多元,这时我注意到了,接着两三天会愈来愈逼近零了,然总是不久钱又进来了。我总是自我解嘲,谓:“人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钱急着先弄进自己的户头里?为什么不能让他人先替你保管那些钱?”
倒像是某首蓝调的歌名所言:I love the life I live, I live the life I love.(我爱我过的生活,我过我爱的生活。)
人要任性,任性,任性。如今,已太少人任性了。不任性的人,怎么能维持健康的精神状态?他随时都在妥协、随时在抑制自己,其不快或隐忍究竟能支撑多久?
(本内容来源于“北京听道”,如有侵权或其他问题请联系北京听道工作人员)
一些人高高在上,一些人低低的在下面。我记得有一个财经作家叫吴小波,他说:“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我们并不愿意承认它。”对,我们现在已经是在逐渐变成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但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形象片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一个被撕裂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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