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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将深入探讨一个关键主题:也就是最近广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的前身,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乡镇企业。它的崛起、衰落、经历的1.0、2.0阶段,及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乡镇企业,以及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和经济现象。从乡镇集体企业到民营企业的演变,不仅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更深刻反映了时代背景下制度、价值观、道德风尚、精神文化以及世道人心的变化。 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00:02:22 乡镇企业“1.0”阶段
乡镇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0阶段”始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著名的"大包干"事件,乡镇企业开始在摸索中前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决策意义重大。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资金支持。华国锋访问伊朗时,除了加强双边关系外,还重点探讨了借款事宜。这些借来的美元主要用于引进宝钢和金山石化等重大项目。宝钢从日本进口设备,满足大连等地的钢铁需求;上海金山石化则致力于发展化纤和石油化工等产业。尽管后来"大跃进"式发展导致外汇储备紧张、经济突然过热,但回顾历史,这些项目对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农村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未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农村承包责任制也未提及,完全是由农村自发产生,当时存在争论。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大胆尝试,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和全国推广。这一改革否定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概念正式提出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仅农村联产承包提高了产量,城市的个体经济也得到了适度放开,有效解决了供应问题。虽然粮票等配给制度在90年代才正式取消,但随着小商业和个体运输业的发展,这些票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便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增加了轻工业品和日用品的供应,还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既保证了农民就业,又避免了城市人口压力骤增。以鲁冠球为代表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从简单的轻工业品生产起步,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这些企业规模虽小,但灵活多变,为国有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这一时期,集体与私营概念模糊,产权不清,也被视为“原始积累时代”。《摸爬滚打》第八期“温州的今天并非明天的样板”中提到过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的剧情:主人公周万顺创办鞋厂,盈利后却因“挪用公款”被捕,原因是鞋厂注册的是集体企业,盈利被视为“国家财产”。判刑一年后,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承认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国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周万顺才被放了出来。
乡镇企业“2.0”:“二次创业”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速度放缓,亏损面扩大,许多企业破产或改制;从原始积累到二次创业,再到第一代企业家的落寞。乡镇企业进入了“ 2.0” 阶段,标志着其向真正的民营企业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一阶段的到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促使乡镇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期间有三大节点:1、1995年我国买方市场开始形成;2、1996年我国农产品出现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3、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乡镇企业进入调整和“洗牌”阶段。
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改革方向。税制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取消了乡镇企业的税收和贷款优惠。高层要求"抓大放小"、"政企分开",对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开始摆脱束缚,80%的乡村集体企业进行了个体私营和混合制改革,40%以上的企业开始向产业集中区和小城镇集聚。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85000家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93.2%。到2002年,全国范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这与1995年之前明显不同。《繁花》中的范总还主要从事内销业务,但到此时期,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出口产品。以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为例,主要生产衬衫。步鑫生出差在深圳特区看到一些漂亮姑娘穿着时髦衬衫,就跟在后面仔细观察衬衫样式,记在脑子里。回去后,让裁缝按照记忆中的样式制作。这些产品国内销售得很好,但布料还是国产的,比如"的确良"和其他化纤产品,质量太差,其实不能出口。所以技术水平必须提高。1995年之后,第二代年轻的乡镇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胆子更大,不仅制造出口商品,还努力提高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包括最新型的纺织机。运动鞋等产品也是在这个时候引进的。一开始是走私,后来干脆引进设备,开始做贴牌加工。这批新企业家与老一辈不同,他们敢于向外学习新技术、引进设备,生产的产品既有内销的,也有直接外销的。此时的银行业能发展国际业务,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年轻企业家。在这个阶段,第一代企业家开始感到落寞。新一代企业家和新的生产方式、技术淘汰了老一辈。老一代企业家觉得很没面子,有的还想搏一把,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管理能力和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所以被淘汰了。在2.0阶段,大家对个体经营已经不再忌讳。不必再像《温州一家人》的鞋厂一样"挂羊头卖狗肉",挂靠集体企业。到了1995年后,社会基本认可了他们的模式。虽然还叫"乡镇企业",但我们已经开始称其为"老板"了。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管理也在加速变革。同时,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像《繁花》里提到的上海纺织厂女工下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浙江的陈金义在上海收购了几家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认为城市里的国企都可以私有化,于是开始推动农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改制后,乡镇企业以新型集体、混合制和个人独资形式再次创业。就业人数在这个时期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1996年的总数。这也是农民开始大量进城的主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过各种非议甚至歧视。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者利用政策漏洞侵吞集体资产,干部腐败,工人消极怠工或偷盗企业财产等。尽管政府对乡镇企业有一些政策限制,但由于其是"草根经济",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合乎规律,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逐渐获得认可。整个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变化,还涉及价值观、道德和人性的变迁。
到了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乡镇企业逐渐转型为私营企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营企业。这个过程既艰难又充满机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
-“乡镇拓荒者”:原乡镇企业家和从农民企业家转型的企业家。
-“个体户传奇”: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个体经商的人,包括路边摆摊的小贩。这类人后来逐步发展,有的开始经营酒店,从小饭店到大酒店,最终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精英创业人”:高素质企业家,如马云、郭广昌等,或从体制内跳槽出来自主创业的人。
这种发展轨迹似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非简单的直线上升。每一代企业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回归本源。这种循环往复、不断创新的过程,正是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企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特殊的时段,这个时段充满矛盾和挑战,适者生存,曾经成功的企业家可能在这个时期遭遇落寞或被淘汰。
这种情况难以总结经验,是因为时代转换。当范式发生转移时,之前的问题可能无法用旧有的方法解决。这并非因为企业家不够努力,而是旧的范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银行业也在经历这种转型。
对于企业家而言,关注基本财务规律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企业家更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许多教训都是相似的。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这也是一个范式转移的问题,非简单地判断某个产业是好是坏。企业在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选择上需要吸取众多教训,即使是一个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以浙江萧山和绍兴为例,虽然两地相邻,语言系统相近,但产业结构却有所不同。萧山呈现出综合化或多元化的特点,而绍兴则一直以纺织业为主。这导致两地在经济发展上互相比较,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然而,纺织行业经常面临技术周期和产业本身周期的双重挑战。当技术周期结束时,原有技术可能已被淘汰,而新技术还未完全成熟,这就会造成发展困境。
绍兴坚持以纺织业为主的发展策略,认识到人们永远需要穿衣服,这个行业永远不会消亡,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比之下,萧山的多元化策略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一些挑战,原本以工业为主的业务经历了一段落寞期。这与邻近的余杭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阿里巴巴的进驻而GDP急速上升。
这反映出,产业转型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前的繁荣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
然而,过度追求转型也可能带来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为了转型而转型,显得过于急切。相比之下,东南亚和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则表现出不同的心态。他们对新趋势和技术保持关注,但并不急于做出重大改变,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后才采取行动。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个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速度很快,加上过去40年国际技术的巨大进步,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其次,中国企业仍在努力追赶国际水平。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体制机制——既包括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地方政府的影响。
一些一代企业家面临落寞时,可能会因为社会地位和个人荣誉感而不甘心退出。他们可能会与地方政府领导沟通,表示要做得更好。这种心态既与企业家自身有关,也与社会氛围密切相关。
此外,地方政府的某些机制也在推动企业非理性扩张。特别是对于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他们可能会感到被推着走,不得不进行扩张。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发展与地方政府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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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将深入探讨一个关键主题:也就是最近广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的前身,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乡镇企业。它的崛起、衰落、经历的1.0、2.0阶段,及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乡镇企业,以及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和经济现象。从乡镇集体企业到民营企业的演变,不仅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更深刻反映了时代背景下制度、价值观、道德风尚、精神文化以及世道人心的变化。 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00:02:22 乡镇企业“1.0”阶段
乡镇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0阶段”始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著名的"大包干"事件,乡镇企业开始在摸索中前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决策意义重大。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资金支持。华国锋访问伊朗时,除了加强双边关系外,还重点探讨了借款事宜。这些借来的美元主要用于引进宝钢和金山石化等重大项目。宝钢从日本进口设备,满足大连等地的钢铁需求;上海金山石化则致力于发展化纤和石油化工等产业。尽管后来"大跃进"式发展导致外汇储备紧张、经济突然过热,但回顾历史,这些项目对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农村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未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农村承包责任制也未提及,完全是由农村自发产生,当时存在争论。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大胆尝试,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和全国推广。这一改革否定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概念正式提出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仅农村联产承包提高了产量,城市的个体经济也得到了适度放开,有效解决了供应问题。虽然粮票等配给制度在90年代才正式取消,但随着小商业和个体运输业的发展,这些票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便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增加了轻工业品和日用品的供应,还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既保证了农民就业,又避免了城市人口压力骤增。以鲁冠球为代表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从简单的轻工业品生产起步,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这些企业规模虽小,但灵活多变,为国有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这一时期,集体与私营概念模糊,产权不清,也被视为“原始积累时代”。《摸爬滚打》第八期“温州的今天并非明天的样板”中提到过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的剧情:主人公周万顺创办鞋厂,盈利后却因“挪用公款”被捕,原因是鞋厂注册的是集体企业,盈利被视为“国家财产”。判刑一年后,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承认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国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周万顺才被放了出来。
乡镇企业“2.0”:“二次创业”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速度放缓,亏损面扩大,许多企业破产或改制;从原始积累到二次创业,再到第一代企业家的落寞。乡镇企业进入了“ 2.0” 阶段,标志着其向真正的民营企业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一阶段的到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促使乡镇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期间有三大节点:1、1995年我国买方市场开始形成;2、1996年我国农产品出现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3、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乡镇企业进入调整和“洗牌”阶段。
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改革方向。税制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取消了乡镇企业的税收和贷款优惠。高层要求"抓大放小"、"政企分开",对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开始摆脱束缚,80%的乡村集体企业进行了个体私营和混合制改革,40%以上的企业开始向产业集中区和小城镇集聚。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85000家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93.2%。到2002年,全国范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这与1995年之前明显不同。《繁花》中的范总还主要从事内销业务,但到此时期,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出口产品。以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为例,主要生产衬衫。步鑫生出差在深圳特区看到一些漂亮姑娘穿着时髦衬衫,就跟在后面仔细观察衬衫样式,记在脑子里。回去后,让裁缝按照记忆中的样式制作。这些产品国内销售得很好,但布料还是国产的,比如"的确良"和其他化纤产品,质量太差,其实不能出口。所以技术水平必须提高。1995年之后,第二代年轻的乡镇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胆子更大,不仅制造出口商品,还努力提高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包括最新型的纺织机。运动鞋等产品也是在这个时候引进的。一开始是走私,后来干脆引进设备,开始做贴牌加工。这批新企业家与老一辈不同,他们敢于向外学习新技术、引进设备,生产的产品既有内销的,也有直接外销的。此时的银行业能发展国际业务,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年轻企业家。在这个阶段,第一代企业家开始感到落寞。新一代企业家和新的生产方式、技术淘汰了老一辈。老一代企业家觉得很没面子,有的还想搏一把,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管理能力和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所以被淘汰了。在2.0阶段,大家对个体经营已经不再忌讳。不必再像《温州一家人》的鞋厂一样"挂羊头卖狗肉",挂靠集体企业。到了1995年后,社会基本认可了他们的模式。虽然还叫"乡镇企业",但我们已经开始称其为"老板"了。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管理也在加速变革。同时,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像《繁花》里提到的上海纺织厂女工下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浙江的陈金义在上海收购了几家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认为城市里的国企都可以私有化,于是开始推动农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改制后,乡镇企业以新型集体、混合制和个人独资形式再次创业。就业人数在这个时期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1996年的总数。这也是农民开始大量进城的主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过各种非议甚至歧视。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者利用政策漏洞侵吞集体资产,干部腐败,工人消极怠工或偷盗企业财产等。尽管政府对乡镇企业有一些政策限制,但由于其是"草根经济",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合乎规律,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逐渐获得认可。整个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变化,还涉及价值观、道德和人性的变迁。
到了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乡镇企业逐渐转型为私营企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营企业。这个过程既艰难又充满机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
-“乡镇拓荒者”:原乡镇企业家和从农民企业家转型的企业家。
-“个体户传奇”: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个体经商的人,包括路边摆摊的小贩。这类人后来逐步发展,有的开始经营酒店,从小饭店到大酒店,最终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精英创业人”:高素质企业家,如马云、郭广昌等,或从体制内跳槽出来自主创业的人。
这种发展轨迹似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非简单的直线上升。每一代企业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回归本源。这种循环往复、不断创新的过程,正是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企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特殊的时段,这个时段充满矛盾和挑战,适者生存,曾经成功的企业家可能在这个时期遭遇落寞或被淘汰。
这种情况难以总结经验,是因为时代转换。当范式发生转移时,之前的问题可能无法用旧有的方法解决。这并非因为企业家不够努力,而是旧的范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银行业也在经历这种转型。
对于企业家而言,关注基本财务规律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企业家更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许多教训都是相似的。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这也是一个范式转移的问题,非简单地判断某个产业是好是坏。企业在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选择上需要吸取众多教训,即使是一个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以浙江萧山和绍兴为例,虽然两地相邻,语言系统相近,但产业结构却有所不同。萧山呈现出综合化或多元化的特点,而绍兴则一直以纺织业为主。这导致两地在经济发展上互相比较,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然而,纺织行业经常面临技术周期和产业本身周期的双重挑战。当技术周期结束时,原有技术可能已被淘汰,而新技术还未完全成熟,这就会造成发展困境。
绍兴坚持以纺织业为主的发展策略,认识到人们永远需要穿衣服,这个行业永远不会消亡,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比之下,萧山的多元化策略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一些挑战,原本以工业为主的业务经历了一段落寞期。这与邻近的余杭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阿里巴巴的进驻而GDP急速上升。
这反映出,产业转型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前的繁荣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
然而,过度追求转型也可能带来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为了转型而转型,显得过于急切。相比之下,东南亚和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则表现出不同的心态。他们对新趋势和技术保持关注,但并不急于做出重大改变,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后才采取行动。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个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速度很快,加上过去40年国际技术的巨大进步,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其次,中国企业仍在努力追赶国际水平。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体制机制——既包括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地方政府的影响。
一些一代企业家面临落寞时,可能会因为社会地位和个人荣誉感而不甘心退出。他们可能会与地方政府领导沟通,表示要做得更好。这种心态既与企业家自身有关,也与社会氛围密切相关。
此外,地方政府的某些机制也在推动企业非理性扩张。特别是对于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他们可能会感到被推着走,不得不进行扩张。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发展与地方政府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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