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和饥荒之后，疫疠接踵而来。大部分疫情是由天花引起的。汉人已经通过接种人痘这种简单的预防手段，控制了这种疾病，但是满族人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他们对这种疾病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并且竭力回避与感染天花的人进行接触。因此，在17世纪30年代的数次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从回报有天花疫情的地区撤退。对天花的恐惧，是崇祯二年到三年（1629——1630），皇太极终止对华北进军的原因之一。崇祯八年（1635）在山海关附近肆虐的疾疫很可能是天花。而崇祯十二年（1639）在山东爆发的天花疫情，其规模之大使满族人取消了当年冬对华北的突袭。”这是《哈佛中国史》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最后一章快结束时的叙述。

读到这段文字，非常惊奇，中国人居然在那时就发明接种人痘预防天花。以前一直以为是上世纪初引进西方的牛痘，才有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类一直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持续总结经验，并不莽撞行事。满族人虽然还没有掌握人痘技术，但知道要回避病毒，没有脑残去试试集体免疫。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也无所谓必然，都是许多偶然事件串连的结果。偶然事件，又往往是当事人的个人原因造成的。明清鼎革，同样如此。

如果当时满族人趁明朝因洪涝灾害和瘟疫自顾不暇之际，继续进攻，会是什么结果？一种可能是，如后来那样摧枯拉朽，提前十年入主中原，以后的历史可能没什么不同。也有一种可能是，大量满族军人染上天花，损失惨重，失去锋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问鼎中原的念想。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大不相同。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明朝的将帅看出满族军队是因为害怕天花而退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着接种了人痘的大军直捣黄龙，那会是什么结果？当初美洲玛雅人在带着梅毒病菌的西班牙人面前完全垮了。当然，玛雅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梅毒，满族人知道天花的危害，不至于如玛雅人般以为西班牙人是神兵天降。但当有相当多的人员感染天花，这个将各个渔猎、游牧、农牧部落整合成一个民族和国家才几十年的群体，估计很容易就各奔前程，逃离这被天花污染之国，恢复各自的渔猎生活、游牧生活和农牧生活。如果这样，那么，历史上不仅不会有“清”，连号称继承“金”代法统的“后金”也只是昙花一现。

虽然以上的如果并不成立，但明朝并不是满人打掉的，而是明朝自己垮掉的。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尽，才是明朝灭亡和清朝建立的真正关键。李自成起义和崇祯皇帝自尽，都是偶然事件，偶然事件也与他们个人的行为有关。

李自成本来谋到了一份驿站的差事，也算是体制内的编制，但两年后由于财政困难，政府裁撤了一些驿站，李自成所在的驿站也在裁撤之列，他于是失业。此后，他当过税吏，投过军。由于连年旱灾，农民成为流民，其中不甘饥饿等死的便揭竿而起，失业的李自成加入了这些队伍，最终成为领袖人物。假如李自成有朱元璋的能力，在进入北京后，很快就稳定部分地区的局势，招安已经没有皇帝的官方军队，满族军队就没有机会长驱直入。他们可能只是在大顺朝东北部造成长期压力的一股势力。可惜，李自成终究不是朱元璋，不是刘秀。

崇祯皇帝看来有刚烈的一面，居然就在煤山上的歪脖子树上吊了。假设他跑路会怎么样呢？这不是没有榜样，之前有大唐的李隆基，之后有大清的慈禧太后。只要他活着，明朝的主心骨就在，各路英豪师出有名，平叛与抗清，可以统一协调，像唐朝那样再得中兴也是有可能的。崇祯在，吴三桂也不会无厘头地引清兵入关，清兵更不会贸然打进来。吴三桂即使要勤王，也不至于引清兵勤王。崇祯一死，太子未能逃脱而被叛军俘获，忠臣们没有了尽忠的对象，只能作鸟兽散。勉强要尽忠的，又为了各自的利益，各自寻找皇室后裔匆忙拥立为王，却无法号令天下。虽然看似传承有序的南明，皇帝如走马灯，根本无力整合全国的资源抗击清兵。所以，崇祯上吊是明朝灭亡，改变中国历史的最关键偶然事件。

有意思的是吴三桂，他不知道怎么算计的，居然就引清兵入关了。假如吴三桂当时愣头青一下，重走李渊、赵匡胤的路，以后来南明那些皇帝的不堪一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或者，吴三桂拥立南明的其中一个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曹操那样，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再或者，吴三桂迟疑不决，暂作壁上观。无论哪种情况，当时只要不是吴三桂主动向满人借兵，清兵一下子不敢贸然入关。即使清兵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举兵入关，战况肯定与有吴三桂主动引领完全不同，那么后面的结果就不是必然的。明朝或许还是会因为李自成攻打北京和崇祯自杀所引起动乱而灭亡，但问鼎中原的不一定是清朝。从这个角度看，吴三桂才是改写历史的人物。

后来的历史是清人主持下写的，拔高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好像从太祖就开始了问鼎中原的事业。杀父之仇是确实的，要报杀父之仇，开始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明朝廷，而应该是边关的官员。真实的历史更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无论是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还是明朝的农耕民族，都有粮食危机；明朝这边对东北的皮草、人参等需求大量减少，这也意味着满人可以换得的生活必需品大量减少了；由气候变化带来的瘟疫，更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样，这个时候只能向南方的农业社会寻找生机。努尔哈赤的目标可能只是想多占领一些地盘，最多能成为第二个“金”。只有到了吴三桂引清兵进关，他们才可能有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或许还是拿下当初金、辽的地盘，当发现明朝已没有共主，国家机器已然散架，皇太极才有了更大的野心和规划。

一个人，一个人的一个动念，只是时代浪潮中的微沫，但一定条件下，这微沫可能成为推动流向改变的涌浪。这人，可能是当时的大人物，也可能是当时的小人物，有的小人物最后可能成了大人物，有的致死依然是一粒微尘。崇祯是大人物，朱元璋是小人物成了大人物。

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在荷马的吟唱中，都是个人的偶然行为，还包括天上诸神偶然的喜怒哀乐。现代考古发现了特洛伊城遗址，似乎证明有过这么一场战争，但很难想象那时的英雄们会为一个女人持续地围攻一个城池。那时打仗，也可以说是抢劫，是一门生意，装备都是战士们的投资，需要靠战利品覆盖成本并获得收益，因此，都有分赃的规则。十年只有不断的投资而没有正的现金流回报，是不可能的。所以，十年中经常去打是可能的，但持续地打十年是不可能的。十年中，这次是这几位英雄一起去，下次联合另几个一起去，有打了一半离开的，也有在打的过程中加入抢劫行列的，都是各个英雄的偶然算计、偶然决定。英雄们的来来去去，以及来来去去一路上的经历，成就了荷马的史诗。特洛伊战争对历史究竟有什么影响，恐怕很难衡量，但荷马的史诗却是持久地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荷马，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一个为生计而流浪街头的游吟诗人，时代潮流中的一个沫沫，一个小人物。

崇祯死于1644年，17年后，1661年2月5日，清朝顺治皇帝因天花突然去世，只有23岁。皇帝突然死去，往往会引起宫廷内斗，传说遗诏被篡改，选了当时只有7岁的三儿子玄烨继位，也就是带来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之所以选他，一个勉强的理由是，他得过天花，已经有了自然免疫力。玄烨因为偶然得过天花且没有死，被动当上皇帝并开启了康乾盛世。历史上，许多年幼继位的皇帝，大多是当时的权臣、后党或太监把持朝政，为了能继续控制朝政通过激烈的、甚至是流血的权斗，选择了这些年幼无助的皇子或皇族幼儿。不过给出的选择理由，一定是堂而皇之的。有趣的是，现在来看，选择玄烨的这条理由还挺科学的。顺治得天花，非常偶然，皇上驾崩也很平常，但顺治的天花却可能是改变历史的天花。如果顺治没有早逝，继续执政，以后继承皇位的可能就不是康熙，也就可能不会有康乾盛世。更有可能的是，像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政权，顺治及其善终的可能继承者，其治理方式无法适应农耕社会，不久即陷入动乱，那就不是有没有康乾盛世的问题了。极端天气、瘟疫等偶然事件，同样会成为改变历史的涌浪。

临睡前照例阅读《鲁迅全集》，拉起书签带翻开书本，正是《我的种痘》。文中鲁迅说，有一种中国古法种痘，人说是明末发明的，他不知道是否的确。书中就此注释说：“关于中国古法种痘，相传始于宋代，至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已设立痘疹专科。”种牛痘是19世纪末西方传入的，所以那时也叫“洋痘”，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当然是效果更好。因为是引进的，却并不被中国人信任，所以需要宣传。如最初佛教进入中土，需要借用道教话语。鲁迅在文中记录了两种“古怪”宣传方式：一种意思是给小儿种痘，就好比乘强盗羽翼未丰而擒之，比较容易之类；一种是说中国古已有之，叫六道刀法，但已失传。现在的“洋痘”应该就是六道刀法的遗法。现在之所以又恢复了，大约是劫数未满，洋人输入鸦片，害人不可胜记，现在把牛痘传入中国是抵消鸦片的罪孽。因此，必须坚信并遵行，否则有违天命。

虽然有各种宣传，并且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接种牛痘，还是有许多人不愿意接受。鲁迅记录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鲁迅不禁感叹：“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

鲁迅文章中还穿插小时候玩万花筒和老来因怀念小时候而买万花筒的情节，非常有趣。文章最后说：“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我幸而居然经历过了，我从这经历，知道了种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纪有些进步，然而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我的印象中，还在很小的时候，时不时能见到满脸麻子的人，上海话叫“麻皮”，同龄人中则没有见过。最后见到的是在农场，一个大我十来岁的同事，大家叫他“麻郎”。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但对人类社会有影响，却没有根本的改变作用。许多科学创造，往往也来源于人的不起眼的偶然遭遇和灵感。科学能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进步，但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退步，则经常会有反复。现在看伊朗上世纪60年代的照片，你或许以为是当下的伊朗人对未来的畅想。

《哈佛中国史》“元与明”卷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变迁的影响，这主要是受竺可桢有关研究的启发。目前又是极端天气，人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气象季。面对气候转换所带来粮食灾难和瘟疫流行，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的一时兴起或一个口号，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大变化，可以说没有规律可言。历史上，面对这种情况，相对而言，农耕文化的政治领导人更注重内部治理的调整，但往往穷于应付，而游牧文化的政治领导人更善于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内部矛盾，算计或许精密，但往往出现黑天鹅。不能成为黑天鹅的老百姓，只能被时代所裹挟，尽人力顺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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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播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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