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汉字的，大概没有几个不知道夏禹和他父亲鲧的故事的。故事中的鲧是失败者，也是千古笑柄。夏禹的故事给中国人留下了治水和处理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智慧：因势利导。一般说法，鲧治水用的是堵的方法，禹治水用的是疏的方法。这实在是错误的解读。治水不可能不堵，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掩”字，就是“挡”，就是“堵”。大家看到的是夏禹开通九条大河，将水引导到大海里。实际上他是把土堵在了河的两边，这河才成其为河，才能将水疏往大海，“疏”是以“堵”为手段的。只是这“堵”不是“围堵”。水，在天地间循环，不会消失；水需要流淌，但其流淌并非自主，疏导必得有方向，而方向则是由堵规定的。往上堆土还是向下挖土，对于水来说都是被挡被堵。所以，还是疏堵结合更具智慧。 

黄河下游的悬河，可以说是人类的伟大奇迹。人类千百年用不经加工的天然泥土硬生生把河床抬高，让黄河水在高于地面十米的河道里流向大海。千百年来不断地筑高并加固河堤，是“堵”，让河道通向大海，是“疏”。没有这条悬河，不仅黄河下游地区的地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中华文明的历史面貌也是完全不同的。 

千岛湖据说是改名最成功的水库。夏禹父子治水、悬河，都是人类为了防止泛滥的洪水对人类带来的危害，可以说是“拒”。水库，是人类将水积聚起来加以利用，可以说是“迎”。但，“拒”和“迎”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相互割裂的。夏禹疏通九派，既管束了泛滥的洪水，也解决了九州农桑的灌溉需求，让中华文明得以发扬光大。悬河，同样是解除了黄河泛滥的危害，但并没有让黄河水一走了之，而是使黄河下游平原的农耕文明得以生生不息。新安江水库大坝，堵住了上游的水，但并没有堵死水。利用堵住的水发电，也利用水库的容量调节上下游的水量，以减少旱涝灾害。“堵”和“疏”，表面看是针对水的，本质上是解决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水是财，一般以为这是广东人的习俗。实际上是中国人向来的观念，中国人春秋时期就认识到货币必须像水一样流动，经济才有活力。所以，钱，又称“泉”，钱、泉在古代同音假借。 

社会治理、经济治理，乃至货币政策管理，都和水的治理是相同道理。 

读格林斯潘的回忆录，非常有意思，对当下认识世界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依然有非常大的启发。说到经济民粹主义，他说：经济民粹主义幻想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其观念架构似乎偏离明显而紧迫的需求。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如果发生失业，那么政府就应该雇佣这些失业的人。如果货币供应减少导致利率上升，那么政府就该设定利率上限或多印一些货币。如果进口对本国就业造成威胁，就停止进口。 

这确实直截了当，就像鲧的治水。格林斯潘接着说：在一个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工作和交易的经济中，各个市场非常紧密地相互连结在一起，如果你压制住一个失衡现象，必然引发一系列的其他失衡现象。如果你对汽油制定价格上限，就会出现汽油短缺，加油站前大排长龙。市场系统之美，就是当其运作顺畅时，市场倾向于创造自己的均衡。当然，格林斯潘认为市场几乎总是运作顺畅的。他是彻底的斯密信徒。 

民粹主义的政策如此不合社会运行逻辑，却依然在许多地方、许多时期受到广泛的拥戴，主要还是老百姓只看到自己当下需要解决的困难或道德公平，并不清楚经济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 

近来英国各界轮番在罢工，市场失衡了，通货膨胀，雇员们要加工资过日子。然而问题是，加了工资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劳动者还需要再罢工。 

为了保护员工的权利，许多国家制定了劳工法，不仅对员工的各种福利做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更对解雇员工设置了许多障碍和罚款。制定劳工法，保护员工权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希望通过这样的约束，减少失业现象。但由于解雇员工的手续和成本过高，反而导致企业在聘用员工时特别谨慎，即使在劳动力需求大的情况下也尽可能不雇用或少雇用人手，结果社会长期处于一个难解的结构矛盾中，即高失业率和劳动力短缺并存。另一方面，就劳工方而言，由于企业招聘谨慎，意味着无业者就业难度大，所以在岗者即使工作不如意也不会轻易辞去工作，实际上限制了人的择业自由度。过度的就业保护，反而让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格林斯潘举了德国的例子。

社会治理、经济管理，不能单向思维、线性思维。比如水库的管理，不能只是盯着水库的水位进行调节。不能看到水面已超过了一定的水位就开闸放水，水面低于一定的水位就关闸蓄水。水库合适的水位，需要有利于稳定发电，还要考虑下游的水位，不同季节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以及下游气候可能的影响；要考虑水库本地气候当下和不久的未来对水库水位的影响；要考虑水库上游近期及未来一段时期气候变化对水库来水的影响。所以，水库水位的调节，不仅是当下的决断，更是对未来预判的反应。当上游来水凶猛，为了水库的安全，需要预先泄洪，但泄洪时机和节奏的选择则不仅要关注水库本身的安全，还要照顾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运行的安全。

“911”发生时，格林斯潘正在飞往苏黎世的飞机上。到达苏黎世已是华盛顿时间九月十一日中午，此时全世界已经没有往来美国的民航航班，格林斯潘只能先休息，最后搭乘美国军方的加油机飞回美国。遇到如此大的冲击，政治家们都觉得需要有所动作，除了安全、军事部署，刺激经济也是必不可少的，国会山里充满了各种协助美国经济复苏的构想。一些计划打算对航空、旅游、娱乐等产业补助资金；有建议对企业延长税负减免以鼓励资本投资；还有很多人讨论推出恐怖主义保险产品。 

格林斯潘认为，在没有看清楚“911”事件尘埃落定后所产生的影响之前，最好的策略就是观察和等待，答案绝不在庞大、仓促而昂贵的动作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于一周后重新开张，票据交换系统复原，股票市场没有崩溃，这显示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遭受重大困难。格林斯潘觉得，再过几周，惊吓消退，应该更有能力来衡量事件对短期经济前景所产生的影响。十月初，本来打算推出100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但由于两党政治角力并没有即时通过，美联储则采取了“911”前就在采取的降息措施，也就是说，并没有过多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但经济却在自我修复，工业生产在一个多月的温和衰退后，于11月触底反弹，到12月开始增长，失业率回落，稳定维持在“911”前的水平。 

“911”之后的几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每次战争爆发都引起经济的震动，政治人物的反应就是提出各种经济刺激方案，并希望美联储也采取相应的放水措施。而格林斯潘则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战争引起的前景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投资踌躇不前，靠刺激措施是没有用的。只要战况明了，投资自然就会重新启动，到那时再看情况出台刺激政策效果才是最好的。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辞职，福特接任。当时美国遭遇严重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衰退，福特首次对国会发表演说即表示，通货膨胀是公众的头号敌人。白宫推出了一项“立即打击通货膨胀”的运动（Wtip Inflation Now，WIN），发起全国自愿冻结价格。格林斯潘当时刚刚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指出：你不能要求小店主自愿放弃涨价，这些人的利润微薄，而且没有能力防止他们的供应商涨价。但是WIN活动还是大张旗鼓地推出了。到那年年底，由于衰退持续恶化，WIN运动便失去了光环。 

面对严重的衰退，来自国会的巨大政治压力要求政府大幅减税或大量增加政府支出。格林斯潘认为，这些政策是对付五级飓风的手段，现在衰退究竟达到什么级别还不清楚。理论上，这些措施，虽然冒着把通货膨胀推向更高的风险，会引发长期灾难效应，短期内还是能带来一些增长。但如果当时所面对的只是库存积压，单纯经济上的（不考虑政治争拗）应对方式就是尽量少做，假如能够不去乱按紧急按钮，经济会自我修复。 

为了搞清楚衰退究竟是什么程度的衰退，格林斯潘组织按周统计国民生产总值（GNP），详细分析汽车销售额、零售额、建筑许可和新屋开工数等，还有来自失业保险系统的资料。通过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温和的风暴。原来，消费者尽管节衣缩食，但购买力还算正常，并且存货的去化速度非常快。这些都说明，生产很快就会恢复。1975年3月，格林斯潘到国会作证时，告诉议员，美国正在迈向复苏之路，并警告：在仓皇中增加支出或减税会过度刺激经济，引发另一场恶性通货膨胀。 

经济调控政策不在于简单的区分堵与疏，关键是对不对路。不对路，看上去是“疏”的方式也会变成“堵”。面对经济下行，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总是灵丹妙药。药不对症，人参也可能成为致命的砒霜。

中国经济当前遭遇的情况，是百年未遇大变局下复杂环境造成的。其中有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中的正常波动，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产生的阻力，更有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冲击。其中，新冠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冲击，是非经济性的，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却非常关键。新冠疫情不仅给经济运行按下了暂停键，打乱了产业链和供应链，更由于疫情一波接着一波，造成暂停键在时间上、空间中无规律地反复按下，使市场主体丧失了对未来的预期能力。这一方面造成增量投资收缩，更让存量资产的持续运营产生了一定的犹豫情绪。直白地说，企业，面对的不是经营的困难，而是不能经营的困难；消费，虽然收入下降有一定的影响，但更关键的还是不方便外出影响就业和消费。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对实体经济几乎不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的效果。今年以来的社融变化和效果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以中小企业为例。这两年大量中小企业歇业甚至倒闭。不少专家提出了支持、扶持、救济中小企业的对策，但效果并不显著。中小企业本来利润微薄，疫情下，企业反复停工，员工不稳定，如果不能确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可以稳定恢复运营，那么长期维持的成本足以让一个企业家倾家荡产。因而，还不如立即歇业甚至关闭，留得资本在，等到疫情彻底结束东山再起。所以，此时对一些企业的救助，对企业来说并不是有利的。

现在需要的是对疫情变化做出科学判断，制定一套确保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清晰的防疫策略，让市场迅速活动起来，尤其是市场的毛细血管能顺畅的流动起来，那时再择机推出适当的刺激措施，即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我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勤劳智慧的人民，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经济的韧性只有在市场顺畅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用。经过这些年供应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冲击，过剩产能和落后产业已经过度出清，只要市场运行恢复顺畅，经济会爆发巨大的增长能量。 

在经济下行期间推出刺激政策，格林斯潘非常注重政策对市场功能的激发作用，即尽可能让市场发挥修复经济的作用。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不久。那个年代，美国赤字剧增，通货膨胀严重，美元贬值，美国舆论充斥着“日本威胁论”。黑色星期一的暴跌，许多大型交易商及投资银行被损失震得晕头转向，难以维持。美联储必须说服它们，千万不要打退堂鼓放弃经营。因为市场主体一旦停止交易，市场就彻底跨了。为此美联储发表声明，保证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及金融体系。但声明归声明，格林斯潘及美联储内心非常清楚，只要市场能持续运作，并不打算提供现金来帮助企业。格林斯潘认为，股市崩盘虽然恐怖，但未必是坏事，黑色星期一并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后果。只有当股市崩盘危及实体经济运作的时候，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等才需要担心。

2000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破产。按理经营不善的企业就应该让其倒闭。但当时市场已经慌乱不堪，如果长期资本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倒闭清盘，把资产抛给市场，市场价格必将崩盘，发生连锁效应，导致其他公司也跟着破产。美联储召集16家大型银行和投资机构，向它们表明，如果长期资本即时破产，会给它们造成多大损失，所以请大家想办法。最终各家银行提出给长期资本提供35亿美元融资的方案，让其有足够时间正常地处置资产。最初社会上以为是美联储组织银行救助了长期资本。实际不是，只是不让长期资本即时清盘造成资产价格大幅缩水，继而造成债务人更大的损失和市场的崩溃。长期资本从容清盘，所剩资产能够卖出合理价格，稳定了市场，也使债务人能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最终长期资本还是清盘，但没有化纳税人一分钱。这是救助，救助的是市场，而不是即将倒闭的企业，利用的是市场机制，而不是美联储或政府为风险兜底。 

企业破产、市场崩盘或者经济危机，格林斯潘把这些看作是创造性破坏的破坏一面，是创造性进步的应有之义，需要认真对待，但不必过度恐慌。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导致旧技术、旧产业的倒闭，从而引起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失业和经济危机，只要市场在运作，适当地政策调节，经济很快会恢复，没有必要刻意去救助那些企业和产业。有意思的是，格林斯潘认为战争也是一种破坏，他指出，以德国那样僵化的体制，战后到90年代发展得那么好，主要是德国经过二战，早已被破坏完了，此时只剩创造了。日本同样如此。正因为只有创造没有破坏，到了90年代后，创造没有了空间，体制又不允许破坏，于是发展遇到了瓶颈，出现了停滞。这对我们理解经济波动，特别是经济下行现象，是很有启发的。 

客观地看待破坏，一定程度上忍受破坏，是需要承受民粹主义的心理压力的。经济治理、社会治理，都是如此。新旧动能转换、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打破旧平衡、走向新平衡的过程。由旧平衡走向新平衡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恐怕今后也不会。格林斯潘的回忆录标题为《动荡的岁月：新世界历险记》（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格林斯潘是带着赞叹之情描述我们所处的后冷战时代，认为这是一个由互联网技术、市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美好新世界。但对未来，他是非常悲观的。回顾1914年前的世界，当时大家都觉得人类社会正朝着越来越高水准的谦和文明前进，一种无法倒退的进步感在人们脑海中普遍存在。然而，接着就在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二战对物质的破坏虽然更强，但一战对文明的破坏更甚，这是毁灭文明理念的冲突。今天会怎么样？恐怖主义、全球变暖，或者民粹主义复活等等，会像一次大战的破坏力一样对当前全球化的进程横加摧残吗？他说，没有人有斩钉截铁的答案。历史告诫我们，全球化是可逆的。我们可能失去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得到的成果。 

格林斯潘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带来的财富集中问题；二是全球化失速对世界的冲击。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正如同水之于人类社会。全球化会造成贫富分化，全球化减速会造成人民收入增长减慢的压力。让他感到讽刺的是，促成全球化的市场资本主义，其受欢迎程度，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远高于孕育资本主义的发展缓慢的西欧。这是让他这个彻底的亚当斯密信徒深感沮丧的。水无常形，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人类的历史长河只能在人类的堵堵疏疏中奔流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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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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