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5日解读最近哇哈哈集团宗馥莉遗产之争，引出了宗庆后背后一些故事，老梁剖析民营企业家这种民粹化营销

2025年7月23日

以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例，他们是美国最大的金属钐的用户，洛克希德马丁生产的F-35战斗机每一架都需要23公斤的钐钴磁体。钐钴磁体的生产由中国垄断，这种材料能够在高温下保持磁力不衰减，几乎全部用于军事领域，对导弹整流罩这类狭小空间内高速运转的电机耐热性能至关重要。因为担忧金属钐的供应链安全，拜登政府曾经签订了建造两个金属钐生产设施的大额合同，但因为商业可行性问题而搁浅，所以美国目前完全依赖中国。有过遭遇严重卡脖子的体验以后，美国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供应链，大家立即形成共识，必须将稀土磁体生产迁回美国本土，MP天然成为风口，立即进入乘风破浪的状态，感觉就是他们这一家企业临时挑起了打破中国垄断的历史重担。随着五角大楼、苹果公司超过10亿美元的新一轮投资，利廷斯基和MP在得克萨斯沃斯堡北部的一个工业园区押下巨大的赌注，开始高速建设精炼工厂，包括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他们正在制造的是美国过去几十年里基本没有大规模生产的稀土金属磁体。五角大楼向MP投资以后，美国政府已经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MP原定年产稀土磁体1000吨的计划提升到1万吨，提高10倍，为此他们还要建设第二座更大规模的精炼工厂。为了应对价格波动，五角大楼的政府采购为稀土产品设定了价格的下限和采购量，确保MP不会亏损，这样他们可以信心十足地大举推进项目。MP未来的产量应该会超过五角大楼的军工需求，所以他们还会有产品出售给商业客户，比如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

2025年7月17日

官方说GDP增长5.3%，可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却是一片萧条：房价下跌、消费降级、青年毕业即失业、中年担心降薪裁员、小企业撑不下去、大企业不敢扩张、甚至连公务员都面临降薪。日本失去了10年，中国会失去多少年？这是周期性的低谷，还是中国经济遇上了不可逾越的瓶颈？

2025年7月21日

哈佛知名的法学教授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担任爱泼斯坦的律师，他们都是布鲁克林长大的犹太人。德肖维茨多次代理极有争议的人物，别号“魔鬼的代言人”。2008年，德肖维茨的律师团队为爱泼斯坦争取到了罕见的从轻发落，判刑18个月，仅服刑13个月，而且一周6天，每天可以离开监狱12小时外出工作。爱泼斯坦的服刑和工作释放安排也成为司法系统当中精英特权的一个例证，同样的罪行，如果有钱有影响力，请得起最好的律师，得到的惩处跟普通人不会完全一样。

2025年7月20日

吴薇邀请长平、郑乐捷、Filip Noubel 和赵思乐四位来自不同背景的资深媒体人深度对谈。 他们也是国际媒体NGO “记者无国界” 支持的圆桌19（ Circle 19）倡议项目的发言人。 在全球民主倒退与数字极权加速蔓延的时代，是否仍有表达空间发出独立声音？当媒体被迫出走、表达被压缩，海外独立中文媒体人还能做什么？又该如何坚守？ 共同体、责任与未来：Circle 19 倡议“知情权是中文世界内部价值”，是否为一种有力的回应？嘉宾介绍：长平｜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前《南方周末》资深评论员Filip Noubel｜Global Voices 主编，长期研究跨语种媒体生态、威权信息战与边缘叙事郑乐捷（Kris Cheng）｜来自香港的自由记者，曾任《香港自由新闻》主编，报道遍布《美国之音》《外交政策》《华盛顿邮报》等国际媒体赵思乐（Alison Sile Chen-Zhao）｜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前调查记者，著有《她们的征途》，研究数字监控与专制治理在全球民主倒退与数字极权加速蔓延的时代，是否仍有表达空间发出独立声音？当媒体被迫出走、表达被压缩，海外中文媒体人还能做什么？又该如何坚守？ 共同体、责任与未来：Circle 19 倡议“知情权是中文世界内部价值”，是否为一种有力的回应？

2025年7月19日

邓小平在采访中他展现的是他对东中国改革开放几年以后的政治态度和个人风格，他对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三起三落表现出比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挺坚韧的性格。对从武装斗争中走出来的革命家一代来说，衡量他们的素质不能够用教育程度、会几门外语来衡量，他们走出残酷环境的经历就是最好的简历，完全不需要领英LinkedIn。从对待西方记者的表现就能看出来，邓小平极少做这种事情，但接受华莱士采访的时候非常老练，也能体现出幽默和风趣。虽然华莱士也说到了，邓小平即使在镜头前也是连续抽烟，而且脚下有Spittoon，当时中国还在用的金属容器，现在当然已经绝迹了，所以年轻一些的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器皿。

2025年7月18日

通过封建社会的刽子手和现代社会的刽子手，刽子手社会评价低，解读刽子手的心理防线

权力江湖——中国的官场级别

2025年7月15年人们习惯于认为，潘汉年当初如果没有擅自见汪并长期隐瞒此事，就会终身太平无事甚至官运亨通。这是大错特错的。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即便没有擅自见汪一事，也决不会善终，更不会官运亨通。即便潘汉年能平安地把官当到“文革”，他也决不会逃过“文革”这一劫。在“文革”中，像潘汉年这样的人，一定会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因为1955年便进了班房，潘汉年还能苟活到“文革”结束，还能偷生到古稀之年。如果没有在1955年便退出历史舞台，潘汉年可能死得更早，也死得更惨。———潘汉年其实是在劫难逃的。本文转自爱思想人们心目中，潘汉年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1955年4月3日傍晚，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到了北京饭店。这夫妇二人是来看望从沪来京、下榻于此的潘汉年和夏衍，并请他们吃晚饭。吴祖光回忆说，晚饭是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同座者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夏衍的秘书李子云。潘汉年、夏衍是来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吴祖光闻讯特来尽地主之谊。时隔多年，吴祖光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潘汉年虽一如既往地头净面光、衣着齐楚，但却有些闷闷不乐。也许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吧，饭吃得时间不长。放下碗筷，潘汉年便说要回饭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回到北京饭店303号房间，潘汉年换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准备。这是晚八时许，电话铃响起了。潘汉年被告知，楼下有人找他。潘汉年穿着拖鞋来到楼下客厅。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随员。罗瑞卿向潘汉年出示了逮捕令，几名随员便将潘汉年押上了停在门外的汽车。潘汉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长，随着逮捕令的发出，这一政治身份也就终结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潘汉年是“钦犯”，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则是潘汉年长期隐瞒了一件绝不应隐瞒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汉年在南京登门拜访了汪精卫。此前几年，潘汉年已受命在沪宁一带与日伪特务联系、互相交换情报。潘汉年早已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关系。此番到沪宁，也是为了与李士群接头。但到南京后，潘汉年却走进了汪精卫公馆的客厅。中共情报要人到汪公馆会晤汪清卫，这事情当然很重大。现在所有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用“被劫持”来解释潘汉年此次的举动。潘汉年到南京后，李士群告诉他汪精卫希望一晤。而当时向上级请示已来不及，拒绝则可能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于是，潘汉年只得硬着头走进了汪公馆。这样的解释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觉得，这解释还多少有些牵强，至少不够全面。这一点后面再谈。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汉年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潘汉年与陈毅面谈，应该是在4月1日夜间。谈完之后，夜已很深。否则，陈毅会立即面见毛泽东的。因为当夜已无由求见，陈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吃了顿午饭，也许还睡了个午觉，毛泽东又提笔写了这样的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潘汉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后，毛泽东还一直记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此前杀人的必要性，又强调此后要少杀，机关、学校里的“反革命”，则尽量“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又拿潘汉年说事：“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靠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此事有两点，至今仍让人们不解。其一，潘汉年为什么没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很多人对潘汉年长达十几年讳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实，长期没有汇报并不是问题，没有立即汇报才是问题。这种事，只能事后立即汇报。拖个半年一载才汇报，就显得很滑稽。事后没有立即汇报，就只能长期瞒下去，瞒到瞒不下去的时候为止。毫无疑问，潘汉年是打算永远瞒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开会期间，潘汉年觉得瞒不下去了，才为争取主动而向陈毅坦露。以潘汉年的政治经历，他完全知道这种事应该立即汇报、必须立即汇报、不能不立即汇报。从汪公馆出来，潘汉年思想上就一定在为是否立即向上级汇报而激烈地斗争着。回到新四军驻地，这种斗争还未见分晓。一回到淮南驻地，潘汉年就向饶漱石汇报了此行的其他情况，例如离开南京后在上海又两次与李士群相见，例如与日本军官会谈等等，但却把在南京见汪一事瞒下来了。实际上，这次没有说，以后就想说也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时，把这最应该汇报的事瞒掉了？其二，毛泽东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处置潘汉年？又为何几次在公开讲话中将潘汉年作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见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纪律，当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此事已过去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已证明此事并未产生什么不利影响。现在的种种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强调毛泽东本来对潘汉年是极其欣赏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当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可以震惊、可以恼怒、可以将潘汉年削职为民，但不必真的认为潘汉年曾叛变投敌，不必真的相信潘汉年是一贯的“反革命”。潘汉年毕竟功勋卓著，毕竟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的，是不容怀疑否定的。潘汉年的功绩，一般人也许知道得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却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长期隐瞒见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过，潘汉年以其全部的功绩，难道还不能一赎此罪？但毛泽东显然不这样想。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潘汉年全部的功绩，在毛泽东眼里都等于零。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犯的是“可杀之罪”，是应该“斩立决”的。而“我们”之所以不杀他，一是为了显示“我们”的仁慈宽厚，二是杀了也对“我们”不利。这样看来，毛泽东其实是一直并不欣赏、信重潘汉年的。这原因又何在呢？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与以王明、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所谓“国际派”的斗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毛泽东来说也是特别艰难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握了党的统治权。而毛泽东与他们的明争暗斗从这时就开始了。由于王明、博古等人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有斯大林为他们撑腰，毛泽东与他们的较量，就特别需要耐心和智谋。王明于1931年10月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国前，王明在组织上做了严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与王明一派的斗争，一开始就是直接与博古、张闻天的斗争。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飞机将王明等人送到延安。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是颇有几分“钦差大臣”的派头的，是手持着斯大林赐与的尚方宝剑的。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与“国际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从此将与王明进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锋。这足以让毛泽东本来就很严重的失眠和便秘，变得更其严重。但此时毛泽东，决不能、也决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悦。他必须强颜欢笑。他必须兴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发动延安各界群众到机场迎接。自己则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在机场，毛泽东还与王明等人进行了“热烈的拥抱”。这就有了后来的“整风运动”。在此前与“国际派”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整风运动”，则意味着将“国际派”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阵营予以打击、摧毁。斗争进行到1943年，毛泽东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从1931年算起，毛泽东与“国际派”的斗争，进行了十三年。“国际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曾经是十分强大的。但终于被毛泽东一派击溃。此后，原属这个阵营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头土脸，自都难免有穷途潦倒之意。与这个阵营有些牵扯的人，实际上也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当然，有些人通过反戈一击、改弦易辙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汉年却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潘汉年正是一个与“国际派”颇有牵扯而终于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2025年7月17日

当时采访的背景是这样的，《60分钟》找了一位从前在中国政府工作，后来做独立公关顾问的人士，他充当了《60分钟》和中国方面的联络人。《60分钟》得到过中国方面同意的答复，然后同意又神秘地变成了不同意，可能是因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整个事情推迟了一年多。随后出现奇迹，《60分钟》再次得到了同意的消息，这次算是板上钉钉了。采访江主席这件事情整个持续了好几年，中间涉及到大量的书信往来。从时间点来看，这次采访安排在江泽民2000年9月6号到8号访美之前不久，在CBS首次播出是江泽民启程两天以前。那次江泽民并不是国事访问，而是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60分钟》与中国方面协商的过程当中，江泽民要求调看之前对其他国家元首的几次采访，其中一个是时任伊朗总统的拉夫桑贾尼。《60分钟》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关于恐怖主义、袭击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之类，拉夫桑贾尼全程微笑作答。江泽民看过以后告诉身边的人说，他认为微笑在化解尖锐问题的时候非常有效，也能让受访者的形象变得更好。我们从这段26分钟的访谈视频当中也都能看到，江泽民笑得很多，包括回答独裁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笑着说，坦诚地讲，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独裁者，你华莱士的描述如同天方夜谭。这中间出现了一个翻译错误，《60分钟》说成全国人大选举中央委员会，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我们中国人当然都知道应该是党代会Party Congress选举中央委员会，然后选举政治局和常委会，不是全国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