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嘉宾 ·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

杜佳峰，《上财商学评论》专栏作者，北大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后

01

银行的特点、起源、分类与服务对象

引言：如何看待银行业在人类历史上“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

杜佳峰：借贷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非常早，但狭义的银行直到中世纪晚期（12世纪）才出现，但一经出现发展速度很快、发展程度高，在整个近现代人类社会活动中起核心的作用。如何看待银行业在人类历史上“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

刘晓春：不能拘泥于银行（bank）的名词概念，要回归到历史事实去考察。第一，要从银行业务的本质形态借贷、货币兑换去考虑。借贷和货币兑换出现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如希腊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城邦之间发达的贸易会促使这些业务的产生；又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出现了铸币（是一种大于其金属价值的信用货币），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换也必然产生货币兑换业务。第二，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求才能催生银行的产生。人不再世代束缚于某一职业，工商业不再局限于“士农工商”某类固定人的群体，只有社会阶层藩篱被打破后，当平民经济崛起，社会平民化，全社会的工商业环境开始发展。所以，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迫切产生了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这也正是金融能提供的。第三，更多的人从农业中剥离，依靠劳动换取报酬，更多的人产生对商品交换的需求，也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杜佳峰：您从银行业务的实质、工商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分工产生商品交换的金融需求等角度，把狭义的银行（现代意义的银行）延伸到了广义银行的概念，打通了晚近人为定义的银行概念与古早事实存在的银行活动。

银行的起源、分类与服务对象

杜佳峰：狭义的银行产生与12世纪，13-16世纪是中世纪银行大发展时期。一般研究认为，中世纪银行的起源不是借贷业务，而是货币兑换业务。它的分类是：第一类是不合法银行——典当行，被认为是不合法的高利贷，提供小额抵押贷款，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第二类是合法银行——钱币兑换商，之后超出换钱业务，为政商界的教会、国王、大商人提供金融服务。

刘晓春：从高利贷的角度看，因为高利贷给普通百姓带来很重的负担，会造成家破人亡的社会问题，所以基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和中国古代都通过教规、政府立法等方式打压。从借贷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就有政府就向农民进行粮食借贷，以低利率保障农民能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从存款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有钱庄、票号；钱庄业务是存款业务、货币兑换；票号业务是汇款业务。但它们的服务对象也是官员和富豪，钱庄的庄票是对人的资产实力的象征，如果庄票票面额度和存款数一样，这相当于“本票”；如果庄票面额大于存款，那多出部分就是授信额度，这相当于“支票”。虽然庄票、本票、支票的名称不一样，但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回顾中国的近代金融史。第一波是外资银行进入，它服务于外国商号，做外汇兑换、外汇兑换、国际贸易结算。第二波是华资银行的开办。中国学金融的留学生将银行概念带回中国，在上海开办了华资银行，它降低了服务对象的门槛，吸纳上海平民百姓的储蓄，同时，其贷款服务于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商业企业；华资银行的人事结构，行长主要是来自于海外留学归来的，行员多出生于钱庄。各种银行的业务原理和方式是一样的，但服务对象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银行的风险评估模式不同，钱庄是熟人经济，看重官位家底，华资银行更看重企业营运的业务内容。至此，银行既满足了工商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也满足了城市中的工薪阶层资产安全和增值的需要；银行开始为不同层面服务，开始为全社会服务了。

银行在市中心造摩天大楼与树立可信形象。普通公司的业务是瞬间完成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提供服务，不需要很大的信任。但银行的业务却是长期的，需要可靠的信誉，普通百姓把钱存入银行后，钱的产权还是属于储户，钱的一段时间的使用权属于银行。储户为什么要信任银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银行呢？那么银行就要在公众心中树立可靠的形象，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昂贵的城市中心地段，盖一座昂贵的固定资产（摩天大楼）。

02

中世纪银行的运营方式与组织结构

中世纪银行的三种运营方式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陈述中世纪银行主要运营的三种业务方式。

第一种，利用教会税进行贸易。以佛罗伦萨的银行为例。银行在取得教会税收代理权之后，在伦敦开设分行，从英国的修道院和农民那里征收教会税，再拿这些钱向修道院和农民收购羊毛，把羊毛运回意大利，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城市里的毛纺织手工工场，把羊毛变回钱，最后把教会税给罗马教廷。这是一个税收变成羊毛，羊毛又变回税收的过程；英国和意大利羊毛的差价产生了利润。

第二种，王室贷款。伦敦分行放贷给英国国王，为了回避高利贷问题，国王为了嘉奖银行家为王室提供的优质服务，把羊毛税和港口税奖励为意大利银行家，还恩赐给他们羊毛出口特许证。

第三种，国外销售。运输羊毛的船从佛罗伦萨回到伦敦，不会空载而归，会带着意大利精致的呢绒、明矾回程，伦敦分行把这些货物在英国市场上销售，获得货款。

综合这三种业务来看，中世纪银行不单纯是一家金融公司，而是一种贸易金融复合型公司，包含包税人+进出口贸易商+银行家等三种身份。

刘晓春：在复合身份上，现代银行与中世纪银行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不要拘泥于银行正宗或不正宗问题，银行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中西国家形态的差异。西方银行大量借款给王室，还是跨国借款给外国王室；而中国没有这种现象，但这不能认为中国不如西方。西方很长时间内国家形态是城邦和分封的，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城邦和分封的国家形态，国王的开支依靠自身领地收入，而大一统政府是有从地方到中央的税收系统。

其次，文化的差异。西方是家天下的概念。王室可以选择直接雇佣管家管理庄产，但要增加薪水支出，也可以选择外包，以赏赐奖励税收的方式给予实际上的利息。西方的整个国家是国王的私产。意大利银行家发挥创新精神，找到了英国王室的需求点开展业务。

最后，中世纪没有工业化时代后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中世纪银行面对的金融需求主要是时间差的需求，国王为了战争临时需求资金，而把日后的税金支付。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所以，现代银行没有那么复杂的身份。

中世纪银行的两种组织结构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我们讲述中世纪银行的两种公司组织结构：早期银行的单一实体公司、后期银行的合伙公司。

第一，早期佛罗伦萨的银行组织方式——单一实体。13-14世纪的巴尔迪、佩鲁齐等银行，它们的佛罗伦萨总行和国外分行是一家公司。银行重要的职位、重要的国外分行行长多数是由家族成员担任的，少数分行行长由外人担任，不重要的分行行长是雇员。

第二，后期银行的组织方式——合伙公司，如14-15世纪的美第奇银行。分行子公司和总行母公司既是独立的，又是受母公司控制的组合体。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主要资本控制合伙子公司，母公司不承担出资以外子公司的债务。最值得注意的是，每笔借贷业务都会签一份三方协议，三方是借款人、子公司和母公司，协议规定了这笔业务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出资比例，以及这笔业务产生利润的分配比例。

对比两种模式。其一，单一实体模式的管理更偏向家族式，其控制性更强，这体现在佩鲁齐银行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家族成员，而美第奇银行只有总行长是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余的分行行长都不是美第奇家族成员；其二，合伙公司模式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分行行长的为了自身的投资安全，要更多地控制贷款的风险。与之对比，现代银行的组织方式又是怎样的？

刘晓春：现代银行的组织结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化而来的，最早的是从家族的、独有的，之后变成合伙的。

第一，契约与责任。首先，合伙模式为了界定责任，需要拟定一个协议。中国小说中就有合伙做生意的记载，既有仅同路的，也有约定共同分配盈利、承担损失的那种。西方表现出来的是合同条款的约定，中国表现出来的形式是民间习惯法的约定。其次，现代的银行与公司是有限责任的，古代大多是无限责任的。

第二，监管强化与风险分担。因为金融成为经济中枢，所以监管强化了；因为监管强化了，所以风险责任的分担就不能单纯以股权结构或治理方式来定义。当然整体上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来定义，现代银行很少是国有全资，大部分都是合资的。虽然是合资银行，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国家要进行强监管，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也承担了风险。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也要出面来处置救市。

尤其是现代社会所有人的储蓄存款都与银行挂钩，所以，一旦发生银行倒闭将影响每个人。银行从私人银行，到公共银行，再到国家的监管，社会与国家一步步用制度化方式去解决银行的风险。

03

中世纪银行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

政治带给金融的红利与风险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我们先讲述政治给中世纪银行带来的正负两方面作用，接着讨论现代金融业如何把控这种政治影响。

第一，政治给金融带来的红利。首先，与教廷保持友好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中世纪的银行资金不是来自于全民储蓄，而是来自于创立者出资。同时，教会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地主，修道院土地属于教会的，每个农民也都要交十一税，这是一大笔钱。因此，代理教会税能极大地增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其次，贷款给英国王室与“金羊毛”的诱惑。因为当时羊毛是支撑佛罗伦萨城市主要制造业——毛纺织业不可或缺的原料，其需求量非常大；意大利各个银行“前破（产）后继”给英国国王贷款，比起羊毛税和港口税这些贷款利息，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英王颁发的“出口羊毛许可证”的诱惑。

第二，政治给金融带来的风险。首先，银行的风险来自城市与教会政治立场的向背。在13世纪初，意大利银行业的头部是锡耶纳的银行。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战争中，锡耶纳支持皇帝，于是，教廷不仅收回了代理征税权，还对锡耶纳进行绝罚（停止该城的圣事，宣布锡耶纳人为异端，号召欧洲基督教各国打击异端），结果各国政府乘机抵赖异端银行的债务，还充公了异端分行的资产，导致锡耶纳银行彻底破产。其次，王室贷款风险。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1455年玫瑰战争爆发，都导致了王室贷款坏账的发生。

所以，我们综合政治带给银行的两方面影响，红利与风险并存。对金融的分析中必须加入政治系数的考量。那么现代银行是否有某种评级体系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呢？

刘晓春： 现代银行是存在对政治风险的评估的。从宏观上看，金融和经济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人类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它一定是和政治、军事，甚至是社会负面的东西相关联的。虽然，从技术上是数据与理论的分析，但放到现实中，它一定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其他方方面面相关的。

无论是银行金融，还是经济都是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2世纪现代银行起源开始，银行都是与政治相关。它们大多贷款给王室，而且与国王战争有关。进一步放大，财团和金融也是与政治挂钩的。东南亚的一些财团与政府互动，政府把某一类行业给予财团，如把面粉或糖的经营牌照发给他们；财团经营获利后，为政权提供资金支持。又如美国的经济政策，美联储主席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蛛丝马迹也可以发现端倪。

银行有一项国别风险。跨国经营时，银行与外国、外企打交道时，有一项国别风险，这就是对政治因素的考量。有研究建立模型去计算，但实际上很难用做到精确量化。在银行拆借中，信用额度评估过程中，既要评估对方外资银行的稳健性，也要对对象国进行国别风险评估。

银行还有一项政策风险。随着经济的变化，许多经济政策会发生改变，有些产业从开始的鼓励到之后的禁止，如果银行无法预估这些政策变化，其业务也会发生风险。

金融带给政治的红利与风险

杜佳峰：政治金融学不能单纯讲政治对金融的影响，金融对政治也有反作用力，这一部分要讲述中世纪金融能给政治带来的正负两方面作用。

第一，金融带给政治的红利。美第奇家族凭借银行财力，登上了欧洲政治舞台。前后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罗马教皇、法国王后等。第二，金融带给政治的风险：由于银行竞争诱发的政治风险。帕齐家族银行是佛罗伦萨第二大银行，1478年帕齐阴谋很重要的诱因是帕齐银行的崛起与美第奇银行的衰落。

刘晓春：总体上讲，金融对社会起资金融通的作用。从早期的时间差，提前消费；到工业化后，起到催化和扩大再生产的作用，对社会进步起非常大的作用。单纯有科技，科技的自然转化将非常缓慢，有了金融的催化，能迅速落地。

金融成为现代社会的中枢，支撑着整个经济的运转。货品要顺畅流通，金融就站在中间人的角色，能够使得社会运作效率最高；反过来，它一旦发生问题对社会的破坏力也最大。

金融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金融中枢加强流通，提高交换效率，加强资金集聚，资本积累的作用；同时，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在起决定性作用，能影响哪些行业的发展速度。

结论：银行业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

杜佳峰：总结起来，中世纪银行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从学科角度看，需要进行政治金融学的建设。

刘晓春：就金融论金融也好，从政治看金融也好，它都不是一个真空、独立的存在。

我们获得重要的经验是：金融问题不能割裂来看。很多时候金融问题的产生不是金融本身，而是其他方面政策传导过来，所以金融产生问题，不能只治疗金融，还需要找到源头，多方面同时调整。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杜佳峰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