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一次旅行，在结束了马德里当代艺术博览会的采访工作之后，我来到马德里的博物馆金三角，开始了自己的行程。位于三角区内的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有着丰富的印象派收藏，我按照博物馆的名录逐一寻找，有些是我听闻过的杰作，有些是同一时期不太熟悉的作品。

我很爱现代艺术这100年，但在那天，面对着满墙的作品，我却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沮丧。这些作品如此相似，让我失去了观看的欲望。那一刻，我想：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清楚自己为何而画吗？他们真的喜欢自己所归属的流派吗？这些挂在墙上的作品，或许已是艺术家最为重要的作品，但百年之后，观看者却很难把它放在心上。

当一位艺术家决定将创作视为终身职业，便踏上了一条寻找“自定义时刻”的漫漫长路，那个能定义自我的决定性作品，有时很快就能出现，有时却需要一生的等待。

在提森博物馆的参观之后，我经常在采访中向艺术家们询问：如何找到决定性瞬间与决定性作品？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什么？

2016年，上海举办贾科梅蒂的大型回顾展，在和贾科梅蒂基金会总监凯瑟琳·格雷妮尔的采访中，我们聊到了关于贾科梅蒂的决定性时刻。

贾科梅蒂出生在瑞士，到巴黎后师从古典主义的大雕塑家布尔代尔，但创作观念上却没有受到太多老师的影响，很快就被诗人科克托引入前卫的超现实主义团体。20 世纪 20 年代，超现实主义风头正劲，贾科梅蒂得到超现实主义发起者安德烈·布勒东的青睐，迅速有了一席位置，在巴黎和纽约举办了个展。

但如今我们熟悉的贾科梅蒂，却“诞生”于他脱离超现实主义圈子之后。1934年，贾科梅蒂在巴黎的伊伯利特-曼东街租了一间23平米的画室，开始了他孤独的创作。他有意识地疏远了超现实主义，放弃了创作团体所主张的“纯象征之物”，回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对具象主义的探索。贾科梅蒂的行为被超现实主义视作艺术观念上的背叛，他们将他驱逐出了这个团体，随之失去的还有人脉、收入、赞美、展览机会。1934年至1956年，贾科梅蒂几乎没能举办一次展览。

他主动背离了主流，也承担着背离主流的后果。有一段时间，他被艺术市场抛弃了，他的孤独和郁郁不得志吸引了巴黎的知识分子，萨特说，在贾科梅蒂的雕塑中，他看到了存在与虚无。

但还算幸运的是，贾科梅蒂最终等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件——《行走的人》。半个多世纪后，这件作品也成为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那一件”，并跻身历来拍卖价最贵的艺术品之列。在博物馆、拍卖场或是艺术史的书籍上，贾科梅蒂都是独享空间，他不需要与人为伍，也不会和其他作品挤在一起。因为他既不像其他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派别，甚至没有追随者，他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当我们回顾贾科梅蒂的往事，好像那个时刻自然而然地总会在坚持中到来。或许只有置身艺术家的创作现场，才能体会他内心所需的坚定与执着，以及郁郁不得志时所经历的煎熬、踌躇与忍耐。两且并非都如贾科梅蒂这般幸运，选择的代价有时极为残酷，有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接纳，但这往往是艺术家的必经之路。

那次观展时突然出现的感受，在之后的很多场合都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也许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它不仅来自于书本、作品，有时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其实是在画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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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在荷兰国立博物馆幸运地遇上过一次维米尔绘画大展，看到了借展自世界多个著名美术馆收藏的维米尔画作，其中也包括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收藏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为何这幅小画比一张A4纸大不了多少，却有如此惊人的魅力？任何印刷品都难以传递这种现场感受。我后来想，也许和展室里面调整到几近暗室效果的灯光也有关系——站立片刻，就觉画中少女像灵魂一般轻盈地，自黑色背景中浮出；头上那束钴蓝色的发带，光彩夺目。她侧身回眸的凝视，好像也让我看到了画家同时同刻对她的凝视；满目欢愉里，有一丝忧伤，却转瞬即去难以捕捉。

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这位迷人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原型是谁，至今也无人真正考据出来。较为人熟知的版本来自于英国女作家特蕾西·雪佛兰（Tracy Chevalier）的小说，之后拍成了电影，由斯嘉丽·约翰逊担任女主角。电影讲述了在维米尔岳母家里做女佣的少女葛利叶，和维米尔之间低徊的爱情故事。在影片最后，葛利叶决定将自己作为模特奉献给维米尔作画，她接受画家为她打上耳洞，戴上他妻子的珍珠耳环，将自己凝固成画布上那个永恒的凝视。当然这只是小说和电影的虚构。

除“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原型之谜，维米尔的画作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呢？

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有一本轰动的著作《隐秘的知识：重新发现西方绘画大师的失传技艺》，他在书中指出，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一些伟大的画作都是借助镜子和透镜，才画得如此生动而精确。

霍克尼用《倒牛奶的女工》这幅画作为例证，他认为维米尔将前景里的面包篮、面包等物品处理得特别大，而且虚焦，这是因为画家并非以肉眼观察，而是在描绘透镜带来的效果。霍克尼认为维米尔不但知道光学器材的存在，也借助它们来画画，因为显微镜的发明者凡-列文虎克正是维米尔的邻居，也是他去世后的遗嘱执行人。汉学家卜正民在著作《维米尔的帽子》中甚至大胆猜测，收藏于法兰克福施塔德尔美术馆的维米尔画作《地理学家》，画中俯身研究地图的学者形象，其原型可能就是列文虎克。

《倒牛奶的女工》

《地理学家》

霍克尼作为艺术家，关注的是绘画技术。卜正民作为历史学家，对维米尔画作的细节解读又极为不同。他注意到维米尔画作中经常出现曲面，比如玻璃球体、铜制器皿和珍珠；并且维米尔并非只画了一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其他作品中，一共有八个女子都戴有珍珠耳环。他举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画中，“那颗珍珠非常之大，表面映出少女的衣领、头巾和左边的窗子，还隐约映出她身边的房间”，也就是维米尔的画室的样子。卜正民指出，地球是一个拥有连续不断平面的球体——经由大航海等带来的发现，即便对于维米尔这种从未离开过小镇的欧洲人，也有着日常且深刻的影响。

《戴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子》画中人物同样佩戴着珍珠耳环

《在窗边读信的女子》

除了经常出现曲面，维米尔的画中还有很多细节体现着与更广大世界的联系。《在窗边读信的女子》前景桌上有一个摆了一堆水果的瓷盘，很明显，这是一个中国青花大盘。在维米尔时代，青花瓷会出现在一个普通荷兰人的家中吗？卜正民书中讲述了中国瓷器到达荷兰的时间线：16世纪末，中国瓷器最早进入荷兰时，还属奢侈宝物，大多进入王室贵族手中；到了维米尔时期的17世纪中叶，随着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远航贸易扩张，中国瓷器开始在欧洲市场数量与日俱增，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荷兰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中国瓷器为装饰，就像绘画一样，成为一种身份的时髦和象征。维米尔在画中对于器物、织物、地图、地球仪等日常之物的特殊的专注，让它们成为了画家连接身外广阔世界的美妙入口，也让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欣赏画作。

（本期节目录制于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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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第一站艺术旅行，让我们来到荷兰的古老小城，维米尔的故乡代尔夫特。

与出生在莱顿，之后搬到阿姆斯特丹从事画家这行的伦勃朗不同，维米尔在43年的人生中一直没有离开代尔夫特。他绘画的速度很慢，收入也很微薄，在画家比画商多的17世纪荷兰并不十分出名。

有人认为维米尔生前从未真正售出过作品，但代尔夫特“维米尔之家”的主管西布朗·德·扬却不这样认为。他讲到，1663年，一位法国外交官曾在维米尔的指点下，在一家面包店内参观了维米尔的作品，根据艺术史学家的记述，这位面包师就是维米尔一生中有迹可循的两个赞助人之一，他自称花费600荷兰盾购买了这幅作品。18世纪后，从代尔夫特售卖出去的维米尔作品，其中有4幅来自此人。

《代尔夫特街景》

我还来到了维米尔小时生活过的约瑟夫街25号，和它附近从16世纪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大市场”，在这里，多少能够感受一点维米尔时代的景物人情。“大市场”的鱼摊前面人最多，摊主从水槽里捞起一条条鲱鱼，粗粗清理一下，顾客就直接抓着鱼尾，把一条鲱鱼整吞下去，场面非常魔幻。

《代尔夫特风景》

《代尔夫特风景》是维米尔仅存的两幅室外风景之一，画的是早晨七八点钟代尔夫特西南城边的河港，现在老的港口已经被新港替代，只剩下一个同名字的老城门。有关这幅画作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汉学家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中写到，维米尔这幅画上的不是普通船，而是两条“鲱鱼捕捞加工船”。他解释说，维米尔生活的时期，处在自16世纪中期开始的世纪“小冰期”（1550-1700），全球降温，导致挪威沿岸海域传统的鲱鱼场大面积封冻，鲱鱼场于是往南移向波罗的海，从而造福了荷兰渔民。而“那两艘鲱鱼捕捞加工船，正是维米尔为气候变迁留下的证据。”

在荷兰绘画三杰之中，维米尔无疑是最具神秘感的那个，他传世的画作非常稀少，现在公认为真迹的仅有35幅，而且没有素描，没有自画像；现存的对画家的记载——他上过什么学校、跟谁学画、有无密友，也几乎找不到有根有据的历史资料。不过也正因这份神秘感，让维米尔在19世纪下半叶后，对于艺术界、收藏界拥有超越寻常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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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洛杉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迪士尼、好莱坞、比弗利山庄、环球影城。但今日的洛杉矶正在塑造它新的城市生态，那就是艺术。比纽约低廉很多的租金，大量明星和富豪定居，知名艺术院校的建立，是吸引画廊与艺术从业者的主要原因。

在交通不便的洛杉矶进行艺术参观是件重体力活，如果时间有限，最不容错过的博物馆有哪些呢？

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战后艺术的最大收藏机构，几近完整保存了1940年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作品。位置方便，看完美术馆，可以去城里最古老的中央市场，吃吃喝喝很愉快。

哈默美术馆：“洛杉矶制造”（Made in L.A.）大展的主场地，只选洛杉矶本土艺术家参展，是对洛杉矶本土艺术潮流的最完整呈现。

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一座博物馆，藏品多达12万件，还有“城市之光”等地标类艺术作品。

盖蒂基金会及盖蒂艺术中心：全球收藏最丰富的私人博物馆之一，位于马里布海边的圣塔莫尼卡山腰，据称每年参观人数仅次于好莱坞的环球影城。

哈默美术馆

盖蒂基金会及盖蒂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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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一座安静到几近透明的城市，新旧运河不紧不慢流过市区。1606年，伦勃朗出生于此，他少年时在当地的拉丁文学校发现自己对绘画的兴趣，继而在一个名为斯瓦南布尔的画室里学习。

荷兰莱顿市中心的新莱茵河

莱顿市的冬天

1624年，18岁的伦勃朗被父亲送到阿姆斯特丹，拜师著名历史题材画家彼特·拉斯特曼。半年后，他回到家乡，和比自己小一岁的同学、绣花工的儿子利芬斯一起自组了画室，很快获得认可。直到1630年，在父亲去世后，伦勃朗才决定彻底搬去阿姆斯特丹生活。

青年伦勃朗，在莱顿的肖像画市场已颇具名气，他被家乡万般厚待和宠爱，“几乎每个见过他的人都称赞他是绘画天才”。1630年的伦勃朗，自画像中双眼盯视前方，目光炯然，野心勃勃，像是要把前运看到底透。

1630年伦勃朗自画像

如果将此时的伦勃朗和晚年贫困潦倒的画家对比，人们也许会问，是什么导致了命运的剧变？

表面看最直接的原因，是伦勃朗得罪了荷兰当时最为强势的市民阶级。《夜巡》事件中，伦勃朗的个性与不合惯例让他受到了市民阶级的上层——市民卫队的攻击，继而被告上法庭。除此之外，伦勃朗的命运转变，其实与整个荷兰艺术交易市场的形势变化也大有关联。自17世纪中期，荷兰绘画市场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过量的画家与不成比例的需求，让画家严重“贬值”，除伦勃朗外，同时代的著名画家哈尔斯、菲尔美的生活也都陷入极端困窘之中。

而与伦勃朗几乎同时代的法国画家普桑、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供职于皇室，生活稳定且优渥，他们的创作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不过没有妨碍他们专注于艺术，成为伟大的画家，留下伟大的作品。这让人不禁思考，何为艺术的自由？

左：普桑 右：委拉斯开兹

匈牙利艺术史家阿诺尔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史》中也感慨于同样的问题：

“有的艺术家只有生活在自由环境中才觉得安全，但也有艺术家只有感觉安全的时候才能自由呼吸。”这是永无最好答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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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最后一站艺术之旅，让我们来到阿姆斯特丹，跟随“叙述者”伦勃朗，感受他的绘画和他生活的老荷兰。

17世纪上半叶，得益于全球海上贸易，荷兰共和国正进入“黄金时代”。消费——也包括艺术消费——成为市民生活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人们把油画和版画看做代表社会地位的商品，从权贵、富商，到海员、各行会的工匠，都甘愿为之花费巨资。

从家乡莱顿搬到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以其独特而生动的绘画风格，获得了大量的肖像画订单，也收获了更大的名声和不菲的收入。

《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创作于1632年

作为阿姆斯特丹绘画市场的“萌新”，一开始，伦勃朗在行事上还没有那么敢冒犯行规，创作以满足主顾的需求为主。《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是画家搬到阿姆斯特丹第二年的油画委托，画面上，他尽量让每个人物的脸部都落在光线照射的范围内，他还在画中留下了8个人物的名字——在肖像画风行荷兰的17世纪，能够让自己的名字留在画面上是订画者的最高要求。

不过很快，伦勃朗突出的绘画天赋和极高的受欢迎度让他懒得讨好平庸的市民主顾，也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以行活儿谋生的画师。他想要创作自己想要的艺术，为此不惜冒犯主顾们的自尊心和虚荣心。

《夜巡》，创作于1642年

《夜巡》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卫队委托伦勃朗创作的群像，每个卫队成员都付了100荷兰盾画金，希望在画面上有大致平等的露面机会，和“伟光正“的英雄气概。不过伦勃朗坚持自己的审美和创作技法（明暗法），他把这些人物安排在了一个即将出发去执行巡逻任务的戏剧性的场景里面，队员们围在队长弗兰斯·班宁·科克(Frans Banning Cocq)周围，位置错落，光线明暗如同舞台，有虚有实。

此举让伦勃朗得罪了市民上层，他被告上法庭，并受到舆论上的人身攻击，加之以画室学生代笔加大生产量的传言弥漫，他的画像生意逐渐冷落。伦勃朗生性挥霍，很快家境败落，入不敷出。

在人生的最后20年，伦勃朗失去了妻子，失去了社会名誉，还有曾经给过他世俗快乐的全部家产。从他最后一张自画像上可以看到，老年伦勃朗肥胖，臃肿，34岁以前那些自画像上的生机和神气，全都看不见了。

伦勃朗的自画像，28岁 VS 63岁

画家在1669年逝世，尸骨被人送到专门帮助掩埋穷人的西教堂，连一个标记都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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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曾说：美术馆是一个介于公众与私密之间的场所，我不希望它是一处陈列着密密麻麻的作品或是有大量观众涌入的嘈杂凌乱的场所。我希望访客们能够感受到静谧、自然的空间，而且可以同时体会到建筑和作品的美。

本期节目，我想为大家分享旅行途中遇到的，小而美的博物馆。

00:15 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 | 米兰

发现这座博物馆时，我还有四、五个小时就要搭上回国的班机。时间太短，既不能去需提前预约的感恩圣母堂，朝圣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也不够在斯福尔扎城堡排队，一览米开朗琪罗生前最后的杰作——《伦达尼尼的圣母哀悼耶稣》。

在米兰大教堂附近漫无目的地遛达之际，我发现了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整座博物馆呈非常奇妙的桃红色，面积很小，但私人藏画的珍贵和丰富还是让我感到惊讶，比如波拉依维罗的《女性的肖像》、波提切利的《圣母子》，另外还有若干幅十五、十六世纪的不同画派风格的圣母子题材画作，全部陈放在一起，互为比照，甚至觉得她们彼此之间目光交错，十分动人。

10:30 浪漫生活博物馆 | 巴黎

这座博物馆位于巴黎第九区，蒙马特高地下的一条小街上。博物馆常年陈列与19世纪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有关的物品和资料，包括她在巴黎生活时期的家居陈设，她的藏书和绘画，她和音乐家肖邦谈恋爱时的一些信件。

博物馆后来做过画家阿里·舍费尔的工作室，室外有一个从两翼环绕到屋后的小花园。看完博物馆，坐在这里喝茶晒太阳，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13:13 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 | 巴黎

离浪漫生活博物馆不远，在第九区的福柯大街14号，你将来到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这里原来是古斯塔夫·莫罗的私人宅邸，莫罗在这栋房子里生活了43年，收藏了大约1200幅油画和15000幅素描。我们比较熟悉莫罗的作品有《施洗约翰的头在显灵》和《命运女神和死亡天使》。

17:29 在节目的末尾，我还为大家开具了一份隐匿在巴黎街区里的小博物馆清单。另外，大家在旅行途中遇到过哪些小而美的博物馆？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和它遇见？又带来了哪些触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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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和朋友、艺术史学者张宇凌巴黎艺术之旅的第二期节目。在卢浮宫，有两个我们不顾一切也要买票看到的特展：疯人展Figures of the Fool和华托展A New Look at Watteau。

华托展围绕他重要的小丑作品Gilles展开。作品中的小丑是意大利喜剧中制式化的角色Pierrot，与欢乐的、穿着彩色菱格衣服的Harlequin类小丑不同，Pierrot是悲伤的小丑，他们笨拙，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这样一个边缘化的角色在华托的作品中成为了主角。在小丑的脸上，你可以看到漠然、惆怅和恍惚的神情。

⬆️《舟发西苔岛》

在理性到来的18世纪，华托描绘出思想史、文化史上一个关键的主题——无聊ennui，这是人们出现主体性后，注意力倾注的对象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时的心理体验。在华托著名的雅宴画《舟发西苔岛》中，你也能看到人们失落、茫然，仿佛此刻不存在的状态。这是华托画作中的时代性，正如卢浮宫的展签上所说：Pierrot这幅画相对它的时代是非常前卫的，它的神秘性持续到今天。

疯人展Figures of the Fool是卢浮宫年度重磅大展，用300多件作品展示了西方艺术史里的一个关键词——疯癫。

·我们看到了中世纪虔诚的疯子，比如和小鸟说话，模仿基督圣伤的圣方济各。

·“恋爱脑”疯子，比如中世纪传说中骑士与他们的夫人之间充满肉欲的关系。

·15世纪，疯癫融入了狂欢和民俗当中，比如老博鲁盖尔的《死亡之舞》

·在博斯的《人间乐园》中，疯人形象更为繁盛，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博斯的《取出疯石》，医生把病人的脑袋打开，取出导致疯病的石头。

·博斯受Sebastian Brant《愚人船》启发创作的画作

·浪漫主义时期戈雅的《理性的沉睡唤起疯狂》

这样优质的特展，在策划、商谈、借展必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多于5年）与无数人力，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我们不顾卢浮宫的人潮汹涌，也一定要买票看到。张宇凌说，“如果逝去的现当代艺术家全体复活，跟我们一起在此刻的巴黎看展，那么《疯人展》大概会是他们最想看到的展览”，也足以表达展览带给我们的感受。

除了这些特别去参观的博物馆，我们每天行走在施工的巴黎街道上，也有不少奇妙的偶遇，比如18世纪收藏家Moïse de Camondo的公馆Musée Nissim de Camondo（很可惜去的时候没有开门，但推荐给大家），两个中国女孩在14区开的“八梨”书店，贾科梅蒂博物馆，在地铁里关于巴黎圣母院修建的小展览，还有我经常重游的布德尔博物馆。节目里，你会听到更详细的介绍。

【时间轴】

00:04:02 卢浮宫“华托展”，忧伤的小丑为何前卫又神秘？

00:20:17 卢浮宫重磅特展“疯人展”，艺术如何描绘“边缘人”？

00:40:46 在到处施工的巴黎，奔赴艺术的奇妙境地

00:43:26 Musée Nissim de Camondo，一个时髦巴黎人的18世纪公馆

00:47:59 两个中国女孩的“八梨”书店

00:50:25 贾科梅蒂博物馆，时间与空间的偶遇

00:53:02 地铁里的巴黎圣母院“重建展”

00:56:02 重回布德尔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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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我和朋友、艺术史学者张宇凌共同前往我们喜欢的城市——巴黎，因为10月16日开幕的巴黎巴塞尔，这座城市的各个博物馆都启动了一系列重要展览。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看了大约20个展览，所谈论的话题也都围绕着展览的主题——艺术是一种身份。这个标语被巴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呈现着，它不仅是艺术家个人的身份，也是一座城市思维方式的呈现，一座城市的身份。

🗺️一份观展地图：

“女性”是当下的艺术市场无法绕开的话题，在巴黎巴塞尔中有许多对女性艺术的呈现，比如小皇宫Jesse Darling的公共项目，卡地亚艺术基金会的Olga de Amaral编织艺术展，以及奥赛博物馆Barbara Chase-Riboud的展览等等，但巴黎这次的艺术联动对女性艺术家的发掘不太一样，我们看到了许多“老女人”的作品，这里没有贬义的意思，我们发现在女性艺术家的一生中，出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可能和日常结合地更紧密一些，虽然这些家务事、感情的起落看起来把她们从纯粹的艺术专注中抽离了，但同时也避免了另一个东西，就是被一时的主义或浪潮裹挟，或者被标志性作品桎梏。在这些“老女人”的作品中，你能感受到她们没有被社会机制耗尽的真实感。身份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优势。

皮诺当代艺术收藏中心的“贫穷艺术展”(Arte Povera)是此行我最爱的展览之一，“贫穷艺术”是二战之后在意大利萌生的艺术潮流，艺术家选用废旧工业材料、日常自然材料，或被忽视的材料作为表现媒介，注重它们的重量和结构的对比，推崇形体本身的意义。

我看这个展览的最大感概，就是这些贫穷艺术家的“高智商”，他们有很高的感受力和思考力，理性和感性在艺术作品中同时到达巅峰。在他们的创作下，日常之物，例如咖啡粉、旧衣服，有了不同于本身的另外一种呈现。

张宇凌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感受，就是贫穷艺术中的“躺平”。“躺平是一件很前卫的事情”，不管是艺术品还是建筑，强调水平感（horizontal)，而不是直立感（vertical），是现代以后很重要的革命性姿态。展览中的作品不是靠墙，就是铺在地面，高度不会太高，强调和自然、大地、人去连接。我回想起2011年与贫穷艺术很具影响力的艺术家雅尼斯·库奈里斯的对话，他评价达米恩·赫斯特的作品与他的不同，是“垂直的”，也印证了这一点。 （《“演”和“译”：库奈里斯在中国》；《“我不只是保守，是非常保守”》）

【时间轴】

00:01:08 我们逛了20+展览，推荐给你

00:18:30 在小皇宫，古典与街头艺术无缝衔接

00:22:26 巴黎巴塞尔是如何呈现女性艺术家的？

00:31:05 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我没空做缪斯

00:44:20 什么是“贫穷艺术”？

00:48:04 “我不只是保守，是非常保守”

00:56:38 躺平是一个很前卫的事情

01:10:23 如何做一个“开阔的当代人”？

01:15:05 时代越迷茫，艺术越蓬勃

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的Olga de Amaral展览，图片来自张宇凌

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的Olga de Amaral展览，图片来自张宇凌

小皇宫Jesse Darling, VANITAS，图片来自张宇凌

小皇宫，图片来自张宇凌

皮诺当代艺术收藏中心，Arte Povera，图片来自张宇凌

皮诺当代艺术收藏中心，Arte Povera，图片来自张宇凌

皮诺当代艺术收藏中心，Arte Povera，图片来自曾焱

 朵拉·玛尔 (Dora Maar)，法国摄影师、画家、诗人

《艺术是一场冒险》，曾焱，商务印书馆，2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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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佛罗伦萨，首先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是什么？在本期节目录制前，我与艺术史学者张宇凌和艺术家彭薇讨论了这个问题。

张宇凌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中世纪艺术史，现在是中世纪艺术史的博士。提到佛罗伦萨，她首先想到的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还有维琪奥桥（也叫瓦萨里桥），也就是但丁的廊桥，因为这里是但丁和他的缪斯贝特丽丝相遇之处。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现存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维琪奥桥

艺术家彭薇去过很多次佛罗伦萨，听到这个问题，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维琪奥桥，以及像蜂窝一样挂在桥两边的老房子、老店铺；她还想到百花大教堂的外立面，那些绿色和白色交杂的条纹。

彭薇还联想到古老的圣马可修道院，入口很不起眼，有一个小花园、两个回廊和四十多个修士宿舍房间，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安杰利科亲手或带人一起画的湿壁画。其中安杰利科的《耶稣受难》、《天使报喜》和基尔兰达约的《最后的晚餐》最为知名。

安杰利科《天使报喜》

基尔兰达约《最后的晚餐》

提到佛罗伦萨不能不说乌菲兹美术馆。除了文艺复兴三杰、提香、波提切利等大师的作品，我还推荐大家关注乌切诺的三联画《圣罗马诺之战》。这组三联画被分散在伦敦国家画廊、巴黎卢浮宫和乌菲兹（第二幅）。

《圣罗马诺之战》

总之，我们在谈论佛罗伦萨的时候，记住的都是很美好的东西，是自这座城市为人类艺术、文化所做过的一切。不过我们也应该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上也有过对于艺术和思想而言十分黑暗的一段，那就是艺术审查。

张宇凌《竹不如肉》书封

当我们对15世纪这段黑暗的历史有了一定了解，再看到圣马可修道院的时候，既会被40多幅安杰利科的杰作所感染，同时也能感受到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一道来自宗教艺术审查官阴沉的目光。我们对于艺术的了解，不但要看作品本身留给我们的光芒，也可以更多侧面地去了解在作品背后那个时代本身的故事。美好的东西能够穿越时间，让我们看到，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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