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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一次旅行,在结束了马德里当代艺术博览会的采访工作之后,我来到马德里的博物馆金三角,开始了自己的行程。位于三角区内的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有着丰富的印象派收藏,我按照博物馆的名录逐一寻找,有些是我听闻过的杰作,有些是同一时期不太熟悉的作品。
我很爱现代艺术这100年,但在那天,面对着满墙的作品,我却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沮丧。这些作品如此相似,让我失去了观看的欲望。那一刻,我想: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清楚自己为何而画吗?他们真的喜欢自己所归属的流派吗?这些挂在墙上的作品,或许已是艺术家最为重要的作品,但百年之后,观看者却很难把它放在心上。
当一位艺术家决定将创作视为终身职业,便踏上了一条寻找“自定义时刻”的漫漫长路,那个能定义自我的决定性作品,有时很快就能出现,有时却需要一生的等待。
在提森博物馆的参观之后,我经常在采访中向艺术家们询问:如何找到决定性瞬间与决定性作品?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什么?
2016年,上海举办贾科梅蒂的大型回顾展,在和贾科梅蒂基金会总监凯瑟琳·格雷妮尔的采访中,我们聊到了关于贾科梅蒂的决定性时刻。
贾科梅蒂出生在瑞士,到巴黎后师从古典主义的大雕塑家布尔代尔,但创作观念上却没有受到太多老师的影响,很快就被诗人科克托引入前卫的超现实主义团体。20 世纪 20 年代,超现实主义风头正劲,贾科梅蒂得到超现实主义发起者安德烈·布勒东的青睐,迅速有了一席位置,在巴黎和纽约举办了个展。
但如今我们熟悉的贾科梅蒂,却“诞生”于他脱离超现实主义圈子之后。1934年,贾科梅蒂在巴黎的伊伯利特-曼东街租了一间23平米的画室,开始了他孤独的创作。他有意识地疏远了超现实主义,放弃了创作团体所主张的“纯象征之物”,回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对具象主义的探索。贾科梅蒂的行为被超现实主义视作艺术观念上的背叛,他们将他驱逐出了这个团体,随之失去的还有人脉、收入、赞美、展览机会。1934年至1956年,贾科梅蒂几乎没能举办一次展览。
他主动背离了主流,也承担着背离主流的后果。有一段时间,他被艺术市场抛弃了,他的孤独和郁郁不得志吸引了巴黎的知识分子,萨特说,在贾科梅蒂的雕塑中,他看到了存在与虚无。
但还算幸运的是,贾科梅蒂最终等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件——《行走的人》。半个多世纪后,这件作品也成为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那一件”,并跻身历来拍卖价最贵的艺术品之列。在博物馆、拍卖场或是艺术史的书籍上,贾科梅蒂都是独享空间,他不需要与人为伍,也不会和其他作品挤在一起。因为他既不像其他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派别,甚至没有追随者,他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当我们回顾贾科梅蒂的往事,好像那个时刻自然而然地总会在坚持中到来。或许只有置身艺术家的创作现场,才能体会他内心所需的坚定与执着,以及郁郁不得志时所经历的煎熬、踌躇与忍耐。两且并非都如贾科梅蒂这般幸运,选择的代价有时极为残酷,有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接纳,但这往往是艺术家的必经之路。
那次观展时突然出现的感受,在之后的很多场合都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也许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它不仅来自于书本、作品,有时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其实是在画框之外。
| 本档播客由三联中读APP出品 |
编辑/王卉,音频剪辑/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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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一次旅行,在结束了马德里当代艺术博览会的采访工作之后,我来到马德里的博物馆金三角,开始了自己的行程。位于三角区内的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有着丰富的印象派收藏,我按照博物馆的名录逐一寻找,有些是我听闻过的杰作,有些是同一时期不太熟悉的作品。
我很爱现代艺术这100年,但在那天,面对着满墙的作品,我却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沮丧。这些作品如此相似,让我失去了观看的欲望。那一刻,我想: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清楚自己为何而画吗?他们真的喜欢自己所归属的流派吗?这些挂在墙上的作品,或许已是艺术家最为重要的作品,但百年之后,观看者却很难把它放在心上。
当一位艺术家决定将创作视为终身职业,便踏上了一条寻找“自定义时刻”的漫漫长路,那个能定义自我的决定性作品,有时很快就能出现,有时却需要一生的等待。
在提森博物馆的参观之后,我经常在采访中向艺术家们询问:如何找到决定性瞬间与决定性作品?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什么?
2016年,上海举办贾科梅蒂的大型回顾展,在和贾科梅蒂基金会总监凯瑟琳·格雷妮尔的采访中,我们聊到了关于贾科梅蒂的决定性时刻。
贾科梅蒂出生在瑞士,到巴黎后师从古典主义的大雕塑家布尔代尔,但创作观念上却没有受到太多老师的影响,很快就被诗人科克托引入前卫的超现实主义团体。20 世纪 20 年代,超现实主义风头正劲,贾科梅蒂得到超现实主义发起者安德烈·布勒东的青睐,迅速有了一席位置,在巴黎和纽约举办了个展。
但如今我们熟悉的贾科梅蒂,却“诞生”于他脱离超现实主义圈子之后。1934年,贾科梅蒂在巴黎的伊伯利特-曼东街租了一间23平米的画室,开始了他孤独的创作。他有意识地疏远了超现实主义,放弃了创作团体所主张的“纯象征之物”,回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对具象主义的探索。贾科梅蒂的行为被超现实主义视作艺术观念上的背叛,他们将他驱逐出了这个团体,随之失去的还有人脉、收入、赞美、展览机会。1934年至1956年,贾科梅蒂几乎没能举办一次展览。
他主动背离了主流,也承担着背离主流的后果。有一段时间,他被艺术市场抛弃了,他的孤独和郁郁不得志吸引了巴黎的知识分子,萨特说,在贾科梅蒂的雕塑中,他看到了存在与虚无。
但还算幸运的是,贾科梅蒂最终等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件——《行走的人》。半个多世纪后,这件作品也成为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那一件”,并跻身历来拍卖价最贵的艺术品之列。在博物馆、拍卖场或是艺术史的书籍上,贾科梅蒂都是独享空间,他不需要与人为伍,也不会和其他作品挤在一起。因为他既不像其他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派别,甚至没有追随者,他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当我们回顾贾科梅蒂的往事,好像那个时刻自然而然地总会在坚持中到来。或许只有置身艺术家的创作现场,才能体会他内心所需的坚定与执着,以及郁郁不得志时所经历的煎熬、踌躇与忍耐。两且并非都如贾科梅蒂这般幸运,选择的代价有时极为残酷,有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接纳,但这往往是艺术家的必经之路。
那次观展时突然出现的感受,在之后的很多场合都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也许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它不仅来自于书本、作品,有时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其实是在画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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