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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联合国常设机构。11月10日，联大和安理会在同时进行数轮投票后选举出国际法院的5名法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资深国际法专家薛捍勤女士。那么，法官候选人是如何产生？他们应该具备那些条件？国际法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哪些作用？法院对那些案件具有管辖权？让我们从以下专题中进一步地了解国际法院这一全球司法权威机构的组成和运作。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郑南的报道。经过联大和安理会的分别投票，参加竞选国际法院法官职位的8名候选人中，来自中国的薛捍勤等5名候选人当选，担任国际法院法官，任期从明年2月6日开始。国际法院位于荷兰海牙，是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之一，负责联合国的司法事务，处理国家间的争端，并解答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提出的法律问题。国际法院依照《国际法院规约》规定运作，而《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组成部分，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均为法院《规约》的缔约国。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规定，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9年，可以连任，每三年改选5名法官。法官由联大和安理会选举产生，提名候选人必须获得联大全体成员国的过半数支持，即至少９７票赞成，以及至少８个安理会成员的认可方能当选。国际法院的法官以独立身份审理案件，不代表任何国家政府。各国有权向法院推荐候选人。法院法官名额按照地域分配原则：5名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3名来自非洲，3名来自亚洲，2名来自东欧，2名来自拉丁美洲。虽然没有任何国家自动有权在国际法院中占有一席，但按照惯例，１５名法官必须全部来自不同的国家，安理会的５个常任理事国各占一个名额 。如果在审理某个案件时，法院没有来自涉案当事国国籍的法官，该当事国可为案件选派一名专案法官，专案法官与国际法院的法官有着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自1946年国际法院开始运作以来，处理国家间争端的诉讼案件约占国际法院工作的80%。在过去，诉讼案件通常涉及传统的国家间争端，如边界争端、海洋划界和外交保护，后来诉讼案件越来越涉及到其它领域，例如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环境法、使用武力以及国家的国际责任等。此次当选的来自日本的法官、现任法院院长小和田恒指出，法院判决结果为终身判决，不得上诉。小和田恒：“（英文）国家在依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在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同时，他们也承担了执行法院判决的义务，法院的所有判决都具有约束力，而且是终审判决，不能上诉。如果一国拒绝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另一方可以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4条提出建议，或决定应采取的措施，以执行判决。但是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 因为法院的判决具有极强法律、道德和外交上的权威。”法院处理的另一项任务是解答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提出的法律问题，即提出咨询意见。这类案件占法院工作的20%。小和田恒指出，法院对诉讼案件的判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咨询意见却不同。小和田恒：“（英文）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与判决不同，咨询意见本身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对于咨询意见的执行与否完全取决于提出咨询意见的联合国机关或专门机构任何对待，有时一国可能与一个国际组织达成协议，双方同意由该组织出面请求国际法院就争端事项发表咨询意见，并且同意将此意见作为争端问题的最终定论。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国际法院在法律和道义上的权威，法院的咨询意见占用很重要的地位，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它们的司法实践中都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加以考虑，从而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院自成立以来共做出了近30个咨询意见，如在2004年发表了以色列当局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这是法院历史上评价最高的咨询意见之一。应联大要求对此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是在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史久镛当时担任法院院长时处理的事项之一。史久镛：“（英文）联合国，尤其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应在适当考虑本咨询意见后，审议还采取何种行动，以停止修建隔离墙及其有关制度造成的非法局面。”国际法院的职能是陈述法律，并依据国际法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法院不能象立法者那样创造新法，它的任务是阐明、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规则。截止目前，法院审理案件总数为151个，共做出100多个判决，所有判决都已付诸执行。小和田恒指出，国际法院做出的各项决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些案件涉及的国家和组织，国际法院做出的咨询意见常常对千百万人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小和田恒：“（英文）虽然国际法院本身不能阻止国家诉诸武力，但是作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承认的机构，作为一个促进和平的宝贵机制，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更加努力地在为全体会员国服务，国际法院竭尽全力支持联合国实现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目标。”郑南，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6月20日联合发布了首份《世界助产服务状况》报告。这份报告考察了58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助产士的状况，其中没有包括中国。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助产服务的情况，我们采访了在围产医学方面有着近20年临床和教学科研经验的庞汝彦博士，她在退休前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公室生殖健康高级项目官员。庞汝彦在采访中对中国目前的高剖宫产率表达了担忧。她指出，中国每年出生的1300万新生儿中有近一半是在手术刀下降生的，没有医疗指征的剖宫产不仅使几百万妇女"从顺产变成了难产"，除了对母婴健康造成影响外，还浪费了大量的卫生资源。庞汝彦："世界卫生组织做一个Global Survey（全球调查）, 我们是随机地取了两个省，加一个首都北京，就算三个省。每一个省随机地取7个医院，一共是21家医院。在三个月的时间，分娩了1万4千多个妇女，剖宫产率是46.5%，那就很高了，接近50%了。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在其他24个国家里，平均的(剖宫产率)是25.3%。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方面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承认是最高的。"在中国，剖宫产存在着地区不平衡性。在沿海地区，剖宫产率超过50%，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70%或80%。庞汝彦分析了造成发达地区高剖宫产率的社会因素。庞汝彦："大家就觉得，剖宫产不疼，时间短，我30分钟进到手术室就出来了，很多人想的就是怕疼、怕受罪。比如说，我去调查的时候问一个妈妈，你为什么想剖腹产，还没有分娩呢？产妇旁边的她的妈妈就说了，为什么不剖腹产？我们那时候生孩子受了大罪了，那是因为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不能再让我的女儿受罪了。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中国还有一个因素，因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四、二、一家庭，那么多的长辈给这一个怀孕的妈妈特别大的重视，很多孩子出生体重都特别大，像3.5公斤的就很普遍，大夫很害怕出来以后有什么问题，所以就给剖了。另外，产前教育做得不够，把怀孕的妈妈当作大熊猫了，要好好地喂她，营养过剩，孩子都长得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计划生育，她就生这一个孩子。如果我要生两个、三个孩子，第一个我就得考虑要不要剖。如果我要剖的话，生第二个、第三个就有问题了。如果就生一个，她就不用考虑后面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么多的家庭就等着这一个孩子，期望值特别高，把大夫、护士产科的这个职业变成一个高风险职业，出了问题了，如果给剖了，就没问题了。如果没给剖腹产，做了半天的工作，真出现窒息了，或者什么问题了，那医护人员就要承担责任了。所以这种医疗纠纷特别多，所以大夫、护士为了躲避这种医疗纠纷、减少这种压力，所以剖腹产也多。"在西藏、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山区，医疗服务欠缺，剖宫产率仍在5%以下，许多产妇出现难产也未能及时进行手术。2009年，中国孕产妇的平均死亡率是约每10万活产婴儿有32人死亡，东部地区是19人，而西部地区则达到48人。从人数上来说，全国当年有5000-6000名孕产妇在妊娠或分娩过程中死亡。庞汝彦强调，在贫穷落后地区要加强能力建设，让当地医疗系统在面对难产时有能力开展剖宫产，挽救母亲与婴儿的生命。她同时对那些不必要的剖宫产造成的健康后果表达了担忧。庞汝彦："自然分娩、阴道分娩是人类的自然的繁衍过程，你能把50%的孩子从肚子里拿刀拿出来，这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自然的。而违反自然就要受到惩罚。对妈妈来说，通过自然分娩生完孩子应该就没事儿了，而对她切了一道，生理的问题变成医疗干预了，然后有麻醉的意外、有出血的意外。不管有没有意外，她是一个病人了。经过我们对1万4000多母亲做完破腹产后的调查，妈妈出血、或者妈妈住了高危的ICU（重症监护室），这些都比自然分娩要高得多。从长远来说，比如说她要生第二胎的话，疤痕子宫或者对以后的手术都会有影响的。对孩子来说，(这方面的)研究的是很多的，比如说破腹产的孩子有运动失调的情况，过敏的多，哮喘的多，这种研究都是存在的。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在国际上，产科医生、助产士和护士的职业和责任极为明确。但在中国，严格来说，在职业划分和医疗教育中都不存在助产士，这也是造成产科医疗干预过多和高剖宫产率的原因之一。在多数西方国家，助产士需要在接受大学四年护士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再经过18个月的专门培训和资质考试之后，才能成为助产士。中国助产士的来源以中专和大专毕业的护士为主。她们的助产技能多是经过在产房有经验的护士通过非正规的师徒式的传授得来，这种传授方式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其质量很难加以保证。以北京大学的护理系为例，大专生在产科见习时间为一周，生产实习三周；本科生在产科见习时间仅为一天，生产实习三周。随着医院剖宫产率的提高，不少学生在见习、实习期间连一例自然分娩都没见过。庞汝彦："1928年我们建立了第一所助产士学校，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助产学校已经是蓬勃发展了，很多了。当文化革命的时候，就把助产士取消了，就觉得培养医生和护士就够了。到后来文化革命完了以后，大家觉得这支队伍还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接生都要大夫接生，大夫培养起来他的代价就比一个助产士要多多了。很多人就提出来要恢复助产教育。另外助产士应当是介于产科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所以就觉得这个职称系列也应该有，过去这个职称系列也取消了，就没有，现在也是，就算你是助产士，但是在医院里提升的职称里没有助产士，就是大夫和护士，你技术再高也是护士，都是大夫接生或者护士接生，所以对于自然产的一些问题，就没有很好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正规的助产教育。"由于中国在助产领域缺乏完善的临床、培训、教育和资格认证体系，在这方面也难以同国际接轨。中国到目前仍然没有成为由75个会员国和88个助产协会组成的国际助产联盟会员，仅以观察员身份到会，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已经成为了正式会员。庞汝彦表示现在不少人都提出要求在医疗教育体系中单独设置助产专业学科，并在医疗机构中设立助产士职称系列，同时开展相应的执业资格考试，加强对中国专业助产士队伍的建设。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在其2011-2015年的国别方案中将协助中国卫生部加强培训和倡导，推动助产职业制度化的进程。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2008年8月1日，经过国际社会的多年努力，禁止使用、发展、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集束弹药的《集束弹药公约》正式生效。11月16日，5个致力于推动禁止使用集束弹药的非政府组织发表了《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总结了《集束弹药公约》生效以来，在禁止使用集束弹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所存在的挑战。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的报道。集束弹药是指散射或释放在撞击之时或之后引爆的爆炸性子弹药的弹药。根据不同的模式，集束弹药散射或释放的子弹药的数量少则几十，多则可超过600个。在武装冲突期间，如在人口密集区针对军事目标使用集束弹药通常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在武装冲突结束后，很大一部分已经散射或释放的子弹药未能引爆，造成生活在广大面积内的平民大量意外伤亡，并阻碍了诸如公路、铁路和电厂等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发展。《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编辑委员会主席斯蒂夫•古斯（Steve Goose）在日内瓦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表示，《集束弹药公约》实施一年以来，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以极大的热情，认真落实《公约》的具体条款，从销毁库存到清理受到爆炸影响的区域，人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国家为此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古斯：“现在已经有111个国家加入了这份公约。在《公约》生效仅仅一年之后，能让世界大多数国家加入令人印象深刻。在这111个国家当中，有66个已批准该条约，受到所有公约条款的法律约束。45个国家签署了公约，但还未完成公约的批准程序。但即使是那些仅仅签署的国家，也具有不生产、使用和储存这一武器的义务。这111个国家不仅包括那些不具有、且从未使用过集束弹药的国家，其中也包括38个在以前曾经生产、使用、出口或储存过这种武器的国家，有些曾经还是使用这种武器最多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显示，有11个缔约国已完成储存集束弹药的销毁，这些国家是阿富汗、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摩尔多瓦、黑山、挪威、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此外，还有13个国家承诺在公约规定的8年限期内，销毁储存的集束弹药。《报告》指出，《公约》缔约国已销毁了近60万件集束弹药，这包含着6450万枚子弹药。两个最大的集束弹药储存国德国和英国曾分别拥有6700万枚和3900万枚子弹药，但它们已将库存销毁了一半。有5个国家签署但还未批准该公约，可是这几个国家实际上已完成了销毁全部库存的工作，他们是安哥拉、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匈牙利和伊拉克。《报告》显示，《集束弹药公约》自2010年8月1日生效以来，又有2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其中包括遗留集束弹药问题比较严重的阿富汗、波黑和黎巴嫩。28个国家当中，有25个国家批准了《公约》，有3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即签署和同时批准《公约》，他们是格林纳达、斯威士兰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报告》强调，2010年至少有近6万件未爆子弹药在全世界的清理行动中得到销毁，有18.5平方公里遭受集束弹药污染的区域得到清理。《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编委会主席古斯指出，在全球消除集束弹药取得骄人的积极进展之时，有一些国家却在推动一项降低标准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试图允许集束弹药的继续存在。对此，他表示深深地遗憾。古斯：“目前在日内瓦正在发生一件非常独特、前所未有和令人不安的事情。众所周知，一项旨在全面禁止集束弹药、具有高标准的国际公约在一年前生效，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而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一些政府却在这里就一项新的、但却包含着低标准的有关集束弹药的条约进行谈判。在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不能令人容忍之处在于，事实证明，已经生效的《公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人道主义领域已产生巨大影响，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拥护。而一小部分国家正在拼命努力创立一部国际法律，允许集束弹药继续得到使用。”古斯指出，在日内瓦热衷于新条约谈判的国家包括以色列、俄罗斯和美国，它们都是以前使用过集束弹药、但未加入《集束弹药公约》的国家。《2011集束弹药监控报告》指出，集束弹药导致1万6921人伤亡，而所有的幸存者在康复过程中都需要得到持续的支持和帮助。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全世界有1200万人不具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这种无国籍的状态不仅给他们个人的生活带来了种种苦难，有时甚至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源。在8月30日《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通过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联合国难民署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关注无国籍者的处境，早日为他们找到出路。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苑星普的报道。1991年12月2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成为了各自独立的国家。原苏联公民塔季扬娜•莱丝尼科娃（Tatianna Lesnikova）怎么也想不到，一夜之间，她和家人都变成了没有国籍的人。莱丝尼科娃：“（英语）我们在俄罗斯出生，但是当俄罗斯宣布独立的时候并不在那里生活，乌克兰也不接受我们，因为在乌克兰独立的时候，我们未能达到在居住期限方面的要求。”在乌克兰独立后不久，莱丝尼科娃前往美国生活，但在这个国家居住了20年之后，她仍然是一个无国籍者。尽管美国的法律允许授予一些难民永久居民的身份，但无国籍本身并不足以构成难民的条件。因此，莱丝尼科娃一直无法获得美国居民身份，甚至还因此受到过拘禁。莱丝尼科娃：“（英语）好像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坍塌，被颠倒了过来，那种感觉让人非常震惊。我没有挣扎或者抗议，但还是被粗暴地戴上了手铐和脚镣。他们把我关进车里，然后又走进我的公寓里，把我的儿子从床上拽了起来，也给他戴上了脚镣和手铐，他当时还穿着睡衣。我试着鼓励他，告诉他这也许是个错误，我们不是罪犯，不是杀人犯，我们什么错事也没做，他们会放我们走的。别担心，别担心！”莱丝尼科娃一家的经历并不罕见，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全世界有1200万人都处于没有国籍的状态，由于不具有公民身份，他们往往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行动受到限制，无法获得就业机会、住房、教育和保健，还可能无法拥有财产、开立银行账户、办理结婚手续和为自己的孩子办理出生登记，有些人甚至遭到长期的拘禁。难民署负责无国籍问题的官员马克•曼利（Mark Manly）表示，造成无国籍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家解体、分裂或者独立，此外，基于族裔、宗教等因素的歧视、不同国家的国籍法存在矛盾等原因也导致了无国籍问题的出现。曼利：“（英语）孩子尤其容易受到无国籍问题的影响，事实上，问题经常在孩子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原因很简单，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孩子取得的国籍是以父母的国籍为基础的，如果父母没有国籍，孩子也就没有国籍，就这么一代一代地恶性循环。有时候，父母可能拥有国籍，但由于种种原因，孩子还是不能获得国籍。世界上大约有30个国家尤其存在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妇女的时候，因为在这些国家，妇女无法把国籍传递给孩子，只有孩子的父亲才可以，因此，如果父亲没有国籍，或者由于受到其祖国法律的某种限制，无法将国籍传给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无法获得父母任何一方的国籍，变成了无国籍者。”曼利指出，无国籍问题不仅会妨碍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曼利：“（英语）无国籍问题有时是导致强迫流离失所和冲突的一个根源。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群体的人由于他们的身份、语言、宗教或族裔而成为被针对的目标，有些时候被剥夺了国籍，他们的证件被夺走，他们被从一个国家中驱逐出去，沦为难民。这正是伊拉克库尔德人曾有过的经历，在萨达姆执政时期，他们被剥夺了国籍，驱逐到伊朗，成为了难民。我们还曾看到，当无国籍问题持续相当长时间之后，就可能变成导致武装冲突的根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出现过一些这样的例子。”联合国在1954年通过了《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又在1961年通过了《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为保护无国籍者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框架，但目前分别只有66个和38个国家批准了这两个公约。曼利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够加入这两个国际公约，并以此为指导，致力于解决无国籍问题。曼利：“（英语）难民署希望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来解决无国籍问题。首先，我们希望各国签署一套共同的准则，以避免和减少无国籍问题，并保护无国籍者的权益，我们希望各国的国籍法能够符合国际标准，这样人们就不至于成为无国籍者，比如，让所有的妇女都能够把国籍传给自己的孩子，这样孩子就不会没有国籍。我们也希望，在国家层面上采取创造性的解决办法，让那些目前没有国籍的人能够获得国籍。最后，我们还希望，在无国籍者获得国籍之前，他们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待遇。”苑星普，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