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成为一名“清醒的现代人”？

1.理性非万能

我在《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这本书中介绍的19位思想大家，他们的思想不仅反映了时代的现实，对公众也有很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公众对20世纪西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想象。

其中，卡尔·波普尔对年轻时代的我影响巨大。

波普尔研究科学哲学，当时我是理工科（化学工程专业）的学生，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科学”的问题。

波普尔认为，科学能被称之为科学，是因为它有一个重要品质——可证伪性。沿着他的思路去看，我们会发现一幅更大的图景。

人类是有理性的，科学事业则可以被视作理性的一个高峰。

我们通过科学研究，把握了时代、社会、自然界，也把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这在19世纪是很高的理想，非常令人兴奋。

但波普尔对于“用理性设计未来蓝图”的哲学作出了强烈的批判。

思想家伯林和哈耶克都曾提过“有限理性”的看法，即理性不能扮演“新的上帝”，去规划、设计世间的一切，它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结果。

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见解。自此之后，我觉得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现代哲学有这样一种倾向：如果我们把理性反思贯彻到底的话，会发现，理性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从社会生活的层面来说，理性计划涉及太多因素的影响，很难尽善尽美。以计划经济为例，有一个权威的研究和决策机构搜集各种信息，根据资源和生产能力生产商品，满足供需关系，实现最优配置。

看起来很合理，但它也有负面效应。

按哈耶克所说：计划经济下，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瞬息万变的信息，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理性地使用这些信息。所以，由集中的计划来决定资源配置方案，总是片面或者武断的。

从个人生活的层面来说，当我们用理性规划整个人生时，一个预设前提就是错的——“我”是不变的，“我”的爱好、特长、生活的优先性秩序都是“凝固”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生活是一场变幻多端的旅行，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世界的计划会影响你的计划，个人的“偏好结构”可能会在某个场景下发生优先性改变，生活也可能被推到重来，我们的确需要运用理性。

但是，理性从来不等同于制定一劳永逸的执行方案。

“苏格兰启蒙运动”那一支的思想家（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认为：理性需要有审慎、怀疑、自我修复和纠错的功能，要认识到用理性做规划的局限性，人是可以改变的。

2.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精神危机”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西方现代社会出现的普遍现象，我们或多或少会感同身受。

过去，我们生活的传统社会有很多“便利”。对于人生的大问题，传统社会里有很多现成的答案，无需我们自己去创造答案。

传统、道统和天意……这些都是现成的答案。它们天经地义、不言自明。我们将其做为个人生活的指南，包括价值指南、道德指南。

好坏对错，所有人都遵循一套标准，因此有了很多判断上的便捷。

但进入现代社会，马克斯·韦伯“祛魅”以后，传统被打出了很多缺口。

传统道德或者宗教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并非所有人都默认要接受这一套“规则”。

如果你笃信传统，人家会问你：现在已经是新的时代了，为什么还要坚持旧的观念呢？

没错，你反而要回答别人的质疑。

可以想见，异端和正统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被颠倒了——以前相信正统，不相信异端；现在守着过去的传统，“你”就变成了异端。

一方面来说，如果大家对于基本的原则没有共识，我们的生活就会呈现出非常开放多元的状态。你不用极度强迫自己，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自由。

另一方面来说，它也带来了麻烦。

第一，由于答案不是大家共享的，你会跟人有争执；第二，因为没有唯一的标准解，你自己可能也不太确信答案是对的。

这时我们就会纠结。如果要坚持一种观念，你得有一份特定的勇敢和定力。

歌手何勇写的《钟鼓楼》的一句话：“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对现代人来说，不是对人生根本的道德问题没有标准、没有答案了，而是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答案，然后我们自己选择坚守一个答案——你变成了自己生活的主导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现代性为你带来巨大的自由的同时，也让你的生活深陷茫然、困惑和不确定当中。

3.思考“潜在的风险”

我相信，当你和讲义中的思想家一起，尝试开展具有哲学气质的思考时，你会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发起严厉且深刻的反思。

这么做的风险在于，它会摧毁你以前深信不疑的，给你提供安全感、稳定性的观念。

但在那之后，你未必可以马上得到一个新的、现成的替代品。你的生活会因此失去平衡。

尼采就曾在这样的“风险”中走得很远。在人类思想史上，他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挑战者。

他首先认为西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是虚假的道德、奴隶的道德。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很容易陷入虚无当中。

其次，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本身。他反对系统性的理论文化，重视生命本身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性，酒神精神——不要为教条式的说教所迷惑。

尼采认为，越是相信诸如此的形而上学，你的生命就越是枯竭。

尼采的“危险”在于，他对我们深信不疑的，作为我们三观依附的基石给予了强有力的摧毁。

如果你做得到没有好奇心、没有探索欲望，仍然可以过相对安宁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选择避开像这样“危险”的人物和思想。

但我认为，现在越来越难做到了。

即使你不了解尼采这些思想家的观念，它也会间接地通过你日常接触的人和事物影响到你。

你周围的人和事物已经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你是在接触他们的，只是没有接触思想的源头。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你都会受这些思想的影响。

没错，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世界。在现代世界生活，意味着“要保留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岁月静好的生活”的心愿，变得难以实现。

譬如，一个木匠老师傅，在地方开了小店，家里的孩子也跟他一起做木匠。他遵守朴素的职业道德，做出来产品也不错，生活安逸。

突然，旁边的城里开了一家宜家，比木匠家的家具更便宜、时尚。

明明木匠家里是祖传的手艺，但是现在因为跨国企业的出现，没有生意可做了。木匠完全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不理解全球化以及背后资本、技术的力量。

木匠师傅的经历，我们都有可能遭遇。要做好准备，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迎接“现代社会风暴”的侵袭。

                                            二、如何面对复杂世界与自我

1.面对不确定性

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很大区别在于“生活本地性的瓦解”，我们生活越来越受到来自四方八面的影响。

传统社会中，我们只会受到周遭事物的影响，很容易就可以把生活规置服帖。

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会遇到成百上千个变量，其中好多变量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美国底特律汽车制造工厂的一个工人，他是不是能够保住手头的工作，取决于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上海的销量。

面对多变量、信息繁杂的现代社会，你要懂得分门别类，建立起系统化的思考框架，形成一套良好的思维方式，减少信息的“陌生感”。

当然也要培养你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思考有很多条件，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每一个观点背后有哪些理由和论据，用论证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不设任何前提地接受一个现成的、已经流行的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想法、意见所依赖的来龙去脉，我们要有所了解——它是不是可靠，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可靠？

可以说，独立思考是一种是生生不息的生活方式。就像你每天吃饭、喝水、锻炼身体一样，需要坚持和反复锤炼。

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反主流”，就像叛逆的青春期的孩子，凡是父母说的都反对，反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被父母“绑架”了。

2.面对上升的“观念水位”

现代世界较过去产生了很多变化。我们不光拥有法律意义上平等，还有越来越多的表达权利，把自己的理想、意愿汇入公共领域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做的所有决策、方案都变得复杂起来，可以说“众口难调”。

每个国家、社会都出现特别多的争议，从家庭问题、亲密关系到社区治理、国家的经济政策、福利政策、医疗保险，等等。

某天我在小区里锻炼，偶然听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一位年轻女性对一位年长女性（可能是婆婆）说：你怎么拿你们那套东西要求我，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刘瑜在《观念的水位》这本书中说：人的观念的水位上升了。什么事情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之所以认为在现代社会很麻烦，是因为不可接受的事物越来越多。或者按照老辈人所说：“年轻人更脆弱或更挑剔”——这也是时代观念变化造成的现象。

3.面对理想主义

关于理想主义，我要澄清一个误解。理想主义并不是悲情主义——一天到晚摆着“我好悲壮，我好伟大”的造型。抑或简单化为“我好清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理想主义者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他们是有热忱、有勇气，是进入生活的人。

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

这同时意味着我们需要区分清楚，生活中的哪些事物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暂时无法改变的。

我曾引用过神学家尼布尔的一段祷告文：“……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我说过，40岁还是理想主义的人，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因为相较于20岁的人，40岁的人能分辨，能用平静的状态接受一时难以改变的东西，也有勇气改变能够改变的东西。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