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遭到入侵和俄罗斯的核威胁，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报复性的摧毁......面对世界的残酷，争取和平与对话的努力似乎无能为力。这种暴力似乎带有一个新时代的特征，即强人领导押注既成事实而非协商的时代。他们深信自由民主国家的弱点，因此采取的策略就是恐吓。

如何理解这种局面，本台法语部地缘政治节目专访法国ESSEC商学院地缘政治、国防与领导力中心的联合主任弗雷德里克·沙蒂永(Frédéric Charillon)他的最新著作《恐吓的地缘政治：独自面对战争》(Géopolitique de l'intimidation. Seuls face à la guerre, éd. Odile Jacob)。作者认为，短短几年间，暴力的言辞和行动改变了国际格局。面对世界的残酷，和平与对话的努力显得无能为力：要么屈服于承诺秩序或复仇的强硬策略！ 这种暴力远非无理性：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强人”押注既成事实而非协商的时代。他们深信自由民主国家的软弱，因此采取恐吓策略，并以多种形式展现出来.......从中东到亚洲，从特朗普的回归到朝鲜的挑衅，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人将如何留名青史？又将以何种方式？

为什么写这本书? 

Frédéric Charillon: 首先，每个人都观察到，世界上的残酷性日益增长。我们曾希望——这也是我们之前一本书的主题——影响力和影响力策略能够取代冲突。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影响力策略实际上只是用来伴随冲突、为冲突做准备，甚至可能是为了在冲突中生存。冲突又回来了，正如我们所见，这是一个充满残酷的时代。当然，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温和的，有一种普遍的背景，是由我们所称的“强人”来标记的。这些人是特朗普，是习近平，是普京，但也有埃尔多安，内塔尼亚胡，还有欧尔班，或许还有萨尔瓦多等其他一些小国的总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战略实际上是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是威胁，是承诺以迅速的方式克服一切障碍。而且，这种趋势更加令人担忧，这实际上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愿望，因为它让我非常担忧。

这种趋势是，强人试图抹黑最近使国际关系合理化的一切，也就是谈判、磋商、讨论和妥协。他们传递的信息，粗略地概括一下就是告诉公众：那些谈判、磋商、协商的人都是失败者，是可怜虫。你们会看到，在我执政期间，事情会进展得更快，会变得更好，每个人都会面临既成事实。你们会看到，事情不会再拖下去了。

这确实极其危险。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尤其危险，因为欧盟的整个基因就是通过谈判和磋商实现和平与国际稳定。

如何定义恐吓，以及你如何区分恐吓、威慑和威胁？

Frédéric Charillon：首先，恐吓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恐吓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另一个行为者做某事，或者改变他们的行为来进行劝阻。因此，当我们今天谈论威慑时，我们就会想到核威慑。

所以，实际上威慑远不止于此。但在国际关系词汇中，当我们提到威慑时，我们立即想到的是强硬的措施，尤其是核措施。而恐吓则与此类似，也就是说，它提前让另一个行为体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行动，或者不按照要求或期望行事，情况就会对他们不利，包括使用武力。它与挑衅截然不同。恐吓并非如此，恐吓是阻止对方采取行动。

恐吓现象在国家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当人们受到法律诉讼、诽谤投诉的骚扰，并且没有成功的机会时，恰恰向他们和所有想说同样话的人表明，他们将被针对他们的投诉和行动所淹没。与此相对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恐吓。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或者如果你不做我期望你做的事，你是否预料到会出现最坏的后果？所以显然，我们也许可以再次谈论它。根据想要恐吓他人的人的实力和能力，恐吓有几种类型。

核威慑是一种复杂的、持续的恐吓形式？

Frédéric Charillon：核威慑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种设计用来避免使用的武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此外，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几乎可以说是智力问题，我们从未真正解决过。威慑是指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常情况下，至少直到最近，会说：“别强迫我使用它们。如果我拥有这种武器，正是为了避免我使用它，因为仅仅因为我拥有它们，就应该能够阻止你们攻击我。” 所以这相当复杂，但是……这仍然是一个难题，因为众所周知，威慑首先基于决策者或多个决策者在发生不幸事件时坚持到底的决心。因为威慑的问题是，如果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

威慑意味着如果你攻击我，世界末日就来了。没错，但问题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遭到攻击，他们会怎么做？我们在法国和共和国历任总统都进行过这样的辩论。我想到的是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他在1981年任期结束后写了回忆录，但当时他仍然希望重返政坛，他自己也写了回忆录。事实上，我做不到，我永远不会按下那个会导致集体自杀的按钮，包括对法国来说。这仍然是核威慑的一大谜团。而事实上，它并非如此。所以核威慑并不那么复杂，因为它是一种武器，它让我们处于一个要么走向毁灭，要么屈服的境地。我认为这对今天像法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来说是一个问题。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我们真的会准备向一个武器比我们多的对手投掷原子弹吗？我们不知道。这完全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一个国家在距邻国边境几公里的地方组织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而官方并未表示有任何冲突意图。这些演习得到了广泛宣传。我们可以称这些演习为恐吓吗？还是这属于主权训练的范畴？

Frédéric Charillon：从我们展示战争准备的那一刻起，显然就带有一种恐吓的意味，并且传达了一种政治信息。而这个政治信息正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俄罗斯今天这样做，显然，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这让欧洲人非常担心。所以，这也可能是一种虚张声势，可能有很多种含义，但最终，它显然仍然具有恐吓的意味，而且显然，当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时，它是为了展示中国准备工作的进展，以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发动攻击的能力。这是一种说法，如果我还没有攻击你，那是因为我决定不这样做。但我可以做到。因此这显然是一种恐吓。这是一种预示或样本，表明如果目标行为者不遵守发送给他的禁令，他可能面临什么后果。

霸凌的背后是什么？一种挑战既定秩序的欲望。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谁是霸凌领域的冠军？

Frédéric Charillon：这很不一样。它们是不同类型的恐吓。实际上，我在书中试图区分三大类。虽然这有点抽象，但无论如何，在恐吓中，强国的恐吓都是三种主要做法。当我们想到恐吓时，我们最本能地想到的就是强国对弱国，强国对弱国说 “我比你强大得多，所以你得照我说的做”。当中国与邻国，例如菲律宾，发生领土争端、南海争端或东南亚争端时，中国经常这样做。我们记得在2010年代左右，中国与菲律宾或其他邻国发生了争端。中国发表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声明，唯一的现实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只是小国，这才是真正的强国恐吓。也就是说，别太烦我们，因为你要懂权力的平衡。好吧，这对你来说会很糟。这已经是最经典的例子了。但我们常常忘记，弱者也会威胁。也就是说，我比别人弱小，没错，但事实证明，有些规则意味着你不能没有我的声音。

恐吓之所以变得普遍，只是因为它对面的反应很被动吗？

Frédéric Charillon：也就是说，从它奏效的那一刻起，当我们用经典的说法，只要我赢，我就参与。也就是说，从那些实施恐吓并逃脱惩罚的国家开始，就像俄罗斯已经多次这样做过一样，事实上，作为对其2008年袭击格鲁吉亚的惩罚，非常软弱。自2015年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得到了什么反应？非常软弱，即使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之后也是如此。按照普京的权力平衡逻辑，都是鼓励信号。你是什么意思？我试着再进一步，每次都奏效了。现在我要更加强硬。这确实是欧洲的悲剧之一：我们不敢相信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想看到它。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收到警告。我们不能说俄罗斯没有警告过我们。自2007年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以来，普京彻底改变了他对北约和欧洲的态度；我们听到的都是他前任总理或前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言论。我们非常清楚，俄罗斯对我们怀有敌意，而且正在形成一种论调。我指的不是俄罗斯社会或俄罗斯人，而是这个政权，一种对我们充满敌意的论调。

美国还是一样。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永远在那里。我们将脱离欧洲。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们有其他优先事项，不仅仅是唐纳德·特朗普。甚至民主党政府也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事实，说如果你们在国防上投入不够，我们就不会永远在那里保护你们。我们不想听到这种信息。所以今天，我们走投无路，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所以，确切地说，事实上，欧洲的问题在于缺乏团结。欧洲人不认同国际上恐吓和暴力的做法。欧洲该如何对抗恐吓？它最终在世界上是否孤军奋战？当然，除了少数几个民主国家外，欧洲在这方面实际上是孤军奋战？

Frédéric Charillon：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我想说，这有点像税收和恐吓。过度的恐吓会扼杀恐吓。也就是说，当你明智地、适度地进行恐吓，并且你值得信赖，而且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时，普京在恐吓方面是值得信赖的。因为有叙利亚，有车臣，有格鲁吉亚。那么，唐纳德·特朗普可信吗？他每天都在改变主意。他说：“第二天我就对中国征收了145%的关税......但最终，我会非常友善......" 好吧，每个人都能看到他正陷入自身的矛盾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在告诉他，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停止这种玩笑了。因此，这最终损害了他自身恐吓手段的可信度。

恐吓依然存在。它就像外交中的所有手段一样；它是一种必须谨慎使用的工具，必须在正确的时间针对正确的问题使用，而不是每天都使用，不停地改变主意，然后同时针对所有国家。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它不可信。当美国攻击某个国家——有时是伊朗，有时是中国，有时是古巴——并给该国施加巨大压力时，肯定是针对了某个地方的。从我们有一位每天更换目标、攻击所有人，然后又改变主意，第二天又再次改变主意的总统的那一刻起，恐吓就起作用了。这种恐吓可信吗？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害怕唐纳德·特朗普的突发奇想。我们真的害怕他会采取某种可能伤害我们的微妙策略吗？他会的，他最终会制造出某种一致的反对声音。

 

抵抗群体出现了吗？

Frédéric Charillon: 我认为，如今是社会在抵抗，因此欧洲必须与这些社会合作，并更加贴近他们。那里的领导人履行职责，进行谈判，努力平息事态，他们肩负责任，不想激化局势。社会有尊严，也有自尊心。他们不喜欢别人试图恐吓他们。

这也是我的观察结果。例如，几个月前台湾大选前，我们看到中国试图恐吓，说如果这个人当选，你们的情况会非常非常糟糕等等。这只会增强台湾民众投票给他的意愿，我们今天也能清楚地看到加拿大人正在与特朗普对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今的社会更加强大，显然借助社交媒体等等。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今社会并非在与霸凌者谈判或安抚他们。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说，不会那样的，你不会用那种语气跟我们说话。正因如此，它才如此宝贵。也就是说，今天的自由民主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国家现在必须考虑到这些社会，与他们更加亲近，与他们进行对话，进行某种公共外交。这一点非常重要。

例如，我也想到了韩国人民，不久前，当有人试图实施戒严时，人们走上街头，拒绝接受既成事实。社会在反抗，或许比领导人更甚。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人是懦夫。这意味着领导人正在履行他们的职责，而他们的职责主要在于讨论。他们了解其他人不了解的问题。他们肩负着责任，他们在那里进行讨论。社会变得更加顽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