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去三十年，互联网是最大的变量

过去30年，影响社会的最大变量，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虽然有点久，但民用和商业化，其实距今并不远。

在美苏大打星球大战时，前苏联发展出的是联盟号宇宙空间站，美国发展出的是可以将信息快速下达到全球任何美方战区的信息系统。

这套信息系统，在苏联解体后，经过3年保密期，开放民用和商业化。

所以温铁军教授吐槽：“你们以为比尔·盖茨车库创业，或者马云去了趟美国当翻译，就会互联网创业了？整套IT系统的前期成本，军事投入已经支付，后来者只要进入，占有的就是机会成本，而且这个机会成本是无限大的。”

这个无限大的机会窗口，开始于1994年。

1995年，中国开通了北京和上海两个接入Internet的节点，成为公认的中国互联网元年。

以往，信息匮乏，信息渠道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家警惕的是对权威的盲目崇拜。

今天，互联网给了每个人表达权利，当信息过载时，我们才发现：大量信息不会创造事实，反而会使得世界变得杂乱。

从某个临界点开始，信息不再能给我们带来资讯，而只会让事情变畸形。交流不再能带来沟通，而只是单纯的叠加。

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需要一个基本能力，来和自己的时代相处。

                              二、互联网发展，带来大量信息与噪音

面对现代化的各种冲击，五四时期的章太炎有一个名篇叫做《俱分进化论》，他的主要观点是：善亦进化，恶亦进化。

这适用于100年前，也适用于今天。

1.IFS（信息疲劳综合症）

互联网的本质是超链接，俗称信息高速公路。

信息，本身没有好恶，但我们身处一个信息过量的结构中，过量的信息会让思想变形。

有一个新的心理疾病，在1996年被英国心理学家大卫刘易斯做了定义，叫做“信息疲劳综合症”。

这是一种由信息过量引起的心理疾病。表现为分析能力不断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普遍焦虑，或者失去承担责任的能力。

这大概是一个在以前无法想象的病症。在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早早引起关注。

早在2008年，《大西洋》月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推荐了一篇文章：《谷歌正在让我们变得愚蠢吗？》

作者认为，互联网正在给我们的大脑“重新布线”，让我们适于“快速浏览”而不是持续的专注（认真阅读、听讲或写作长文）。

我们在“谷歌”中丧失了专注和沉思，甚至没有耐心读完网络上的长文章，更不用说书籍。

当然，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在当时也引发了来回的争论。

支持者和反对者各占一端，捂着耳朵相互攻击。

后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连续两期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论愚蠢》。

大概意思是，每一次技术革命，人类会得到一些东西，同时也会丧失一些东西。

年轻一代的“数字原住民”正在适应新的“文化范式转换”，这个过程会产生许多困扰，必须以有效的新教育方式（包括合理利用新技术和媒体）来对抗文化的衰败。

2.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如果说思想上的噪音是一个不那么立竿见影的问题，那么，网络中的谣言则是一种更加触手可及的噪音。

俗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简单看下我们常见的2个套路，不知道你有没有掉进去过？

在常见套路中，最兴盛的的，当属涉及男女关系的谣言，时不时就有平台涉黄的消息在某个关键节点飞出来。

比如就在去年，小红书平台被造谣涉黄，一时间，小红书成了小黄书。

后来小红书打赢了官司，但是吃瓜容易澄清难。

同样被造谣官方支持黄色行为的平台，还有闲鱼。平时真想不出主营二手物品交易的闲鱼，还能和这种谣言扯上关系。

另外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是智商税。智商税是一个筐，哪里需要哪里装。

最近一个因为智商税被喷得很惨的品牌，是钟薛高。

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在冰品销售旺季的618前夕，钟薛高2018年的一款雪糕被喷上热搜。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这个产品被翻出来之后，他老板的一句“爱要不要”激起了很多义愤填膺。

情绪上来了，钟薛高随后的澄清，就没那么引人注意了。

大家更关注激化矛盾的部分，而不是澄清问题的部分。

这句“爱要不要”，不是钟薛高对消费者说的，而是供应商对钟薛高说的。

剪辑把两句不相干的话剪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傲慢的创业者形象就跃然纸上。

这波骚操作，再加上一个“智商税”的帽子，就很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的气势了。

微博评论失控地一边倒，黑钟薛高的发言里，很多还带着别的产品链接……黑得一点都不专心。

其实在微博上，每次碰到一边倒的评论，都值得让人警惕。尤其是不同账号在反复刷同一句带节奏的话，连标点符号和表情包都一样，十拿九稳的就是水军。

面对真假难辨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是作为信息接受者和信息制造者而存在。

所谓流量时代，吸引流量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可以设计的、甚至可以量身定制的套路了。

这和讨厌电梯广告的原理一样。既想从消费者兜里掏钱，又想靠套路来省时省力。

那么，在面对新的工具时，我们如何成为工具的掌控者，而不是被工具掌控？我们如何以有效的方式，来应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大潮？

                                              三、做个清醒的现代人

面对互联网自带的信息泛滥，我们要有自己处理信息的基本方法，不能对于任何信息都不假思索地接受。其中最重要的，是注意事件中利益相关方的态度。

1.如何判断真伪？

《信息传》的作者吴军认为，面对信息过量，判断真伪的方法很简单。关键是，我们要在自己的脑海中建立这样的警惕性。

方法有3：

首先，要进行交叉验证。

举个例子，对于一些新闻报道来说，你要注意它的内容有没有标明出处，进行交叉验证。比如对国外的报道，只有中文报道，没有当地报道，这肯定就是假的。

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交叉验证。

第二，注意内容来源。

很多时候，我们要对内容来源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和判断。

比如北朝鲜是个比较封闭的国家，只有韩国的两个主要新闻社和日本的两个主要新闻社有记者和线人在里面，能拿到一些准确信息。

而CNN上的北朝鲜报道，不知转了多少道弯，不是说它有假新闻，但是至少这件事上，它没有权威性。

因为它在那里没有记者，很多时候也是道听途说。

所以任何一个报道，它如果没有一个消息来源，基本上不太可信的。

第三，撇开利益因素。

当一个人有利益驱动的时候，他的观点往往不中立。

吴军举了一个自己切身的例子。

比如，有个真实的新闻，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月亮上可能有水。

美国民众一看就笑了，说NASA又缺钱。

在阿波罗登月那个时代，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是很受人尊敬的科研机构，但是后来，有些科学家还在踏踏实实干事，有些科学家没事干了，就开始讲各种耸人听闻的事情。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科学家已经是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和记者、医生、律师没有区别。

所以有些时候，在判断信息真伪时，要看他有没有利益牵扯，讲话是不是为了财政拨款。

所以，即使是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这样很严肃的学术机构，也有混事的人。而利益因素，是影响信息真伪的重要因素。

2.如何做决策？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做决策？

吴军认为：第一，要用专业知识去解读它。

不能偷懒，看到新闻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而是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

第二，不要急着表态。

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叫作“慢三拍”，不论针对什么事情，在你搞清楚之前，不要急着发表自己的看法。

慢三拍，先不着急，晚点来看，时间会把一些噪音给过滤掉。

第三，注意事件中的利益相关方。

还是拿智商税举例。

在智商税中，如果是诈骗，可以直接报警。

如果是在吃瓜的素材里添加各种线索，抹黑对手，拿读者当作工具人，这是我们该警惕的。

尤其是，智商税很容易被用在一些追求品质升级的中国消费品身上。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很多消费品的细分市场开始形成，各家品牌都希望自己的产品走向高端。

国民文化自信在提升，国货产品质量在提高，国产品牌必然想往高端走。

小米想走向高端手机行列；蔚来汽车定位于高端汽车；三顿半想做成精品咖啡；李宁想成为高端运动时尚；钟薛高想成为高端冰品。

在各行各业，高端市场一直存在，只不过在此之前，可能一直被国外品牌占领。

国内品牌冲击高端市场的努力一直存在。所谓高端，得靠供应链一分钱一分货地砸出来。

这次被喜提热搜的钟薛高，被喷的那款66元产品，是两年多前双十一上的“厄瓜多尔粉钻”，本身是为了传递品牌逼格，专门尝试的限定款，只有2万片。

就像高级女装品牌，通常出了日常款、工作款，还要出个定制款，数量不能多，全球就那么几件，以显示品牌调性。

这种靠成本砸出来的消费升级，成了智商税。与此同时，喷别人智商税的人，自己也在收智商税。

吃瓜的人又成了别人的工具人。

信以为真的人，认出水军的人，认出水军开始猜测背后是谁的人，不知道背后是谁但感觉市场竞争挺激烈的人，都混在同一个舆论场里。

最后，我们所有身处这个网络中的人，都是利益相关方。

张小龙说：“你所看见的，或者说，你所阅读的，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互联网让信息唾手可得。可是，从信息的海洋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是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而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一个人不但能意识到他所看到的东西，也能意识到他所看到的偏见。这大概需要很多年的修炼。

                                                       四、总结

我们说如何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但是所谓的“现代”，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还在不停向前狂奔。

在社会发展中，所有创新，都出现在群体认知的边缘。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认知来跟上工具的迭代与实践的发展。

所谓清醒，可能只是保持open，尽量去学习，理解时代的主流，理解工具的运行。

主流决定了一个大周期里，什么概念处于中心位置。

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前，西欧的主流是基督教，天国和人间的框架决定了欧洲人的生存方式。

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之后，信仰退出公共领域，社会生活交给自由市场和资本来左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在，又一股暗流逐渐浮出水面，从信息社会走向人工智能社会，我们可能会像小孩识字一样，重新学习一门新的知识、甚至一种新的文字。

只有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有资格，享有一点自由。

毕竟，人只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虽然脆弱，但因此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