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gn up to save your podcasts
Or
内容来源:本文摘编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品书籍《反直觉》书评文章,本书作者理查德·肖顿,笔记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理查德·肖顿:毕业于牛津大学,长期从事市场调研、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分析、品牌管理、行为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
做决策是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这些决定的数量会大到让人不堪重负。
有限的时间精力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对所要做的每个决定煞费苦心地加以合理权衡。
所以,他们会靠“走捷径”的方式来更快地做出决策。尽管这些“捷径”的确可以加快决策进程,但它们却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偏差的支配。这些偏差便是今天推荐的书籍《反直觉》所要探究的主题。
口口声声说要相信自己的人,为什么最后却相信了别人?
白岩松也曾经常提到一个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抱怨,但是真到做事情的时候却退缩了?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有好多事情我们似乎都看不懂,貌似祖辈们一直教导我们的知行合一不过是飘在天空中的理想而已。
那到底是什么支配并决定了我们日常的行事作为?
一、旁观者效应
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凯蒂·吉诺维斯。在她身上发生了一起持刀杀人案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与之相关的心理学实验。
凯蒂的故事令人难过。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20分,凯蒂把车停在距离她在纽约邱园的寓所仅100英尺a的地方,然后准备步行到门口。
不幸的是,正当她沿着林荫道行走时,她被连环杀人犯温斯顿·莫斯利盯上了。
时年29岁的莫斯利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一直尾随着凯蒂,当她离家门口仅有几码时,莫斯利用一把刀子猛地插入凯蒂的背部。
单就这一起谋杀案来说,它并不足以震撼到纽约人。毕竟,当年在这座城市,有636人沦为谋杀受害者。
但接下来几分钟所发生的事情却在纽约市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纽约时报》专门用整个头版来报道此事。当时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在半个多小时里,皇后区38个品行端正、遵纪守法的市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杀人犯在邱园先后三次对一名妇女发动袭击,他跟踪并用刀捅刺了这名妇女。
人们的喝止声和住户卧室突然亮起的灯光曾两次打断并吓退歹徒,但每次他又都掉头返回,找到凯蒂并再次用刀捅她。凶手行凶的过程中,没有人打电话报警。
最终,还是一位目击者在那个女人死后才报的警。现场目击者所谓的冷漠让这座城市深受震动并为之蒙羞。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加以阻止呢?
尽管后来文章中的诸多细节饱受质疑,但这篇报道却激起了两位心理学家——比伯·拉塔奈和约翰·达利的兴趣。
他们想知道,《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是否颠倒了因果,所以对这个问题做了错误的解读。
不能说尽管目击者人数众多,但没有人干预;而应该说之所以没有人干预,是因为当时现场有太多的旁观者。
不过姑且先在这里提一句:他们证明了,恳请援助的范围越大,个体出手干预的可能性就越低。
他们给这种责任分散效应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旁观者效应”,有时亦可称作“吉诺维斯综合征”。
很少有人承认,当遇到陌生人求助时,如果其他人同时也被要求帮忙,那么自己就不大可能会出手相助。
二、被低估的环境影响
虽然很多人不想承认,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情境因素起到的决定性因素甚至要超过人格因素。换句话说,你所处的环境决定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这个结论一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这才是人类行为科学背后的真相。 人类的本性一向如此,是我们一直存在一种错觉。的确,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走,但人类的本性很难改变。
1973 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丹尼尔·巴特森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题目为《从耶路撒冷到杰里科》。这篇论文证明了,看似次要的背景因素如何对人的行为产生重要但却未被重视的影响。
他们给 40 位天主教见习牧师发放了调查问卷,让他们各自填写进入修道院的动机。通过调查,这些学员是出于帮助别人还是实现自我救赎的动机。
做完这个调查后,心理学家告知这些见习牧师要录制一个5分钟的谈话。录制的地方有一段距离,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
于是,心理学家把他们到达录制地方的时间做了人为的设定。第一部分人有充足的时间,设置为低度匆忙状态。第二部分告知可以慢慢过去,还有一点时间,设置为中度匆忙状态。第三部分人告知时间已经要到了,尽快过去。设置为极度匆忙状态。
学员们被任意分配在三种不同的情景中。在他们经过的路上,都会看到一个装成一副落魄潦倒的样子。他瘫坐在走廊中,垂头颔首且双眼紧闭,而每当有学员靠近时他都会发出呻吟和咳嗽声。这次实验的关键点便在于,哪些学生会停住脚步并伸出援手。
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他们感到的时间压力的大小是决定他们是否停留的主要因素。在极度匆忙状态中,学员的停留人数比例仅为10%;与此相比,在中度和低度匆忙状态中,学员的停留人数比例分别为 45% 和 63%。
这个实验也证明了人格对于实验结果的影响非常小。某人选择成为神职人员的原因与他是否愿意驻足停留之间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所处的时间环境是不是充足,有没有影响到他们本身很在乎的录制谈话这件事情。
我们在评论某件事情时,往往更多的是评论人格人品方面,更多的是忽略了对方所处环境的影响力。
当一件事情出现了错误,大多数人很容易想当然的把行为主体扣上善良或恶人的罪名,以道德的名义绑架个人的行为更是层出不穷。
但是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多变,天时地利人和不同,按照随机排列组合的方式简单计算,各种可能性可以罗列成满一张纸。
一个罪大恶极的囚犯可能看到小动物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备受赞誉的管理者也可能因为一个决策偏差而冤枉了一个好人。
我们过于被个人立场的主观想法和意见裹挟,忘记了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有60亿身份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的人类。
直觉都是相对的,我们的行为偏差也是可以通过不断的认知学习和思维提升来得到进一步的修正。
白岩松说:“最优秀的人在掌握一定的知识和道理后,会立即付诸实践,不管达成目标的过程有多么艰辛,最后都会以成功告终。中等的人听到道理后则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将信将疑,走了很多本可以避免的弯路。而最糟糕的一类人则是在听完好的道理后无加思考就报以骂声,终了一事无成。大多数人都属于中等一类人,年轻人有时应该选择相信前人的智慧,这会让实现理想的过程事半功倍。”
当我们已经能够客观的看到和发现隐藏在我们选择背后的动机和成因,不盲目地听信他人的主观意见,我们离更好的世界也就不远了。
本期编辑:杨丽 审稿及主播:晴天
3
22 ratings
内容来源:本文摘编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品书籍《反直觉》书评文章,本书作者理查德·肖顿,笔记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理查德·肖顿:毕业于牛津大学,长期从事市场调研、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分析、品牌管理、行为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
做决策是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这些决定的数量会大到让人不堪重负。
有限的时间精力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对所要做的每个决定煞费苦心地加以合理权衡。
所以,他们会靠“走捷径”的方式来更快地做出决策。尽管这些“捷径”的确可以加快决策进程,但它们却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偏差的支配。这些偏差便是今天推荐的书籍《反直觉》所要探究的主题。
口口声声说要相信自己的人,为什么最后却相信了别人?
白岩松也曾经常提到一个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抱怨,但是真到做事情的时候却退缩了?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有好多事情我们似乎都看不懂,貌似祖辈们一直教导我们的知行合一不过是飘在天空中的理想而已。
那到底是什么支配并决定了我们日常的行事作为?
一、旁观者效应
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凯蒂·吉诺维斯。在她身上发生了一起持刀杀人案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与之相关的心理学实验。
凯蒂的故事令人难过。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20分,凯蒂把车停在距离她在纽约邱园的寓所仅100英尺a的地方,然后准备步行到门口。
不幸的是,正当她沿着林荫道行走时,她被连环杀人犯温斯顿·莫斯利盯上了。
时年29岁的莫斯利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一直尾随着凯蒂,当她离家门口仅有几码时,莫斯利用一把刀子猛地插入凯蒂的背部。
单就这一起谋杀案来说,它并不足以震撼到纽约人。毕竟,当年在这座城市,有636人沦为谋杀受害者。
但接下来几分钟所发生的事情却在纽约市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纽约时报》专门用整个头版来报道此事。当时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在半个多小时里,皇后区38个品行端正、遵纪守法的市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杀人犯在邱园先后三次对一名妇女发动袭击,他跟踪并用刀捅刺了这名妇女。
人们的喝止声和住户卧室突然亮起的灯光曾两次打断并吓退歹徒,但每次他又都掉头返回,找到凯蒂并再次用刀捅她。凶手行凶的过程中,没有人打电话报警。
最终,还是一位目击者在那个女人死后才报的警。现场目击者所谓的冷漠让这座城市深受震动并为之蒙羞。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加以阻止呢?
尽管后来文章中的诸多细节饱受质疑,但这篇报道却激起了两位心理学家——比伯·拉塔奈和约翰·达利的兴趣。
他们想知道,《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是否颠倒了因果,所以对这个问题做了错误的解读。
不能说尽管目击者人数众多,但没有人干预;而应该说之所以没有人干预,是因为当时现场有太多的旁观者。
不过姑且先在这里提一句:他们证明了,恳请援助的范围越大,个体出手干预的可能性就越低。
他们给这种责任分散效应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旁观者效应”,有时亦可称作“吉诺维斯综合征”。
很少有人承认,当遇到陌生人求助时,如果其他人同时也被要求帮忙,那么自己就不大可能会出手相助。
二、被低估的环境影响
虽然很多人不想承认,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情境因素起到的决定性因素甚至要超过人格因素。换句话说,你所处的环境决定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这个结论一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这才是人类行为科学背后的真相。 人类的本性一向如此,是我们一直存在一种错觉。的确,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走,但人类的本性很难改变。
1973 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丹尼尔·巴特森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题目为《从耶路撒冷到杰里科》。这篇论文证明了,看似次要的背景因素如何对人的行为产生重要但却未被重视的影响。
他们给 40 位天主教见习牧师发放了调查问卷,让他们各自填写进入修道院的动机。通过调查,这些学员是出于帮助别人还是实现自我救赎的动机。
做完这个调查后,心理学家告知这些见习牧师要录制一个5分钟的谈话。录制的地方有一段距离,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
于是,心理学家把他们到达录制地方的时间做了人为的设定。第一部分人有充足的时间,设置为低度匆忙状态。第二部分告知可以慢慢过去,还有一点时间,设置为中度匆忙状态。第三部分人告知时间已经要到了,尽快过去。设置为极度匆忙状态。
学员们被任意分配在三种不同的情景中。在他们经过的路上,都会看到一个装成一副落魄潦倒的样子。他瘫坐在走廊中,垂头颔首且双眼紧闭,而每当有学员靠近时他都会发出呻吟和咳嗽声。这次实验的关键点便在于,哪些学生会停住脚步并伸出援手。
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他们感到的时间压力的大小是决定他们是否停留的主要因素。在极度匆忙状态中,学员的停留人数比例仅为10%;与此相比,在中度和低度匆忙状态中,学员的停留人数比例分别为 45% 和 63%。
这个实验也证明了人格对于实验结果的影响非常小。某人选择成为神职人员的原因与他是否愿意驻足停留之间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所处的时间环境是不是充足,有没有影响到他们本身很在乎的录制谈话这件事情。
我们在评论某件事情时,往往更多的是评论人格人品方面,更多的是忽略了对方所处环境的影响力。
当一件事情出现了错误,大多数人很容易想当然的把行为主体扣上善良或恶人的罪名,以道德的名义绑架个人的行为更是层出不穷。
但是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多变,天时地利人和不同,按照随机排列组合的方式简单计算,各种可能性可以罗列成满一张纸。
一个罪大恶极的囚犯可能看到小动物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备受赞誉的管理者也可能因为一个决策偏差而冤枉了一个好人。
我们过于被个人立场的主观想法和意见裹挟,忘记了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有60亿身份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的人类。
直觉都是相对的,我们的行为偏差也是可以通过不断的认知学习和思维提升来得到进一步的修正。
白岩松说:“最优秀的人在掌握一定的知识和道理后,会立即付诸实践,不管达成目标的过程有多么艰辛,最后都会以成功告终。中等的人听到道理后则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将信将疑,走了很多本可以避免的弯路。而最糟糕的一类人则是在听完好的道理后无加思考就报以骂声,终了一事无成。大多数人都属于中等一类人,年轻人有时应该选择相信前人的智慧,这会让实现理想的过程事半功倍。”
当我们已经能够客观的看到和发现隐藏在我们选择背后的动机和成因,不盲目地听信他人的主观意见,我们离更好的世界也就不远了。
本期编辑:杨丽 审稿及主播:晴天
3 Listeners
4 Listeners
1 Listeners
1 Listeners
2 Listeners
0 Listeners
0 Listeners
1 Listeners
0 Listeners
0 Listeners
1 Listeners
12 Listeners
0 Listeners
1 Listeners
0 Listeners
0 Listeners
1 Listeners
17 Listeners
313 Listeners
0 Listeners
422 Listeners
0 Listeners
2 Listeners
133 Listeners
272 Listeners
341 Listeners
32 Listeners
262 Listeners
235 Listeners
289 Listeners
30 Listeners
157 Listeners
3 Listeners
211 Listeners
275 Liste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