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黄正骊，同济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后。

“贫民窟的总体社会价值远超过与之房租总和相同的富人社区。”

贫民窟是什么？是极度贫困、条件恶劣的绝望之地，还是充满冒险与反抗的异域？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之一，被称为“东非小巴黎”，在这里有2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其中生活着100万人的基贝拉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

2011年，作为联合国人居署的项目成员，黄正骊来到内罗毕，此后在这里工作、研究和生活了多年。最初她负责设计了一个贫民窟的道路改造，满怀着帮助贫民窟完成升级的使命感，但现在，她已经不愿再流露出这种浪漫化的情感，因为她对贫民窟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大多数城市研究中，贫民窟意味着极高的居住密度和非常差的居住条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贫民窟已经成为了世界南方城市化的主旋律。

在为马萨雷谷贫民窟建造小学的过程中，黄正骊开始意识到贫民窟有自己的一套住房体系，也有自己内在的管理和秩序逻辑。贫民窟有独特的内部通行的土地证，一场火灾过后很快会有一栋新的房子拔地而起，水电没有接入城市管网，但借助帮派和社会团体依然可以自主运行……贫民窟是一种非正规的聚居现象，同时也只是 另一种类型的普通社区。

“我接触和研究贫民窟已经有10年了，说句实话，我所做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常羞愧地讲，没有。但是我想它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改变了对社区和城市的看法。”

烟囱，画家。

“我已经忘记当时画这些画的情景了。不过无所谓，因为这就是我要传达的「能带来陌生感的环境和氛围」。在我画到有点在乎故事走向的时候，我就不再画了。因为我要享受的就是这种不在乎表达什么、不在乎故事在哪儿结束的自由感。如果我那么在乎的话，就不好玩了。”

烟囱的漫画，都是从他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他画自己，画老婆和家里的猫，画街头巷尾，画自己画画的样子和画不出来画的时刻。

起初，他画一个又一个的短篇故事。后来他发现，很多漫画根本不在乎主人公这个人，只在乎他又和谁打架了。于是，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关心漫画里的人，画一个人尝到的味道，路过的那些树和电线杆，还有某一刻风吹过的触感。他想画一些不刻意去表达什么的漫画，而故事的结构就像随手画在纸上的线，没有固定的起点，也没有明确的终点。

烟囱做了独立出版物“叙事癖”和“乞丐漫画”，号召大家像给乞丐钱一样不求回报地赞助艺术家来做书。他还用布面丙烯和拼贴的方式来画大尺寸的漫画，在画廊和艺术博览会上展示。对于烟囱来说，漫画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是他最大的理想。

易莉，北京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

“希望有一天，每个孤独症儿童都能得到针对性的训练，不被偏见和标签捆绑，成长在更友好的社会环境里。”

接触的孤独症儿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每个孤独症儿童都不同。有的对数字敏感，可以答出历史上的某一天是星期几；有的着迷某一路公交车，可以报出首发站到终点站的站名；有的对旋转的物体或规则的几何图形着迷；有的会因为周围的光线、常人捕捉不到的声响而崩溃大哭……

时至今日，关于孤独症儿童为什么会有上述行为，何时发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界未解的难题。而近20年来，孤独症患病率逐年攀升；因病程漫长，约90%的患者病情持续终生，半数以上需要终生养护，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

过去十年间，易莉和她的团队接触了几百个孤独症孩子和家庭，致力于揭示孤独症的社会认知障碍机制，为早期筛查、辅助诊断、精准治疗提供干预和康复的科学依据。她认为，偏见或浪漫化都不利于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客观、接纳、尊重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宽松、更友好的社会环境。

“有一天这个妈妈忽然想起来，就问她的孩子说，你知道什么是‘normal’（正常）吗？这个孩子说，我知道的，‘正常’就是洗衣机左起的第二个按钮。”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

“法律是平衡的艺术。”

网络上流传着一位法外狂徒张三，他屡犯奇案，用自己传奇的一生牵动着网友们一起学习法考知识，“捧红”他的幕后推手就是研究刑法学多年的罗翔。

关于刑法，罗翔说：“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刑法是对刑罚的约束。”法律所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刑法更是如此。虽然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是有瑕疵的，但这也并非代表正义不存在。

我们不可能靠法律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法律对客观真理的持守，对客观存在的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依然让人们心向往之。

“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存在价值判断的，同意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要承载体现我们法律要倡导的公平和正义。”

易莉，北京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


“希望有一天，每个孤独症儿童都能得到针对性的训练，不被偏见和标签捆绑，成长在更友好的社会环境里。”


接触的孤独症儿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每个孤独症儿童都不同。有的对数字敏感，可以答出历史上的某一天是星期几；有的着迷某一路公交车，可以报出首发站到终点站的站名；有的对旋转的物体或规则的几何图形着迷；有的会因为周围的光线、常人捕捉不到的声响而崩溃大哭……


时至今日，关于孤独症儿童为什么会有上述行为，何时发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界未解的难题。而近20年来，孤独症患病率逐年攀升；因病程漫长，约90%的患者病情持续终生，半数以上需要终生养护，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


过去十年间，易莉和她的团队接触了几百个孤独症孩子和家庭，致力于揭示孤独症的社会认知障碍机制，为早期筛查、辅助诊断、精准治疗提供干预和康复的科学依据。她认为，偏见或浪漫化都不利于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客观、接纳、尊重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宽松、更友好的社会环境。


“有一天这个妈妈忽然想起来，就问她的孩子说，你知道什么是‘normal’（正常）吗？这个孩子说，我知道的，‘正常’就是洗衣机左起的第二个按钮。”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不在于它们是假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

程莹的研究对象是尼日利亚贫民窟里的剧团，她也想过研究宏大的戏剧传统和世界级的剧作家，但在参观了剧团排练后，她意识到自己真正关心的是贫民窟里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剧团成员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上午排练，下午和晚上各自打些零工，维持生计，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可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年轻人们并没有选择撤退。

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是讽喻性的，融入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与批判。演出大多在热闹的集市、小巴车站进行，有时也会跑到金融区，给打扮精致的银行家们演一出讽刺中产阶级的经典剧目。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旅行者和研究人员来到非洲，我们早该放弃那些部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对立的陈词滥调，看到更多样的、有想象力的非洲故事。

“当他们说，‘坚持，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沉默的代价’，他们是在坚持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传统。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Noconditionispermanent’，不是在进行自我麻痹，他们是说永远不把不公正、不合理视作理所当然，应该相信表达的力量，相信行动的意义，相信竭尽全力的表演能打乱既有的议程，带来切实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