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说你们做纪录片的人怎么发财啊。还有我，比如说得了两次金马奖以后，很多人就会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变现啊，就是得了奖以后别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你成心要去套钱，你是套得到钱的。

那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面对，我也不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我每天都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这里拍个片子，那里又拍个片子，其实你仔细想来它跟你的初衷是背离的，它并不是那么吻合的，但有时候你不自觉中间就被拉扯过去了。我虽然说口口声声号称说我自己不喜欢钱，但是好像当它来找我的时候，我又没法完全去拒绝它。

就像我现在应该跟张献民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觉得反正三五年之内吧，中国一定会出产一部所谓的现象级的纪录片，它的票房会过亿。我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一点，但至于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以什么样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我现在统统不知道。因为你有一个基数在那里，而且现在有这么一个庞大的观众群在那里，当某一种契机达到的时候，这样的影片就会出现。

其实这种东西你说中国做电影的人知不知道，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是一定要去谈人性，一定要去谈一些后面的问题，这个片子才可能是一个能够立足的片子，但是很多人会被一些现实的东西左右。我不知道，反正中国电影里面很少，我看见就是热闹，特别热闹，但是你说这个片子最后能给我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

《大圣归来》这样的片子，它特别热闹，做得特别漂亮，但是你后面得到的东西呢？就包括像《美人鱼》这样，薄薄的就一层，就一点点关于环保的概念，就把这个概念拿来整篇来做，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影片。

你比如我刚说的那个讲图灵的片子叫《模仿游戏》。实际上这个片子如果放在中国人来做的话，它可能会做成一个逼格特别高的影片，因为是关于二战怎么被这个人个人拯救的问题。就这么一个起划时代作用的一个人物，最后它把他归结到这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自己感情上的纠葛——把一个大人物放在一个特别小的局部来谈论他的故事。我就觉得中国电影里面特别缺少这种东西吧。

要么就一些独立电影，甚至一些我们的大牌导演们做的片子，你会觉得他们特别有情怀，特别地关注着国家的民众的这些生计。你比如最简单的，我经常会拿一个片子来做比喻。你比如说像贾樟柯的《天注定》和几乎同期上档的《荒蛮故事》，一个南美的片子。你明显感觉两个片子之间的那种差异性。

贾樟柯就是在控诉，他也许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需要去控诉的。我从来不认为这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需要拿着刀子上街去挥舞的那种状态。最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因为他对现实的不满意，导致他就想在大街上高呼口号。我觉得不是一个解决问题之道吧。我当然会佩服你的勇气，但是从电影作品的这种角度来说，我觉得你缺失好的东西。

贾樟柯整个片子的制作周期大概也就是半年时间吧。半年时间就出品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你作为工业化的产物来说挺好的。也许你用三年时间去拍这个片子，最后你的分值仅仅是比现在高五分，但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变成另外一个片子了。

那一年正好是侯孝贤和贾樟柯同时在戛纳。侯孝贤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太急了吧，他太急迫地去这样一步一步（做）。因为他现在是在做商业嘛，有很多人需要他来吃饭，需要他来支撑这个产业，这样必然而然你就会受到很多影响。

我们很多导演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的，你比如就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毕竟都是我的前辈，但他们做啊做的，就被整个市场、被整个社会带到某个区域里面去了。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球一脚踢到电影局去，认为他们的监管太严厉了，导致我们不出品。实际上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经常会做的比喻，比如说像伊朗，伊朗大家都认为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电影出来。比如说韩国，实际上它的每部片子的投入的量也许没法跟中国电影比，它有些片子也一样是小制作。刚刚说到伊朗，伊朗它的监管应该是比我们要严格得多的，但是并不影响它出品优秀的电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还是跟做电影人的心态有关系。

我们拍电影就知道，你永远不可能一部电影是能够抵达所有的观众的。它一定是有取舍的。而且这个社会多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能让不同类型的人出来，我让有不同需要的人都能得到满足。

我觉得也许现在中国这个票房是很糟糕的一种价值导向。就像众人的口味，他现在去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他想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去抵达90%的人，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事情。他们甚至是在自己骗自己——怎么可能90%的人口味都是一样，而且能够去找到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实际上你一直在寻找他们这个共同点，我不认为这样的共同点存在。但是好像我们所有做营销的人都知道我能够抵达多少，我能够抵达所有的从15岁到25岁到35岁的观众，我觉得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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