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台湾音乐人。他曾经唱响了台湾第一首创作民谣《美丽的稻穗》，1973年举办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他以歌声参与了时代，并成为其中标志性的人物。

我想歌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才去写第二段。因为那时候我要送给旅北的大专的原住民学生，鼓励他们装备自己，所以我才会写这是最最遥远的路，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这是最后一个上坡，它是会引向家园或田园绝对的美丽。假如你用心一下，虽然我们遍扣过很多远方的门，但最后你会敲你的门进去，最后你会找到自己的人，最后你会走进自己的田园。

那个时候本来我们都生活一个自给自足的环境里面。到后来，很多学者还有我们这些学子们，都觉得我们是三无的国民，在这个土地上面被践踏。我们是台湾的原住民族，国民党来了，觉得叫省政府民政厅第四科那八个人管我们就够了。他们把我们的阶位降了六级，变成最底层的。

全省都是我们的人，偏偏他把蒙藏委员会弄到中央去，他们只有五百八十几个人。他们是中央级的，他们的儿女享受国家所有的这种供应。他们的人不必选举就当立法委员，我们呢，我们只能有一位立法委员，而且还不一定你选的国民党就叫你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们十几个盟，怎么立法委员是二三十个人？怎么我们只有一个人呢？经济上更是这样，农业经济也好，一般工业也好，我们都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

从日本时代就觉得我们管理不便，所以就把我们往下移——好管理嘛。像布农族，本来都在山里面他们要往下面移，排湾族也是。

国民政府更是，他觉得移得不够，就把他们都移到都市旁边来，都市旁边都是石头。人家以前住的地方是很丰沃的，肉类也好，植物也好，都很丰盛。祖先也都躺在里面，祖坟也都在里面。把人家就这样子迁来，这跟别人统治我们有什么差别？跟日本人统治我们有什么差别？而且他更坏。

后来因为我们也依赖工作上面要换取现金，换取给孩子的教育、健康等等，就非得去就业，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像阿美族就去参加远洋，大部分的人到基隆港、高雄港附近去讨生活去了。所有的这些最重的工作，几乎都是台湾原住民在那里贡献劳力。而且在那个劳工最不公平的时代，我们又在劳工里面被最不公平地对待。

你说我们有没有贡献？对台湾的能源也好，运输也好，远洋这些经济也好，还有十大建设里面所谓的建设，所有的桥梁、所有的这些大工程我们都参与了。

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我们是给予者，我们给予我们的肚腹让你们生了孩子，变成两千七百万人的地方；我们给予土地让你们变成我们的女婿。弄到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连“原住民”都不这样称呼我们，反而称呼我们叫“蕃殖”“山地人”，我觉得连国家都这样称呼我们那就是不对了。

我们需要把原来的尊严拿回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出口可以说话。大家谈妇女问题、谈其他什么问题，我说你不谈原住民运动的话，台湾根本没有运动可以有突破口，有原住民的运动开始才是整面的开始。所以我们唱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什么叫反对文化，你不建立哪里有文化？你要演什么戏给大家知道，你要唱什么歌给大家知道，什么歌是最美、最有力量的，你总要有吧。很多民主的歌就在这些时候大量地被唱出来，阿里山的歌啊，阿美族的歌啊，以前是根本没有人敢唱这些歌的。

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反思、运动，到现在，我的同胞你去哪一个县市都有人应该要照顾你的，法条里面已经都定好的。你要去争取才有办法，以前谁管你？以前去澎湖，谁会管你原住民的事。你现在到一个船上就可以说我是一个渔民，我是原住民族的，我享有它法令上给我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去争取这些运动才会有这些东西。其实这条路也是一首歌，像首歌一样。人家以为我是民歌逃兵，然后我跑去做原住民运动，不是的，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