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电影人、出版家、网络教父……数十年间，詹宏志不停游弋于多个社会领域，始终引领台湾的时代潮流。

二十五岁出任报社总编，传媒经验超过三十年，策划编辑超过千本书刊。

早年他写文化评论，写城市观察，谈创意，谈趋势。80年代，他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策划并监制了《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梦人生》等9部电影，与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均有合作。还曾担任“滚石唱片”以及“波丽佳音”总经理，为罗大佑、伍佰、林强等策划唱片。1996年，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出版集团“城邦文化”，目前运营着台湾最大的网购平台PChome。

任何一个异乡的菜市场，对我来说好像偷窥了人家的生活一样：你从菜摊上想象着厨房，从厨房里想象着他的生活。

每一个菜市场对我来说都有一种奇花异果，特别是没见过的食物的样貌。

意大利的菜市场里头有一种蔬菜叫 puntarelle，是 chicory（菊苣）的一种，这种菜只有春天在罗马一带有，其他地方也没有。我有一次在英国，有一个英国朋友请我吃饭，刚好在一个意大利餐厅，我赫然看到那个餐厅里头有这个菜，我很高兴地说我要点一个这个东西。英国人说这是什么东西，从来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人家的生活。罗马人吃的菜，你到了北意大利，譬如佛罗伦萨，也没这个菜，到南边去那不勒斯，也没这个菜，它就在罗马那附近，到了春天，每个人都在吃这个。它就像沙拉一样，用水先烫过，然后做了一个提鱼酱，拌一下当沙拉吃。非常好吃，很有意思的菜。

我喜欢这种奇花异果，因为你可以去认识没见过的蔬菜，没见过的水果，没见过的鱼类。

现在的检疫严格得不得了，带食物是很难的，从前没这么严格的时候我什么鬼怪东西都带回来。人家看我很有气质好像带了一筒画，其实我里面都是香肠。调料现在还可以带，罐装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传统市场往二线城市比较容易，在大城里头，像上海，只有小市场跟超市了，大型传统市场现在很少了，你得往郊外走才有。我叫个出租车请他带我去个传统市场，他都会说去那儿干吗。整个城市发展把生活这一面给涂消了，北京早期还有蛮多的，我觉得这个变化很快。

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1986年，那时候如果你去了中国大陆回来是要被抓起来的。那时候也没有台胞证这些东西，我得先到香港，到中国旅行社去申请一张台湾同胞临时旅行证，是一张纸，然后坐了火车进罗湖我走到广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有粮票的时代，在餐厅吃饭还要用粮票的。

后来等我1988年再去的时候，那就是用外汇券的时候了。那时候菜市场是很传统，不过东西也乏善可陈。

只有一段时间比较有趣，大概就是在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市场。我去杭州，杭州那时候也能看到很大、很像样的市场，卖甲鱼啊、卖什么啊，各式各样的。等我开始想在上海逛市场的时候，市场都已经全部被消灭了。

超市一点都不好玩，因为超市是制式的，全世界一个模样，虽然也有当地的东西，不过那整个概念就好像你住旅馆，旅馆的房间是跟那个社会没关系的，因为那个房间是全世界通用的。它减少你适应异地的时间，你只要住过一次旅馆，全世界的旅馆你就都能住了，因为它都长一个样子。那就是一个homogeneous的空间，完全同质化的空间，没有任何的地方感。

可能是时间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做出一种很有地方感的超市。一般都是有一个想象的社会阶层的生活，然后用那个生活打造出来的一种市场。

我买菜常常要跑很多个市场，因为有好几个东西，不是一个市场可以解决的。台北有个南门市场，从前是我们说的外省人的市场，因为那里面卖的东西不是原来台湾本地人用的，它是1949年大量的移民来的时候慢慢建立起来的。譬如说你要买手打的上海芋圆，那里就有；有好几样东西都是在南门才买得到的；那里也是台湾最早复制金华火腿成功的地方。

我们原来说的外省人的新一代如果他也不做这些菜的话，那些市场也就（没了），现在南门市场也是有点没落了。台北的市场还很好玩的，如果你们去上营吃饭，滨江那附近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市场，很值得去看看的。有好几人来都是我带去的，像蔡澜来台湾，我也带他去那个市场，一摊一摊给他看我买东西的每一个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