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高行健的两部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在法国被陆续翻译成布列塔尼文出版。 这是一个契机，让人们同时把高行健的文学创作和对布列塔尼语作为一个心有灵犀的佐证，在今天的人文条件和生活环境里，对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观再做确认。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二战之后经济秩序老化，资源分配的合理周期到了末端的时代。恰巧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些新型文明工具出现了，大幅替代模式化脑力工作，重复性密集型体力工作；在新技术的加持下，财富垄断变得更轻而易举。

这是一个需要在新时代、新形势、新条件下， 将国与国之间、一个国家内不同阶层之间重新谈判资源分配规则的时间点。谈不成，战争；谈成了，和平。

于是国与国、各国内部党派与党派， 明知有大规模毁灭性战争的危险，在围绕着资源分配的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和贸易上，斗得穷凶极恶， 争得你死我活。二战之后培养起来的盛世太平，盛世太平里的优雅斯文，这会儿就像陈年的丝料，看起来光鲜，其实轻轻一抖落就腐朽得漏洞百出了。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曾经在中国受批判受排挤，在西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鬼才高行健的两部重要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通过一个濒危的小语种布列塔尼语的译文走进了仍然坚持不懈地使用、发展和守护自己语言的布列塔尼读者群的文化生活。

布列塔尼人，这个在法国大洋边上，眼睛深邃且粗犷的人群，在20世纪初，还在天主教教堂用布列塔尼语听布道做弥撒， 通过布列塔尼语接受教育。但是当时的法国政府要彻底地政教分离，要把教育从天主教界那里完全接管过来，方便共和精神从娃娃抓起。权倾一时的政治家Émile Combes  干脆下令推动通用语法语，压制地方语言布列塔尼语。具体的做法是：一部分被允许留在教学岗位的神职人员如果不用法语教学，就领不到薪水。 经过那一次政治干预，100多年后的今天，布列塔尼语作为布列塔尼的生活语言已经进入濒危状态。

什么叫政教分离 ？ 说到底，就是把资源配置权从原来有执政权的天主教那里完全收复过来。收复之后，资源的分配，细到教育资源的分配，由非宗教的政府说了算，而不是由从前执过政的天主教说了算。政体变了，决定资源分配的主体当然也变了。当年布列塔尼人在政治上的不配合让布列塔尼语成为强势政治打压的目标。当不听话的地方本土语言弱了，共和的法语强了，布列塔尼地方势力也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自说自话了。

高行健当年生活的中国经历了毛泽东为最高领导的共产党政权以打土豪分田地这种用枪杆子进行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在内战中夺得了执政权的阶段。为了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以宗教弘法的形式组织学习班、党校，这和天主教的修道院是一个模式。当然为共产党服务的文化，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都以共产党的功德无量为主体，以一种借鉴斯大林时代苏联文艺的套路化的抒情写实叙事固定下来。毛泽东夫人江青创始的样板戏就是一个这种中国化的抒情写实叙事套路的极致。所以才叫样板。

但是年轻的高行健当时在中国是学法语的，接触了众多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本地化的宗教式布道以外的思潮，比方说尼采；他读到了斯大林抒情写实中国本土化了的样板以外的文学表达方式，比方说旅法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作品。于是他就尝试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模件化共产党党史故事和颂歌的表达方式将共产党政权说要服务的广大人民的人性也关心一下：比方说矛盾，失序，背反，无常等等。尝试灵异、传说、信奉、质疑、苦难、性爱、文革等多线条穿插的拼贴式， 非线性，非忆苦思甜，非高尔基结构，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高潮再现的表达方式，能让高行健上瘾，过瘾。

上个世界80年代，高行健的这种尝试正好碰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取资源再分配的声浪：坚持公有制还是开放私有制，姓党、姓社，还是姓资？ 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和争取更大利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文艺家里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共产党教义的弘法文艺的形式固定化要捍卫到底。比方说冯牧，他对高行健在艺术形式新鲜感上的追求感到巨大威胁，就好像新的叙事方法，无糖的颂歌，倒计时的时空，就是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那次用资源再分配来夺权的否定， 是对共产党弘法文艺的否定， 是要和共产党抢夺资源分配权和资源分配方式的姓社和姓资之争的文艺化表现。在既得利益的系统僵化老化的过程里，共产党弘法文艺工头冯牧偏执着，上纲上线地给文艺表达方式的新细胞新胶原蛋白打上离经叛道的罪名。于是，高行健的文艺，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都成了宗教化共产党政权文艺管控眼里的异端。自我流放到法国当时成为高行健摆脱哥白尼命运的唯一可能。

离开了共产党执政的土地，离开了13亿人口，高行健只好到台湾去出版他的小说“灵山”， 刚开始的时候，连卖出100本都很困难。这是受打击之后，被迫成为小众和极小众的苦难。

无独有偶，今天如果我去布列塔尼的大城市南特， 要找到一家能听到客人们说布列塔尼语的咖啡馆，那是没有多大可能的。

如果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将高行健第一版的《灵山》在北京的对立面台湾的书店的销售量， 将在布列塔尼还使用布列塔尼语的人数，比作资源再分配的争斗日益尖锐的数字技术时代的所谓点击率的话，那是无论如何没办法和芙蓉姐姐和其他各种作态的妖骚比较的，妖骚们叱咤风云，高行健和布列塔尼语族群各自惨淡经营。

直到西方世界的资源，财富和利益越来越集中到最富裕的1% ，10%的人口，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感到生活压力山大，于是就以各种理由来抵抗资源，财富和利益分配倾向越来越固化，越来越极端的趋势，想不通过战争，以和平方式来扭转局面。比方说，以族群为单位，要求正面提携，美国就有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的说法。渐渐地，这种正面提携又进一步细化，以多元，公平和兼容为口号，要送机会给之前以民族文化，性别，性取向等理由排斥在利益优惠分配之外的人群，以同样的理由将失去的利益补偿回来。在这种环境中，拯救，保护和发展法国的布列塔尼语就成为合情合理的诉求。因为时过境迁，布列塔尼语不再是全面掌控执政权之争里的打击对象，却是奄奄一息，逐渐模糊的语言史标本。

而高行健因为“文学从个人在群众历史中的挣扎得到新生”而在2000年千禧年获得地位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活跃在推动布列塔尼语复兴运动中的汉学家马霆 （Yann Varc'h Thorel ）在高行健的小说中看到了光：他被高行健在文学手段上的趣味，被在这些文学手段里罕见的中国女人，中国巫术，中国政治，中国疯癫的场景，对高行健本人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艺和文艺政治里的沉浮深深吸引，提出要将“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部诺贝尔文学奖表彰的著作译成布列塔尼文。实际上，从布列塔尼人要复兴布列塔尼文的角度来看，这次翻译对丰富布列塔尼语的表现力，发展布列塔尼语有重要贡献。马霆复兴布列塔尼语和高行健提出的当代文艺复兴是有共鸣的。

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演说中，高行健说，“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在特朗普和马斯克为代表的以新科技为工具和契机，加速利益财富和资源的倾斜， 更进一步集中在政商精英既得利益者这一边，更进一步集中在美国利益这一边的时刻，知识分子们的任何工作，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舆论导向，只要是涉及与利益垄断不符合的世界观的，政治观的，很可能在所谓点击率的插科打诨， 弄虚作假的掩盖下，遭到边缘化侵犯甚至毁灭性打击。

在这个时刻，濒危的布列塔尼语通过翻译曾经没有销量的高行健小说来发展自己，这不仅仅是一个从中文到布列塔尼文的语言转译，更是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共情：作为个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要为了让生存环境更适合自己做些什么。 你不作为，要当神的人，要替代上帝的人就要制造乱世来主宰你，要你去当信徒，去唱颂歌。如果你为自己做一个相对自由的人去努力了，你为你应该享受到的利益，资源和财富参与了更公平的分配规则的制定， 那你就为围绕着你的努力而发展起来的一套语言系统的复兴和文化系统的复兴自然贡献了源泉。布列塔尼语版本的高行健的小说是星星之火，人性的星星之火，是复兴的共情符号。

当高行健笔下的中国巫术走进布列塔尼语，八卦相错， 然后万物生焉。万物生生，而变幻无穷焉。在特朗普和马斯克争当主导世界的超人，争当神一般的存在的时刻，在我眼里，高行健的小说在马霆的布列塔尼文里形成的火种和符号，不仅给语言系统， 更是给语言鞭长莫及的神秘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展望未来的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