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財經聚焦

一、在少子化、人口老化，以及農村人口外移等諸多因素之下，日本面臨嚴重缺工問題。日本政府決定，在2022年開放14個職業領域專業技能的外籍人士，不限次數和居留資格，等於可以無限期在日本居留。我們可以從日本經驗學到什麼？台灣的對應政策又是什麼？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CNBC：「Japan looking to allow more foreigners to stay indefinitely in a major immigration policy shift」(日本希望在重大移民政策轉變下，吸引更多外國人長期居留)
●Economist經濟學人：「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Japan」(全世界可以從日本學到什麼)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Japan’s Economy Shrinks, but Outlook Is Brighter as Virus Ebbs」(雖然日本經濟萎縮，但隨著病毒消退，前景更加光明)

分析解讀

日本，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當然，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12月1日在台灣智庫的發言：「台灣有事就等於日本有事。」肯定讓很多台灣人備感窩心。我也知道自從台灣對福島的捐款冠居全球後，台日友好就已經顯著加溫到現在。

但政治歸政治，情感歸情感，說到經濟的發展，僅管台灣在產業發展的邏輯、企業管理的風格，甚至是充斥在消費氛圍中的各種小確幸，都和日本有著切不斷的千絲萬縷。但看到日本今天這般和全球趨勢背道而馳的經濟狀況(也就是通貨緊縮)，我還是打心裡希望台灣千萬別和日本一樣。

在世界上，有兩個有關日本的經典說法，第一個說法是，這是一個因為人口萎縮、老齡化和失去活力，而陷入衰退的國家。第二個說法認為，日本是一個充滿神秘感，但有點古怪的社會。

這兩個說法，都讓大家感覺日本和我們距離遙遠。但這是一個錯誤。其實日本不是一個與我們無關的國度，甚至可能是疫情過後全球的先驅。

為什麼這麼說呢？

過去二十年，日本已經面臨的許多挑戰，包括了快速的老齡化、長期的經濟停滯、層出不窮的自然災害風險，而始終夾在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紛擾就更不用說了。而這些問題，在過去兩年疫情之後，很多國家都開始感受到它們的嚴重性。

事實上，很多日本曾經發生過的問題，最後幾乎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鏡，並從中學習該如何應對。

其中第一個教訓，是原來社會必須學會怎麼忍受風險。

隨著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激增，各國都開始了解，我們都會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無法避免的天災人禍，都必須學會如何從衝擊中恢復過來。地震、水患、核災等痛苦的經歷，促使日本積極投資於抗災能力。1995年神戶發生大地震之後，該市建立了地下系統，為居民儲存 12天的用水。橋梁和建築物都經過翻新，以加強抗震能力。

現在許多日本人都明白，應對天災是每個人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國家的問題。這在疫情期間最明顯：戴口罩在日本早已普及；而在G7國家中，日本的Covid-19死亡率最低，疫苗的接種率最高。

另一個教訓是，應對人口變化的經驗。

大多數社會，最終都會像日本一樣老化和萎縮。到2050 年，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將超過65歲，在2019年，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只有十分之一。預計從現在到2050年，包括中國在內的55個國家的人口都將下降，包括印度。而人口變化當然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挑戰。

日本是全球主要的債權國，也是按當前匯率計算的第三大經濟體。它是地球上最大的科技投資者、5G 的先鋒，從優衣庫、任天堂到無印良品等眾多全球品牌的發源地。機器人和傳感器方面的專業知識，幫助許多企業從廣泛的新工業科技中獲利。 在地緣政治上，日本在其最大貿易夥伴中國，與其主要安全夥伴美國之間，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總而言之，它其實不是一個全球性的局外人。

而日本犯過的錯誤，提供了另一套教訓。生活在大量的風險中，會讓日本在決定優先順序上變得更加困難。面對如此多的潛在天災風險，日本將焦點從氣候變化這一持續發生的最大災難上移了開。2020年，它承諾到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放，但細節一直不明確。政客們希望重啓2011年福島核事故後被擱置的核電站，但只要民眾不太可能同意。許多官僚對綠能仍然頑固地持懷疑態度，所以我們看到許多國家積極發展電動車，但日本是發展氫能車。

應對人口減少的一種方法，就是充分利用人力，這讓日本永遠沒有辦法發揮其潛力。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被剝奪了發揮潛力的機會，傳統企業以資歷為晉升的基礎(目前日本70歲以上的老年人，有三到四成仍在工作)，加上對老人的過度尊重，壓制了年輕人的聲音並扼殺創新。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最聰明的年輕人更喜歡新創公司的原因。

近年來，日本在鼓勵女性就業方面做得很好，但她們升職的機會仍然太少。雙軌勞動制度使年輕人和婦女從事不穩定的兼職工作，這使他們不那麼熱衷於生孩子。

政客容忍這一切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幾乎沒有改變的動力與壓力。資深的公眾人物通常是來自政治圈，比他們所代表的公眾更加保守。另一方面，對於公眾來說，今天的舒適會減弱對更美好明天追求的衝動。

日本的最後一個教訓，就是過度自滿的危險。

回到台灣，2020年台灣首度出現人口衰退，出生人數較死亡數少近8,000人，可稱為「生不如死」，代表生育率低迷，導致人口減少與高齡化加劇。明年生肖是虎年，因台灣民間習俗等因素影響，虎年生育率較歷年平均值更低，換言之，明年的生育情況也難樂觀。

人口衰退已是不可逆。台灣人口發展趨勢的嚴峻，在於從2025年開始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也就是65歲以上人口佔比將超過20%；到2040年，將進一步惡化到30%。生育率低迷代表未來能投入職場的勞動力會愈來愈少，到2028年，勞動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低於三分之二，人口紅利消失的威脅不僅出現在消費面，對生產力的傷害更是巨大。

目前台灣每4.5個青壯年扶養一個老人，2040年會變成每兩個青壯年撫養一位老人，到2070年時，更進一步變成每1.2位青壯年要撫養一位老人。

面對人口危機，我們必須從提高生育率、增加國內勞動力供應，與增進長照資源準備三方面著手。

提高生育率方面，透過政府補助是最基本的鼓勵措施，更積極的作法，是從政府到民間要形塑一種友善氛圍，讓父母願意生小孩。從生育補助與育兒津貼，到可信任的托育及義務教育，以及對新手爸媽友善的住房、交通等配套，讓年輕人不只是生育小孩的當下能獲得照顧，在小孩成年前，還可以獲得來自各方的支援，這才是從根本上提振生育率的作法。

而提高國內的勞動力供應方面，不論是延後高齡就業者的退休時間，或增加國外藍、白領移民來台的誘因，都可適度紓解勞動力供應下滑的問題。

另一方面，高齡化已是必然因素，從政府、企業到個人，對於長照資源的建置、投資與儲備，都必須比現更積極，才能因應超高齡化社會的到來。

總而言之，高齡化在台灣已是必然結果，因應人口衰退的挑戰必須今天就動手，不能等到明天才後悔。

二、12月3日，滴滴宣佈即日起啓動在紐約證交所退市的工作，同時準備在香港上市。我們要怎麼看待越演越烈的中美金融市場脫勾？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CNBC：「Didi is delisting in New York. Here's what happens if you own a delisted stock」(滴滴決定在紐約退市。 如果您擁有它的股票，請小心！)
●Financial Times倫敦金融時報：「China set to make tech VIEs unviable, closing foreign ownership loophole」(中國將讓科技VIE無法繼續，堵住外資持股的漏洞)(註一)。
●Economist經濟學人：「China courts global capital, on its own terms」(中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吸引全球資本)

分析解讀

自從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開打以來，全球的投資人、政治人物和企業就不斷觀察，全球最大的這兩個經濟體將在何時開始脫鈎，或者說，它們會脫鈎到什麼程度。

隨著中國的網約車企業滴滴全球，在紐約IPO掛牌六個月後宣佈退市，全球金融的格局變化已經得越來越清晰。

看來，那些曾經經過中國政府的批准而在美國掛牌交易，價值2.1兆美元的258家中國企業，早晚都很可能和滴滴一樣無奈下市。

但不要以為中國政府正在尋求的是金融孤立，事實上，他們正在忙著歡迎華爾街投資機構進入大陸的資本市場與金融體系。

中國正在推動的，是一個不對稱的脫鈎戰略，也就是，在積極促進西方世界對中國市場依賴的同時，減少自己過往那種對西方世界的依賴。而滴滴將不會是這個策略的最後一個案例。

過去幾十年，中國政府刻意容忍，並鼓勵某些紅籌企業在其他資本市場積極籌集資金。當第一家中國企業1993年成功在紐約掛牌時，不但得到了當時的中國政府背書，它們還承認，美國市場既提供了低廉的資金成本、更成熟的投資者，還提升了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

但在過去兩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2019年，已經在紐約成功上市的阿里巴巴，積極尋求在香港二次上市，這一動作，事實上是它在資本運作轉換陣地的預先規劃。現在的滴滴則更進一步，徹底脫離紐約資本市場。據說這是在中國官方的壓力下，準備將它的上市地點轉移到香港的預先動作。

或許還有人寄希望，美國和中國監管機構最終能夠達成一定的妥協。然而，哈佛法學院教授Jesse Fried就表示，中國監管機構明確支持滴滴的退市—外國政府對美國資本市場的干預，使得交易恢復過往榮景，是難上加難。

這些轉變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出臺了一項針對中國企業的披露法律，該法律要求，外國企業必須揭露其審計報告的所有細節，否則將被迫退出美國的交易所。我想，這一點是中國企業普遍不能接受的。

但取而代之，中國正在努力開放自己的資本市場，並想方設法吸引西方金融機構進入，但你得遵守中國的監管規則。許多華爾街機構正在獲得新的金融執照，並嘗試擴大自己在中國的業務。

自 2019 年以來，JPMorgan對中國的跨境敞口增加了9%；過去三年，外國基金經理人持有的中國股票和債券，幾乎增加了一倍以上，達到現在的1.1兆美元規模。即使習近平最近打著「共同繁榮」的旗號，向大型科技巨頭和企業巨擘發動檢查，2021 年的前九個月，仍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資本陸續流入了中國市場。

中國希望它能夠魚與熊掌兼得--既獲得全球資金支持，也獲得一定的專業知識，但所有想進入中國的金融機構，必須受到中國政府的直接監督。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仍然存在明顯的風險。

而中國的這項「非對稱脫鈎」，延申出三個問題。

一是中國股票和債券被納入了全球性的指數，這意味著指數基金必須持有它們。當數量越來越多，中國政府該如何監管？
是否夠透明？是否有可信度？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美國的做法是否有效？
美國政府越嚴懲這些在美國上市的企業，或是禁止它們購買美國高科技企業生產的零組件，很可能最後反而逼得中國提升自己的研發能力，並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優勢，或是為第三國創造取代美國的機會。這將使得美國的全球影響力進一步減少，而不是更加增強。

最後一個問題是，中國會不會在其他地區或產業，執行類似的不對稱戰略？
這已經可以在大宗商品產業明顯看到，大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中國也在大規模推進自己的半導體科技產業。現在中國還最無法擺脫的就是對美元的依賴，美元現在仍然運用於大多數的跨境支付，並讓美國可以隨時利用美元體系，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但如果習近平連一家叫車企業繼續在紐約上市都不能容忍，那麼他肯定更無法容忍繼續被美元體系所掌控，他必將竭盡全力，發展另外一個替代方案。

早在今年1月26日，Google前任CEO Eric Schmidt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小組」（CSG）就曾向白宮呈交了一個報告《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這是非對稱性名稱的第一次出現。

這個報告的主張被白宮採納，拜登並於今年2月宣佈採用「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對中國進行精準打擊。但如今過了八個月，看起來還沒有太明顯的成效。但一直不動如山的中國倒是開始動作頻頻，讓人猝不及防。

上海美國商會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近60%的美國跨國企業增加了對中國的投資，超過70%的美國在華製造企業表示，未來三年內沒有將業務轉移出中國的計劃。

我看見的是，在跨境資本流動方面，中國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步伐反而加快了。中國對外資持股比例限制逐漸放寬，吸引境外直接投資連創新高；美國投資者持有的中國證券，也不斷增加。中國的加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場，其實是高度不對稱的，因為它有資本管制，所以外國資金進入中國市場很多，但中國對其他國家的直接投資一直很少。

我常常強調商場如戰場，我也常說資本如流水，資本市場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吸引資本流入。地緣政治我不懂、科技脫鉤我看得也是霧煞煞，中國在金融市場的非對稱性戰略能不能成功，我更是不知道，但資本流動下的中美脫鉤爭奪戰，確實已經揭開序幕。

《經濟學人》總評  

這期的經濟學人封面故事，再次回歸地緣政治。封面上是一對高高掛起的拳擊手套，手套上的圖案明顯就是美國的國徽，上面一排黑色補充文字：「What would America fight for?」(美國還會為什麼而戰？)

這期的經濟學人共用了四篇文章來闡述這個議題。封面故事開宗明義就認為，今天的美國已經厭倦了身為自由秩序保護者的角色。你可以說這個巨人尚未睡著，但它的決心已經搖搖欲墜，而新崛起的敵人，正在想方設法測試它。

俄羅斯的普丁正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軍隊，並且很可能很快就會入侵；中國正在以戰鬥機在臺灣的領空上方巡航，並嘗試研發出超音速的武器；伊朗在核談判中採取了更極端強硬的立場，因此多數人預估，新的核武談判可能會崩潰。

正如經濟學人在Briefing專文所說的，美國已經沒有意願在全球大部分地區再次使用硬實力，華盛頓的鷹派和鴿派聯盟也呼籲美國得學會克制。鴿派認為，試圖監管世界，會讓美國不可避免地捲入不必要的衝突；鷹派則表示，美國應該專注於唯一一個重要任務，那就是對抗中國。這兩種願景中的任何一個，都將使得本來就陷於分裂而且不穩定的美國縮手，然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危險和不確定。 

美國不再是1990年代時的那個自信霸主，它的相對力量確實已經減弱。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役之後，美國選民已經厭倦了為外國打仗，黨派政治更讓美國政策的大部分陷入了癱瘓，迄今為止，美國還有90多個駐外大使職位，因為國會阻擋而仍然懸缺著。

如果想要保有這個自由世界的秩序，其他富裕國家必須更積極，為過往它們很少幫助的這個世界做好該有的準備，並想方設法推進美國的積極參與。現在，這會是最重要，也最艱難的任務。


註一：
所謂VIE結構(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其實質是境外公司（或境內外資公司）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實際控制境內持有某項受限制行業牌照的公司，並進而將其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公司（或境內外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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