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財經聚焦

一、3月23日，長榮海運巨型貨櫃輪「長賜輪Ever Given」意外擱淺蘇伊士運河，初估蘇伊士運河的受阻將讓全球貨貿每小時損失約4億美元（約新台幣114億）。
在通貨膨脹蠢蠢欲動的今天發生這個事情，如果這個不是雪上加霜，什麼是雪上加霜？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CNBC：〈Maritime historian sees 'ominous'
signs that the Suez Canal blockage may take time to fix〉(海事歷史學家認為蘇伊士運河堵塞，需要一些時間來解決，是個不祥的跡象)
●WSJ華爾街日報：〈Hopes Fade for
Quickly Freeing Ship From Suez Canal〉(希望迅速將船從蘇伊士運河中解救出來，但似乎越來越不可能)；小標：〈Rescue teams have made progress, but authorities
were wary of offering a timeline for unsticking the Ever Given〉(救援隊雖然取得了進展，但有關當局對提供一個明確解決的時間表，表示謹慎)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 Very Big
Problem.”Giant Ship in the Suez Remains Stuck.〉(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蘇伊士的巨型戰艦目前為止仍陷於困境。)

分析解讀

屋漏偏逢連夜雨，台灣在疫情期間、好的壞的消息不斷，台積電護國神山話題還沒有燒完，長榮貨運又因為蘇伊士運河堵塞，讓全世界認識了另外一家台灣企業。現在，通貨膨脹的陰影未散，誰料得到這麼一艘近400米長的巨輪會橫擺在蘇伊士運河上，而且問題持續將近一週。這條最繁忙運河之一的「歐亞大動脈」，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大塞船」。

眾所周知，蘇伊士運河全長約163公里，連接著地中海和紅海，提供了亞洲和歐洲之間最短的海上通道，全球貿易大約12％都需透過它來完成。

如何「解救」這艘巨輪，讓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傷透了腦筋。迄今為止，這次中斷已阻礙了超過327艘船過境，其中包括30多艘集裝箱船。

數據分析稱，運河封鎖會造成每小時約4億美元的損失，一天下來就損失百億，而船東和保險公司或將面臨總計超過1億美元的索賠。現在很多人關心的是怎麼善了？誰最倒霉？誰會倒閉？我覺得都是行外話。長賜輪真正的所有者，也就是法律意義上的船東並不是長榮公司，而是日本正榮汽船株式會社。所以，事件發生後，日本船東的出鏡率和受關注度比長榮高得多。

航運業是高度國際化的產業，發展很成熟，有一套複雜的經營模式。長賜輪是個國際分工合作的典型，也就是租船模式—A機構出資造船，由B機構負責資產管理，租給C機構實際投入航運運營。A就是日本正榮、B是貝仕船舶管理（母公司是德國貝仕集團，全資家族企業，全球多國開設了分公司）、C是臺灣長榮海運。

而長賜輪的船籍國是巴拿馬，船籍國就是船舶的「戶口」所在國，登記在哪國就懸掛哪一國的國旗，向哪一國繳納相關稅收。巴拿馬對掛本國旗的船舶管理寬鬆、稅收低廉，各國船東都很樂意去蹭個戶口，因此這類國家被稱為「方便旗」國家—這有個業內冷笑話，連內陸國也可以成為方便旗國家，比如蒙古和瑞士。

最後出場的是印度，長賜輪25名船員全部為印度籍。所以這個百年產業受損情況肯定耗時費日，最後還會船過水無痕。

但更令人擔憂的是，蝴蝶效應已經顯現。如果不盡快「釋放」這艘船，將影響物價，甚至有評估指出，「塞船效應」會波及商店中看到的任何東西的價格。

影響最大的，主要是以下三項：

第一，「塞船」導致油價顯著上漲

隨著部分地區疫情趨緩，全球貿易有所回暖，多數企業在尋求補充庫存。在這一年中最繁忙的時刻，長賜號卻擱淺了。

運河突然被切斷，首當其衝的，是對油價的影響。在全球需要通過海路運輸的石油中，大約有30%都要經過蘇伊士運河。光是去年，歐洲每天需要從蘇伊士以東的國家進口55萬桶石油，其中52萬桶通過運河。

這次堵船，阻塞了一條重要的原油運輸路線，使得石油價格在國際市場上攀升，基準油價在週三飆升了約6％。人們擔心石油在運河上停滯越久，越可能會擠壓原油和精煉產品的供應，從而給全球供應鏈帶來壓力。

第二，衛生紙、咖啡等面臨短缺

除了油價，還有物價。除了影響能源運輸，堵船還將會及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電子產品、生活用品、食品等物資。

船隻被堵在航道上，歐洲的商品因收不到到來自亞洲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而延誤製程，而空的集裝箱也無法返回亞洲再次裝運。運河封鎖，會造成每小時約4億美元的損失。其中，裝滿即溶咖啡的集裝箱被卡在路上，預計很快就會影響咖啡供應。傢具方面也受到波及，有很多客戶開始反應，自己訂購傢具的交付日期已經被推遲。

第三，國際航運商會秘書長蓋伊·普拉滕表示，不僅長賜號上的貨品會嚴重延誤，其他被堵住的數百艘船上的物品，也會延遲交貨，這對全球供應鏈的損害將是巨大的。考慮到包括醫療設備和個人防護設備在內的重要貨物，正在透過這些船隻運輸，我們呼籲埃及當局盡一切可能，盡快重新開放運河。」

那麼，該怎麼「解救」這艘巨輪？

目前，長賜號的船東—日本正榮汽船株式會社，已為這次事件道歉，並表示，將由荷蘭和日本打撈公司組成的專業救援隊，與地方當局合作，努力幫助船隻復位。據估計，船東和保險公司可能將面臨總計超過1億美元的索賠。

眼下最要緊的，是趕緊讓船「脫困」。然而，僅靠拖船和挖泥機的組合，還不夠解決問題。研究小組還必須找到一種減輕船隻巨大重量的方法。他們可能要卸下部分船上的貨物，還需要排乾燃油和壓艙水，然後再次嘗試使用拖船推動該船。

同時，由於船上還有多個集裝箱，用起重機將這些集裝箱卸下的操作將是極具挑戰性的，該過程還可能造成損壞甚至使船體失去平衡。

根據蘇伊士運河管理局的數據，2020年間，有近1萬9千艘船舶通過運河，平均每天有51.5艘。想要將大宗貨物從亞洲運往歐洲，除了海運幾乎沒有其他選擇。運河堵塞之後，一些船舶只能在非洲各地選擇替代路線，不過，航程大約會增加兩周時間，運費也會大幅增加。

2017年，一艘日本集裝箱船也曾因機械故障擱淺堵住了運河。 埃及當局部署了拖船，並在數小時內使船隻重新漂浮了起來。美國海事歷史學家表示，此次堵船事件非常少見，而且這是有史以來在蘇伊士運河上擱淺的最大船隻。

儘管蘇伊士運河最初是為處理較小的船舶而設計的，但在近50年來，蘇伊士運河已經在規模和寬度上增加了一倍。最近的一次是六年前，埃及政府對運河進行了大規模擴建，加深了主航道，並為船隻提供了一條與之平行的35公里航道，耗資超過80億美元。

不過，這些努力似乎還不夠。由於這一次的長賜號巨輪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船之一，長度堪比帝國大廈的高度，蘇伊士運河處理大型船隻的能力已經遭到質疑。

天災人禍，看來仍然沒有放過這個世界。

二、3月 24 日凌晨， Intel的CEO Pat
Gelsinger宣佈了多項計劃。
其中包括未來把更多的自有晶片製造業務外包給代工廠，以及將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 200 億美元，建設兩座全新的晶片廠。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Nikkei Asia日經亞洲：〈Intel challenges Taiwan's
TSMC in chip foundry business〉(英特爾在晶圓代工方面挑戰台灣的台積電)；小標：〈US tech titan earmarks $20bn for
plants in Arizona to woo Apple and Qualcomm〉(美國科技巨頭斥資200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建立工廠，以吸引蘋果和高通的訂單)
●WSJ華爾街日報：〈TSMC Still Has the
Edge Over Intel in Brewing Foundry Fight〉(台積電在這場日益激烈的晶圓代工戰役中，仍保有優勢)；小標：〈Intel is moving in, but the incumbent
will be tough to dislodge〉(英特爾決定進軍，但既有玩家很難被打敗)
●Market Watch：〈Intel must
execute its new strategy perfectly to win back investors〉(英特爾必須完美執行其新戰略，能贏回投資者) ；小標：〈Stock market investors, burned before, will be holding CEO Pat
Gelsinger to his word.〉(之前受傷的股票市場投資人，緊盯Pat Gelsinger許下的承諾。)

分析解讀

如果你細聆聽Gelsinger的演講，你會發現，英特爾正對現有的IDM模式進行重大的變革，未來將致力於推進IDM 2.0模式。

根據Gelsinger的說法，英特爾的IDM 模式2.0主要包括以下幾點內容：

第一，建立全球化內部工廠網絡

保證可內部生產大部分的產品，這與Intel的營收及產品供貨能力息息相關。對此，Gelsinger強調，英特爾希望繼續在內部完成大部分產品的生產。

第二，將擴大對第三方製造能力的使用

Gelsinger表示，為優化英特爾的成本、性能、進度、供應等方面的進度，該公司將增強與現有第三方代工廠夥伴之間的合作，包括台積電，繼續維持合作關係。

第三，將為歐美客戶提供晶圓代工及封測服務

為此，英特爾組建了全新的獨立業務部門—英特爾代工服務事業部（IFS，Intel Foundry Services）。該部門由英特爾首席供應鏈官Randhir
Thakur領導，擔任IFS總裁兼高級副總裁，他直接向英特爾CEO
Gelsinger彙報。

Gelsinger透露，IFS結合了先進的制程和封裝技術，且支持x86內核、ARM和RISC-V生態系統IP的生產，能為客戶交付世界級的IP組合。

看得出來，為了更高效地部署IDM模式2.0，擴大英特爾的晶片產品的供應能力。英特爾將計劃投資20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Octillo園區新建兩座晶圓廠。此外，英特爾計劃在今年內宣佈，在美國、歐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區的下一階段產能都要擴張。

同時，為實現IDM 模式2.0願景，英特爾與其生態合作夥伴IBM共同宣佈了一項重要的研究合作計劃，專注創建下一代邏輯晶片封裝技術，該項目旨在加速半導體製造的創新。

值得注意的是，Gelsinger在演講發佈後，台積電（TSMC）和三星（Samsung）股價下跌，但因預期英特爾將增加支出，半導體設備製造商，包括尼康公司（Nikon
Corp.）、Lasertec公司（Lasertec
Corp.）、東京電子（Tokyo Electron）等，股價都是上漲。

就像我曾經說的，美國已開始為重振半導體產業而採取行動。在拜登政權倡導生產回歸政策的背景下，大型廠商英特爾將投入鉅額資金，在美國建造新工廠，並同時涉足量產其他產品的代工業務。半導體是支撐數位化社會的核心產品，但最尖端的開發製造經驗，容易流向在生產上更勝一籌的台灣和韓國，這就是他們擔心的原因。

但大家也知道英特爾在7納米開發方面進展遲緩，目前英特爾的競爭對手確實走在前面。對比今年前三家企業的設備投資額，台積電（TSMC）為280億美元，三星電子基本相同。英特爾200億美元的投資，是明顯不夠的。

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英特爾曾在個人電腦CPU領域成績亮眼，但進入2000年代後失去勢頭，最後只專注在IDM。英特爾採用從開發到生產全部自主完成的垂直整合型業務模式，但堅持拒絕為其他企業代工，只專注於自主產品的經營戰略。

當時，美國高通等廠商已開始崛起採用，他們採用「無廠」經營模式，因為英特爾拒絕為其代工，無廠企業只好選擇台積電和三星，台積電更是將半導體生產作為主業。代工企業生產的半導體很廣泛，包括家電、智慧型手機和汽車等。客戶和強有力供應商從全球自然而然湧來，技術與經驗的蓄積取得大幅進展。

良性循環在較高技術實力上的確是幫了台積電一把，台積電也因為專注代工，而與荷蘭大型半導體設備企業ASML建立了深厚的人脈。因此，美國政府對英特爾的競爭力下降，充滿危機感，我們看見美國商務部官員也參加了英特爾23日的記者會，並對此計劃表示了讚許。

為迎合拜登政權的意向，英特爾此次宣佈正式啓動代工。這是此前Intel不願意做的事，但如果無廠企業希望在美國尋找代工廠商，業務的收益性將提高。未來，半導體還會用於戰鬥機和人造衛星，在軍事上也不可或缺。在川普時期，國防部就不斷與英特爾推進新建工廠的磋商。在1月拜登政權上台的同時，全球半導體短缺變得嚴重，美國政府相關人士即表示「危機感迅速提高」。

英特爾的加入讓晶圓代工市場肯定變得更加擁擠，但英特爾仍有以下幾項優勢：

第一，英特爾的晶片設計部門，仍會盡量讓代工部門為其代工；代工部門做不了的，才會尋求如台積電、三星等第三方製作。換言之，英特爾的代工部門最大的客戶其實是自己的設計部門，先天就含著金湯匙。

第二，英特爾的代工廠多位於美國及歐洲，其代工客戶如微軟、IBM、思科（Cisco）及愛立信（Ericsson）等，也多位於兩地，距離客戶更近，聯繫溝通上，會比位於亞洲地區的台積電、三星更俱優勢。

第三，在美國擴增產能及進行晶圓代工，非常符合美國政府的國家利益，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也已表示，晶圓製造為美國國家戰略重要一環，因此英特爾的代工部門可望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財政、物力及人力等。

當然，英特爾也有其劣勢。

首先，過往代工部門以服務內部客戶為主，要轉變為服務外部客戶並不容易，英特爾並不習慣外部服務的模式。

其次，代工成本上，美國高於亞洲地區，這不利英特爾在價格上取得競爭優勢，這也是當年晶片代工業主要流向亞洲地區的主要原因。

第三，其潛在客戶多為英特爾的直接競爭者，如超微、英偉達（NVIDIA）、高通（Qualcomm）等，又外部客戶多半使用基於安謀（ARM）的晶片架構，英特爾的代工部門過往習於替自家的X86架構代工，恐不見得能夠得到很好的接納。

最後，英特爾的制程才剛突破7奈米，落後於已能夠量產5奈米的台積電和三星，難以爭取蘋果、高通等需要使用最先進制程的客戶，這也會反向制約英特爾繼續研制先進制程的能力。

綜觀英特爾此次的業務重整，仍然著重於保住核心的晶片設計業務，期望能使用更優異的第三方制程，使其產品保持競爭優勢，在剝離代工部門後，有助於英特爾整體降低成本。代工部門則放任自行生長，以其7奈米制程爭取訂單，尋覓更多商機；且在美國政府政策扶持的情況下，自生自滅的風險也是相當低的。

總體來說，市場對於英特爾的業務重整，短期內還是認可的，但是長期狀況，顯然還是得看英特爾的自身表現而定。無論是設計部門還是代工部門，仍然有各自要面對的市場競爭環境。

而英特爾業務重整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阿斯麥爾（ASML），以及其他的晶片設備廠商，他們肯定訂單滿手。

對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尤其是台積電來說，此次英特爾的業務重整是喜憂摻半。喜的一面是，台積電可望在短期內拿到來自英特爾，需要高階制程的新產品訂單，憂的一面則是，市場上潛在的強大競爭對手又多了一個，儘管英特爾或許可能成為像是格芯或中芯國際那樣，第二層級的對手。

台積電擁有多年來投入的技術優勢，其先進制程擁有強力的護城河，也有長期以來從代工業務贏取的客戶關係。然而其最大的威脅在於：外部環境方面，中美科技戰競爭加劇，如何保持訂單最大化，內部環境則在於，如何應對台灣政府不時想插手介入其業務，以及台灣目前面臨較嚴重的缺水、缺電危機。

更重要的是，這次美國、歐盟、日本相繼興起的半導體產業民族主義，看來勢不可擋，其中最難拿捏的地緣政治變化，更不是單靠台積電可以抗衡的。

我常常說，台灣企業擅長戰術但不擅長戰略。要比戰術，台灣企業肯定可以戰無不克，但說到戰略，我覺得就很難保證一定可以獨善其身了。天佑台灣！

《經濟學人》總評 

封面故事

這期的《經濟學人》封面，在深黑的封底前，是英國殿堂級搖滾樂團Pink Floyd在1973年發行的經典專輯《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月亮的黑暗面》專輯封面，只是《經濟學人》把原來的三菱鏡換成了科學實驗室的三角錐型瓶。

這首歌曲的主題，是以天文現象暗示光明與黑暗。《經濟學人》想向我們傳達，當人們在受到
黑暗力量打擊之際，也要相信正面的人生觀。上面還有兩排白色字體，大字寫的是「Bright side of
the moonshot」(探月計畫的光明面)，小字則是「Science
after the pandemic」(科學與疫情)。

這期《經濟學人》共用了三篇文章，帶我們一窺了人們過去數十年的累積，如何在一夕之間凝聚成一股力量。大量的數據、實驗和見解，對這個病毒乃至醫學的未來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這真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事情。在世界各地，科學家們都把自己的工作放在一邊，共同聯合起來對付這個病毒。基於安全的考慮，實驗室空間專門用於處理病毒測試的艱鉅工作。

所有這一切，都是遺傳學以系統和變革的方式，應用於醫學的領域的成果展現。它不僅應用在瞭解疾病的病理學，而且還被用於追蹤疾病的傳播、治癒和預防。這種方法足以支撐所謂的「Natural Security自然安全」，也就是社會在面對因疾病、糧食、生物戰，或環境破壞所導致的風險時，可以具備更有韌性的抵御能力。

只要某些慢性病真的能夠被治癒，我相信藥品公司很快就會跟著調整。許多人過去總習慣把注意力集中在困擾富裕世界的慢性病上，如心臟病、癌症、代謝紊亂、神經退化性疾病等。如果藥物開發能夠改弦易轍，變成指導細胞去做什麼，那麼藥廠的商業模式將會被顛覆，醫療科學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未來。

我個人感覺，科技本身無法阻止流行病的蔓延，但阻斷疾病蔓延，卻需要系統和機構更廣泛而明智地使用科技。沒有好的系統，再好的科技也只能提供中等水平的治療結果，就像許多Covid-19測試和跟蹤計劃的徒勞無功顯示的那樣。這次疫情最大的貢獻就是告訴了我們：醫療科學確實擁有改善世界的能力和熱情。現在的我們急切需要這兩者，而且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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