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许多期节目中，我们都试图探讨一些难以探讨的大的问题，关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时所站立的立场、所拥有的框架、所怀疑的主义，希望在这个话语众多、指涉混乱的当下厘清一些具体的脉络、辩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实践一些具体的主张。在这一期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的聊天中，我们终于得以面对和回答一些元问题——这些框架本身来自于哪里？理论与人群是如何分裂又汇聚？中国和西方的革命理论如何相互影响和塑造？这些革命遗产如何界定了我们当下的思考范式？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和俄国获得了怎样的遗产？他们在什么层面上对立战斗，又在什么层面上殊途同归？当20世纪意识形态的斗争远去，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乌托邦的可能而囿于无趣的日常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哪些价值值得追寻和坚守，又如何才能在后意识形态的时代争取社会正义？

王炎老师从1894年法国著名的冤案“德雷福斯案件”说起，“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一时刻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语境下，知识分子是一个批判者和观察者，他们有道德有良知，始终代表个人，他们反对封建旧制度，致力于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与此同时在俄国，知识分子意味着苦行，意味着对民族和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意味着和底层之间距离遥远而产生的悲悯与同情，也意味着和权力之间更加难解难分的关联。在精神谱系上，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更能和俄国知识分子共情。而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身份的转换，也经历了思想和意识的转换。这一运动的激进性被西方误读，成为68风暴中激动人心的信号和火种。当我们如今回看68遗产，会发现它如同历史的分叉口，一方面标志着意识形态分裂的标志，一方面也酝酿了激进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在中国，这两个派别伴随着90年代的社会巨变而在知识界渐行渐远。

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我们不仅中国见证了公知的衰落和新左派的边缘化，也见证了以启蒙思想为根基的传统自由派和新左派的握手言和，以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工业党和小粉红的崛起。当世界再度分裂，当20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终结，我们还剩下什么，又还能争取些什么呢？

【本期主播】

傅适野，媒体人，新浪微博@ssshiye

【本期嘉宾】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04:51] 德雷福斯案是世界知识分子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本期节目使用的音乐】

片头：Modern Kosmology, by Jane Weaver, from Killing Eve Season 2 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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