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 Up！青開麥》Podcast開播！

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推出，六集節目集結青年提案，

從選系迷茫、科技人生到地方創生，還有網紅跨界對談，探索竹縣青年的成長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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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1日下午，基隆港口灰濛濛，一場暴雨剛剛下過，烏雲依舊密布，天空陰沉沉。港口停泊的許多大型商船，裝載著大貨櫃的船隻正在上貨卸貨。
基隆水產試驗所的船〈海憲號〉在大商船中間一點也不起眼，卻已經悄悄發動。它正在等待四個《中國時報》記者登船。配備完整的攝錄影設備、長短鏡頭的記者來的時候，竟然還帶著一桶油漆。他們一登上船，就立即出海。
 這是一次秘密行動。他們的目標：釣魚台。目的是登上釣魚台，插上國旗，攝影存證，還要寫上大字，證明這是中國人的土地，不是日本人的。因為七、八月間，日本軍艦不斷驅逐台灣漁民，宣稱釣魚台是日本的。
此時的釣魚台已是極端敏感的地方。剛剛發現釣魚台海域的海底有蘊藏豐富的石油，美國就打算將它的行政管理權隨同琉球交給日本，卻未曾正視它的主權本歸屬於中國，在台灣的行政區劃上，它還劃在宜蘭縣的管轄範圍。同時它也是台灣漁民捕魚常常出入的海域，每年漁季從蘇澳、基隆、貢寮、野柳去的最少就有三千艘。
然而，蔣介石很難表明立場。美國在聯中制蘇的政策下，正在向中國靠攏，全世界都看到這個趨勢，台灣有可能失去聯合國的代表權，此時正需要爭取日本的支持，如果為了釣魚台和美、日交惡，將更形孤立。但如果都不表示任何態度，等於默認，不僅失去國土主權，未來歷史將如何交待？
唯一的辦法就是訴諸民間。如果有民間願意主動出面，去主張釣魚台的主權，訴諸民族主義情感，變成全世界所有華人共同捍衛釣魚台，那日本、美國亦無可奈何。
此時余紀忠所創辦的《徵信新聞報》剛改名為《中國時報》，正需要有新聞上的突破。更何況，余紀忠早年本是在英國的留學生，為了抗戰而千里迢迢，回國參加抗戰，他的愛國心與民族意識強烈，出於保衛國土，採取冒險行動，他是願意的。
然而他也是非常審慎的人。台灣情勢複雜，登上釣魚台，會得罪外交部，沒有申請合法手續去釣魚台，一定會被警備總部追究法律責任，政治上的追究更麻煩。所以記者的挑選上，他經過特別的挑選。四個記者：宇業熒，因為他是抗日遺族，曾讀過南京遺族學校，宋美齡是遺族學校的校長，安全上有保障；姚琢奇，出身青年軍，家族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是世交；而劉永寧的父親是資深立法委員，安全單位不會輕易動他，再加上他文筆快，有才華，才被余紀忠選上。第四個是基隆地方記者蔡篤勝，他和水產試驗所熟識，可以通融安排漁船。
在戒嚴時代要出海非常困難，他們得先瞞過海防管理部門。通過蔡篤勝的安排，向水試所租用遠洋漁船，再向海防部門申請，自稱是要隨船出海去採訪海上打撈作業，終於順利出海。
從黃昏到夜晚，這一艘船穿過夜間的海域，終於在2日清晨9點30分抵達釣魚台，靠岸順利登島。一行人，包括船長和船員，上了岸，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在上面拍照。他們特地在石壁上寫下「蔣總統萬歲」五個大字，才收拾離開。
船再繞行了周邊的小島，南北兩小島中間的峽灣，那是一處台灣漁民躲避暴風雨的狹長水域。他們在眺望南小島的時候，看見一間工寮，那是曾來此打撈的台灣沉船公司的員工暫時住所，可以證明這裡曾有台灣船員和工人生活過的痕跡。
9月4日，中國時報以大篇幅刊登這一則消息，全台灣都震撼了。那時報紙只有三大張，那些現場感的島嶼和礁岩，那台灣漁民生活著的水域，那站上釣魚台的歡欣鼓舞，立即感動原本對釣魚台一無所知的人。
然而外交部也震驚了，這下要如何與日本交涉呢？部長沈昌煥拿著中國時報去向蔣介石報告說：「中國時報這一次衝過頭了。」
蔣介石看著照片，據說，看完那一張「蔣總統萬歲」的照片，只淡然一笑說：「他們也是愛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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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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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高松發現港邊藝術、品嘗道地烏龍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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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是台灣外交困境的轉捩點。1971年10月25日，經聯合國大會表決，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原本蔣介石還同意了美國的「一個中國，兩個代表權」政策，以保住聯合國的席位，但在表決程序上，卻因為表決當天，季辛吉要飛到北京安排尼克森隔年北京之行的行程，消息一見報，白宮態度如此，再怎麼遊說，都無法改變了。
有關聯合國代表權的折衝內幕、蔣介石如何決策與妥協、美國的外交政策如何改變、季辛吉北京之行與周恩來、毛澤東如何談判等，已有許多回憶錄、正式史料文件陸續公佈，尤其隨著諸多外交機密文件的解密，以及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真相逐漸清晰。（陶涵、林孝庭、汪浩諸君的著作都有深入分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在此不再贅述。）
影響台灣命運最重大的關鍵，則是1972年尼克森的北京行。出發前，尼克森曾派人和蔣經國打招呼，蔣經國表示，台灣不會有「不尋常的活動」，去觸發事端。幾天後，美國電視就播出了尼克森下了北京機場，和迎接的周恩來握手的畫面。而尼克森和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說的第一句話，則是：「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可不贊成我們見面啊。」但電視上沒有播出。
經過八天的訪問，〈上海公報〉在1972年2月28日，尼克森離開上海前公佈。其中對台灣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兩岸問題的表述：「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而中國大陸則表明：「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以上譯文係依據美國在台協會網站）
尼克森離開上海飛回美國，而他的助理國務卿葛林（Marshall Green）則銜命飛到台灣，和蔣經國見面，簡報訪問的經過，並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政治關係不會有所改變。
然而，長期依賴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的台灣，民間充滿了被背叛的憤怒。輿論開始有人提議，既然美國打中國牌，那台灣可不可以打蘇聯牌？台北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在被赫斯特集團的記者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表示「不排除和魔鬼握手的可能，台北和蘇聯之間，可以舉行類似華沙會談的接觸」。這話一出，台北的媒體開始大作文章，各種謠言臆測四起。還有一個謠言說，蔣經國有意把澎湖出租給莫斯科，作為它的海軍基地。
蔣經國眼見事態嚴重，趕緊發表聲明指出「台北不會打蘇聯牌」。而周書楷則在三個月後被撤換，以此斷絕所有的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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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天，4月22日，季辛吉跨過華府的賓夕法尼亞大道，親自到布萊爾賓館去和蔣經國會晤。兩個人闢室密談，以英語談了半個多小時。當時擔任季辛吉中國事務助理的何志立說，這是非常少有的安排，因為蔣經國當時只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副院長，但他的安排，包括住在布萊爾賓館（這個地方一般只安排國家元首或行政首長），以及會見者的層級，都是超過一般的規格。美國早已清楚，蔣經國是台灣未來的接班人，因此提高了規格。
季辛吉問了蔣經國一個問題：如果中（共）美會談由華沙易地到華府或北京舉行，他會有什麼反應？這個問題，是非常嚴肅的。季辛吉要探蔣經國的態度。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所舉行的華沙會談已經舉行了幾十輪，它是雙邊關係未正式建交前，一個溝通的管道。但如果它變成在華府或北京舉行，那就意味著雙邊關係要有正式公開化的改變了。這一點，蔣經國應該很清楚。季辛吉也禮貌性的表示，為了避免和蔣經國訪美太過接近，下一次的華沙會談改在五月二十日舉行。
事後，陪同會見的沈劍虹問蔣經國，季辛吉是否有傳達什麼重要訊息。蔣經國笑而不答。
事實上，前一天他已經和美國總統尼克森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兩人晤談了七十五分鐘。和一個行政副首長談這麼久，超過禮貌性拜會，這也是白宮很少有的。但尼克森並不多話，他像蔣經國平時的作風一樣，多問少說，他更想了解蔣經國的想法。至於美國對北京的關係，他沒有做任何承諾，只解釋說，美國和北京只是一種試探性質，不會影響美國與盟邦之間的友誼。
尼克森為什麼在這時候邀請蔣經國來美國訪問呢？
這只能從國際間中、蘇、美的三方關係說起。
 
在美國方面，尼克森陸續宣佈一連串的行動，開始向中國示好。包括：六類美國人可以觀光身份去中國大陸、美國公司可以和中國進行非戰略商品的交易、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由定期改為不定期、美國反對提供一中隊Ｆ-4Ｄ型飛機給台灣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轉變的跡象。
蔣經國看清情勢，知道美國邀請他訪美是有原因的。只是他沒料到，在從華盛頓飛紐約之後，竟然發生了槍擊事件。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飛到紐約，準備向東亞美國工商協進會演講。一行人在美國秘密勤務局保鑣和紐約警察的保護下，抵達富麗堂皇的廣場大飯店，他看到門外有二十幾個留學生舉著抗議的標語，高呼口號，他從車上下來，步上台階，推開旋轉門的時候，門旁大理石柱子後面，突然跳出來兩個持槍男子，他們衝了過來，伸手向前，朝著走入旋轉門的蔣經國伸出手槍。說時遲那時快，紐約警局一個便衣眼明手快，立即把持槍的手推開，那子彈向上偏，射過蔣經國上方旋轉門的空隙，直接射在室內的牆壁上。便衣和安全人員隨即制服那兩名男子。蔣經國當場停下，回頭看看混亂的場面，即進入大廳。在保護下直接上電梯，進入演講會場。
幾分鐘後，紐約警方把從槍手取得的槍枝帶去給他看。他看了看，只問：「是否可以和槍手談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妥，就作罷了。隨後他若無其事的進行演講，卻一句也沒說他差點被行刺的事。回到旅館，他才打電話告訴蔣方良，叮嚀她「不要擔心」。
那一天晚上，華僑還有一場盛大的歡迎晚會，警方勸他取消，以策安全。他則回以：「不用再說了，一切照常進行。」
那兩個槍手，一個叫黃文雄，在康乃爾大學攻讀工業工程的台灣留學生，台獨運動者。美國安全單位調查了他的交往人脈，發現李登輝曾在康乃爾就讀，雖然未參加台獨運動，但在台灣人圈子裡很活躍。但李登輝和此事沒有直接關連。
黃文雄和鄭自才被逮捕後交保，隨即棄保潛逃到瑞典。而微妙的是，曾在台灣寫〈台灣自救宣言〉的彭明敏也是潛逃到瑞典。
在美國全面戒備的情況下，殺手卻可以躲在柱子後面，不被發現，突然衝出來下手，相信蔣經國心中自有認知。他想找槍手談一談，恐怕也是想弄明白真相吧。後來有些評論認為這是美國給蔣經國的一個警告，也有人說這是情報單位對劉自然事件的報復，但皆無任何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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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不只是一個選擇，更是一段心和心的連結。

在《收養心關係》裡，我們聽見真實的收養故事，那些從陌生到成為家人的過程，充滿愛與勇氣。

用耳朵聆聽，用心靠近，一起理解家的另一種樣子。

點擊收聽： https://fstry.pse.is/8afk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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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的餘光帶著金黃色澤，照在紡織廠新舖好的柏油路上，路邊兩排高大的椰子樹向工廠裡延伸，直到廠房的作業區，那裡有幾棵老榕樹張著傘一般的樹蓋，為一群剛剛下了工在等交通車的女工遮蔭。
 秋風吹起，樹葉拂動，女工藍色制服的裙子隨風擺動，三三兩兩少女，手攜著手，輕聲細語的說著什麼貼心話。她們都年紀輕輕。有的剛剛從初中畢業，才十五、六歲，有的工作了兩三年了，到了十八歲的年紀，媽媽就開始在問了，有沒有男朋友呀，有對象嗎？那個隔壁的阿姨說要幫妳介紹啊……。
 她們都還未婚，小小的心事免不了這些。因為當時的慣例，結了婚，女工就得離職，回去照顧家庭帶孩子了。這裡只有少數幾個辦公室的職員是長期的工作者，結了婚還在上班。
 一會兒，幾輛交通車來了。車上下來一群交接的女工，她們是要來上夜班的，也都穿著制服，互相微笑著打了招呼，就進廠房的作業區，從黃昏到第二天早晨的夜班工作，開始了。
等車的女工於是紛紛上了車，坐在各自位置上。那司機看看下班的人都來了，問一聲：坐好了？就開動了。交通車穿過椰子樹的夾道，魚貫開出工廠，開向附近的農村地區，那是女工住的家，還是老式的三合院，或者矮矮的農舍茅草房。從一個村子，轉到另一個村子，放她們下來。在泥土路上慢慢搖晃著的班車，天色都有些昏暗了，才能回到工廠。
 
每天傍晚，這樣交換班的女工有多少呢？以這一間紡織廠為例，約莫有一千多人。它最多的時候，整個工廠作業員女工有三千多人。
 除了上下班的交通車，還有另一批交通車是開到不同的地方。那是紡織廠與一間中學合作，名為「建教合作」的制度。工人可以在工廠上班，黃昏的時候下了班，就去一間的夜間部上課，學習另一種專業技能。有些男工去學習汽車維修，因為剛剛時興起來的小汽車很多，但沒什麼人懂得修理，中學特別開了這樣的課，還找汽車廠合作，找來報廢的舊車，由老師帶著，讓年輕的工人試著去修理看看。也有人學習電機、電氣維修，還有女孩子學裁縫、會計、家政等等。學校的學費就由工廠和學校各自負擔了一些，從工人的薪資裡扣。
 年輕的工人充滿了希望。他們知道，學習好了一種技能，以後可以開一間小小的修理廠，無論是電氣、電子產品的修理，還是汽車修理廠，人生總是有一個盼望，幸福總是可以期待。而女生除了嫁人之外，也可以靠裁縫、會計等，擺脫女工的命運，謀一個不同的出路。
 也正因此，年輕工人的移動率特別高。男性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間長度，約是105個月（約九年）。女性則更短，是76個月（約六年），也就是說，女性從初中畢業後，工作六年左右，大約21、22歲左右，就去結婚而自動離職了。
 而男性，最大的可能是自己去創業，或者轉業。所以台灣的中小企業特別興盛。依據1967年的統計，如果把29人以下從業人員的企業定為零細企業；把30-99人定為小企業；100人以上的定為中大型企業，則台灣零細企業加小企業的勞動者，竟佔了64.6％，也就是說，台灣工業化的過程，很大的部份是靠著中小企業的奮鬥而起來的。
而這些中小企業也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師父帶學徒，學徒再開小工廠，一家帶一家，互相支撐，或者互為競爭，慢慢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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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三點的農村，三合院的曬穀場上，坐著二、三十個人，有大人有小孩，圍著一台從屋子裡抬出來的黑白電視機，聚精會神的觀看著。夏夜的晚風涼涼的，卻沒能吹去他們身上的激情。人們隨著電視機上的棒球轉播，在一球擊出後，大聲喊著：「紅不讓啦，紅不讓啦！」
平時早早入睡的農村三合院，此時成了一起歡呼、一起嘆息，一起加油呼喊的慶典。連睡覺的孩子都被吵醒了。
一局一局，直到轉播結束，都四點多了，人們帶著贏球的歡天喜地，或者輸球的悲嘆惋惜，以及徹夜未眠的紅眼睛，回去休息片刻，不久就得起來上班和農作了。
1970年代初，台灣的夏天因為有了威廉波特少年棒球比賽，帶著節慶般的喜悅。
那時台灣剛開始有了黑白電視機，也開始有參加少年棒球比賽的轉播。
 
每一個成長於1960年代的人，都無法遺忘電視剛開播的時候，是如何擠在鄰居家一個小小的客廳裡，和他們家人、以及其它鄰居，一起觀看台灣電視公司最早的節目「群星會」，乃至於後來的衛星轉播「威廉波特少年棒球大賽」。
隨著台灣經濟逐漸安定，成立新傳播媒介──電視遂躍上檯面，成為規劃的一環。特別是1958年5月1日，大陸宣告成立「北京電視台」並試播，是華人圈子僅次於香港「麗的映聲」（成立於1957年）的第二家電視台。雖然它九月開播時只一周三次，每次三十分鐘，但已是一種技術上的領先。
蔣介石不甘人後，在1959年就決定和日本合作，成立「中日電視事業研究小組」。1962年，台灣電視公司宣告成立，由台灣省政府和民間出資，占60％股份，其餘由日本富士電視台、東芝、日立等出資占40％。十月十日，由宋美齡主持首播儀式，正式開張。
最初它的節目都得在攝影棚現場製播。所以每天只有五小時。一般就是中午一小時，下午7點到11點，四小時。即使如此，卻已造成轟動。特別是一個人，在那麼小的四方形屏幕裡，唱歌跳舞，讓人們可以在家裡，享受到以前只有去歌廳、電影院才能享受的娛樂，那已是非常大的突破了。
「群星會」每天播出的時間只有半小時，卻因為明星效應，捧紅了許多歌星。很多人的童年記憶裡，都有擠在鄰居的客廳裡，聽著歌星唱歌，跟著哼唱的經驗。
隨著電視節目大受歡迎，電視機更為普及。後來由中國廣播公司主導，結合民間資金，成立「中國電視公司」。又兩年後，以教育電視台為主，結合軍中政治教育需要而成立了「中華電視台。台灣所謂「無線三台獨占」時代，由政、黨、軍分別掌控電視台的媒體結構，於焉形成，自此維持了三十幾年。
然而，新的媒體終究帶來社會生活風貌的變化。
台視在1962年開播不久，為了提高收視，想吸引占多數的閩南語人口，就找了廖瓊枝、何鳳珠主演閩南語歌仔戲〈雷峰塔〉，在每周二的晚上播出。到了1966年，電視逐漸普及，楊麗花主演的〈雷峰塔〉立即造成轟動。然而，最轟動的還是1970年開始播出的閩南語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史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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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聽過「15分鐘城市」嗎？居民能在15分鐘內步行或搭乘交通工具，滿足生活所需。

11/28「Future in 15 mins｜桃園，共好城市」論壇邀請法國15分鐘城市倡議者Carlos Moreno教授首度來台，與桃園都發局共談鐵路地下化後的城市藍圖。

報名連結： https://fstry.pse.is/8atp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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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是一位台灣南部鄉下長大的孩子，1970年代初，到台北讀大學國際貿易系之後，進入一家貿易公司，負責處理外國訂單，去南部工廠尋找外商要的貨品，也曾帶過幾位客人去台灣南部看生產工廠。兩年後，他不甘於屈居人下，決定自己出來闖。他開了一間小貿易公司，找了會計和助理，就做了起來。他先從相關廠商的名單著手，寫信、寄商品目錄、洽談價錢等，有些廠商來詢問型錄上沒有的商品，他也儘量去中南部找。漸漸的，他的生意有了起色。
但他不想只靠著美國，聽說中東一些石油國家非常有錢，特別在石油危機後，價格幾度起伏，讓他對中東充滿興趣，遂決定去開拓新的市場。他選了一些美國人曾訂購的衣服鞋子、生活禮品等的型錄，帶上某些容易贈送的禮物，滿滿一箱行李，和一個007手提箱，就出發了。
當時要到沙烏地阿拉伯要轉幾趟飛機，但他不以為苦，到了當地，人生地不熟，就在旅館中查詢一些電話資料，一一打電話去問。如果對方願意接受，就立即去拜訪。他的英文是簡單的生活貿易英文，卻足以做生意。有一個阿拉伯商人和他談得愉快，為了感謝他送的新鮮有趣生活用品，就邀請他去沙漠裡，參加他們的家族聚會。他也不畏懼，直奔沙漠。
在沙漠的老式房子裡，他見識了阿拉伯式的家族聚會，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他和對方建立起長期的情誼。就這樣他得到了大筆的訂單，從此打開了不同的市場。有些他未曾做過商品，例如從生活用品，擴充到汽機車零件等等，他也可以找其它廠商供應。他的生意因此大大擴充了。
他敢於這麼做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當時台灣中南部有許多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多是家族式的經營，規模雖然不大，機器設備也不是最新最大的，但他們做出來的商品，有很大的靈活性，隨時依客戶的需要做調整。有時，一大筆訂單下來，一個廠商供應不來，他也不會拒絕，而是儘量去找其它的協力廠商，不管是做貿易的朋友，或者生產的工廠，一起來做。中小企業總是這樣，有生意大家做，有錢大家賺，自己不必做最大投資，但靠著相挺，彼此協力，就足以供應更大訂單。雖然彼此也會互相競爭，殺價搶客戶訂單，但競爭本是常態，只要找對信用良好的協力廠商，就夠了。
阿德賺了不少錢，有一陣子因為接了大筆訂單，被對方倒債而面臨困難，但他靠著過去協力廠商的資金周轉、外國客戶的新訂單，重新站起來了。
1970年代的台灣，中小企業就是這樣崛起的。他們帶著一卡皮箱，滿滿的樣品和型錄，跑遍全世界，尋找新商機。
他們的形影，讓人想起台灣人的移民祖先，從福建的漳州、泉州、廣東等地，飄過台灣海峽黑水溝，帶著一卡皮箱，一個布包，形單影孤，來到台灣，開始了開拓的移民生活。幾十年後，綿延成一個家族，一個互相扶持的力量。而他們的後代，也帶著這種漂泊的精神，繼續到世界上開拓新天地。
曾有學者指出，「一卡皮箱」代表著台灣中小企業的奮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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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尉天驄、劉國松、郭楓，都是抗日烈士遺族的後代，孤獨來到台灣，自力求生，因此特別有一種想開創新世界的勇敢。尉天驄有機會辦《筆匯》，而劉國松則和師大美術系的同學合組了〈五月畫會〉。白先勇則是軍人子弟，卻是在國民政府的敗退中，感受一種家國流離、舊社會崩潰、傳統瓦解的悲涼。但本省籍的陳映真、陳若曦、施叔青又完全不同。一如陳映真在〈將軍族〉中所寫的，更多是感受到一種底層社會無可奈何的悲哀，而施叔青則寫下鹿港大家族沒落的鬼魅般的華麗。
 
在舊社會崩潰的社會中，新一代的青年要創造出屬於他們的新時代，唱出自己的歌。於是他們用極有限的資源，辦雜誌，組畫會，開創新的藝術形式。那時他們總是在台北的明星咖啡館聚會。
1917年俄國革命後，一位出身貴族的沙皇侍衛隊指揮官艾斯尼（Elsne）流亡到上海，投靠了他的朋友。此時他朋友在上海霞飛路開了一家明星咖啡館。
1949年艾斯尼跟著國民政府再流亡到台北，因緣際會，認識了一個建中剛畢業的十八歲學生簡錦錐，就此開始合作，開了〈明星西點麵包廠〉，二樓則開了明星咖啡館。
由於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是俄國人，她非常喜歡明星的麵包，特別是它特製的俄羅斯軟糖，一時間馳名於台北。黃昏麵包出爐的時間，總是有許多「黑頭轎車」（代表官員的車）開到門口，來買新出爐的麵包。
帶著俄羅斯的傳奇和西式麵包的香氣，台北一些文人也聞風而來。但它對台北文人最大的吸引力是，用尉天驄的話說，可以供應便宜的簡餐，而且可以一直坐一整天，不會趕人。如果錢不夠，還可以先去附近吃一碗便宜的排骨麵，再回來繼續寫，繼續聊。
1959年，一身瘦骨長衫的詩人周夢蝶開始在它的樓下擺起書攤，賣著台北當時的文學書籍。有時文人來了，在樓下買幾本書，就上樓去喝咖啡，討論雜誌的內容、寫作。有時咖啡錢也不知有沒有人付，就糊里糊塗的走人了。
黃春明剛到台北的時候，先去一家廣告公司上班，月底他領了薪水，口袋裡有錢了，就去明星咖啡館的櫃台說，我先放一筆錢在這裡，他們喝咖啡的錢都從這裡扣。等到月底他也沒錢，就苦哈哈的。
後來他開始寫起了小說〈鑼〉，整個人沉浸其中，連廣告公司的工作都辭了。陳映真和尉天驄總是笑黃春明是「窮措大」。然而，只要有他在，明星咖啡館的氣氛總是熱烈，因為他最愛說故事。而畫家吳耀忠帶幾分年輕藝術家的靦腆，坐在明星的角落讀書、喝咖啡，即使他暗戀一個女生，也不敢去表白，只敢跟陳映真悄悄說……。
 
1960年代，這一代的文學青年在貧窮艱難的環境下，帶著浪漫叛逆的精神，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那是反叛的年代，質疑著「人的存在意義」的存在主義年代。表現形式上的現代主義，是繼承了歐美發韌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脈絡。現代主義的作家、藝術家、文學作品、戲劇、存在主義哲學等也相繼被引進台灣，形成一時風潮，對文學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更本質的關鍵是：它借用了現代主義的虛無，來批判、否定戒嚴下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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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天驄大二那一年，他的姑丈任卓宣把他找了去，說：「天驄啊，你愛寫文章，我們有一份刊物，讓你來辦行不行？」
尉天驄是一個抗日烈士的遺族，跟著國民政府的軍隊來到台灣，靠一點補貼過活，怎麼有錢辦刊物呢？但他年輕氣盛，心中有許多不平之氣要發，在戒嚴的報紙管制根本沒有機會發表文章，能有自己的園地，太好了。
「辦刊物可以啊。可是我沒有錢。」他直率的答。他的姑丈說：「那錢的事，我想想辦法。」
任卓宣原是共產黨員，後來轉投國民黨，成為研究馬列主義、三民主義的專家，筆名葉青，來了台灣，與中國文藝協會辦了一份反共文藝刊物《筆匯》，是八開的報紙型小刊物，任卓宣當發行人。可是文藝協會內部複雜，互相鬥爭，在報紙上打筆仗，他一氣之下乾脆把刊物給收了，打算交給年輕人來辦。
尉天驄才大二，平時在報紙投稿發表點文章，也沒有經驗，卻有一股無畏的勇氣，他找了同為烈士遺族的好朋友：劉國松和郭楓，當時劉國松剛從師大美術系畢業，在基隆教書，可以幫他設計封面，寫西方藝術新流派的介紹；郭楓在台南，和南部的文人熟識，幫他約詩文創作；再加上大學同學許國衡，對西方現代文學挺熟，就開始籌劃起來。此時姑姑尉素秋看他熱血籌辦，唯獨缺錢，很是義氣，就起了一個會，標了五萬塊，存在任卓宣辦的帕米爾書店裡，讓他可以支取，作為印刷編輯費。在公務員薪水才幾百塊的當時，五萬塊可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就這樣，一份由年輕人辦的全新文藝刊物出現了。為了表示和過去的《筆匯》不同，又不能改名，於是尉天驄乾脆加一個前稱，叫「革新號《筆匯》」。
劉國松每期介紹西方藝術流派，許國衡介紹文學作家，但總是不能沒有自己的創作啊，於是他到處約稿，問人家：「你們那裡有沒有會寫的？」
有一天，他碰到一個讀大學中文系的朋友，又問人家：「有沒有認識會寫的？」
那人回的乾脆：「有啊，你也認識的。我們中學同班同學。」這個人中學比尉天驄低一屆，跟後來的小說家古龍同班。古龍調皮搗蛋，常常去尉天驄的教室玩，還被他打過。
 「那你幫我跟約稿啊。」他不假思索的說。
 革新號第一期在1959年5月4日出刊了。沒多久，大三的暑期成功嶺集訓開始，他就去了台中。他把編務交給許國衡、劉國松他們。有一次，他在成功嶺看到一篇小說稿寫得不錯，叫〈麵攤〉，就寫信給朋友叫他們給發表了。三個月之後，他集訓回來，聽說〈麵攤〉的反應很好，找了編輯說：「他的小說寫得很新，很好，我們約他來見面聊聊啊。」
他們就說：「他的頭很大，外號叫大頭。」
一見面，他拍著對方的頭說：「王八蛋，原來是你啊。」雙方早已認識。那人是陳永善。
陳映真當時似乎無意於以小說家為職志，只是在朋友的邀約下，把自己大一國文的作文，和英文小說的試寫，改成了中文，就成了短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和〈麵攤〉。卻不料因此成名，文學評論家姚一葦大為欣賞。
陳映真知道他們正在約稿，也把白先勇一起找來了，幫《筆匯》寫稿。
在反共文學政策當道，思想荒蕪的年代，有這麼一群文學的同好，可以一寫作聊天，一起辦雜誌，找思想的出路，是多麼開心的事。
剛開始，大家還有稿費，幾期後經費用完了，每一次出雜誌都得傷腦筋，但似乎大家還是互相約稿，討論創作，批評笑鬧，搞得不亦樂乎。
尉天驄還記得，大家都窮，他就買了白菜、豬肉、豆腐、蘿蔔燉成一大鍋，大家一塊兒吃。有個作家叫葉泥，是回教徒，不吃豬肉。尉天驄老是叫他一定要偷偷嚐一塊豬肉。後來有人就問他說：「為什麼尉天驄叫你寫稿，你都乖乖交稿，又沒稿費啊。」那葉泥就回答說：「你不知道，那尉天驄是無賴，他約的稿子如果沒有交，他就說要買一條火腿掛在我家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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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是交通事故最常發生的地點之一。
駕駛朋友，行經路口要減速慢行、停讓行人；
行人朋友，要遵守號誌、走斑馬線，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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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自然事件〉起因於一個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工作的文書人員劉自然被美軍槍殺。
 劉自然，卅三歲，江蘇人，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打字員，住研究院陽明山宿舍。1957年3月20日夜間，在陽明山美軍眷屬宿舍B區一號附近，被美軍援顧問團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發射兩槍擊斃。
事發後，陽明山警察所於是日23時50分接到雷宅女傭姚李妹報案電話。由外事警官韓甲黎前往調查，此時美國憲兵軍士長麥克金肯（E. R. Mcjunkins）正好趕到。
雷諾供稱，當晚約23時45分，其妻在浴室尖叫，說有人由浴室窗外窺視。他立即帶手槍由後門繞至B區二號門前，看到有一個人仍攀伏浴室窗外，向內窺視，就以中國話喊道：「等一等」。那人聞聲即由窗上跳下，彎身向他走過來，在距離約一公尺的地方，左手高舉木棍，企圖襲擊。他為了自衛，立即對準其前胸，發射一槍。那人側身跑了數步，跌仆在水泥道旁。他想返家以電話報警，走十餘步，卻見那人捧胸起立要逃，就再對準發射一槍，那人隨即向公園逃逸。他就回家以電話報警。
韓警官隨即會同雷諾等到公園，發現那個被槍擊的人，頭向住宅區，腳向公園，業已氣絕。
死亡男子為劉自然。而雷諾所謂劉自然手持之木棍，則遍尋不獲，僅由美國憲兵在竹林內找出一根長約二英尺、粗約姆指的櫻樹枯枝，但雷諾不能確認這是劉自然手持的「長棍」。不過美憲兵仍將枯樹枝列為證物之一。
 此事的複雜在於：依1951年接受美援時雙方換文的規定，美軍援顧問團人員為大使館的一部份，享有外交豁免權，台灣只能由外交部向美國大使館表達關切之意，請美使館轉告美軍援顧問團迅速秉公調查審處。
 這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台美雙方的軍事合作。依照國府的慣常作風，會採取如下步驟：其一，請警備總部與情治單位關照媒體，不要加以報導，以免家醜外揚（畢竟劉自然是革命實踐研究院的文職人員）；其二，和美方交涉，找劉自然遺孀道歉賠償，但請她務必守密；其三，將雷諾調離台灣，回美受審，給予適當懲處，以昭公信。如此即可大事化小。
 但整個過程卻未見任何處理，反而讓新聞媒體不斷加以報導，而其方向並非槍殺的動機與事件真相，而是不斷質疑雷諾的供詞。供詞當然漏洞百出，包括劉自然死亡姿勢根本不符合逃離的方向，樹枝與「長棍」不成比例，劉的傷口有火藥殘留，顯示近距離射殺，劉身受槍傷逃走的路上卻無血跡……；最重要的，劉自然並構不成威脅，那雷諾這樣的美軍，是不是可以隨意槍殺尋常百姓而說是自衛呢？這些質疑，更激起民間的關注。
 原因何在？
在於人心的不平。美軍在台灣享有各種特權，包括住在陽明山由台灣銀行特別建造的美軍眷區，平房庭院的美式住宅，出入轎車，生活優渥，享有治外法權，人數更是不少，高達一萬人。如此懸殊的生活文化，早已成為台灣的一景。再加上美軍不時對台灣頤指氣使，使台灣軍警方都感到不滿。於是警方的消息不斷外洩，而控制特務與輿論的蔣經國則採放任態度。
1957 年5月20日上午九時，雷諾槍殺劉自然案，在圓山美軍援顧問團教堂內，由臨時組成的美軍軍事法庭審理，共有八名陪審員。歷經三日審訊，美軍事法庭於5月23日判決雷諾無罪。由於美國統一軍法規定，軍事法庭「無罪」之判決，不須經其軍事長官之審核，一經判決，即生效力，亦即雷諾已告「無罪」定讞。
此舉立即引起台灣媒體的大嘩。聯合報以頭版二分之一篇幅來報導，再佐以社論〈抗議美軍蔑視人權〉，挑動了敏感的神經。
5月24日清晨台北發出防空演習警報，人們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10點一刻，劉自然的未亡人奧特華揹一塊中英文書寫的雙語招牌，上面寫著〈The killer-Reynolds is innocent ? Protest against U.S. court martial's unfair unjust decision〉，中文第一行寫著「殺人者無罪！」第二行寫：「我控訴！我抗議！」她來到台北鄭州路的美國大使館門前，站在門口把牌子立下，無言抗議。她的行動立即引來記者和民眾的圍觀。
使館的職員趕緊出來邀請她入內，但為她所拒。隨後台北市警察局長等人都來了。他們邀請她進去談話。奧特華說：「我不進去，門外是中國的領土，我有權在這裡站，我不踏入他們的範圍。」
警察局長說：「劉太太的悲哀，我們都很了解和同情。」
「不僅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全中國人的悲哀！」她說。
 
中午時刻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有兩百多人。此時中廣電台記者來到現場，對她作了一個訪問。她一字一淚的控訴說：「我今天在這兒，不光是為我無辜的丈夫作無言……的抗議，我是為中國人，除非美國人給我們中國人，一個滿意的答覆，我是不會離開這裡的。」現場還有一個婦人也抱著她哭起來。
廣播一播出，台北市民已群情激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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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李國鼎，為什麼這一代的財經團隊抱持著為國家奉獻的心，卻不計政治與個人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己？李國鼎說：我們是帶著「孤臣孽子的憂患意識」，為國家在做事的。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的時候，李國鼎正在英國劍橋大學唸書。研究核子物理。在大學時，他讀到一本羅賽福德（Ernest Rutherford, 1871年－1937年）、查德維克（Sir James Chadwick，1891年－1974年）、艾尼斯（Ernest Thomas Sinton Walton，1903年－1995年）合著的《放射性物質的放射線》，書中談到原子蛻變、分裂後產生的各種粒子及放射線，繽紛的原子世界令他十分嚮往，促使他日後赴英國追隨羅賽福德研究。
李國鼎是庚子賠款所派出的第二屆公費留學生，三年的公費生涯已經結束，但他的指導教授羅塞福德為他安排了英國倫敦皇家學會的獎學金，繼續在劍橋研究。然而七七抗戰消息一傳來，他無法安靜讀書了。
 這時許多留學生都一樣，拼了命的想回國參加抗戰。為此，國民政府還派了作家謝冰心到英國去勸說留學生不要衝動，一定要完成學業，學成再報效國家。李國鼎也聽到了。但他就是無法安心。他不是到市政府大廳去讀報，就是在家裡聽廣播。內心非常掙扎。乃決定去請教他的老師。
 羅塞福德說，科學家在戰時應該為國家做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也曾以科學家身份和知識參加戰爭，所以他同意李國鼎回國，等打完仗再回劍橋做研究。
 「那我回去能為國家做什麼事呢？」李國鼎接著問。
 「這場戰爭的決定因素可能在空戰，而不完全在地面戰。你是學物理的，懂得物理基本知識，包括聲光學和電學，正好可以應用到防空設施，如照空燈和測聲機。」羅塞福德說。
 聽完老師的話，他毫不猶豫，立即束裝。他還和德國的中國代表連絡，希望可以去參觀當地的防空設備工廠，後來還參觀了照空燈和測聲機的工廠。回國後，他立即加入防空部隊。其後他教書、做研究，還參加資源委員會轄下資渝鋼鐵廠的設立，從理論物理，走向實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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