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首，不久前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亮相春晚舞台。本期节目，我们将由这件“回归国宝”聊起，在2000多年佛教造像史中截取六个吉光片羽，为大家呈现佛像艺术的历史沿革，并探讨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佛像艺术。 内容包括：

01:18    从天龙山佛首到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

09:30    缺席的佛：佛像崇拜之前的时代
14:25    贵霜王朝和大乘佛教
32:39    北朝到中唐的石窟与金铜佛
45:00    朝鲜和日本的造像创新
53:20    藏传佛教造像巅峰在明永乐
70:10    写进当代艺术史的佛造像

嘉宾栗强老师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展佛教造像课程，并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从事佛教典籍编辑工作；嘉宾邰蜜子是艺术策展人和艺术史研究者。两位除了讲解 “佛像有哪些题材和内容？观看佛像重点看什么？佛像的制造者有哪些追求和取向？” 这些基础知识，还会将视角发散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范畴，其他问题诸如：

亮相春晚的天龙山佛头有什么追索内幕？

既然佛陀禁止造像，最初的佛像从何而来？

犍陀罗佛像的特别之处仅仅是像欧洲人这么简单吗？

佛陀为何给予商人阶层特别的重视？

北朝贵族为什么把佛像造成自己的脸？后来又为什么出现千佛一面的情况？

日本如何通过美术融合外来佛教和本土信仰？

藏传佛教最优秀的造像杰作为什么是北京制造？

当代艺术家如何沿着2000多年的路径，走出自己的道路？

也将在这期节目中一一得到解答。 

下面是节目中提到的画面和5000字超详细shownotes, 感兴趣的朋友请看： 

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开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共二十一窟，展现了北朝至隋唐佛造像风格变迁，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例证。

亮相春晚的佛首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主尊佛像。第八窟是天龙山第二大洞窟，仅次于第九窟；也是其中唯一的中心柱式窟和唯一可考的隋代遗迹。它开凿于隋开皇四年，由当时驻守太原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为父母祈福而造。

山中商会

山中商会是日本明治和大正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古董艺术品经销机构之一。 二十世纪初，第一代会长山中定次郎曾在中国以低价大量地进行掠夺式文物购买，销往全世界，从而引领了山中商会的国际发展。著名的案例包括，以极低价格将恭王府除字画外的文物席卷一空。

1926年，山中定次郎在天龙山石窟进行大规模盗凿，造成石窟中大部分的佛首被盗运境外，破坏程度在中国石窟寺中最为惨烈。山中商会还在海外举办天龙山佛雕艺术品展览会，并编写书籍图录。

图为山中定次郎。

 “观看之道” 

古代巨型佛像为何头部占比偏大？ 因为观看者如果自下而上仰视这些巨大雕塑，结合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就会看到准确的头身比。一些犍陀罗佛像为什么左右脸不对称？因为在行走场景中，动态模糊的视觉判断会让观众恰好看到对称的面容。 观看的方式、观看的角度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东西。

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提出，今天的人们正以区别于古人的方式观看艺术，若能理解这种观看和观看背后的原因，就能了解我们自身以及所处的时代。

图为犍陀罗佛像。

缺席的佛

《十诵律》说 ：“如佛身像不应作。”《金刚经》说 ：“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佛陀本人禁止造像的意见，犹如一颗巨大的钉子，钉在两千年佛教造像史的正中央。在佛像缺席的时代，人们为了怀念佛陀，会使用菩提树、脚印、塔、钵等符号代表佛的存在。 

图为健陀罗时期作品。左侧的本师释迦摩尼佛由一只钵来代表；右侧的他方世界佛则具有具体的形象。

阿旃陀石窟（Ajanta）

阿旃陀是印度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被比喻为印度的莫高窟。阿旃陀石窟大约建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七世纪期间。石窟内的壁画和雕塑被视为佛教造像艺术的经典。 

有研究者将阿旃陀石窟大略分为两个时期，即部派佛教时期和大乘佛教时期。我们今天看到的佛陀造像，主要出自后期的大乘佛教时期。

贵霜王朝

贵霜帝国是公元一至三世纪存在于中亚的强盛国家，疆域从今天的塔吉克斯坦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有人把它和汉、罗马、安息并列，称为亚欧四大强国。 

贵霜王朝有两个首都。南方的马图拉是冬天的首都，北方的犍陀罗是夏天的首都。最早的佛像有可能诞生在马图拉。但由于犍陀罗在地理上连接了印度与中亚、西亚，成为丝绸之路的要冲，印度的佛教和造像艺术主要是经由犍陀罗传布往全世界。 

图为贵霜王朝硬币，正面是君王像，反面是立佛像并刻有”Buddho”。 

犍陀罗佛像

犍陀罗地区在历史上曾被波斯殖民。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又带来了希腊移民，并发展出希腊化的波斯人。希腊特有的雕塑技艺也因此被应用在佛教造像上。除了希腊化的面庞五官和衣着纹饰这些表层特征，犍陀罗佛像更从西方引进了带有古典几何学特征的度量和塑像美学。 

图为犍陀罗佛像。

阴柔与阳刚

随着罗马的文化影响力加强，希腊雕塑中偏于柔美的小亚细亚风情逐渐被罗马人的阳刚审美所取代。例如著名雕塑《拉奥孔》就是诞生于古希腊与罗马交接时代，充满阳刚之气的杰作。 

犍陀罗佛像则保留了古典希腊美术的柔美之风，具有强烈唯美的视觉冲击，俗中带雅，情色而不情欲。栗老师认为，与中国宋画中的荷花牡丹可有一比。 

上图依次为拉奥孔、犍陀罗造弥勒佛（Maitreya）、宋画荷花。

大乘佛教

古代印度种姓昌盛。按照最初的佛教理论，并非人人都能有所成就。 诞生于贵霜王朝时期的大乘佛教对此进行了理论改造，提出人人都能成佛的说法，从而极大拓展了宗教的受众群体。

蒲甘大塔

蒲甘古城位于缅甸中部，缅甸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王朝蒲甘王朝（1044-1287年）曾定都于此。蒲甘时期佛塔崇拜盛行，两百年间在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建造了上万座塔寺，也因此被称为“万塔之城”。 蒲甘大塔的砖块上，用图像描绘了大量佛教故事。

经变

经变是描绘经文情节的故事画。过去民众识字率低，将复杂的经文转化为图画有助于教派的传播推广。经变的形式可以是浮雕、壁画、手卷等。大家熟悉的莫高窟“割肉饲鹰变相”，就是用画面讲述割肉饲鹰的佛教故事。

与之相关的是唐朝出现的文学体裁：变文。用韵文和散文交错，连说带唱，给群众讲解经变图里的故事。变文对后世鼓词、弹词等曲艺艺术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图为莫高窟尸毗王本生故事画。

商人与佛教

《商人与佛教》是季羡林先生的作品。其中谈到，佛陀给予了商人阶层特别的重视。佛教能从众多印度信仰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宗教，和其与商业群体的紧密结合是有联系的。佛陀要求弟子出行必与商队结旅。两者相绑定，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 

图为莫高窟45窟商人遇盗图局部。

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

龙兴寺地处山东，是兴建于北魏时期的著名寺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了一批珍贵的佛像窖藏。这批佛像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造像服饰轻薄贴体，呈现出万里之外的西域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画家曹仲达笔下，所谓“曹衣出水”的褶纹样式。 

蜜子认为，这种细笔紧束，似披薄纱，又像刚从水中捞出的独特线条效果，似乎在马图拉的佛像衣纹上也能找到图像学上的渊源。 

图为龙兴寺窖藏佛像。

唐受降城

受降城是唐朝前期为遏制突厥而修建的军事要塞，共有三座。其中，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地区。

有别于传统汉族人修建防御性的长城，唐代统治者作为北方军事贵族的后代，有着更为张扬的性格特质。通过修建受降城这种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要塞，和外驻防城群体以及周边军镇形成连结，有效遏制了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 

优填王像

“优填王像”并非优填王的塑像，而指由优填王主持营造的佛陀标准像。 

传说释迦牟尼证道后，曾前往天宫为母亲说法，三月不归。人间的国王优填王十分思念，便派遣工匠上天摹写佛陀的真容造像，这就是最初的佛像由来。

这种说法虽然得不到现代考古学的证实，在历史上却被广泛接受。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带回的优填王造像图样，被唐朝统治者认可，认为是具有法力的“瑞像”，并以此为标准开展了大规模的兴建。今天在河南龙门和巩县石窟，都能找到这种题材的优填王造像。 另有鸠摩罗什版本优填王像流传。

上图依次为龙门石窟优填王坐像、日本京都清凉寺的优填王立像、清凉寺优填王像内部所藏的卷轴、硬币和丝绸制作的内脏。

韩国庆州石窟庵

庆州石窟庵始建于新罗景德王10年，即公元751年。 石窟中的佛像大量使用花岗岩建造，是新罗佛教石造艺术的宝库，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朝鲜半岛的佛像，在合准性方面十分突出，庆州石窟庵能让人一眼联想到印度的桑奇大塔、犍陀罗佛像和阿旃陀石窟，充满平衡和谐之美。

图为庆州石窟庵。

本地垂迹

日本传统的神道信仰，是一种泛灵信仰，认为世间万物都可以作为神去敬畏和崇拜。随着佛教作为更强势文化进入日本，从民间到贵族，许多人的信仰发生动摇倒向了佛教。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日本对神道信仰进行了一番理论改造：依据佛教中的 “垂迹”说法，即佛能用化身去普济众生，将日本众神解读为佛在日本的化身。例如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就对应大日如来；其他佛教形象如观音、地藏、大黑天、辩才天女等，也纷纷都有着日本神格的对应。 

图为藏王权现、春日鹿曼荼罗。 

日本的佛像创新

日本从美术角度对佛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造，创作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形象，并这些形象世俗化，使之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类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佛像在精神方面的纯粹性，但也很好地帮助佛教文化在日本完成本土化和现代化的衔接。 

图为大黑福神和达摩。

三十三间堂

日本天台宗寺院，初于1164年建成的，烧毁后又于1266年重建。正式名称为莲华王院本堂，因大殿隔为三十三间，得名“三十三间堂”。 主建筑呈长方形，长度120米，为世界最长木造建筑之一。堂内以九面千手观音坐像为中心，置有1001座千手观音的坐像。两旁有28座风、雷等神的立像。三十三间堂的本堂建筑以及其中的观音坐像、二十八部众立像、风神雷神像，均被列为日本国宝。

图为三十三间堂。

文殊皇帝

有说法认为满州的族名来自文殊菩萨的梵語名称“Manjusri”，即曼殊師利菩萨。这种解释虽然存在争议，却得到乾隆皇帝的明确认同。西藏的上层僧侣也把清朝皇帝认作文殊菩萨的化身，称他们为“曼殊師利大皇帝”或“文殊皇帝”。

图为故宫所藏的“乾隆皇帝佛装像唐卡”，莲花座前藏文意为“文殊菩萨化身，大德法王”。

永乐佛像

对明代永乐年间宫廷所造的鎏金藏式佛像的统称。雍容华贵、流光溢彩，不但体现明代佛像艺术和宫廷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整个古典佛造像的高峰。 

永乐佛像以失蜡法铸造，铜和金之间采用了汞工艺，极具辨识度。通常佛像用于供奉，永乐佛像却款刻“大明永乐年施”，意为对西藏上层僧侣的施舍和赏赐，体现明朝初期的民族政策。永乐佛像因而兼具历史属性、宫廷属性、宗教属性和审美属性，是佛像收藏者梦寐以求的珍品。 

从艺术角度，得益于一批尼泊尔、西藏和汉族工匠团体在杭州的集结交流，宋、辽、金、元以来的佛像塑形传统得以融合，成为一种优美化的范式，继而在永乐佛像上有了集中化的展现。而永乐佛像以其杰出的艺术高度，为后世建立了标准。此后五世达赖的佛教标准化版本，以及工布查布的《造像量度经》，都与永乐佛像有着密切关联。今天人们对佛像慈眉、细目、神态庄重而柔和的普遍印象，大抵也都来自永乐佛像。

杉本博司和“佛海”

杉本博司是日本摄影师、当代艺术家，以标志性的黑白画面和观念摄影（Conceptual Photography）闻名。他在一篇小短文中记叙了这样的故事：

他长期出售摄影作品，再用金钱购入古董，周而复始，不以为意。但有一次，他用自己的海景摄影底片，以物易物，交换了一尊十三世纪镰仓时代的菩萨像。交易完成后，他越看这尊菩萨就越发觉得实在是美得出尘，作为“美与美的交换”，自己的作品也能历经七百年还散发光芒吗？想到这里，不由心虚。并对历史上的佛教造像者生出了敬畏之心。  

于是他决意，要以过去的造像者为导师，不断切磋琢磨，去创造属于这个时代，也属于自己的作品。杉本博司曾用七年时间和寺院机构沟通，创作出了以三十三间堂的一千零一尊观音为主题的摄影系列作品《佛海》，成为当代摄影艺术中的名作。 

杉本博司的敬畏之心无疑是2000多年来，最优秀的佛教造像者的精神在当代艺术中的延续。

创造的“一念” 

图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网兜佛”、白南准的“电视佛“、村上隆的罗汉、黄永砅的“千手观音”。

当代艺术家纷纷尝试从佛教艺术中获得灵感和启悟，结合当下更多元的文明、更复杂的语境，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我们不知道其中哪一种创造会被历史所选择。但我们相信，这些艺术家开展创造时的这一念，与当年贯休创造罗汉、白隐慧鹤创造达摩，以及历史上无数优秀的宗教题材艺术家创造属于他们的作品时的那一念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