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时称“倭国”的日本在给隋朝进献的国书中写道：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种平起平坐的称谓激怒了隋炀帝，随即派遣文林郎裴世清前去训诫。702年，大使粟田真人在遣唐使制度中断三十多年后，再度抵达中国。这一次，他被武则天授以官职，并且允许了将国号由 “倭”改为 “日本”的请求。从此， “日本国” 在国际外交上正式建立。

为何两种相当近似的表述，招来的却是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

因为正是在这100年间，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国家和万世一系的天皇信仰，从而完成了文明的自我塑造。过程中，中国文化发挥的作用至为关键。因此 “日本” 这一国名，既是对自身起源的概括，也是对现实东亚格局的映射；既代表了对中华的顺从，也隐喻着对中华的模拟 —— 其间种种微妙的意义，都隐藏在了这100年间所建构的神话故事之中。

神话是先民朴素的想象，但它也关乎于现实、关乎于每一个当下——在一次又一次有意无意的心理激荡中, 这些超自然的故事，会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发挥实际的作用，创造实际的历史。因此神话故事中的细节，往往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而是隐藏着历史的真相。

但是对于“天皇神话”的探秘，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禁忌。直到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后，昭和天皇发布 “人间宣言” ，宣称日本天皇不是具有人类形态的神，因此不再具有不容探讨的神圣性。对日本起源神话的探究才成为可能。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来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谈晟广老师，结合不久前举办的《“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特展中呈现的大量实物和图像证据，为大家讲述隐藏在“天皇神话”里的奥秘。 

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谈老师将通过分析日本的创世传说、天皇信仰和祭祀仪轨里的蛛丝马迹，借助神话与现实的互助，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结论，由此揭示日本古老文明中，被尘封的中国印记—— 中国的信仰、从中国流入的物品、乃至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建筑、服饰、工艺品这些物质表层，而是直抵核心，在日本民族自我塑造的过程中，留下过最深刻的痕迹。

内容包括：

03:14  中国对日本根源性的影响，早于遣唐使时代

10:52 徐福东渡传说和日本岛的文明飞跃

13:00 中国文献记录成为日本信史的开端

15:18 公元六世纪的东亚政局和作为桥梁的百济国

18:43 考古与神话的矛盾：2600年前是否存在初代天皇

23:15  “让国神话”：奈良盆地部落的早期融合

30:01 “隐入天岩户”的传说暗藏古代太阳祭祀仪轨

36:20 铜镜的秘密：天皇神器来自唐朝？ 

44:05 “天孙降临”：皇室夺权内乱与设计的神话

47:26 “竹取物语”：竹子的隐喻和无所不在的中国大神

64:30 勾玉的意义：侍奉天照大神的丰受神何以享受平等祭祀

75:06 从天上紫微垣到人间紫宸殿：模拟大唐兴建的都城

77:01太阳崇拜vs北天极信仰：日出之国还是小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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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设计 子鹤

后期制作 孙称

人间宣言

1946年1月1日，也就是二次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后的第二年元旦，日本昭和天皇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诏书指出： “朕与尔等国民之间之纽带者、结依于终始相互之信赖与敬爱、非单依生于神话与传说也。亦非基于以天皇为现御神、且以日本国民为优越于其他民族、延有可支配世界运命之架空观念也。”

在此之前，日本天皇一直被认为是具有人类形态的神，神话中 “天照大神” 的直系后裔。这份诏书否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神格，意味着天皇神话的终结，因此也被称为 “人间宣言” 。也正是因为“人间宣言”的发布，通过现代历史学方法和科学考古去探究日本古史和天皇神话才成为可能。

图为： “人间宣言”

“跨越两国的审美”

《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共同举办的特展。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地理相近的客观因素使得两国产生了天然的联系和悠远的人文交流历史。本次特展追溯了日本的国家发展进程，从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倭王”来统治“倭国”的时代开始，直至脱离册封体制，从中国学习各种制度和文化后，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律令国家“日本”。

作为策展人之一，谈老师认为，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以遣唐使为媒介的中日交流和唐宋以来在日本保存的中国文化。但事实上到了遣唐使的时代，日本在政治已经基本成熟，文化上也基本定型，此后对中国的文化的接受都是基于其自身的运转逻辑，而不触及根本。反而是汉唐之间的这段时期，中国的人口、技术和思想观念持续流入，对日本自身意识形态的构建起到至为关键作用。这也是本次特展，以及本期节目，重点探讨的话题。

弥生飞跃

日本在大约1万年之前进入新石器时代，称为绳纹时代。绳纹时代的标志性物品是一种有特殊纹路的陶罐，同时出现了弓箭和磨光石器，属于一种采集狩猎文明。绳文人聚居生活，会对土偶、石柱进行集体祭祀，这种状态维持了数千年，文明进步缓慢。

公元前5世纪左右，也即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的科技突然狂飙猛进，跳过了青铜时代，直接出现了铁器、水稻、陆地灌溉等先进技术。这一时期被称为弥生时代。弥生文明这种不合乎常规的飞跃，很可能是战国时期，中国的大陆移民，带着先进的技术，通过朝鲜半岛和东部海岸去往日本所造成。

传说秦始皇让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求仙。这些人留在了日本岛，成为了日本人的祖先。这个故事本身虽不可信，但也对应了战国以来，中国大陆的人口和技术不断流向日本，让日本文明发生改变的事实。

图为：绳纹罐，弥生时代中期的鸟装人物纹陶器

早期中日外交

《汉书 · 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这是日本历史在信史上的最早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日本列岛正处于弥生时期，倭人越过大洋开始与中国进行外交。

建武中元二年（57） “倭奴国奉供朝贺-…光武赐以印缓”；安帝永初元年 (107） “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原请见”。这些记载说明公元一世纪前，倭国国王向中国皇帝进行朝贡。江户时代从博多湾滋贺岛出土的一枚国宝级金印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三世纪中叶，倭国女王卑弥呼向三国中的魏国进贡。卑弥呼是倭国诸国共同认可的女王，被魏国皇帝封为“亲魏倭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外交一直持续到卑弥呼的宗女台与向即将建立的西晋王朝进贡。在此期间，魏国派遣张政前往日本，深入参与倭国内政。

此后约150年，史书中关于中日交往的记载突然中断。但考古发现证实，中国物品的流入并非就此中断。著名的日本国宝七支刀极有可能是这一时期在东晋铸造，而后经由百济流入日本。

到了公元五世纪，据南朝史书《宋书》记载，赞、珍、济、兴、武等五王向中国皇帝进贡，被称为倭五王。倭五王凭借从中国皇帝册封的头街，可以加强对倭国的统治。

图为：汉委奴国王金印、七支刀（复制品）

奈良盆地

奈良盆地位于日本奈良县的西北部，东西约15公里，南北约30公里，呈菱形面积。奈良盆地也被称为大和盆地，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地。日本的前身大和国在古坟时代和飞鸟时代孕育。期间，日本虽然经过屡次迁都，但范围都局限在奈良盆地。所以几乎所有的日本神话、古史传说和天皇帝纪都发生在这片区域。

其中，古坟时代（250 - 538）以统治者大量营建的前方后圆的大型古坟为标志。此时日本还没有形成集权的政府体系，仍以部落为中心。但是得到中国册封的部落首领可以有效强化自身在本国的统治（如倭五王）。

飞鸟时代（538 - 710）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达到临界点，对中国的学习突破了物质和技术层面，而开始系统性地学习中国制度。日本历史上几次最为重要的改革，如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日本在飞鸟时代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国家。“日本”这一称号也是在此阶段得到武则天正式的承认，意味着国号的正式建立。

图为：奈良盆地古代遗址地图

天皇和“三贵子”

传说初代天皇起于2600年前。但写有“天皇”一词最早的实物，是出土于奈良宫殿遗址的木片，指示公元6世纪的天武天皇。天武天皇和中国的唐高宗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因此“天皇”一词可能借鉴自中国二圣临朝时期以“天皇” 、“天后” 称呼李治、武则天的做法。

天武天皇是完善天皇制度的核心人物。他在位期间审定和下令编修了日本最早的官修正史《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日本的创世神话、民族的起源传说以及天皇合法性的论述，全都来自于这两部著作。

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开天辟地的神祇伊邪那岐，在清洗左眼时诞生了统治天界的天照大神；清洗右眼时诞生了统治夜晚的世界的月读命；清洗鼻子时诞生了统治苇原中国的素戋呜尊。这三位神明作为日本的三大主神，合称“三贵子”。

后来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从天降临苇原中国。素戋呜尊的后代大国主神又把苇原中国让给了琼琼杵尊。于是天皇作为天照大神和琼琼杵尊的直系后代，世世代代拥有了对这片土地的合法统治权。而素戋呜尊的后代也因为让国的举动，获得在出云大社享受高级别供奉的特权 —— 以上这则“让国神话”可能影射了奈良盆地两个古老部落融合的真实历史。

图为：出云大社

隐入天岩户

根据传说，素戋呜尊一度行为放荡，到处破坏天照大神的田地和纺织房。天照大神因此躲入天岩户隐居。作为太阳的化身，天照神一旦隐没，天地就陷入黑暗。于是八百万神明共商对策，打造出八咫镜和八尺琼勾玉，并让天钿女命手持竹叶半裸跳舞，从而诱使天照大神出洞。最终人间终于重现光明。

这段神话可能描述了一场古代的太阳祭祀仪式。其中涉及到一些法器：镜子、勾玉和竹，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内涵，成为我们探索来自中国的古老信仰如何影响日本的线索。

图为：歌川国贞《 岩戸神楽ノ起顕》

神器八咫镜

汉镜有铭文曰：“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镜子在中国具有象征天和光明的意义。《三国志·魏书》记载景初二年（238），魏明帝册封倭国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铜镜百枚。从此铜镜在日本本岛开始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甚至在中国铜镜技术衰落的晋代，日本本土也能制造如盾牌般巨大的铜镜。

根据天皇神话，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从天降临苇原中国之时，天照大神授三神器与他约定世代统治日本，这是天壤无穷神敕，是日本人称天孙民族的原因。三神器也成为天皇世代传承的信物。而其中的“八咫镜”更被视作天照大神的本体（太阳），世代供奉在伊势神宫，哪怕在天皇登基的场合都不轻易展示。

“八咫镜”虽然秘不示人，但我们可以判断它不是常见的圆镜。因为在伊势神宫的“神道五部书”中记载：“八咫谓八头花崎八叶镜也“。平安时代担任伊势神宫祭主的大中臣亲俊更是在其所撰的《神宝图形神秘书》中，勾勒了“八咫镜” 奇特的八花形边缘。这种独特的形制，正对应唐高宗时期中国才开始打造的八葵镜。对照第二次至第六次遣唐使来中国的时间段（653年 -  670年），“八咫镜”的真身极有可能是此时从中国大陆带回日本的一面唐代古镜。

图为：想象的三神器；《神宝图形神秘书》中描绘的八咫镜；唐高宗时期中国制造的八葵镜。

伊势神宫

伊势神宫坐落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也就是孕育大和文明的奈良盆地之最东端，隐喻着日出之地。伊势神宫是神道教最古老神社，在社格制度中被视为特别的存在，而不定社格。

神宫由内宫皇大神宫和外宫丰受大神宫所构成。皇大神宫保存“三神器”中的八咫镜，用以供奉天照大神；丰受大神宫供奉掌管食物的丰受神。丰受神作为天照大神的侍奉者，却在伊势神宫享受平等祭祀。这是因为按照阴阳互济的理论，天照大神代表太阳和火德，以镜子供奉；丰受神就代表月亮和水德，以曲玉供奉。

天武天皇为伊势神宫制定了式年迁宫制度，要求神宫本殿每隔二十年依原型重建，以保持社殿的清净庄严。自持统天皇四年进行第一回迁宫开始，迁宫制度已经延续1300多年，最近一次（第62次）迁宫于2013年10月2日举行。

图为：伊势神宫

太一崇拜

太一就是北天极。在华夏信仰中，北天极作为天的中心是至高神的代名词。这种天文崇拜，从新石器时代持续到清朝灭亡。汉武帝的甘泉宫郊祭之礼和明清皇帝的天坛祭祀，都视太一为最高祭拜对象。而在哲学上，太一被解释为生成宇宙的本源。

郭店一号楚墓竹简《太一生水篇》有云：“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沧热。沧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 华夏理论中世界生成的顺序：“太一→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沧热→湿燥→岁”，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创世理论。 

由于处在北半球，所以古人夜观星象就会发现满天的星辰都在围绕北方天空一个虚无的点旋转，画出无数个同心圆。先民认为这种现象十分神奇，一定有某种非常神圣的力量在牵引。此外，只要观察北天极旁的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就能判断季节。这对早期农业至为重要，也给先民灌输了一个观念，就是大地上的秩序必须要从天上来，要模仿天道来构建人世间的社会规则。

所以后世人间的诸多法则，例如营建都城、宫殿、服色、分封、井田、嫡长子继承、乃至于法律、官僚制度的设置，都要遵从这种逻辑，王朝更替必须有“天命”的观念也出自其中——都是基于一种从天文到人文的逻辑。

图为：诸天星辰围绕北天极画出同心圆、河南郑州荥阳市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北斗”（距今约5000多年）、奈良县古坟壁画天井天文图 （7世纪）　

竹

竹在日本神话和祭祀中，有着极高的出镜率。在隐入天岩户的故事里，它是呼唤太阳的法器；天照大神所穿的“吴锦御衣”上，画了满竹叶图纹；式年迁宫砍伐“心御柱“的仪式上，竹子作为旗杆挑旗帜上书”太一“；御田植祭里，竹子围出的土地代表献给神的御田；“竹取物语”的传说里，辉夜姬由竹子里诞生；祇园祭礼和七夕祭等活动上，人们也用竹子挑幡；记载日本礼仪制度《延喜式》中规定，每年需要给天皇供奉120株竹子用于祭祀，称为“供御年料”… … 

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在华夏传统中，竹子代表与天沟通的媒介和管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产生了竹节型祭器（如山东大汶口文化，上海的福泉山遗址等）。汉武帝设计的祭天礼仪中，皇帝必须在“竹宫”完成祭祀。直至明清天坛祭祀，祈年殿也模仿了节节向上的竹（笋）形。

而竹对于日本的特殊意义在于，日本代表东方，诞生于苇芽。《易·说卦》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也。震为龙，震为雷，为长子，为苍筤竹，为萑苇（也就是苇芽）。

图为：吴锦御衣、御田植祭、太一幡、古坟时代的割竹形埴轮棺、杨洲周延《江户砂子年中行事·七夕之图》

百济

作为同时和南朝与日本交好的国家，百济在中日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历来为人所重视。然而，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佛教如何经由百济到达日本的过程，而忽视了其实许多原生于中国的古老思想在这一期间也通过百济到了达日本。

《北史·百济传》说百济人“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三国史记》说武王“传池于宫南，饮水二十余里，四岸植以杨柳，水中筑岛屿拟方丈仙山。” 《三国遗事》说：“郡中有三山。国家全盛之时，各有神人居其上，飞相往来，朝夕不绝。”可见百济受中国道教思想影响极深，间接也影响了日本的神道理论建立。

图为：百济武宁王陵出土砖块，上书“造此是建业人也”； 百济观音，背光的支撑被雕刻成竹节。

以紫为贵

古人以北天极为中心，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为一区，叫做“紫微垣“。紫微垣被认为是天帝之所居。在模拟天文建立人间秩序的理念下，人间帝王也以紫宫为概念，营造都城修建宫殿。自汉代以来，皇宫主殿多以“天极”或“紫” 来命名。

以紫为尊的理念同样影响了日本。如京都御所的主殿就仿效仿大明宫，被命名为“紫宸殿”；在一些格外庄重的场合，如天皇即位仪式，紫色也作为主要颜色被大面积使用；此外在服色制度上，从圣德太子开始，日本参照中国官制体系，紫色一直就是最高等级的官员服色：亲王、诸王和三位以上大臣分别服深、浅紫色，其余等级则依次为深、浅绯色，深、浅绿色和深、浅缥色。（《律令》卷九“衣服令”）。

图为：紫微垣；京都御所；天皇“即位礼正殿の儀”；伊势神宫八咫镜的紫色华盖。

攻金之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无论东西方，军事和祭祀都是一个政权维系的根本，金属材料不仅被打造为攸关生死存亡的武器，是进行战争或维系和平的工具，还被广泛应用于艺术和宗教目的、个人装饰和日常用具。对复杂造型和装饰性的追求也不断促进了金属技术的进步。

可以认为，金属材料是不同时期人们赖以建立文明的基础。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金，五色金也”“凡金之属皆从金”。这是“金属”一词的由来。《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六齐”的记载，表明早期中国已经熟练掌握了合金配比和金属性能的关系，又将与金属冶炼铸造相关的工种称为“攻金之工”（攻，乃制作、加工之意）。

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攻金之工：亚欧大陆早期金属艺术与文明互鉴》特展，展示亚欧大陆的金属艺术，跨越4000年，包括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地中海地区、伊朗高原、高加索地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考古共同体、欧亚草原、中亚、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以及中国北方（新疆、河西走廊、长城沿线）等区域，呈现金属艺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以期映照亚欧大陆上不同地区和文明的差异性、相似性和彼此交流互鉴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