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个月，世界并不安宁，俄乌之间的战火尚未平息，“布查屠杀”又引起了新一轮的热议。录制本期节目的这一天（4月7日），正好是“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成长于和平年代，我们常常觉得不可思议，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人类大屠杀事件，竟然就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更难以想象的是，在那场农业式的大屠杀中，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血。

杀人者和被杀者，有陌生人、仇人，也有邻居、朋友甚至家人、爱人……可即便是后者，他们之间也砍刀相向，最终尸横遍野。何以至此？我们想借此展开聊一聊这场28年前的悲剧。

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恩怨？大屠杀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幸存者和屠杀者都如何回忆那段一再被回避的历史？卢旺达今天的繁荣表象是否能够掩盖那段惨痛的记忆？为了避免大屠杀的重演，我们需要警惕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政法学院研究族群政治的郑非老师，邀请他从卢旺达的地理环境、种族变迁和殖民历史，带我们再次反思“恶之平庸性”。

【本期对谈】

主播：大志 （大观天下志编辑部）

嘉宾：郑非 （上海政法学院讲师，著有《帝国的技艺》《帝国的失败》等作品）

【收听指南】

02:18 卢旺达大屠杀的特殊之处

04:34 反差：卢旺达的落后与先进

07:16 胡图人与图西人的恩恩怨怨

10:02 胡图人身上的两座大山：双重殖民主义

20:50 权力颠倒，一种压迫的转向另一种压迫

25:25 互为镜像的卢旺达与布隆迪

31:18 强大且腐败的哈比亚利马纳政府

39:46 大屠杀前的舆论战

45:28 卢旺达事件的导火索

49:19 亲历者：我杀了我的邻居

57:07 “平庸的恶”比“不平庸的恶”可怕得多

【小助手】

今天我们聊到的书是《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这次理想国译丛的再版合并了《赤裸生命》《屠刀一季》《羚羊战略》等三部作品，是一本卢旺达大屠杀之后的幸存者回忆录，但这里的幸存者还包括屠杀者。法国记者哈茨菲尔德经过长达十四年的走访调查，力图从多个角度还原大屠杀的真相，理解这场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浩劫。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留言说说你对“大屠杀”或“平庸之恶”的思考或感受，我们会在4月23日前选出2位朋友，各送上《与屠刀为邻》纸质书一本。

【工具箱】

01 《帝国的技艺》，作者郑非。本书讲了帝国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政治构造，航行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风暴中。帝国的掌舵者们，并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有些船搁浅了，有些船则被时代大潮打成了碎片。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现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对我们而言，观察这些水手的举动仍然是有益的。《帝国的技艺》想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近代帝国是如何统治其多民族属民的？在统治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内在的困难？它们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02 卢旺达的种族变迁：1700年时，卢旺达境内一共有8个王国。其中由图西族“Nyiginya”（尼基亚）氏族统治的卢旺达王国从18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壮大，到19世纪时已在国王基加利四世的统治下达到巅峰。卢旺达是非洲大湖区较早形成的国家。特瓦人是当地原始居民。胡图人大约于2 世纪从乍得湖、尼日尔河一带迁移来。约在14～15世纪，图西人游牧部落相继迁入，对当地的胡图人农民和特瓦人建立了封建保护制度，鲁甘祖•布温巴在基加利附近布瓦纳坎布韦地区建立了王国。16世纪，王国向外扩张，逐步兼并中部地区。19世纪后半叶，国王（姆瓦米）基格里•鲁瓦布吉里基本上统一了卢旺达全境，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

03 格雷戈瓦·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卢旺达首任总统，帕梅胡图民主共和运动党主席。1957年，卡伊班达与胡图族上层人士共同发表《胡图族宣言》，反对图西族人垄断政权，并成立胡图社会运动。1959年9月，该运动改称胡图解放运动党，1960年6月又改称为帕梅胡图民主共和运动党，他于同年10月任该党主席，并出任临时政府总理。1961年1月28日卢旺达召开地方代表会议，决定废除国王基格里五世。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卡伊班达出任政府总理，统治胡图族共和国十余年。

04 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1973年7月5日率国民警卫军发动政变，推翻卡伊班达政权，任最高权力机构——和平和全国统一委员会主席，并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同年8月1日组成新政府，任总统、政府首脑兼国防部长。1978年、1983年、1988年连任总统。1975年5月创建全国发展革命运动(1991年4月改称全国民主和发展共和运动)，任该运动主席，1993年3月辞职。1994年1月就任卢旺达过渡期总统。同年4月6日，他与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坦桑尼亚参加有关解决部族冲突的地区性会议后，在返国途中因飞机于基加利机场坠落同时遇难。他的遇害加剧了卢旺达国内的种族矛盾，也标志着卢旺达大屠杀的开端。

05 “平庸之恶”是20世纪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纳粹大屠杀的十年后（1961），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的时候提出的，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恶的平庸性）。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有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其实，阿伦特并不是说大屠杀是一种平庸的罪恶，她很明白地说过，纳粹的暴行是一种“极端之恶”。而阿伦特在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恶的平庸性”。关于这点，此处无法详细说明，具体可阅读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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