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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可能性的艺术》13、政治无法打造天堂，但却可以铸就地狱

我们正在解读《可能性的艺术》作者刘瑜，通过音频旁边的连接，可以直接买到这本书。刘瑜老师的付费音频课程《比较政治学30讲》也推荐给所有的同学们。

今天这期节目是刘瑜老师为整本书做的一个总结，如果没有听过之前的节目，你甚至都听不懂刘瑜老师在说些什么，但既然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了，听完之后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觉得非常精彩。

政治现实主义

首先还是回到本书的标题，俾斯麦的那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俾斯麦是在1867年说出这句话的，当时德国的统一大业还成败未定，他正在欧洲各国之间合纵连横。为了赢得国内的民意支持，作为一个反民主的人，他却主动开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作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人，他却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奠基。而正是这种灵活性，让他被尊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大师”。

他的这句话完整的是：“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这就很好的呈现了俾斯麦的政治现实主义。

什么是政治现实主义，比方说中美关系，今天的状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们指望两国换届领导人，就能让中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这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两国政府都能趋利避害，小心避雷，保持不温不火的和平，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一种艺术。

政治创造可能，但政治也有它的边界。

关于政治所蕴含的可能与不可能，我们必须要强调。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它却“不可能”让一个国家变成天堂。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高，但是他能抵达的下限却非常的低。

为什么？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扼杀掉所有的社会关系与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能成为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的替代品。

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的时候，它可以摧毁所有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是人性，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变成一场噩梦。

而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能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而一场球赛踢得是否精彩，有只规则是远远不够的，更取决于球员们踢得好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好的政治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美好来自于社会、市场、文化和每个人的努力。

这种政治上限不高，下限却很低的不对称，是比较政治学上的政治现实主义。而遗憾的是，在当代世界，人们普遍都缺乏这种认识。

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说：“某某国家不是国家能力很强吗？为什么环保搞不好？”“某某国家不是民主化了吗？怎么还会爆发冲突？”“某某国家不是领导人已经换了吗？为什么公共服务还是不行？”

其实这些问题的内核都是：政治可以解决一切难题，政府有义务包揽所有人的幸福。

但是政治没有这么神奇。经济学家索维尔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众所周知，经济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资源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就是无视经济第一原理。这当然是一句调侃，其实就是相告诉我们：太多人对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进而完全无视了其他条件的约束。

什么约束？

比方说社会结构的结束，当一个社会是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时候，每一方都缺乏妥协精神，那任何政治力量和制度都难以突围。比如说之前提到的埃及“裂痕动员”，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的尖锐对立与绝不妥协，摧毁了他们国家的民主。

比方说历史的约束，之前我们提到历史上高频度高烈度的战争是如何锤炼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的，而这个影响可以延续数千年。

比方说地理的约束，阿富汗的多山地形使它难以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让他受到经典的资源诅咒，而美国独特的地缘位置，让它能够从容的“先发展民主，后建设国家能力”。

比方说文化的约束，这种约束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印度，表亲的专制削弱了政治竞争的有效性；在阿富汗，宗教极端主义的阴影使得民主转型难以落地；在委内瑞拉，经济民粹主义盛行，让民主制度最终走向死亡。

当观念的水位太低的时候，所谓的宪法就成了一张随时都可以撕掉的废纸。

之前我们说过“政治在社会中”，这个社会分解开来，就是政治在历史中，在地理中，在经济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

我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治是很难在狭小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和历史空间中长成参天大树的。很多人期待只要政治制度一改变，就可以一夜之间让大地旧貌换新颜，说好听点这叫浪漫，说难听点就是一种懒惰。

真正的变革不仅仅是从上而下，必须还要有从下而上的生长。在人们学会宽容、耐心和同情理解，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政治是没有魔力去改造生活的。

好的政治是让每个人都有一张船票，但是它并不是能将所有人都送到目的地的大船。

不过，政治是有限的，但并不是无用的。

我们对比朝鲜和韩国，对比20年前后的委内瑞拉，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相似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条件，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下，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改善游戏规则未必会让一场球赛精彩纷呈，但它至少是让这场比赛可以持续的前提。

之前我们聊过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路径：

比如说政治选择的路径。在南非，虽然社会极度撕裂，历史记忆充满创伤，但是新旧两个执政集团，通过妥协与分权，让南非实现了民主转型的软着陆。

比如说经济路径的选择。在智利，虽然是在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但在威权政府倒台之后，坚持了温和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让智利的经济成为拉美地区的佼佼者。

比如集体行动的路径。在美国，国家能力的构建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不是起源于暴烈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政府，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运动。在韩国，新的政治可能性来自观念的变迁。当观念的水位不断上升，人们甚至超越了经济的考量，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重新缔造制度。

在所有的这些故事中，我们发现尽管历史、地理、文化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约束，但约束并不是一个坚不可破的牢笼。政治的发展都还存留一定的余地。一开始可能只有很狭小的一条缝隙，但通过行动与智慧，这条缝隙被不断的拓宽，最终打开了新的天地。

反过来，政治也可以把原本辽阔的空间逐渐的封闭。

像是阿富汗，50年前，那里本来是一片现代化的光景，但是极左力量的崛起引发了苏军的入侵，进而激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政治多米诺骨牌让一个国家的路越走越窄，直到山穷水尽。

像是伊拉克，萨达姆不是伊拉克的救星，在他的治下并没有和平与发展，正是他把一个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拉进了无穷的战火。

像是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的时候，充满希望，百废待兴，但是穆加贝的民粹主义和大权独揽，让非洲粮仓沦为通货膨胀的地狱。

在这些国家，政治就是非常糟糕的艺术。

而在卓越与糟糕的艺术之间，是政治行动。

行动需要勇气，需要有无数的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险，从人群中站出来说：“国王，你并没有穿衣服”。

同时，政治行动更需要节制，狂热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毁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毁自由。

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兰夫人，她是革命者，却死在革命同伴的手里，她为人们追寻自由，却在临死前说：“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委内瑞拉式的经济崩溃告诫我们，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缰绳，就会变成海妖的歌声，将无数的船只引向触礁与沉没。

很多时候比左右之争、东西之争、普世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热与温和之争，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

政治学没有常识

刘瑜说自己因为常常在公共领域写作，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叫做“政治学常识的普及者”。她对这个标签很不喜欢，因为在她看来：当对政治学的了解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政治学是没有常识的。

如果你觉得民主是常识，但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反对民主，美国国父麦迪逊甚至说：“就算所有的雅典人都是斯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会是一群暴民。”

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常识，请问是谁的自由？哪里有没有阶级属性的自由呢？

如果你觉得平等是常识，可是历史上对于平等的追求，常常带来的是一败涂地的悲剧。

刘瑜老师能普及的哪里是所谓的常识，而仅仅只是一个迟疑的态度。

他时常为政治的这种原地踏步而感到绝望，在其他领域，人类的进步是令人惊叹的，科技的进步，生活的改善，我们可以用短短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到达地球的另一边，我们能在月亮上都留下自己的足迹，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和任何地方的人通话见面。

这些文明的成果令人敬畏，但是转眼一看政治，又那么令人泄气。虽然人类已经可以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但仍然会为了能不能退出一个宗教打得头破血流，为了一句刺耳的言论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一一句口号沦为无法退出的实验品，为一场选举反目成仇。

同一个物种，竟然可以同时如此智慧和愚蠢，如此伟大和狭隘，如此勇敢和懦弱。

可转念一想，政治没有常识又未必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因为如果知识是确定的，那专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识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情境中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并以这种思考成就人之为人的尊严。

如果是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就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滚下来，再推上去，再滚下来。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徒劳，殊不知这种原地踏步，正是对自由落体的对抗。

政治复杂到令人绝望，但也正是这种复杂，让思考充满乐趣，让自由成为必要，让未来涌现无穷无尽的惊奇！

请告诉我你想听什么

好了，《可能性的艺术》聊到这里，就全部完结了。

这本书真是让我非常的受益，我知道，有不少同学并不同意书中的观点，我也看到了同学们的评论。对此，我一点都不意外，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了，之前我们在聊经济学，聊法律，聊博弈论，聊行为经济学等等书籍的时候都有类似的情况，太多观点和我们的常识相悖了。尽管过了很久在回看之前的解读，确实也有不够准确和严谨的地方，但是我依然受益无穷。

我们学习不是为了验证自己是对的，很多人所谓的思考其实就是在整理自己的偏见。时隔许久再回看这些书籍，最大的受益不是它传递给我的诸多信息本身，我们处在信息极度过剩的时代，信息本身并没什么用，有用的是不同的作者教给我不同的思考角度，怎么用学者的角度去思考和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

把自己之前的观念暂且放一放，自我的稳固不来源于对差异的抗拒，相反包容和兼听能让自我更加丰盈。

我感恩相遇的每本书和每位作者，他们是一片又一片的拼图，不断的拼凑整合，才让我眼中的世界，越来越立体，越来越清晰，希望这也是我能帮到你的地方。

好了，下本书想要听什么，你有什么为之兴奋的好书，请在评论区推荐给我吧，每一条评论我都会看的。

我是晓书童，我在晓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

解读《可能性的艺术》12、一个数千年都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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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本书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经济不平等。

黄金时代的巨大裂缝

2019年有一部大火的好莱坞电影《小丑》，很多同学应该都看过，或者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

年轻人阿瑟是一名小丑演员，和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他患有精神疾病，会无法控制的大笑。生活在底层的阿瑟处处受到凌辱，被老板解雇、被脱口秀演员嘲笑，被警察追捕，甚至就连他的精神支柱，母亲的爱和邻家女孩的钟情，竟然都是自己的幻觉。

在彻底的绝望之后，阿瑟开始了报复，把曾经侮辱过自己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杀死，最后他成为了民众反抗象征，电影在全城的暴乱当中结束。

这部电影激烈的反应了当代社会的不平等，阿瑟代表着一无所有的底层人民，他们被羞辱、嘲笑、愚弄，失去了一切机会。而电影中的市长，老板，明星代表着对大众疾苦熟视无睹的精英阶层。电影向世界发出警示：不要无视底层人民的苦痛，他们的怒火可以焚毁一切。

最近几年，出现不少类似的电影、报道和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不平等发出声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当下正处于黄金时代，科技进步，战争减少，贫困减少，人均寿命提高。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就像是这个黄金时代上的一条深刻的裂缝。

美国在上个世纪初，前10%的富人，坐拥全国50%的财富。后来这个比例稳步下滑，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开始回升，到21世纪初的时候，竟然又回到了50%。

这条U型的曲线，让人一望便知，美国在社会公平，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个百年的大轮回。那真叫辛辛苦苦一百年，睁眼一看解放前。

2016年，美国1%的人口，掌握着全国39%的财富。这1%的126万户家庭，平均资产2680万美元，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40倍。

不仅如此，90%的美国人，过去50年，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外，他们的真实收入竟然原地踏步，半个世纪不变。

而且美国30%的人完全没有存款的，20%人的存款也只够他们生活6个月。所以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是无法承受半年以上的失业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旦失业或者生病，就立刻陷入贫困。

不仅是美国，我们也面临着不平等挑战。比如说城乡教育上的差距，城市孩子上高中的比例是90%，而某些省份的农村只有37%。

有些农村孩子学习不好的根本原因，仅仅是近视了却没人给他们配眼镜。一个可能很有天赋的孩子，就是因为眼镜这么一个极小的物质障碍，他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不公平，说出来实在令人心痛。

我们一谈到不平等，往往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讨论，只要把目光抬高到全球范围，巨大的不平等立刻扑面而来。

有经济学家做过研究：美国最穷的5%的人，他们的平均收入和印度最富有的5%人口的平均收入竟然是一样的；喀麦隆顶部5%的人和德国最穷的5%的人口重合；英国最穷的8%和津巴布韦最富的8%重合。

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竟然如此之大，这种鸡头不如凤尾的差距，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富国的穷人相比于自己国家的富人来说是确实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他们又是相当幸运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某某穷人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偷渡到临国家去，现在来看这确实是理性的选择。因为只要成功了，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就都改变了。

财富的高度不平等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在全球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可接受的不平等

如果一个人的命运主要是被他的出生地点和阶层所决定，那这个世界就绝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样子。

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接触到年轻的快递、保安、保洁和服务员，他们大多都是农村留守儿童出身，从小就没人管他们，辍学之后外出打工。这让人难免会想，他们中有多少人本来可以是科学家和艺术家。

天赋和才华在人群中大体而言是均匀分布的，但是就因为出身和教育的不平等，留守儿童中诞生社会精英的比例是远远低于城市中产家庭的。有多少的才华、天赋和梦想，仅仅因为出身就被彻底埋没。

而更令人绝望的是不平等会自我强化，愈演愈烈。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而更好的前途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为下一代营造更好的环境。这是一个阶级不断固化的恶性循环。

越是不平等，阶级固化就越严重，因为梯子越长，底下的人想要爬到顶就越困难。

如果什么都拼爹，那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个人奋斗都没有了意义，那我们的文明又将何去何从呢？

经济不平等会传导到政治系统，腐蚀公共决策，有钱人通过关系搞定各种工程、项目，司空见惯。

而更进一步，政治动荡会加剧。在历史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常常都是暴力革命的导火索。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到法国大革命，有太多的教训。

如果说在古代，神权和儒家思想的宿命主义世界观，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很高的容忍度，只要让我吃饱饭，其他的都好说，不到活不下去也不至于会起义。而启蒙运动之后，平等主义的世界观让民众对于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

现代政治相比古代来说虽然更加的平等，但却更加脆弱，民众并不是根据自身的绝对处境，而是根据相对的剥夺感来采取整治行动的。

近些年，英、美就因为贫富差距而出现政治撕裂，推动民粹主义盛行。

之前聊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全球的精英们已经站到了一起，之前只能在自己国家里赚钱，现在可以在全世界赚钱了，财富不断飙升。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等等变成了“被时代遗忘的人”。于是怨恨点燃了民粹主义，特朗普才会被选上台。

有人觉得解决不平等没这么难吧？“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大规模的实行财富再分配，不就可以了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贫富悬殊是数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和一百年前同样糟糕吗？

说到这里，我们先不忙着回答它，而是需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想想看，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的预设。

经济上的不平等真的是给我们这个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让之前我们口中所说的“黄金时代”变成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镀金时代”吗？

经济不平等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癌症，还是说它只是一种浅表的炎症反应呢？甚至说，有些不平等的存在本身可不可能是合理的呢？

这么一说好像跟我们的道德直觉不相符，但之后我们要讨论的，才是刘瑜老师想要传递给我们的。

《小丑》那部电影，它用一个很简单的叙事框架描述了不平等问题。

由于富人和资本的贪婪，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穷人的机会被剥夺，只能辛苦工作，而富人不但独享发展的果实，还要收买权力，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被破坏，以至于最后矛盾只能以血腥惨烈的形式爆发。

电影中的阿瑟，那真是悲惨妈妈给悲惨开门，悲惨到家了。他为什么会这么惨？一切都是别人的错，坏同事，坏老板，坏市长，坏明星，最后竟然连母亲都是坏人。无辜的底层受害者和冷酷的精英之间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冲突只能不断加剧，鱼死网破，所有人同归于尽。

你看，电影中悲惨叙事，受害者叙事和阶级战争叙事层层递进。但是这样的叙事框架过于黑白分明了，现实世界的色彩要丰富得多。我们接下来当然不是要推翻这样的叙事框架，而是要还原出更多真实的颜色。

人类并不缺与邪恶做斗争的勇气，缺乏的是什么？是与狂热做斗争的自我警醒。

刚才我们说美国贫富差距的百年大轮回，数据给了我们清晰的结论，事实就在眼前。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

相对之间的贫富悬殊确实又回到了100年前，但是绝对的生活水平已经不是100年前的样子了。穷的吃不上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这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古代农民和皇帝之间的贫富差距天壤之别，但是只要农民有饭吃，生活能过得下去，也不至于要揭竿而起。同样的道理，在今天，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其实我并不是很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一百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隔壁邻居就算一日三餐只有白面馒头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

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那时候的地主富农，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也算是一贫如洗，但并不妨碍人们对他充满怨恨。根源不在于相对的差距，而在于绝对贫困。今天我们普通人的很多生活便利，是当年皇帝都无法享受到的。

经济学家曼昆也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贫穷，而不是不平等。100年前，全球贫困率是90%，而今天是10%。所以用今天的不平等和100年前直接对比，是有失偏颇的。

而且在100年前，是没有福利国家这么一说的，而今天呢？许多国家对于底层人群是有社会救济措施的。当年的绝对贫困就意味着生死的挑战，今天确实要好得多。

再有，当今社会是保有一定流动性的。

贫富悬殊和阶级固化同时出现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如果在写字楼里看到一个年轻的保安，会心生不安，因为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他自己的收入和技能是难以实现向上流动的。

但是如果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大学生，哪怕他欠了一屁股的债，也不会觉得他需要被同情，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

不是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才叫做社会具有流动性。大跨步的阶级跃迁确实很难只通过个人努力达成，你可以感叹普通人的十年寒窗怎么也抵不过别家祖孙三代人的积累。个人努力或许不能彻底命运，但是个人努力一定可以改变生活。从一楼努力到三楼，从三楼努力到六楼，这没有问题。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也做不到给每个人都配备一部从一楼直升10楼的电梯，这不现实。

还有，今天富人和普通人的生活差距明显在缩小，富人的生活也在中产阶级化。乔布斯的黑色T恤看上去和我穿的也差不多，巴菲特据说在一间几十万的普通房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当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生活这么简朴。刘瑜说和自己身边有钱的朋友比起来，除了自己坐不起头等舱之外，其他的生活品质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所以说，全球贫困率的大幅下降，社会保证体系的建立，社会的流动性，以及消费水平的中间化，经济上的不平等并没让绝大多数的穷人生活的那么悲惨。

不平等有合理之处吗？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说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这确实是事实，但并不是全部的事实。

比如说，姚明和某位大贪官，这两位都是中国前0.01%的巨富，我们会对姚明心生怨恨吗？多半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的钱是用天赋和汗水换来的，我们觉得他配得上。可是这位大贪官呢？据说他被抓之前，专门租了栋别墅里面堆着两亿的现金，对这样的人我们当然义愤填膺。

所以不难发现，我们不是不能接受有人比自己富有，我们是不接受病态的机制所形成的贫富差距。

美国最近几十年贫富差距增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成几何级数增长。

之前我们说10%的有钱人占有全国50%的财富，1%的人占有39%的财富。其实再细了看，财富水平突飞猛进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最前面0.01%一小撮人。把这些人抛出去，前10%的人所占有的全国财富其实是在下降的。

而这0.01%的暴富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看看富豪榜，马斯克、贝索斯、比尔盖茨、拉里·佩奇、扎克伯格都是这样。我们中国也类似，马云、马化腾、雷军等等。

这些人是更接近于姚明呢？还是更接近于贪官呢？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些人在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淘宝、美团、微信，亚马逊、脸书，人们天天在用。

虽然这0.01%的人确实拉大了贫富差距，但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平等而放弃他们所创造的便利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愿意。

除了技术进步之外，还有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美国的穷人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单亲家庭太多，生育年龄也太早。

大多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很多都是一个年轻的母亲拉扯几个孩子，而她自己都还是个孩子。这样的日子怎么可能会好呢？

美国的非婚生儿童竟然有40%，在黑人中这一比例高达72%。正常婚姻家庭的贫困率是4.7%，而单亲家庭贫困率是25%。

富人的家庭也在往更好的方向变化。因为富人往往都和富人结婚，几十年前，女大学生并不多，很多男大学生毕业之后就和邻家女孩在一起了。后来女性也同样接受高等教育，于是律师和医生结婚，公务员和金融分析师结婚。总之中产者与中产者走到了一起。

把穷人和富人的家庭结构放在一起对比，差距就很明显了，一边家庭有两个稳定的中产收入，晚婚少子，另一边是只有一份不稳定的微薄收入，早婚多子，贫富差距自然就出现了。

所以不平等的成因非常复杂，并非就是富人的贪得无厌这么简单。

和很多人想象中脑满肠肥的寄生虫不一样，今天的富人更可能是一个工作狂。研究显示，受到大学教育的人，比高中毕业的人一周工作时间都要多8小时。苹果CEO蒂姆库克每天3点45就起床了。马斯克每周都要工作80~120个小时，而且明显富人更爱看书，有人问巴菲特的成功秘诀，他随手一指旁边的书堆说：我一天读500页书。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也是被称为两条腿的书柜。

贪得无厌、不劳而获富人形象与今天很多富人不相符。

贫富者之间真的彼此仇视吗？

最后我们再看看，不平等的加剧是不是会引发小丑电影中的阶级战争。

政治权力被经济寡头劫持，而贪婪会让寡头通过政治权力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扩大化，是这样吗？是的，但不是全部。

有不少人都认为，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因为当富人和穷人的政策偏好发生冲突的时候，富人有能力影响政策。

这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因为真实的美国社会，高中低阶层80%的时候政策偏好都是一致的，顶部的10%和中间选民的偏好90%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各阶级之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对立。

那你说90%的时候一致，10%的不一致的时候呢？不就是富人说了算吗？确实如此。但这真的是坏事吗？也未必，至少对于美国的左翼来说未必。

为什么？因为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反对移民，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支持全球化，移民和环保等等。正是这10%的精英主义成分，让他们的政见更容易现实。如果是这是一种寡头政治，也未必就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

如果说权力都被富人给劫持了，为什么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会不断扩大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盖茨把几千万美金捐出来做慈善，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竟然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他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呢？巴菲特抱怨他的税收太低，主动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这又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呢？

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加税，如果华尔街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他们更应该支持特朗普。但是在大选的时候，拜登从华尔街拿到的捐款是特朗普的五倍。

所以，和我们之前聊的韩国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很多时候是可以战胜利益考量的。

其实今天的美国穷人没有那么仇富，富人也没有那么压榨穷人。但是，如果任由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可能就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这样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真的就会激起足够的愤怒，到那时候，阶级之间就真的尖锐对立起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小心翼翼的寻找第1001条道路

今天我们说的内容很多，一开始严厉批评了经济不平等，之后好像又在帮它说了很多的好话。其实是为了让同学们客观的看待不平等这个复杂的问题，让我们在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小心翼翼一些，因为无论是过分的悲观还是过分的狂热，都会让我们犯错。

如果最重要的问题是贫困而不是贫富差距，那解决的思路应该是创造财富，是鼓励投资保障就业，而不是财富再分配；

如果问题出在家庭结构上，那就需要鼓励稳定、负责的婚姻观，而不是更大更强的政府；

如果是技术进步推动了不平等的上升，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更多的是需要政策微调，而不是将原来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

如果富人已经接受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那更合理的是继续协商改良，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

不平等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平等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

如果是唯一目标那很简单，有什么快速让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制吗？当然有，战争！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一打完仗，所有人就都平等了，但这是平等的贫穷，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是要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要把下面的人拉上去。

平等必须和自由、秩序、创新等等的价值并存。而这些价值并存需要的平衡，才是难以做到的。

我们当然希望那些年轻的保安、保洁中被埋没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有自我实现的机会，但我们也担心过于均等的社会让所有人都失去奋斗的激励机制。我们不愿看到饥饿与无家可归的人，但我们也担心过度的再分配会带来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

善恶之争不难抉择，最大的困境是诸善之争，所有答案不过只是特定情境下的一个权宜之计。

当今世界上有在这方面成功的国家吗？有啊，北欧已经做出了表率，既发达又平等。但是我们需要承认，北欧模式有无数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地缘条件，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追求都一再失败。从王莽改革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的极左威权到拉美的粉红色革命。

历史一再向我们展现，对于平等的追求，我们或许有一种方式把他做对，但我们有一千种方式将它做错。

我们相信历史是值得敬畏的，也明白文明如此脆弱，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着谦卑与审慎，小心翼翼的在荆棘深处去寻找那第1001条路。

解读《可能性的艺术》11、“绝对的正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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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政治经济学。

亦正亦邪的皮诺切特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一批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建立了独裁军政府。像是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等等。在所有这些夺得政权的军事强人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出名，他就是智利的皮诺切特。

他铁腕统治相当残酷，1973年到1992年，他在任的17年间，有超过3千人因为政见不同被处决，有近3万人遭受酷刑，数十万人流亡海外，国家恐怖主义肆意横行。

但是皮诺切特出名并不是因为他足够残酷，因为这在独裁者遍地走拉美司空见惯，比如说阿根廷，因为政见问题被消灭掉的就有三万多人，是智利的十倍。

皮诺切特的暴得大名是因为他经济上的作为，他重用了一批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的经济学家，启动经济自由主义改革，降低关税，解除进出口审批，削减政府开支，支持私有化等等，而这些改革促进了智利经济起飞。

所以人们一提到皮诺切特，联想到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是经济自由主义，是弗里德曼……独裁者常有，但是能带动经济发展的却不多见，因此他成为了这样一个亦正亦邪的历史人物。

民主和经济发展只能二选一？

我们讨论皮诺切特不是因为对某个拉美国家多感兴趣，而是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民主转型会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毕竟大家都看到，智利的经济起飞是在威权体制下发生的。不仅智利如此，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两蒋时代的中国台湾地区、苏哈托时代的印尼等等，历史上一批威权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所以很多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威权体制是经济起飞的前提。为什么？因为铁腕政治能够压制住左翼思想和民粹主义，让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得以顺利展开，这是所谓的威权增长论。

与之相对的是民主衰退论。就是说那些依靠权威体制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旦走向民主化，民主程序必然推动左翼的经济政策，劫富济贫，国有化，贸易保护等等，最终导致经济的衰退。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和经济发展，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真的是这样吗？有趣的是，智利自己给出了问题的答案。1998年，皮诺切特迫于当时国际形势，同意通过公投决定自己的去留问题，结果智利民众并没有对他任期内的经济发展感恩戴德，56%的人要让他下台。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比诺切特咬牙接受。随后举行了选举，智利由此走上了政治转型的道路。

那智利之后会不会按照之前说的那样，逆转经济自由化改革？智利的民主转型是不是就意味着人们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二选一，放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呢？

结果并非如此，皮诺切特在任的17年间，智利人均GDP从1640到2500美元，上升了52%，进步确实是显著的。而民主转型之后，1990年到2019年，人均GDP从2500美元一路飙升到15000美元，涨了近6倍。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些周边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奇迹。

所以智利的事实已经展现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不是必然矛盾的。不仅智利如此，许多威权国家在转型之后也一样，比如印尼1998年启动民主转型，到2019年，人均GDP增长了8倍。韩国从1987年转型以来增长了9倍，西班牙也是一样，从1975年到2019年也增长了9倍。

很多人预言的民主会让经济衰退，在这些国家都没有发生。传说中的“多数暴政”“利用选票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固然有，但其实并不多见。民主不一定就会带来民粹，它是完全可以和经济自由主义兼容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并非只能二选一。

当然了，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有利于经济发展，我们要学会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冷战结束之后，无论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自由化。所以经济模式和政治类型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其实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一个全球性变化，源于全球观念和国际体系的改变。

智利做对了什么？

那问题又来了，如果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可以兼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区步入民主进程的可不仅仅是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都先后开启民主进程。为什么他们都经济增长乏力，或者经济大起大落呢？

不同之处简单来说，智利虽然抛弃了皮诺切特的威权政治，但继承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遗产，而其他国家或多或少的卷入了“粉红色革命”。

所谓粉红色革命，就是还没有走到极端的民粹主义。99年，委内瑞拉的左翼政治家查韦斯上台，开启了粉红色浪潮，之后阿根廷、巴西这些国家纷纷跟进。他们都因为财政扩张的兴奋剂效应，和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比如说石油和铜矿这些商品，带动了本国经济的显著增长，但是随着国际市场行情下跌，以及国库的坐吃山空，经济危机逐一显现。委内瑞拉的经济最后成为一片废墟，它的故事我们一会再讲。

而智利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一直坚持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启民主进程之后，无论是哪个党派上台，经济政策上都没有发生大幅度的摆动，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比如说在财政方面，智利吸取了历史上债务危机的教训，根据可预测的未来收入决定当下的财政支出，绝不寅吃卯粮，将国际市场的周期性风险纳入到了财政考虑。和阿根廷、委内瑞拉那种有钱时大手大脚，没钱时债台高筑的情况不一样，智利能做到居安思危。所以周边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的时候，它的政府债务反不断下降。

在比如说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始终受到尊重，银行没有成为政府的印钞机，智利的通货膨胀率总体是下降的，这就和委内瑞拉的超级通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对外开放方面，智利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与诸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现在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我们中国。

最后营商环境也比较好，在拉美创办一家企业，玻利维亚需要39天，巴西需要17天，阿根廷需要12天，而智利只需要4天。税费占利润的比例，也是拉美国家之中最低的。

所以，皮诺切特确实是给智利设置了一条经济轨道，并且以路径依赖的方式让国家嵌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惯性当中。

综上所说，民主转型未必诅咒经济发展，也不必然推动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政体类型，而是具体的政策取向。还记得我们之前强调的政体有限论吗？它就像是一个程序，最终能得到什么，取决于我们往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样的数据。

那么经济政策的取向又从何而来呢？归根到底还是观念。一个社会是更期待政府扮演救世主来进行管制和再分配呢？还是更相信千千万万个体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呢？这是一个永远在流动的答案。正因为它会不断流动，所以自由主义经济其实相当脆弱，特别是在民粹主义传统深厚的拉美。因此今天的智利，它的自由经济倾向，是对地区文化的一种超越，还是一种随时可能回归的偏航？谁也不知道。

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智利的民粹主义也在不断抬头。民众的抗议一浪高过一浪，要求政府免费这个，免费那个。抗议的目标从最开始的车票价格扩散到物价、养老金、医保、最低工资等等。

智利固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贫富差距严重，养老金体系捉襟见肘等等，但是点滴的改良是一码事，推翻整个经济模式则是另一码事。有些人认定智利的当下问题的症结在于30年的新自由主义，但正是他们如今唾弃的新自由主义，才让智利成为了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佼佼者。

我们不能假定，当把一棵大树推到，它的果实还会继续生长。无论是哪个国家，恐怕都不能忘记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在现实世界当中，选择往往不是在好坏之间发生的，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之间。环顾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自由经济模式在智利被连根拔起，废墟之中生长出来的，未必是光明的未来，而更可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过去。

只不过，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往往像是崭新的未来！

经济噩梦

说完智利我们再看委内瑞拉，同为拉美国家委内瑞拉的情况和智利完全相反，一个在走向民主转型的同时，经济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另一个在民主崩溃的同时，经济也随之崩溃。

委内瑞拉长时间超级通货膨胀同学们都有所耳闻，通胀率突破天际的的百分之一百万。钱完全失去了意义，老百姓宁愿用钱当卫生纸也不会去买，因为卫生纸比钱更值钱。经济的崩溃让460万人，也是他们整个国家16%的人口外逃，难民规模和叙利亚的难民危机旗鼓相当。委内瑞拉的医生去哥伦比亚端盘子，律师去秘鲁扫大街，老人儿童在墨西哥沿街乞讨……和平年代竟然能出现这么多的逃难者，委内瑞拉确实创造了奇迹。

但是要知道，委内瑞拉曾经是拉美地区最富有的国家，而且它的石油储量是全世界最丰富的，甚至都超过沙特阿拉伯，这也是他之前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既然拥有石油这个不断往外喷钱的取款机，它的经济为什么还能崩溃呢？

查韦斯的伟大蓝图

这都要归功于委内瑞拉的前总统，查韦斯。这个是人个窃国大盗吗？能把一个国家把霍霍成这个样子？当然不是，不仅不是，它还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现代罗宾汉。他曾经说：“我看到社会不公的时候，看到孩子因饥饿死去的时候，我会痛哭的，我一生都将坚定的与世间的一切不公战斗。”

92年的时候，查韦斯作为一名军官，因为对社会的贫富差距极度不满，痛恨自由主义经济，所以参与了一场政变，结果失败入狱。作为军人代表在电视讲话中他说：“很遗憾，我们没那成目标，我对失败承担全部责任。”当时全国民众都记住了这张勇敢的脸庞。2年之后，他被总统特赦出狱，受到了民众英雄凯旋般的欢迎。99年，民众抛弃了传统政党，把这位现代罗宾汉给选上了台。

于是查韦斯开始抛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大刀阔福的施展自己名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经济蓝图。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打击豪强，扶弱济贫，实现社会正义，挑战特权精英，把权力还给穷人。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查韦斯把石油企业国有化，确保石油收入流入国库，然后用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去建设各种扶弱济贫的社会项目，一手收钱，一手撒钱，行云流水。

比如说他推动了一系列针对穷人的食品补贴，医疗补助和教育扫盲项目等等，甚至推动土地改革，把农村土地重新分配，城市中穷人的私人搭建也被追认了产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这些项目的顺利推进，不被既有的官僚集团颠覆破坏，查韦斯成立了无数的社区委员会，让普通百姓加入其中，由他们参与决策，决定政府分配的资源如何使用，并且监督官员是否公证清廉。

从查韦斯的所作所为我们也能看出，他确实是一颗红心为人民。经济上扶弱济贫，打击豪强，政治上推动基层民主，打击官僚，外交上查韦斯还是一个不畏强权的“反美斗士”，经常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把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称为“魔鬼”和“蠢驴”，和他一样敢和美国叫板的阿萨德是兄弟，穆加贝是自由战士，而卡扎菲是他心目中的革命烈士。

正是这些激进的左翼理念和措施，让查韦斯赢得了无数的人心，成为了委内瑞拉人民的精神教父，深受爱戴。在之后一次次的公投和选举中，查韦斯全胜，高歌猛进。

查韦斯主义的延续

那这样一个人民心中的完美领袖，怎么会把国家带入经济灾难呢？有人说，不对啊。查韦斯2013年就因癌症去世了，他死了之后经济危机才出现的。问题肯定出在他的继任者马杜罗身上，关查韦斯什么事呢？

其实，无论是经济路线，外交政策还是政治倾向，继任者马杜罗完完全全的继承了查韦斯，甚至马杜罗就是查韦斯一手栽培和提拔起来的指定继承人。所以查韦斯虽然死了，但是查韦斯主义一直都在。

查韦斯和马杜罗时期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国际石油价格，之前查韦斯一手取钱，一手撒钱的经济模式之所以能够搞的下去，是因为在他的任期内刚好赶上国际油价大幅上升，从20美元一路爬升到110美元，最高的时候甚至达到170美元。

而马杜罗一上台，油价就开始下跌，从110美元跌到40美元左右。可以说倒霉的马杜罗接过查韦斯办的如火如荼的盛宴，却发现冰箱里已经弹尽粮绝了。

正是因为查韦斯绝佳的运气，那些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一度对经济起到了兴奋剂作用，短期来看，各项经济指标都很不错，经济年均增长3.5%，人均GDP也从4800上升到1.2万美元，一片欣欣向荣。

但是好运气不可能永远持续，在国际油价大跌之前，查韦斯还活着的时候，通货膨胀、短缺经济、民营经济萎缩等等民粹经济的病症都已经开始显现。查韦斯通过补贴保证穷人买到廉价食品是他最骄傲的政策之一，但是2011年，委内瑞拉的食品价格已经是2003年的9倍了，而平均工资只增长了不到40%。贫困率和犯罪率都开始上升。

某种意义上来说，查韦斯的英年早逝是一种幸运，命运没有残忍到让他看见自己的宏伟蓝图全面破产。

国际油价下跌是查韦斯主义衰落的拐点，但并非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因为世界上石油国家很多，却只有委内瑞拉摔的这么惨。至于马杜罗经常提及的美国制裁也不是最主要原因，制裁是2017年开始的，而当时的委内瑞拉经济已经在暴风眼当中了。

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在于内部，在于国家的经济理念。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查韦斯犯下的错基本都是教科书式的经济错误。

首先是过度开支，寅吃卯粮。反正大地在喷钱，不花白不花，社会开支一路攀升，直到地下取款机突然停电为止。其次，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石油产业萎缩，如果其他行业能够顶上，经济或许还能挺住，但是查韦斯却严重削弱了民营经济。能收的都低价收归国有，没被征收的，也因为政府种种管制政策而被迫关门，比如说强行要求企业低价出售商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等等。马杜罗上台之后，经济民粹主义更是变本加厉，甚至发动经济战争，不允许商店和企业涨价，在他看来，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就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结果。你非要涨价，那我就派军队来占领商店。

一边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另一边是商品严格限价，结果自然是商店关门大吉，短缺经济越来越严重。当时人们不得不排长队买去东西，但是政府觉得排队太长有损形象，于是各种限制排队，比如说只能在超市后门排队，按身份证号码轮流排队，就像是车牌限行一样的，比如1号6号结尾的身份证只能星期一去排队，这就非常的荒诞了。

经济乌托邦与政治独裁

有人说，委内瑞拉的问题不出在经济模式上，而是因为查韦斯和马杜罗走向了政治独裁，经济政策是好的，但是好鸡蛋让坏厨师给炒坏了。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威权统治确实和经济危机相伴而生，但其中的因果关系不是威权打破了经济蓝图，而是经济蓝图倒逼出了威权政治。怎么说呢？

委内瑞拉的经济理念必须有一套敌我话语与之配合：巧取豪夺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商店老板，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家，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等等，所有的反对者和批评者，都一定是捍卫等级压迫的既得利益集团。

因此为了神圣的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这些邪恶势力必须被镇压被清除，所以集权就是必须的。

查韦斯上台后，用各种方式打击制衡他的反对派，自己的支持党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后，议会就对他失去了约束力。后来甚至授权自己“政令统治”，就是允许查韦斯无须经过议会批准就可以直接颁布公共政策，大权独揽。

搞定了立法机构，然后是司法机构，查韦斯一上台就对司法系统大换血，无数法官被解除职务。大法官人数从20个增加到了32个，通过安插进自己人让最高法院臣服。

对于不听话的媒体，不发经营许可、罚款、起诉、总之让没有办法开口，然后给支持自己的媒体发放补助。

从2009年开始，国际上就已经不再把委内瑞拉视为民主政体。

可正如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权力不仅来自对反对派的打压，更来自对民意的征服一样，查韦斯的集权背后，也有汹涌的民意。02年反对派发动政变，查韦斯的支持者身穿红色T恤上街声援总统，委内瑞拉的大街小巷被全部染红。04年，反对派发动罢免总统公投，60%的民众用选票留住了查韦斯。09年又一次修宪公投，民众让查韦斯继续连任。所以查韦斯绝非一意孤行，而是在众人的膜拜之下，被拥戴者抬上了神坛。当政治强人的权力被道义所包裹，那么他的感召力就所向披靡。

继任者马杜罗没有查韦斯的个人魅力，于是他更多的诉诸于强力。查韦斯死后，15年反对党赢得议会选举，马杜罗通过最高的法院剥夺了议会的权力，另立了一个听话的议会。16年，反对派发起罢免总统公投，马杜罗控制选举委员会终止了投票。19年反对党宣布另立政府，但没有获得军队的支持，最后反对派领袖要么被抓，要么流亡海外。

马杜罗之所以能动用这些强力，很大原因是当年查韦斯已经帮他铺平了道路。查韦斯完成了对最高法院的驯服，所以马杜罗可以用它剥夺议会的立法权。经济灾难如此深重，为什么军队没有倒戈相向，因为当年查韦斯在军中有无数的亲信。有人觉得查韦斯是民族英雄，而马杜罗才是独裁者，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断裂，而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最神奇的是，经济灾难都没让马杜罗政府倒垮台，反而加固了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当经济极度短缺，而政府控制了仅剩的供给，资源分配就成了控制民众的武器。政府每个月会给困难家庭发放一些救济食品，尽管杯水车薪，但这是很多人唯一的救生圈了。为了这最后活命的希望不被剥夺，很多民众变得更加听话，甚至感恩戴德。

所以，委内瑞拉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起点在于查韦斯，但绝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坏人。正好相反，他生活简朴，工作勤奋，直到58岁去世都两袖清风。他热爱国家的底层人民，他说自己看见饥饿的孩子会哭，我相信这是真的。

可委内瑞拉走到今天这步，恰恰是因为这位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变成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会被善的手指推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都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

这份激情的顽固是令人悲哀的，直到今天，很多一贫如洗的委内瑞拉人家中还挂着查韦斯的肖像，还有无数人为马杜罗摇旗呐喊。很多民众仍然觉得，自己的国家还不够“社会主义”。

这让我们想起一个希腊神话，海妖动人歌声，会魅惑所有路过的船员，让船只在歌声中触礁。奥德修斯在路过那片海域的时候，让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不能偏航才得以顺利通过。

委内瑞拉的故事，就是一个当代的希腊悲剧，海妖的歌声太美好了，人类一再被魅惑触礁，而海底每一艘沉船，都是对人类理性的傲慢挥之不去的讽刺。

Hi，我是晓书童，谢谢你又在今天听到我的声音，无关紧要又絮絮叨叨的一期节目。

今年几岁了？有没有同学会和我一样，要扒着手指数一数。啊，今天我34了。

我回忆了一下，这种想不起自己多大岁病症应该是参加工作几年之后开始出现的，因为慢慢地就没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了。才工作的时候人家都会问说：“小伙子，多大啦？20出头，真是年轻，有朝气，前途无量啊！”

后来随着年岁增长，朝气这个东西也随着青春痘和头发逐渐消退，可工作事业却丝毫没有向上攀升的迹象，于是别人对我的年龄也没有了啥兴趣。每年也就只有在买生日蛋糕，人家送蜡烛的时候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上学的时候，从来不会这样突然失忆，因为岁数标定着不同的人生阶段，很清晰。6岁上小学，12岁上初中，18岁考大学，22岁参加工作，它随时都在提醒着我，但工作之后就没有了这些标记，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带来的人生意义

2016年女儿乐乐出生的时候，我开始做晓书童频道，她3岁的时候我从国企辞职，今年她6岁，前几天刚刚开始上小学。你看，这套标记系统又回来了，自己几岁不重要，没关系，但是我当然记得我的孩子多大了。

人的一生有三次非常重大的转变。

第一次是走出校园，步入社会，这代表着我从此开始要自食其力，不再有被包容和迁就的特权，无论好坏，都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后果负责。

第三次是双亲离世之后，内心里的那堵高墙完全崩坏，从此开始直面死亡，这我倒还没有经历。

而第二次转变是在成为父母的时候。

结婚其实对两个人的生活改变并不大，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谁结婚之前不同居一段时间，看看各方面和不适合，结婚无非就是领个证，照张相，再去度个假嘛，而且最近几年这种特殊情况，出个门都费劲。

当你有了孩子，一切就都不一样了。这个小家伙一来，所有的生活重心都向他倾斜，之前的一切习惯全部打碎，然后围绕孩子重建。当时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就从国企出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能有更自由的时间多陪陪她。

孩子是我们很大一部分生命意义的来源。

孩子让我们变得坚强，在工作中有太多苦闷崩溃的时刻，只要一想到家里的小宝贝，意识到我是为了孩子在努力的时候，周围一下子就会明亮起来，疲惫和委屈一冲而散，都没啥大不了的，只要有你，人间就值得。

同时，孩子又让我们变得敏感脆弱，前几年拍摄的关于孩子被拐卖的电影，什么《失孤》，《亲爱的》有了孩子之后我根本不敢去看，在网上刷到哪家的孩子丢了，哪家的孩子受到什么伤害之类的新闻，我都赶紧划走，不敢停留。因为我的神经都承受不住，不敢去想象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我毫不怀疑，当要牺牲自己护孩子周全的时候，作为父母，不会有一秒钟的迟疑。

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在真正成为父母之前，是完全不能体会它的分量的。

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孝顺父母，像小时候父母呵护我们一样地去反哺他们，不是的……这句话是告诉我们，把父母对我们的小心翼翼，悉心照料，把我们曾带给他们的脆弱与坚强传递下去，去爱我们的孩子。他们曾为我遮挡风雨，现在换做我来，让这伟大的生命传承，生生不息。

小小的战士

几年前的奇葩说里有一道辩题：“在孩子的家长群里，要不要跟风吹捧老师。”

辩手臧鸿飞在说了一段话，直接让我破防，他说：孩子才出生的时候好小好小，只有五六斤，抱着他都感觉不到重量。后来慢慢地他长大了，睁开眼睛、会抬头、会坐起来、会在地上爬，后来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自己穿衣服，这时候他要去学校了。

第一天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他带着小黄帽，背着大书包，他那么小，而学校的围墙那么高。看着他一个人走进去我很难过，因为从小到大都是我陪着她，可是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能挡在他面前，不能再拉着她的手，面对这一切了。小小的他就像是世界上最矮小的战士一样，要冲进这个战场，独自面对比他高大许多的同学和老师，乃至整个世界。

我该怎么办呢？我在墙外，进不去，和学校唯一的连接就是这个家长群，所以我在这个群里不断地夸赞老师，有通知第一时间互动，只为了让老师知道我是一个积极配合的孩子家长。 

你可能会说，何必这么卑微呢？但是为人父母从来都是这么卑微啊。

从孩子出生，我们托关系找一个好的妇产科医院，想尽办法能进到一个好的幼儿园，然后用所有的积蓄去买一套根本就不值的学区房。给孩子的一定我们能给得最好的，哪怕能得到的就只是一个可能，孩子可能在这个幼儿园在这个小学会更好一些。

这就是父母，为了孩子就是可以卑微到尘埃里。

看着孩子走进学校，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他做什么，但只要我能想到的，都尽我所能去做了。你走进这个门之后，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小小的战士，加油啊。

当年看节目，这段话直接就把我说得老泪纵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天平，衡量所有的值得与不值得的，如果说天平的一边是孩子，那么父母会毫不犹疑地在另一边压上自己的一切。

我们还能再一起的时间，其实很少

你可能会觉得带孩子实在太累，太辛苦了。是的，确实辛苦，特别是三岁以前，但是你去问孩子已经长大了的家长，即便是最苦最累的那段时间，之后再回忆起来那份苦根本不值一提，留下的满是温馨与甜蜜。

陪伴孩子的长大，是我们眼睁睁看着她渐行渐远的一个过程。你想啊，上学之前，我们是她的全部，上学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晚上和周末，等到他上大学了，只剩一年两次的寒暑假，4年一过他工作了，我们只是她的春节，能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很少的。

上学之前，她的世界里只有爸爸妈妈。等到学校，她开始有同学，有朋友，我们不再是她的唯一，她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在一起，我们变得次要。再长大，她会有自己的恋人，等到她组建了家庭，我们就完成变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背景，我们其实是在一步步地退出她的人生。

我老婆经常都抱怨，小小的时候可以随时抱着她，她也不会跑，现在想亲她，想抱她，她“呲溜”就逃了，抓都抓不到。原来一出门她就要我抱抱，我都会鼓励让她自己多走走，现在她上小学了，我期待她每一次张开手跟我说：“爸爸抱抱”，因为我知道，很快我就没有机会了，那个小小的，不抱抱就哭哭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哪怕我还没有抱够呢。

学会怎么当父母

对于乐乐的教育，是为数不多的我觉得骄傲的事情，我们建立起了充满爱的亲子关系，给了孩子一段非常美好的学前时光，她是一个善良、开朗、勇敢、快乐的孩子。乐乐妈妈一直都在学习怎么当好一个妈妈，关于亲子教育方面的书，她看得比我多多了。而在我们尝试了正确的教育方法之后，确实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自己的童年过得并不好，特别是我的叛逆期度非常的糟糕，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给爱我的家人带去了很多的伤害。所以我们不想让孩子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而养育孩子仅仅只有爱得不够的，怎么管教她，怎么帮助她自立都是需要父母去学习的。

很多家长其实是继承了父母当年错误地管教自己的方法，打骂惩罚确实可以立刻制止孩子的不良行为，但是你每一次这么做，每一次让孩子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都是在加深她的自我怀疑，都是在破坏她的安全感。家长的每一次无能狂怒，孩子都会在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加倍奉还。

见到家长暴怒打骂，孩子在一旁嚎啕大哭，我们真是觉得孩子很可怜，很想上去调解一下，然后跟家长说，我推荐给你一本书吧，懒得看的话，你也可以听听晓书童解读的《正面管教》，一定会对你有帮助的。

所有作为家长的同学们都要去听听这本书，你会知道孩子在成长的阶段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他会大哭、会任性、会不听你的话，会打碎东西。你会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要我多关心他，只是想要我抱抱他，要再我这里确认我爱他，要我理解你的削情绪，告诉她你犯的错爸爸小时候全都犯过，其实只要这样她就可以做得很好，而不需要有撕心裂肺，鸡飞狗跳。

哪怕你听完了整本书只记得5个字“和善而坚定”你都会明白怎么用既不惩罚也不骄纵的方法去管教自己孩子。

经常都会有家长来问我说，我的孩子到叛逆期了，不学习，成天玩，和自己就像是仇人一样，除了要钱多一句的话都没有。问我该怎么办？我真是没法回答，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必然要爆发出来，就算家长从现在开始能完全转变和孩子的相处模式，重新建立亲密关系，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有所改观。

关于孩子的话题，我展开的话就有太多要说的了，去听我之前的节目吧，后面等分享亲子教育书籍的时候再和大家聊。

对于乐乐我只想说：感谢你的降临，让爸爸妈妈从此有了牵挂，陪你慢慢长大就是人生中最浪漫的事情。我们不惜倾尽所有把最好的都给你，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你就是这世间最大的美好。

爸爸妈妈的爱，不会成为你的负担，我们知道你会长大，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是追赶不上你的，没法与你在并肩同行。我们会从你的人生舞台上优雅地退场，退为你未来生活片段中的某个背景，但只要我们还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份爱便不会熄灭，让它成为你向前奔跑的动力。

时代强加给个人的进步价值观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愿意生孩子，生活压力这么大，竞争这么残酷，既焦虑又迷茫。我太能理解了，如果是我的话，最近几年要生孩子，我也会好好掂量掂量。我不和你们卷了，我不要孩子了，何必让孩子也来世上受这份苦，我躺平还不行吗？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的哲学课，他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个资本要增值，技术要进步的时代，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规定性。要想谋生，就必须提供自己的专长，被社会需要，进而被接纳。每个人在童年对自己未来的那些憧憬和理想，如果不能配合资本的增值与技术的进步，那就必然遭到抹杀。

我们读到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其实已经和自己童年时候的梦想没有什么关系了，考虑的是社会需不需要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好不好找工作，是不是能被现代社会分工所接纳，成为一个螺丝钉获得被安放的位置，这样我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但是，我的梦想呢？我的人生意义又怎么办呢？于是普遍的做法就是把生活分成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工作和谋生，另一个空间是家庭和个人的爱好。而当来自生存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残酷的时候，家庭和个人的空间就不断被挤压，变得越来越小。于是便出现了这两个选项，一个叫内卷，另一个就是躺平，我们只能二选一。

内卷和躺平，看上去代表着两个极端，但是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对于现实当下的不满足与抱怨。我们的出路不是只有这两条，如果不是，那么第三条路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不要接受资本增值和技术迭代所强加到我们头上的进步强制。

王德峰在学校里就跟自己的学生说，你们去到工作岗位上，马上就会进入职场的竞争，如果你接受了，把进步的价值目标当真了，那你之后几十年的光阴都将挥洒在上面。

所谓成功是一种外在价值目标的引导，努力工作，从普通员工干到主管，干到部门经理，干到总经理，在往上成为CEO等等，不要认同这个价值，你要明白你来这里的目的是谋生，是能养活自己。职场不是你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那只是你碰饭碗的地方，既然是如此，那又何必参与竞争，追求所谓的成功呢？

换个方向，不要追求成功，去追求成长。认真地做事，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关注自身，能力的增长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乐趣，用它替代内卷所造成精神内耗。

海龟给我上的重要一课

这让我想起之前读过的一本小书《世界尽头的咖啡馆》。书中的主人公在逃避现实的旅行中迷了路，误打误撞来到了一家咖啡馆，他推开了大门，里面的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最终帮主人公也推开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女孩在夏威夷的海滩遇到了一只大海龟，她很喜欢就去追。但是她发现无论怎么努力划水都追不上它，而那只大海龟明明看起来游得这么慢。

第二天她去到海滩又遇到了海龟，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海龟的动作遵循着海水运动的规律，当海浪是逆向的时候，海龟仅仅只是让自己浮起来保持在原地，而当海浪向前的时候，它就加速划水，乘着海浪前进。海龟从不与海浪抗争，而是巧妙地利用它的力量。

女孩这才知道为什么自己永远追不上它，因为她不顾海浪的方向，始终都在用力划水。在反向浪的时候，她越使力越是疲惫，而等到正向浪到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顺势前进了。

海龟给女孩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生活中有太多的反向浪，职场上的竞争，与他人的攀比，如果你相信了时代强加给你的进步价值，追求所谓的成功，那么你就要在它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永远无法摆脱内卷，而等到正向海浪到来，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了力气和时间了。

物欲的操纵

我们需要保持距离还不只是强加给我的进步价值观，现代社会传播的所有信息几乎都在试图调动人们的欲望，让大家都去做相似的事情，去做别人想让我们做的事情。

这是另外一个女孩的故事，她毕业于世界顶尖的商学院，曾是广告圈里颇有名气的高管。她的工作经历让她明白，所有的广告都在做出相同的暗示，它不断地强调让人们相信，只要拥有某个产品或者是服务，你的人生就能够圆满。

人们每天都暴露在大量的营销信息中，如果你没有谨慎地觉察，很容易把自己的幸福和满足寄托在某些产品和服务上。如果我们每天是为了卷而卷，做着不想做的事情，为了弥补因此带来的空虚，我们会希望那些广告都是真的，他们真的可以给我带来满足。

但不幸的是，我们买得越多，支出就越多，就越需要去努力工作，为这一切买单。

女孩工作很好，收入不菲，但是她说自己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闲暇时光，作为补偿，她用物质来奖励自己，并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生活方式。晚上加班了，就奖励自己一套新衣服，周末加班就应该奖励自己新款的时尚家居。可是因为她总在工作，没时间享受奖励给自己的那些东西。朋友来家里做客，都说很喜欢他家里的风格，可她却根本没有时间享受这个环境。

一天晚上，她看着一大堆的账单，看着它们像往常一样吞没掉她当月的大部分收入，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因为这样才能不让自己哭出来，她发现已经错过了自己人生的大半，浪费在了一份并不在乎得工作上，然后用购物来安慰自己。其实就连她买的那些东西，她都完全不在乎。

女孩的人生规划是工作到60岁，等到退休就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现在她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想法有多么的可怜。

人生的意义来自于内心的完满

不管是王德峰的哲学课还是《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寻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不要让别人，让工作，让社会，让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甚至是让时代去决定你该做什么，夺回自己人生的控制权。

而人生的意义来自哪里呢？来自内心的完满。

为什么人们在控诉内卷，为什么在用躺平逃避竞争，而这两个极端的背后都是强烈的不满与抱怨，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我们内心想要做的事情是背道而驰的，在时间和精力上又是相互挤压的。

那些正在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的人，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会控诉内卷会躺平逃避吗？怎么会呢？他们充满了干劲与热情，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的，乐此不疲，似乎怎么做都做不够。

如果你觉得努力赚钱，获得别人的认可是实现人生意义，获得内心完满的方式，那当然很好，就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如果你觉得陪伴家人，享受休闲的时光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就好好的捧住饭碗，降低欲望，少一些物质享受，放下既要又要还要的妄念。

如果你觉得自己喜欢艺术，喜欢弹琴画画，但是暂时没有办法用她养活自己，那就在维持收入之余，把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过去，享受过程的同时精进技能，争取早日让它能成为你的经济支柱。

选择权永远在我们自己手里，控诉和抱怨不会让生活变好，反而会让心情变糟。

认命

王德峰教授的课里还有一点让我很受启发，再和你聊聊。

一个人到40岁，就该信命了。儒家和道家都共同确认了这一点，人生在世，贫贱富贵的决定权，并非在人，而是在命。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不信命的，他发财了，有社会地位了，会觉得都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但是当一个人有了40年的人生经验，一定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有的人出身门第，智力水平和意志品格都远远不如自己，却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在任何领域都有，不管是商界，官场还是学术界，当事实放在面前，让人不得不相信。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富贵也好，贫贱也罢，跟自己的人生意义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只有明白这一点，无论在何种处境，都能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才能称之为君子。

认为财富地位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这叫做贪天功为己有。把财富和地位当做人生的目标去追寻，这不是积极的人生，而是消极的人生。

那什么是积极的人生呢？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的行为要与自己的处境相吻合，如果在富贵之中，就做一个富人该做的事情，在贫贱之中，就做贫贱之人该做的事情，作该做的事情就是君子。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富贵不代表人生幸福，而贫贱也绝非人生的苦难。贫贱来了能安贫，富贵来了能安富。知命，认命，不归自己管的事情，就不要谋虚逐妄，做该做的事，赋予当下的人生处境，该有的人生价值。这是孔子主张人生有命的根本原因，也是你不得不接受的客观事实啊。

孔子为什么喜欢颜回？因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在艰苦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的生活条件下，颜回不改其乐，倘若我们把颜回从陋巷请到豪华别墅里生活，他同样也不改其乐，君子的真乐来自内心，所以信命，安贫富，是积极的人生观。

如果你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自己争取而来，那你的一生将会有多少的失望啊……

我真的很感谢上天的眷顾，我所得到的已经比我应该拥有的多太多了。

同学，谢谢你，一直陪着我，6年了，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抬起头，我们一起朝着有阳光和大海的方向，上路吧。

晓书童，34岁，生日快乐。

hi我是晓书童 。

今年我这儿的中秋要清凉许多，或许是疫情束缚了人们来往相贺的脚步，或许是窗外的绵绵细雨浇凉了节日的热情，又或许是大家对当下与未来都充满了担忧。

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无论日升日落，一切都能照常前行。猛然发现，原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也和这阴晴圆缺一样，是人力所不能及的。

不管怎样，我都祝你节日快乐，就算世事无常，快乐的权利也从不曾旁落他处。月光洒下的是一地温柔，还是一片薄凉，并不取决于它，只因抬头仰望的你我。节日的意义在于传递信念与希望。今日的月光可能会被乌云遮蔽，但我们知道，在不远的某个夜晚，皓月依旧当空，如同我们对于一切美好的向往，长明不灭。

即使生活细碎，也能光阴入画，万物成诗，真心的祝你，中秋快乐。

解读《可能性的艺术》10、东西方之间、中美之间，真的会爆发“大决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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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预言

亨廷顿，在1996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要表达的观点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终结了，但是世界仍然不会平静，之前的左右之争，将会被即将到来的文明之争所取代。

亨廷顿第一次抛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是在1992年，冷战刚刚结束，整个西方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非常不合时宜的告诉世人说，文明的冲突正在来临。此话一出立刻受到无数批评，说他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煽动战争。

但之后，一个大事件发生了，亨廷顿从一个被万人捶的沙袋一下子变成了预言家。什么事件？9.11。十几个伊斯兰极端分子劫持飞机撞毁了西方文明的象征，纽约世贸大楼。

除了9.11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事件缓慢的发生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就是我们中国的崛起。

中美矛盾的不断加剧，似乎也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香港问题到新冠病毒之争，再到最近发生的佩洛西事件，芯片断供等等。双方越来越剑拔弩张。其中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是文明的冲突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逻辑。

今天就来聊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预言，我们是不是即将见证不同文明间的“大决战”？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西方已经吹响了集结号，而东方国家也会因为共同敌人走到一起，双方将沿着一条文明的断层线，展开最终的决战。

这真的会发生吗？

全球的政治文化差异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差异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今天很多价值确实是普世的，比如说全世界人民都渴望自由。但问题在于，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的的时候，比如说当自由和平等冲突，自由和秩序冲突的时候，人们的价值排序是怎样的？

这个选择并不是在善恶之间，而是在善善之间进行，价值排序的不同就带来了文化的差异，这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比如说，有的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的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更重要，有的文化认为效率比平等更重要等等。

刘瑜老师在清华任教，课堂上问学生怎么看待“台独”问题，绝大部分学生都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她曾经在英国工作的时候，也问过英国学生怎么看待英格兰独立，英国学生大部分表示，如果他们想独立，那独立就好了，慢走不送。

文化差异的背后肯定有政治因素，在一种体制内形成的民意也会内化成个体的主观意志。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人往往都会说服自己，“被动的接受”慢慢也就成了“主观的相信”。观念一旦形成，它也能构成真实的，有重量的社会事实，反过来支撑特定的政治文化。

就像是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即便它是错误的，共同的相信也能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

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跨国的民意调查可以清晰的反映出这种差异。

比方说关于男女平等的看法，一个问题“当就业机会稀少的时候，你是否同意男人比女人更有权得到工作？”有6%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中国是38%，巴基斯坦是75%。

可见，今天的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同一个问题的反映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关于言论自由限度的调查，“人们是不是应该有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权力？”95%的美国人表示同意，巴基斯坦有54%。而当问到“人们是否有权公开冒犯我的宗教的时候。”77%的美国人同意，巴基斯坦这个数字只有20%。

所以不同文化对于言论自由边界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最后说一个2017年的调查“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国家而战？”我们中国表示愿意的比例相当的高，77%。而欧美普遍都比较低，最高的是美国44%，加拿大30%，英国27%。

可见，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然没有我们这么热烈。

所以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这毋庸置疑。

差异引发的冲突

那么接下来，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文化差异是不是更容易引发冲突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人们都向往不同文化和谐相处。但是这种和谐的前提是能够有足够的相互尊重。

如果塔利班能够接受民主选举，阿富汗的战火就能熄灭；如果埃及接受穆兄会在选举中胜出，他们的民主就不会崩溃；如果乌克兰人民都承认俄罗斯比欧盟要好，社会就不会因此撕裂……可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多省心的如果呢？

多元文化和谐共处要求所有的文化群体都要恪守自由、宽容的底线，而这是一条非常非常高的底线。

即便发达如美国，内部的种族问题仍然是一个不断发炎的政治伤口；印度作为老牌民主国家，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冲突仍然愈演愈烈；在印尼、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我们华裔同胞都已经扎根几百年了，仍然会时不时的成为反华浪潮的受害者。文化冲突真的是无所不在。

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同学们有没有听说过。法国的《查理周刊》杂志，因为刊登了冒犯穆罕默德的漫画，被极端分子报复，十多个人被打死。5年之后一个法国教师因为在课堂上展示了这个漫画，被极端法分子砍下了头颅。

对于法国主流社会来说，言论自由是至高的价值，哪怕意味着会对宗教有所冒犯。而对于极端的穆斯林来说，宗教信仰是至高的价值，哪怕意味着要抑制言论自由。于是不同的价值排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在之前，全球化的程度不高，不同观念的人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全球化把天边的异己者带来了我们的眼前。

经济全球化对大多数人都是好事儿，因为通过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但是文化全球化不是，价值观念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所以文明的冲突往往会到达你死我活的程度。

有一项调查显示，64%的巴基斯兰穆斯林和63%的埃及穆斯林以及78%的阿富汗穆斯林都认为，离开伊斯兰教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如此强烈的宗教情怀，怎么可能与宗教自由的世界观和睦相处呢？

分崩离析的文明圈

既然文明的差异确实存在，由此引发的冲突的频率和烈度都在不断增加，那最终的结果会不会像亨廷顿语言的那样？上演一场东西文明的大对决呢？

文明的战争可能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是文明圈之间，也就是在同一个历史文明圈的国家联合起来，比如说儒教文明圈或者是伊斯兰文明圈对付基督教文明圈。这也是亨廷顿所预言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是国家之间，尤其是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大国，比如代表儒家文明的中国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或者是作为伊斯兰文明代表的伊朗，彼此为价值差异而展开斗争。

最后一个层面是在国家的内部，在每个社会内部的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发生文化冲突。

这三个层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层面，冲突以文明圈为阵营展开，这是亨廷顿的观点。

所谓文明圈，是超越了国界的文化共同体。虽然美国和加拿大有矛盾，英国和法国有历史恩怨，但是如果面对东方，他们就是共同的文明圈。中国和韩国是两个国家，但是面对西方，我们都同属儒家文明圈。伊朗和伊拉克打过仗，土耳其和埃及有纠纷，但面对西方，他们也同属伊斯兰文明。

总而言之，兄弟之间可能会打架，但当遇到外人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乍一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有现实的依据。比如说随着近些年中美矛盾加剧，许多西方国家，虽然他们自己间有种种矛盾，但在中美间，大多数还是选择了美国这个带头大哥。加拿大配合美国逮捕华为孟晚舟；澳大利亚要求调查中国新冠的来源；英国加入美国封杀华为等等。

而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亲密关系，让许多穆斯林和非洲国家对我们产生了认同感。这一桩桩一件件似乎都印证了亨廷顿预言的“东西对垒”的国际格局。

但其实我们再往细了看就会发现，过去25年间，其实各个文明圈内部的离心力是大于向心力的。

西方曾经作为一个整体走出冷战，但是如今英国退欧，欧盟松动；难民危机，造成东西欧的巨大裂痕；甚至西方最重要的同盟，美国与欧盟之间都在无数问题上出现了裂痕：伊朗核协议、巴黎协定、北约军费、贸易关系等等问题；连加拿大和美国都打起了贸易战。

伊斯兰文明圈内部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没有走向团结的迹象。伊朗和沙特，分别代表着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国家展开代理战争。塔利班、基地、ISIS这些毒瘤怪胎的出现，撕裂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而儒家文明圈呢？在2019年的一项调查中，全球对中国正面印象比例最低的国家，是日本，只有14%。其他的邻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韩国只有34%、印度23%、印尼36%……整个亚太地区对我们中国印象正面的比例，平均而言竟然比非洲、拉美甚至比欧洲都更低。

可见，相似的文化历史传统，未必是同盟的保证。

以文明圈作为文明冲突的阵营划分似乎是有大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越来越被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所塑造，而不仅仅被种族和历史所决定。

新加坡的主体是华人，和中国一样也深受儒学浸染，但是中国和新加坡的政治观念有显著差异。同样的，土耳其和阿富汗同属穆斯林，但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使得各自的文化观念截然不同。刚才我们说78%的阿富汗穆斯林都支持退出伊斯兰教应该被处死，而在土耳其这一数字只有2%。

朝鲜和韩国就更不用说了，同族同种，历史文化传统非常相近，但是今天，他们俩南辕北辙。

所以对于文化的塑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远比历史传统的力量强大得多。

国家冲突不等于文明冲突

既然文明的冲突不会发生在文明圈之间，那会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呢？比如我们都非常关心的中美矛盾，是不是就是文明冲突的体现呢？

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重大的价值差异，不同的价值排序带来了无数的政治摩擦。

前面我们说全球化的时候也提到过，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确实存在价值观的冲突。

在中国，加班加点是吃苦耐劳的美德，而在美国，被视为侵犯劳工权利。我们金融国有、土地国有、有行业垄断、有产业补贴、有贷款优惠、有环保政策上的差异等等。在美国人看来，这些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他们的自由资本主义是难以和我们竞争的。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深入的参与经济的生产与分配，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特色，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经济竞争的背后是模式和制度竞争。

后面我也会和同学们聊《置身之内》这本书，专门讲我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套用主流经济学中“有限政府”理论抛开政府，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中国经济。

似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就印证了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正在发生。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因为价值差异而发生冲突，才能被称之为文明的冲突。不同文明之间更多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打架，更可能是权力，更可能是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说中美矛盾全是文明的冲突，更多的其实是利益和权力的冲突。比如说华为和抖音海外版TikTok遭遇美国打压，这其中哪里有什么文明的冲突，而是两大强国在科技市场份额上的利益竞争。

华为当年全面学习IBM的管理模式，TikTok体现出的娱乐主义，他们借鉴的恰恰是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如果不是因为利益之争，美国应该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而感到高兴，又怎么会反手打压呢？

所以说，国家间的冲突往往又不是文明的冲突，更可能是利益和权力之争。

文明内战

最后就只剩下各个国家内部这个层面了。

无论是在美国、欧洲、中东还是在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上，人们都能看到，政治观念的极化和冲突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了。

冲突的本质是什么？是传统对现代，是全球主义对民族主义，是进步对保守，是理性对经验等等。

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从0到100分连续的坐标线，有些社会里是站在10分和站在70分的人发生冲突，有些社会是站在40分和站在100分的人打，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绝对位置，而是他们之间的相对距离。只要有差异，就有分歧，有分歧就会爆发冲突。

当然我们也绝不能把现代和传统之争看做是简单的正邪之争，不是说现代的就一定比传统的好。现代主义走到极端就是狂热的乌托邦，而传统价值走到极端也会变成极具压迫性的等级回归。

历史上，无论是极端的进步还是极端的保守主义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妖魔化任何一方，是讨论的前提。

过去几百年，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在世界各国一直存在。因为最近全球化的加速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这场斗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比如说有52%的支持英国脱欧，而48%的人反对。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修宪，51%的人支持，49%的人反对；埃及2012年大选，穆尔西的支持率是52%，它的对手是48%，等等等等，这种势均力敌同时不断升温的政治角逐，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频繁上演。

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一个是土耳其前些年的头巾战，土耳其是一个强力推行政治世俗化的国家。1982年，土耳其军政府出台了一个头巾禁令，要求所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不能在工作场合带头巾。在政治世俗派看来，这没有问题，既然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世俗国家，那公职人员不戴头巾，就是他们政教分离的象征。

但是在政治伊斯兰派看来，戴不戴头巾是女性的个人自由，我们从来就没有强迫所有女性戴头巾，你们凭什么强迫公职的穆斯林女性不能戴头巾呢？所以保守派在上台之后就开始推动解除这项禁令。

结果就围绕这么个小小的头巾，展开了长期的政治拉锯战，从2002年一直打到2011年，经过一波三折，保守派终于在头巾战中取得了艰难的胜利。

土耳其的文化内战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头巾到卖酒，从学校教材到通奸是否入罪，到处都是硝烟弥漫的战争。

话说有一年，一位保守的政府官员，批评年轻人在街头接吻有伤风化，结果一堆年轻人聚集到地铁里进行接吻抗议，说我们有伤风化？那我们就吻给你看！

第二个例子是在2012年的美国，一对男同性恋筹办婚礼，他们在一家蛋糕店要求定制一个祝福蛋糕。可这家店的店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徒是不认可同性恋婚姻的。于是他说：“你们可以从我这里买走任何一个现成的蛋糕，但是我不能给你们专门做一个。”

结果这对同性恋以被歧视为由，向州政府投诉了蛋糕店，州政府予以支持，要求蛋糕店整改。蛋糕店主不服，起诉了州政府，认为它强迫自己给同性恋者制作蛋糕，是对他宗教和言论自由的侵犯，最后，最高法院判决支持蛋糕店主。

你看，这个案子中展现了激烈的价值冲突。在支持同性恋权利的人看来，他们的平等权利被蛋糕店主践踏了，可在支持蛋糕店主的人看来，他们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被侵犯了。一方要平等，一方要自由，这就是典型的价值冲突。

在过去几年，这样的冲突在美国愈演愈烈。从历史雕塑到变性人的称谓，从奥斯卡的获奖标准到教授们的言论尺度，处处都是文化战争的号角。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文明的冲突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生着，到处都是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交战的身影。而我们中国也一样，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冲突没有剧烈的表现出来而已，看看互联网上因为各种问题的口水战，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所以和亨廷顿描述的那种大规模的东西文明对垒的情况不一样，现实中东西方内部都碎裂了，相向而行的星球不但没有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而是因为内部的张力而不断瓦解。

一场可能的大冲突，变成了无数的小冲突，这是好事儿吗？或许是的，因为没有人想目睹那种行星相撞的灾难性时刻。

但是这种分散的文化内战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它会在所有国家的内部造成持续的撕裂和动荡。欧美近年来的政治撕裂有目共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拉锯我们也一再见证，而港台问题的棘手，或许也说明我们也难以幸免。

所以，根本而言，价值观的冲突不是因为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所有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很艰难。只不过有些文明被更早的冲击，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和传统之争，表现为所谓的“东西之争”和“内外之争”。但是随着全球化深入，各国内部的矛盾开始，曾经的内外之争转变为社会内部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的争斗。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依然如此，因为当保守派走向进步，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二者之间的相对距离可能更大了。

所以说，这种价值观冲突是所有文明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有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慢一点，等等自己身后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多的温情。而保守主义者走得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抱有更多的开放。

可遗憾的是，人类总是要经历无数撕裂才能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之后才会意识到它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在此之前，它往往都会变得更糟。

解读《可能性的艺术》9、人心之变的力量——韩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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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当中，有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制度的变迁呢？

要知道在古代，尽管王朝不断更替，但是制度很少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所以我们一再说古代中国社会是超稳定超震荡结构，就是这个道理。唯一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周秦之变，从封建制到中央集权制，然后稳定延续两千年。

但是到了近代，不仅王朝更迭，制度也变迁了，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举目全球我们看到的就是三波民主化浪潮，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政治图景。

为什么会有这空前的制度变迁？

原因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过：有国际格局的因素，罕见的自由霸权的崛起，世界的老大试图在全球复制自身，就影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有经济发展的原因，现代经济带来民主政治，生活好了，资源富足了，权力不必高度垄断，为民主的伸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大家吃饱穿暖了，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之类的价值了。确实也确实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是成正比的。

这些因素当然都很重要，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它是观念的变迁，是人心之变。

事实上人心之变的力量非常强大，它甚至可以突破经济的考虑，突破暴力机器的压制和国际格局的约束，直接撬动制度的变化。

也只有观念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才是稳固的。

因为经济利益驱动的变革会因为经济危机而动摇；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会因为权力更替而坍塌；自由霸权主导的变革也会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衰退。只有建立在人心之变上的制度变革，才是扎实与可持续的。民众的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韧性。

观念推动的社会变革

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故事中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是韩国。

过去十多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他们自己民主转型的电影，像是《华丽的假期》《辩护人》《1987》等等。尽管都是沉重的历史片，但是每出一部都是万人空巷，不断刷新他们的票房纪录。从没有哪个国家像韩国人那样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国家的转型故事。

对于韩国人来说，那段民主转型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的重返膜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民众为什么要闹革命？最自然理解就是民不聊生嘛，像是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点燃了阿拉伯之春。

但是当年的韩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之前，虽然经济起点很低，但也算是蒸蒸日上。韩国著名的推动民主政治到来光州事件发生在1980年，而在此之前1961年到1979年，朴正熙当政时期，GDP年均增长率是10%，缔造了韩国的“汉江奇迹”。

当时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量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在当年的韩国，大学生那可都是天之骄子，多半都来自于精英家庭，而且毕业之后自己很快也就能成为社会精英。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为什么还要搞革命呢？因为观念。观念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定着世界在我们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中叫做市场交换，而在极左观念之下，则会被称之为“投机倒把”。一个民营企业家挣钱了，我们今天当然认为这是正常的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观念中被叫做剥削剩余价值。

本来同一件事，却被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是被人们的观念所决定的。

具体到当年的韩国，天之骄子们为什么放弃大好前程去和政府抗争呢？因为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力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利益诉求并不是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这一类的问题，而是民主权力本身。

韩国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和民主选举有关：

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在第四任总统选举时舞弊；

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掌握军权的全斗焕政变夺权，再度建立起了军政府，浪费了朴正熙被刺杀带来的转型机会；

1987年推翻权威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们期望幻灭。

观念的变革驱动了韩国的国家转型，当然了，这也绝非是韩国的特例，当代史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比如说美国，为什么会爆发独立战争？

以往的解释是英国对北美的剥削压迫、横征暴敛导致了北美人民举兵反抗。其实英国对北美的政治管制比国内宽松多了，谈不上压迫，征的税也很轻，比英国本土低得多，基本上就是象征性的，所以也谈不上横征暴敛。

那为什么要打独立战争？是因为观念。英国给了殖民地很大的政治自由，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渐在北美大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之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来自英国殖民者的任何管制，所以脱离英国独立，是人心之变之后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同样的，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要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的问题，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的统治。

鸡蛋如何战胜高墙

观念之变推动的社会运动，之后是怎么样让制度变迁发生的呢？鸡蛋是怎么战胜高墙的呢？简单来说，是不断的提高旧制度的运行成本，让其没法办再继续运转。

韩国的运动一开始只有学生，但是慢慢的，随着政府的暴力镇压，越来越多的人被唤醒，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级都开始加入其中。所以到运动的后期，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人们都是全城出动。

街头的大妈给陌生人送饭，司机免费送伤员，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跑到最危险的地方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有爱互助令人动容。而对于当时的政府，当工人、司机、厨师、教师、白领……全都成为了“异己分子”，那国家还如何继续运转呢？全民抗争就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行的成本。

再往前发展，体制内的人也开始动摇，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接一个的松动脱落。鸡蛋为什么能够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的子女，在体制外工作的亲人与朋友……当整个社会观念发生变迁的时候，坚硬的高墙必然从内部开始软化。

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韩国人用长时间的执着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的民主运动在1980和1987年的两次大爆发之前，就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30年了。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的大学生被开除、殴打，甚至是判死刑。仅仅1980-1987年，就有超过12万名大学生被开除，1986年3000多个在押政治犯中，85%都是学生。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也正因为这样漫长的民主运动，最后的民主成果才能如此扎实。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制度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或者某个政党，而是属于所有的韩国民众。

话说1997年，刘瑜老师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位40多岁的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有一天上课，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了。学生立刻陷入狂喜，把刘瑜抱起来在屋里转了三圈。按照这位留学生的年龄推算，他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是当年民主运动，在街头被政府暴力镇压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是当时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是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韩国的民主抗争过程，已经成为了他们心目中韩国精神的一部分，是所有民众共同浇灌成长起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倍感珍惜。

几代人的接连努力，和那种短频快的转型是不一样的。像是阿拉伯之春，阿拉伯地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民主运动，突然之间野火燎原，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开始搞民主选举，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广泛的观念作为基础，结果是民主的迅速崩溃。

铁板中长不出生命

我们常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即可抛。”但是我们仔细一想，会觉得这样的观念绝不是普世自然的。因为自然的观念状态是“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啊，谈什么政治？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对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

可是为什么当年的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这种政治观念会扩散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其中有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在过去，韩国长时间以来都有这样的政治机会。

什么意思？我们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认为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因为当压迫太深，我们是无力反抗的。

在刘瑜老师的音频课程中，讲了俄罗斯不自由的民主，以及前苏联强大国家能力对社会的完全碾压，国家能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无限扩张，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最后它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关于俄罗斯、前苏联和朝鲜的内容都没有被收录进《可能性的艺术》这本书当中。

在前苏联，苏大林时代会有反抗的声音吗？绝对没有！就连中央委员都在痛哭流涕的一边写检查一边高呼“斯大林万岁”。只有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开始了，不同的声音才开始出现。

有缝隙的地方就能长出青草，但铁板之中是绝对无法诞生生命的。

具体到韩国，尽管从1948年李承晚时代开始就是威权体制，但也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而朴正熙时代，1963年和1967年两次总统大选，朴正熙的得票分别是47%和51%。之后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也拿到了45%的选票，这些数据都说明，韩国当时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第二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总统选举变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变成了100%，韩国这才进入了完全的威权统治。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对公民社会残酷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发生在这段时期。7年之后，朴正熙遇刺身亡，威权统治大致结束。

1980年光州事件之后，政府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学生重返校园，随后又开放了国会选举。

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在学校里，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他们就成为了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当时韩国还有宗教自由，教会快速成长，后来成为了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同时工会、农民协会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旧制度当中破茧而出。

而民主运动的低潮，恰恰就是政治压制最为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完全失去了政治机会，所以也就没有了政治运动。这是刘瑜老师强调的政治机会论。

启蒙思想不源于西方，而源于每个人的内心

如果我们再往前追问，韩国的民权思想从何而来，其实无论是韩国、中国、还是印度，甚至是欧美国家本身，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200多年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所缔造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主权在民”。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是自然的秩序。但是在此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权力的来源是民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世界政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条大河的支流。

为什么洛克、卢梭这几个人能有这么强的蛊惑力？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是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民众都被这几个西方思想家深深的影响。

其实，思想家有很多，但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寥寥无几。启蒙思想的强大吸引力，并不是因为它来自于西方，而是因为它来自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所谓的启蒙，并非是把一个外来的思想塞进我们的脑子，而是用一盏灯照亮我们心灵深处，本来就存在的某些东西。

在韩国的民主运动中，或许那些学生和教授中有一部分人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更多更广大的司机、护士、警察等等的人，哪里读过什么卢梭？但是他们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暴力镇压是不对的，死了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而情况不断的出现，让他们逐渐意识到，除非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不然这些种种不对是没有办法得到纠正的。

在韩国记录民主运动的电影《1987》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女孩劝她自己暗恋的男孩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梦了。但是男孩说：我知道，但我不能不去，因为我的心太痛了。这个“心太痛了”，便是人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真挚的呼唤。

刘瑜说：“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可以找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这个男孩，民主运行是需要经济条件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民主转型后的裂痕动员有多困难克服吗？你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平衡吗？”

尽管如此，男孩这种源于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消退，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浮出水面。它闪烁着熠熠的光芒，会吸引人们朝向它，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