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艺术家、纪录片导演。从2016年开始，李一凡在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完成“杀马特”青年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同时，通过在快手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九百多段，最终制作成纪录长片《杀马特，我爱你》。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根源。在拍摄过程中，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主体是90后、95后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农民工二代。他们都有留守儿童经历，相当多的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年龄都非常小。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只有三四千块钱。在李一凡看来，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

岳毅桦，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流动”和“留守”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能够持续开放，让孩子去借书，而且有足够多好书的图书馆，一个都没有。”

“我想让各位猜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哪个离婚率最高？”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从早年的成都同志公共空间研究，到近年关注同志的身份展演、同志情侣的亲密关系和生育规划，魏伟多年来聚焦于性少数群体，一直在践行“将主流酷儿化”的研究理念，关注同志社群，同时以此为透镜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与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很多“同志”也想尝试着和自己的伴侣组建家庭。那么这样的家庭会与主流家庭有何不同之处呢？同志亲密关系与异性恋有没有差异？他们是否可以在制度、伦理和家庭的夹缝中实现生儿育女梦想呢？ “人们普遍拥有了自我身份认同，使得长期伴侣的关系变得可能，对于同志家庭的建立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你能想象到的事件，你想象不到的事件，可以说从生到死，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出现在911应急电话里面。” 王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篪在美国东部某城市的 911应急中心做了三年的田野研究。那时候她对在复杂情况下需要迅速做判断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 美国911应急中心是消防、警务和医疗的报案电话统一号码，接线员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判断案件的性质，短的十几秒，长的几分钟，而且他们的判断常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派遣部门是根据他们的判断派遣相应的救护力量。 接线员如何在只有语音信息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应急工作的困境有哪些？社会生活中的小概率事件却是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常，这种状态对他们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影响？

“宋诗就不一样了，不但表现吃喝，它还表现拉撒。” 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侯体健是中国诗歌史和宋代文学的研究者。比起唐诗和宋词，他更喜欢和学生讲宋诗——目前，我们已知范围内的宋诗就有28万首，在数量上是全唐诗的5倍，有许多丰富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比起过去的诗，宋诗与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都被宋人写成了诗。“日常不能径直变为诗，但诗可以表现日常，从而具有了动人心弦的力量，超越了琐碎凡庸的现实，直指人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梅尧臣这个诗人非常有意思，他还写过打喷嚏，闹肚子。还有一次他身上很痒，觉得是虱子咬了自己，就去捉虱子，结果虱子没捉到，捉到一只跳蚤。他也写了一首诗，就叫《扪虱得蚤》。宋人对于日常的书写，从梅尧臣开始越来越多，而且越写越可爱。”

沈志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 “我们谈什么物种保护、动物福利，其实都要体现在动物个体身上。比如我们用3D打印技术，给一只缺了门牙的猴子装上了大金牙。有一只丹顶鹤打架打断了嘴，我们也给它装上了假喙。这样能提高它们的生活质量，也让它们在同类面前更有自信了。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一只小猩猩送回它的家庭里，送回它的妈妈身边。” 许多熟悉动物园行业的人都说，红山动物园是中国近些年来最锐意进取的动物园，在场馆设计、动物福利、饲养水平、野生动物救助方面都可圈可点。 今年，是沈志军在红山动物园做园长的第12年。这些年里，这个团队做了很多国内动物园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这里有大陆地区第一只 享受美甲服务的大象，还让繁殖记录断档多年的鹤鸵重新开始了繁殖。这里有动物园爱好者口中全国最好的灵长类展馆，展区的通道设计、材料选择、植物配置都用了许多国内没有用过的方法和工艺。而熊猫、老虎、大象的便便也被开发成了环保的生物有机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抬高了中国动物园行业的天花板。 这一切有一个背景：红山动物园是全国所有省会动物园中唯一一个自收自支型的动物园，改建场馆、饲养动物的费用主要都靠自筹。但他们没有因为财力有限就放弃动物福利的提升。 对沈志军来说，动物园是一个“生命和生命对话的地方”。在他们的故事里，你能看到一所动物园的良心，和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尊重。

葛四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如果现实中的大多数人是天使，我们是不需要正义原则的；但我们也不是恶魔，如果是恶魔，正义是不可能的。” 人们习惯于假设最成功的人也是最能干的，可是很多研究都认为，运气比我们以为的更重要。因运气造成的种种不公，是正义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正义总是力图始终一贯地要求某种平等，而运气则意味着必然发生在人们身上的各种导致差异的偶然性。”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不少政治哲学家就开始反思 正义与运气之间的关系。 自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后，各种正义理论的核心就是考虑正义应该如何处理各种运气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面对这一问题，哲学家们各有答案。 葛四友在硕士期间研究的是经济史，可是他对这个世界有太多问题找不到答案。于是博士期间他转向哲学，开始了伦理学的多年研究。 “无知之幕最终是要打开的，我们还要考虑，打开后我们能不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去维持这样一个社会。”

刘佳，重庆洞穴探险队副队长。 “其实像红军洞这样的竖洞，有一些是被用来当作杀人抛尸的场所，但是不要因此就给竖洞蒙上恐怖的色彩。竖洞还是有独特的地质特点和魅力的。作为天然的喀斯特漏斗形态，竖洞被探险者称作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它不像雪山那样明明白白地矗立在那里，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一探究竟。” 刘佳，外号「小葱」，从2004年至今的16年间，一直潜行在恍若隔世的世界，探索过的大小洞穴已经超过1000个。2007至2009年间，刘佳和其所在的重庆洞穴探险队对重庆涪陵区的万丈坑进行了历时三年共4次的探测。测得其垂直深度为841米，跻身中国竖洞深度第二位，结束了中国竖洞前几名多年来被外国人主导探测的历史。 刘佳觉得探洞弥补了她在城市中所迷失的东西：挑战、队友情谊和责任感。比起其他地方，探洞更像是在另一个星球进行的迷失艺术。这样的探险能让内心成长，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那些本来到不了的地方。探洞已经成为刘佳生命中最需要的理由，探洞带给她的是心与身契合的自由，是孑然独立，不依附，不恐惧。 正如她所相信的：“我随时都在准备投身于这个充满诱惑和男性化的游戏中去，想象着置身于冰冷岩石中，从容不迫地去拥抱地层之下的黑暗，亲身体会其中难以预料和惊险刺激的感觉，应该算是一种享受吧！”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可以说从中唐以后到宋代，‘忠’的观念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就是大臣的责任越来越多，皇帝的责任越来越少。而且‘忠’变成了一项无限的义务，或者说变成了衡量一个大臣好坏的最高道德品质。” 青年历史学者仇鹿鸣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获得专业领域的肯定之外，他的两部学术著作在豆瓣上获得几千名大众读者评出的9.2和9.5分的高分。 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一个历史上的“无名者”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伷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先后效力于五个政权，叛唐以后每每逢凶化吉、官运亨通，成为安史政权的重要人物。回归唐廷后仍然官运亨通，并没有因为曾经“附逆”而遭到严厉制裁。 和王伷同时期的这批“贰臣”的经历与后来明清易代之际官员殉难以示“忠”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仇鹿鸣从这些士人的经历中探讨 “忠”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只有你发现历史不是死的和教条化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历史学家。” “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在赵世瑜的研究中，最知名的可能就是关于这则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考证分析。 传说作为口述文本是不稳定的，因此除了可以反映其它的历史真相之外，它本身就是活的。正是从这则移民传说的传布与流变中，赵世瑜解读出了明朝军户制度和族群关系变动对华北社会及平民的生活的影响。 我们可能会惊奇于一位历史学家在田野调查上花费的时间。这些年中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赵世瑜和朋友们的足迹，早已超过了古人说的“行万里路”。在田野中，他们不仅收集族谱、碑刻、契约和口头传说等民间文献，更重要的是在当地的社会情境中理解文献，从生活世界中的小历史理解全局性的大历史。 “在生活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以前我们从来不会意识到的，崭新的历史研究课题。而且在生活世界当中，我们也可以产生出很多新的历史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