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璇，编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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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一群人都喝得有点大，又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推杯换盏间就有人说：现在我们二十多岁，演这样一个关于陪审员的戏，演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

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这个提议，因为大家喝得都有点高，就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连演十年”，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2011年10月，北大剧星风采大赛初赛在即，朋友却迟迟没能交出剧本，朱虹璇替朋友两肋插刀，担下了编剧的任务，正是这次尝试让朱虹璇发现了自己对戏剧的兴趣。第二年剧星比赛，朱虹璇和朋友们一起将电影《十二怒汉》改编成了话剧《九人》，搬上舞台。

《九人》在比赛中惜败给了当年的冠军队伍，一起排话剧的朋友们也都面临着毕业。就在剧团朋友们散伙饭吃得酒酣耳热的时刻，不知是谁提了一句：“我们为什么不把《九人》演下去，再演十年？”

话剧九人就这样从北大走了出来，开始了原创话剧公演的道路，十年来持续地以话剧形式重现那些被人们遗忘或被现实遮蔽的公共议题：集体决策、新媒体革命、医患纠纷、女性主义、教育公平……

2019年，话剧九人开始初涉民国知识分子题材。《四张机》展现了民国时期老北大的一场关于“大学何以存乎”的辩论。这部充满理想主义的文人戏上演之后，成了当年的票房黑马。此后，话剧九人又继续推出了两部民国知识分子话剧——《春逝》和《双枰记》。目前这三部民国系列作品，都斩获了口碑与票房上的高度认可，甚至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

朱虹璇很喜欢的一句话，来自一位《四张机》观众的repo：“赤子之心，万般慎重。”她希望九人的作品能够始终真诚地去思考和表达。

“如果问我，为什么观众看九人的戏剧会感动，我想大家并不是因为什么学术上的共鸣，或者所谓的北大情结，而是因为我们剧中的人物，作为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人，他们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那一点坚持，让观众看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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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明睿，“城市象限”创始人。

“比如说这条1.6公里的道路，一个肢体健全没有视障的人去走的话，只需要拐7个弯，但是平均每一个盲人要拐73个弯，这一条路真正的距离只有1.6公里，但是盲人走下来平均要走2650米，所以他们要比我们消耗更多的体能。”

2010年开始，茅明睿和同事们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公共政策和城市开发对人群活动的影响，于是2017年我们邀请他来一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趣案例：比如南锣鼓巷的游客什么时候最高兴，比如家住回龙观为何会感到身体被掏空，比如雾霾天气为何不同地铁站戴口罩人数不同等等。

几年过去了，茅明睿依然在观察着北京这座城市，观测着城里大大小小社区的变化，他们不断地为社区改善提出建议，也同时发现更多新的问题。

比如无障碍环境真的无障碍吗？盲人出行一趟会在哪些路口遇到哪些障碍？比如共享单车乱放乱停是谁的锅？比如在综合执法车上安装一个白盒子对于改善街道环境有用吗？……

他们综合大数据的分析，绘制了关于这座城市的知识图谱，努力用数据帮助改善社区和服务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茅明睿所理解的城市的正义，是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一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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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兴，摄影家、文学纪录片导演、学者

“饥荒、瘟疫、战争、社会之中彼此的撕裂，人不断地要去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不断地不能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幸福放在第一位。”

近两年来，陈传兴一直在读和病毒有关的书。他急切想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能把人类社会搅得天翻地覆。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前夕，他感染了一种叫“恙虫”的病，一度被下了病危通知。出院半个月，武汉封城当天，母亲离世。

大众熟知陈传兴，缘起于撼动两岸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以及去年上映的电影《掬水月在手》。似乎他自始至终都在追问同一件事：在芜杂世界、喧闹众生之间，追寻诗意是有可能的吗？

如今，站在七十岁的关口，病与死的纠缠之下，他想把这件事想得再透彻一点。于是他逐渐回想起80年代初，巴黎和纽约肆虐的艾滋病是恐怖，是暗影，是苦痛，却也曾一度点燃思想和艺术的炬火。

从黑死病到西班牙大流感，从艾滋病再到新冠，透过一代代艺术家留下的符号，他看到了更光明、更澄亮的东西：“终结并不是像我们所有人讲的，所有东西都断裂，所有东西都结束，所有东西都取消，并不是。终结是所有间接的开始，基础的开始，希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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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奎，经济学者。

“经济学不能丧失对社会的考察。”

李井奎在计量经济学及经济思想史领域探索多年，但是如果你问他中美经贸的未来如何？该买哪一支股票更好？很抱歉他都不能够回答。经济学一方面研究财富的生成，另一方面研究的是人类本身。

中国北方冬季供暖会令多少人死于由此带来的心肺疾病？上名校能否增加收入？美国的就业市场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黑人犯罪后更容易被判处死刑吗？这些其实都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李井奎认为因果推断是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数据及统计学工具来分析经济事件背后的因果效应，以此来剖析各类争辩性的议题。他们像侦探一样，在人们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用严谨的经济学工具帮助解开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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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初阳，语文教师，教育研究者。

“让2.5亿人，让这些青少年，让这些儿童在最迫切求知的黄金阶段，让他们游荡在一个语言的假货市场，意味着什么？​”

郭初阳已经教了25年书。

刚做语文老师的时候，他常常觉得刻板的语文课堂让这个职业“了无生趣”，总想着有朝一日能给学生们上一节“心目中理想的语文课”。

几经挫败之后，他在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书中读到了一句话，激动得汗毛倒竖。这句话后来成了他25年来信守的教育理念：“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用某种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

于是郭初阳的语文课堂变成了远航，他带着学生们一起“造船”，进入一个又一个文本内部，层层剥开虚饰的成分，试图航行到更远的地方——莫泊桑的《项链》不再是对虚荣的批判，而是对《灰姑娘》传统的颠覆；《狼来了》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不要说谎”，而要继续追问：要不要给喊“狼来了”的孩子戴口罩？从讲美国总统林肯的《鞋匠的儿子》延伸到引入虚构/非虚构的概念，从冯内古特的《哈里森·伯杰隆》讲到平等、权利和差异的社会观念……

理想的语文课应该是怎样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回答。但或许可以从现在开始，备好船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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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暾，​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

“有研究表明，三秒钟的预警时间可以减少人员伤亡的比例是14%，十秒钟是39%，二十秒是63%。

在汶川地震时如果有预警系统，就可以给北川31秒的预警时间，因为它离震中140公里，可以给青川55秒的预警时间，也可以给成都18秒和汶川县7秒钟的预警时间。有了这些时间，可以减少两到三万的人员死亡，避免两到三万个家庭的生死离别。”

在过去十三年里，王暾​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灾害预警。​

汶川地震发生时，王暾正在奥地利做博士后研究。看到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他决定放弃所学专业，提前回国研究和开发地震预警。

地震预警研发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地震本身无法在实验室中模拟，只有真正发生地震时才能监测到可靠的数据；另一方面，监测到地震后，如何能让更多人收到预警信息？

经过十二年的尝试和努力，王暾带领的成都高新减灾所研发出了大陆地震预警网，迄今为止已成功预警了57次破坏性地震。

有人会问，地震预警只能提前几秒，有用吗？王暾说：“几秒钟确实很短，但总比没有好。我们测算过，如果汶川地震时有预警，可以减少大约2-3万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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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涛，律师。

“一个成年公民，一旦进入精神病医院，就成了一个说什么都可以被忽略的人。

我这么熟悉的一个客户、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就被推进了一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她说什么都不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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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在网络上流行了很多年的问题：如果一个“正常人”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了，该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有些过时了。2012年《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精神病已经不再是被抓的合法理由。有病没病，是一个人自己的事。如果一个病人没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危险，法律也不应该干预。

律师黄雪涛从15年前开始关注精神障碍群体。2006年，深圳女孩邹宜均，因为与家人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当时，邹宜均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仔细研究了各地的《精神卫生条例》，发现强行收治没有法定程序，跟邹宜均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从那以后，她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关注个案，推动立法，支持精神障碍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0年，她创立了深圳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并在同年主笔了中国民间第一份精神病人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她接触过上千个相关案件，关注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的权利边界。

“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法治不是空洞的概念，社会制度的设计是最精细的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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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们讲中国的史学传统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传统，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漏略，是因为统治者、当权者的干预。

但我想说的是，「恶不可书」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选择。孙抃，作为一个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史官，他也认为「国恶不可书」。不仅仅是国家的恶，父祖的恶、尊者的恶、死者的恶，其实都不可书。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为了善和美，可以隐藏真实，牺牲真实；这再往前一步，就是「制造事实」。”

赵冬梅在北大开的一门课叫作《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她希望学生能把注意力放到物质生活的演变和个体的人身上——像历史学者孙机先生那样，通过帽子的变迁看到中华民族如何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钻研历史。

她研究宋代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题材，写出过不少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的通俗历史读物。她关注制度的变迁，也关心生活在制度中的人。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反抗制度？

在《法度与人心》里，她写“历史并不一直向前”，写北宋曾达到了儒家政治的理想生态，写这种生态的逐渐消逝。在《大宋之变》里，她写北宋如何由盛转衰，写皇帝与大臣是如何集体迷失方向、***如何破坏殆尽、祖宗之法如何分崩离析，写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夙愿，到最后却走向了分裂与衰败。

“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

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想要做的，就是进入细节，勘破文字的谎言，排除书写的偏见，不断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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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源，医生、“爱未来”公益创始人​

“这样一个听起来简单明了的事情，解决方案应该是很简单的。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有几个利益相关方：针头的生产厂商，出售针头的药店药房，处方注射药物的医疗机构，还有使用针头的患者。究竟谁要来担这个责任？谁要具体来做这件事情？谁应该为此买单？不知道。”

我国约有一亿糖尿病患者，那些被他们带回家注射的针头，使用过后都去哪儿了？

主治糖尿病多年，胡源发现，被糖尿病人带回家注射后的废弃针头不知去向，这些在医院被谨慎处理的医疗废物，被患者带回家后大多被当作生活垃圾随意丢弃。这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对拾荒者、环卫工人造成误伤。

他查阅相关法规，发现“家庭废弃针头”至今定位模糊，也未有明确的处理规定。

四年前，胡源利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定制锐器回收盒，给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鼓励他们主动将废弃针头回收，并成立公益机构“爱未来公益”。他游走于环保局和各大医院，说服医院同仁一同加入废弃针头回收的阵营。经过四年多的行动教育，患者们已逐渐拥有环保意识。胡源希望能将回收站点设立在社区，带动社区民众一起加入到废弃针头回收的行动中来。

他说：“做了这几年，我又想再提一些未来的愿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环保网或者是政府网站上能有显著的位置，告诉民众哪些是危险废物，哪些是可以做分类的；应该到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这些容纳危险废物的容器，应该把这些容器放置到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做了分类，最终就能按危险废物去处理，那我们这件事情就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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