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刘子超，作家。著有《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他的中亚系列作品在2019年获得“全球真实故事奖”（Th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奖。 刘子超喜欢在路上。像精神上的游牧民族，他总是从世界上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在雨林深处的遗迹和火山，在荒凉如月球表面的咸海边，在雕像倒下的地方，他行走、游荡、沉浸、抽离、写作，并试图超越偏见地记录那些他到过的远方和遇见的人们。 这些年，他写过三本非虚构作品，最近的一本《失落的卫星》关于中亚。如今的中亚，依然深陷宗教传统、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徘徊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夹缝中，始终遥远、暧昧而神秘。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历史和未来有怎样的认识？这些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过去十年间，作为一个自由人，刘子超几乎去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他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一个城市的历史、性格与态度，像捡起被遗忘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一样，打捞起那些夹缝中的生命故事。他书写那些被潮流裹挟而无所适从的人，那些困守期间却渴望逃离的人，那些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内核的人，还有那背后的游移与撕扯、荒凉与美丽、失落与希冀。 在他看来，真正的旅行绝不仅是为了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也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正这样地生活。” “我问他，在这种地方崩溃是什么感觉？他说，怎么形容呢？就是心特别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时他就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他说，附近有一只母狼。他们经常互相对视，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过去，把母狼吓得转身就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一个多小时，脸被风吹麻木了，心里才好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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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从1999年到深圳的红灯区调研开始，黄盈盈的小姐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她在大江南北的十多个红灯区蹲过点，田野足迹遍及广东、云南、新疆、山东等多个省份。 在黄盈盈和她的老师潘绥铭的践行和推广下，性学或者性社会学已经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社会关于性的论述和文化，以及性产业的变迁。 与20年前相比，很难断定关于性与性别的道德准则是否更宽松了，但性议题辐射的面无疑更广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议题的连接也更明显了。仅就小姐群体而言，也仍然有许多新的变化与悬而未决的争论。 黄盈盈说，要“自甘堕落”、放低身板，才能进入小姐的生活世界。她们的故事里有生活的复杂性和暧昧之处，有对阶层化的道德秩序的颠覆，还有那些没被正视和认可的“生活之道”。 “边缘的议题，往往反映的是主流的问题。小姐身处边缘，但她们处在被讨论、被治理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社会问题层出的时代，小姐常常成为替罪羊和出气口，这样的议题也特别容易挑战人们的神经。Rubin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性的议题上，经常是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社会学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缺乏的是睁眼看现实的态度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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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袜皮，公众号「没药花园」创始人。 “通过残忍，凶手们是在‘错误地’寻找力量，试图建立一个人和人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他们把自己放在其他动物，甚至其他人类之上。” 从小喜欢推理和侦探的何袜皮，曾出版过几部长篇悬疑推理小说。在美国读文化人类学博士期间，研究过空间安全、都市犯罪、恐惧感等课题。 她被越来越多人知道是因为在「没药花园」上写了大量的犯罪案件。她写的大部分是悬案，因而在准备的过程中要花大量时间整理资料、讨论推理，最后呈现的是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揭开谜底的故事。 虽然写犯罪，但她的初衷并不是要渲染猎奇和恐怖，更多是在写人性和欲望。 “优雅与粗鄙，邪恶与纯情，暴力与温柔，疯癫与冷淡，正是这些人性中不可剥离的对立面构成了人生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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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萍，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使用摩托车、烧秸秆、排放污染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污染物沉降到冰川上会加速冰川的消融；我们使用很多杀虫剂来保证粮食和蔬菜产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它会毒害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的野生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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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天艾，《世界文学》编辑，西班牙语文学译者、研究者。 像恒久的否定里一句微不足道的肯定 像冻结的高山里一星火花 “船在海上，你在梦里”，这是西班牙“二七年代”代表诗人赫拉尔多·迭戈的诗。多年以前，汪天艾读到了它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没有诗歌不成活”。 此后的十年，她以诗歌翻译为志业，研究那些用西班牙语写诗的人，名字通常都很长，比如路易斯·塞尔努达、吉尔·德·别德马、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关于他们，我们推荐你读已经翻译出版的诗集和传记，因为这次的时间要留给两位几乎没有机会出现在中文语境的西班牙人。 他们的一生，都被战争打破，不得不在动荡中度尽荒芜岁月。但触动我们的，不只是曾经跋涉苦难，而是在流亡与静默里，仍然向更大的“公共溃败”争夺自我。这些故事，也许只是往昔和异乡，也许是你我要经受的当下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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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涵，青少年司法社工。 “我很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离开这里，因为我们这里都是专业人士，而真实的社会不是这样的。”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社工，李涵的工作是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与帮教服务，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救助与保护服务。在十余年的社工实践中，李涵服务过580多个涉罪未成年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在她看来，他们只是一群行为出现偏差的孩子，导致这种偏差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一关了之和一放了之都无法改变其中任何的因素。 对每一个孩子的帮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以年为计时单位的，他们比正常的孩子更加需要理解与尊重。不被尊重的孩子也不会尊重他人，不被社会理解的孩子也会做出不被理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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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姥，公众号「女孩别怕」主编。 “我们所做的这些微小的努力，哪怕能帮到一个女孩免于危险，那就值得。” 一个女孩想要平安长大有多不容易呢？越来越多关于女性安全的案例被曝出，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家对女性安全问题日益增长的担忧。 「女孩别怕」是一个做女性安全科普的公号，有一个栏目叫“女性安全指南”，它是女性安全话题研究室，基于科普和实践分析女性安全问题，为女孩自我保护提供解决方案。 女孩别怕做了一系列关于女性安全的的科普，比如：如何识别黑中介、被家暴后怎么申请人身保护令，被拖欠薪资该怎么申请劳动仲裁，被性侵后该怎么保留证据；被跟踪尾随怎么办？遇到危险该怎么求助？ 当我们在困惑“这个世界怎么了”的同时，也期待越多越多的问题能够找到应对和解决的方案。 “直到后来，我慢慢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通过我们的科普，真的有人从黑中介手中要回了钱、从老板那拿回被拖欠的工资、从传销中逃出来、少买了那些所谓的骗人的智商税的产品……包括前面那个女孩在危险到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及时地保留证据。 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我们所做的这些微小的努力，哪怕能帮到一个女孩免于危险，那其实就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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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德（David Hu）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与生物学系教授。“首先，你得有个大冰箱来装所有这些便便。”胡立德据说是全世界获得过最多幽默科学奖的科学家。他在美国长大，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6岁就两次登上Science杂志封面。从地下实验室到巴拿马的雨林，他研究动物们如何巧妙利用物理原理，在不同环境中适应并进化。 他研究的课题包括：松鼠和蜜蜂谁的毛更多？苍蝇为什么老在那儿搓手呢？狗甩干自己身体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为什么大象和狗尿尿的时间一样长？袋熊的便便是方的，但它的肛门不是方形的，这是为什么？”怎么才能炒出一盘完美蛋炒饭？等等……他说他被问过最多次的问题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这些研究到底有啥用，是不是有点浪费钱？”这次在一席，他打算好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注：因为疫情，教授无法来到现场，他将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家中为大家演讲。本演讲为很努力练习但可能不太好懂的中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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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往前走、超过1978年，中国人和土地、和资源的关系，国家动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大庆的影子一直都在。”“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事业在边疆。……如果能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青春和热血，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平地建起一座城市，不是比在旧城中修修补补要有意思的多吗！” 这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华在1962年的日记，几个月后，带着平地建新城的豪情，她和男友、同班同学杨被分往大庆——一个想也想象不出的边疆。迎接他们的，是寒冷的松辽平原和“坚决不建大城市”的大庆矿区。 此后的十多年，这对设计师夫妇在大庆改良干打垒、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在政治飘摇和未来的不定中，远离了自己的专业，远离了现代化大城市，也远离了曾经火热的理想主义。 把他们的故事放在20世纪的中国，你应该能察觉到某些共通之处。个人命运与国家叙事如此复杂地掺杂在一起，个体选择与集体塑造充满张力的互相争夺，当它们交织在一场事关国家存亡与否的“石油会战”中，进而演变为一种典范模式时，向前迈进的每一步，“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 我们希望这个小众话题可以提供一种视角——如果人不是一颗螺丝钉，我们该如何理解所处的环境以及决定个体命运的那些庞大结构。 “追求平等，城乡的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但是最后平等却被演绎成了整整齐齐、一模一样，否定了个性和选择的可能。这种以追求社会更大的福祉的名义，要求每一个人为此不断地做出奉献、牺牲，是有它的压抑的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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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白，漫画作者。我是白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画起了漫画。 在他的漫画世界中，人物有时在高塔上默默地收集流星，有时在认真记录石头的声音，有时把云朵塞进棉被，轻轻地飘来又飘走。 小白认为画漫画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在相同尺寸的格子里创造一小片时空，在这里编织一个个事件。画画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错的表达方式，但如果要是问他为什么这样画，他可能会苦思冥想很久，然后告诉你：“大概是直觉吧！”“想象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也许一厘米所代表的长度千奇百怪，说不定还会有不以效率和方便为优先的文明存在，里边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度量衡去量各种东西。像这样一个把自己造的标准，偷偷地放到社会标准中的行为，我觉得很有趣，就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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