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敏，交通工程师。“我们的交通设计为什么会背离它的初衷，一步一步成为了老百姓的绊脚石呢？”一个人的一生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路上。我们在城市的马路上行走，乘坐各式交通工具，遵守交通规则，希望道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然而在我们行走其间的街道、转乘的地铁站、公交站、火车站、飞机场，在我们按照路牌的指示找路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扰：为什么行人过马路时明明是绿灯，却常被转弯的车辆阻挡？为什么有些城市的街道宽阔气派，行人却无法享受便利？为什么地铁站的转乘总是那么漫长？为什么一些道路成为事故多发区？怎样的道路设计才是合理安全的？除了设计原则和交通规则之外，设计者应该如何为使用者画像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科技除了帮助我们改善路况之外，又会增添哪些新的苦恼？ 在从事交通工程工作的25年时间里，工程师郭敏长期观察和实践城市道路设计，尤其致力于透过表象找到妨碍交通安全的本质原因。他希望在设计者、执行者、使用者多方合作互动的交通领域，让常识被了解，需求被听见。

殷越，手作艺术家。我们随时可以选择创作，拉近艺术的距离，拉近人的距离，拉近和自己的距离。从电影学院动画系毕业后，殷越没有成为一名动画从业者。临近毕业时，她偶然在网上看到日本艺术家制作的羊毛毡，被深深吸引。当时，国内几乎没有羊毛毡艺术，殷越便独自研究羊毛毡。她的作品主要以动植物为主题，其中最为出名的是蘑菇。2016年，她的个展“指尖的造物”在东京代官山画廊展出。蘑菇头、小胖腿，每只蘑菇小人都散发出独特的气质：怯懦的、勇敢的、自信的……这些也都是殷越自己内心的外化。今年是殷越用羊毛毡创作的第十个年头，她开始做一些大体积的动物。“白”是今年的个展主题，无助的象、不安的变形猫、骄傲的猴子、宁静的鹿……每件作品耗时两三个月不等。“投入时间慢慢把感受灌注在造型中，是最好的疏解。”

张剑，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教授。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痛点”成了流行词汇。生活设计工作室的指导教师张剑发现设计专业的学生也总是在找痛点。可是，为什么一定非要到产品让人“痛”的地步才能做设计呢？为什么不能让平淡、无痛的产品更舒适、更富有情感呢？生活设计工作室的志向，是着眼于小处。他们总是洞察身边那些最普通、最琐碎的日常，在司空见惯的地方做点不一样的事儿——让酒瓶能顺利平躺，让花盆能跟着花儿一起长大，让纽扣更贴合手指的弧度，让盲人阅读的时候也能划重点……成立九年来，工作室的师生囊括了德国红点奖、iF奖、博朗设计奖、美国 IDEA 奖等多项大奖。如果给酒瓶带上绅士的领结，如果掉落的花瓣都能被接住，如果日历上会留下像水流一样的痕迹，如果你能靠在墙上的云朵上看书，如果拨浪鼓被摇动成夜灯，如果牵线气球有手掌，如果你凝视时间的时候，时间也凝视着你，生活是不是会多点儿意思？

钟永丰，作词人、诗人。 “多么希望我那十八二十时的无聊青春是浸在唢呐、八音、北管，或泡在某个对着时间长倒刺的村落传统里。但一切晚了，现代化潮涨、摇滚乐像可口可乐，甜水里掺着毒药。”钟永丰出生于高雄美浓——台湾客家文化保存最完整的社区之一。1998年，他跟林生祥一起开始以概念专辑的方式进行创作，从交工乐队直到现在的生祥乐队，永丰用客家话写词，生祥谱曲，将社会议题融入音乐创作，一路延续至今。 在创作每张专辑的过程中，钟永丰都会进行大量的访谈、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你的第一首歌已经累积了20年，炉火纯青，很自然地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好的方法，长不出新的翅膀，就没办法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他写外籍新娘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故事，“无根无底”，却要“像花生种土中”，让孩子生根又发芽；他写乡村的边缘人、到处游荡的精神病患者“无茶饮，邻家奉，无饭吃，讨饭食，父母没空，土地公疼”；他写农村青年在城市奋斗无望选择回乡时，请求土地公“把路灯都熄灭，让左邻右舍都入睡”。他写台风过后，一个骑着车、载着树苗，在九年间种下四千多棵树的种树人的故事。 他以《临暗》和《种树》两次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明珂开始从事羌族的历史研究。「羌」存在于文献，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但一群人可以迁徙一千多年仍然是一个民族吗？他无法附和近代史家建立的绵延三千年的羌族史。1994年起，王明珂进入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他听到了有关「毒药猫」的传说。这一传说与欧洲女巫有着相同的主题：有毒的女人到处害人。王明珂借此研究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恨、偏见与猜忌。我们因何感到恐惧？我们为何施予暴力？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封闭的群体认同下，「毒药猫」依然存在。孤立让我们畏惧外在世界，我们也想象毒药猫来孤立自己。“当人们处于封闭的群体认同中，因恐惧、猜疑而集体施暴于代罪羔羊的现象不会消失。”

“他们在贝加尔湖非常孤单地守望了两三万年，终于等来了谁呢？等来了我们的祖先。”王传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对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古人遗骸进行DNA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溯祖先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遗传学家就提出“现代人晚近走出非洲”的学说，认为现代人是20多万年前在非洲进化而来，在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迁徙扩散到了世界各地。那么，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东亚人从哪里来？我们也是走出非洲的后裔吗？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在染色体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本土一直演化的，还是中间经历了很多变迁，发生过不同人群的大规模替换？ 现代人的DNA信息已经无法解答这些疑惑。而古DNA，作为人类尚在破解的神秘密码，记录下了历史时期古代人类的迁徙足迹。如何从考古材料中获取古代人群的DNA分子，就成了解析古今各大族群起源、迁徙、演化和混合的关键。王传超通过比对和搜集古今族群DNA样本，为我们解析东亚各个人群的遗传密码。“我们从几十万年前一直讲到几万年前，再讲到几千年前。这些例子其实都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过去的人群不断混血的一个结果，过去的人群同样也是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人群，经过不断混血的一个结果。”

伊藤诗织，记者，《黑箱：日本之耻》作者。

“过去认为这个鱼类3.6亿年前已经灭绝，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它的一支变成了人类。”朱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从鱼到人，是一个跨越数亿年漫长历史的生命故事。为了解开这道谜题，古生物学家们必须经年累月，在山岭之间、戈壁之上，寻找古代生命的证据——化石，以填补生命演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人类能够像今天这样直立行走，经过了哪些重要的演化事件？早期脊椎动物的起源和演化过程是怎样的？远古鱼类的登陆之途如何曲折？在人类的骨骼器官和鱼类的身体结构之间，存在着哪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能从古生代鱼类的化石中找到哪些演化证据？作为国际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朱敏的野外考察足迹遍及我国西南、西北各大省区，在不断发现新化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古生代鱼类的各大主要门类，填补了古生物学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我们说从鱼到人，这个生物演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历时长达5亿多年。”

“每个人都会找一座山去爬，你也需要找到这么一座山，哪怕是一座小山。”郭亮（小棉花），独立游戏制作人。从工科大学毕业的郭亮从小热爱绘画，他原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绘本画家，但画过的几本绘本都没能出版。2012，郭亮开始尝试自己制作FLASH，独自摸索出了《卡卡大冒险》和《反重力卡卡》这两个游戏，从此一只脚踏入独立游戏的圈子。 2013年，郭亮和朋友蛋蛋一起制作出解密游戏《南瓜先生大冒险》，获得了IGF CHINA独立游戏大赛的最佳美术奖，还获得了游戏开发平台UNITY举办的游戏创意大赛最佳2D美术银奖。同年，郭亮成立“胖布丁工作室”，制作了系列游戏《迷失岛》《迷失岛2时间的灰烬》《迷失岛3宇宙的尘埃》和《迷失岛前传》。这款游戏上线之后被众多玩家喜爱，苹果公司甚至在做户外广告时，把《迷失岛》的图标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有一天有个成员忍不住问我，棉花，为什么你以前一个人做游戏的时候就特别地顺利，一个人都能把游戏给做出来，我们现在一群人，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了，这个游戏一点进展也没有？所以我回去就在反思，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