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眼里写满了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

一语戳中人心。

人活一世，懂得取悦自己，成全自我，尤为重要。

爱情里，不渴求，不讨好，不将就，也不勉强。

婚姻里才能做到，不委屈求全，不自欺欺人，不郁郁寡欢。

成全自己 ，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女人唯有如此，才称得上是世间真性情。

愿世间所有姑娘，为爱发光，不做感情里的弱者，婚姻中的奴隶，活成最闪耀的自己。

有句话这么说：“穷大方，富抠门。”

意思是，囊中羞涩的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家财万贯的人，花钱却精打细算。

有人戏称，越有钱的人越抠门。

在很多人眼里，抠门等同于斤斤计较或者一毛不拔。

其实，恰如其分的“抠”，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场人生修行。

那些越小气越富有的人，往往深谙这三个道理。

虽然母亲一九八七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在她在世和刚刚离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

      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筷、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

      也为母亲没能见到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样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

      为新厨房置办这个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的炉子时，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

      看看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地砖。

      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

      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对付日子的时候。

      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依然能在那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的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极其坚牢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俯身在厨房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钩，就像给学生批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钩。

      那些铅笔画的钩，下笔处滑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它们的长尾，直挥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的自如。

      那些钢笔画的钩，像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拘谨、生怕打扰谁似的，缩在菜目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磨灭不了。

      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钩，和用钢笔画的钩，会有这样的不同。

      那些画了钩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

      鱼虾类的菜谱，档次最高的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虾、蟹、鳖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

      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后，唐棣给母亲买的。

      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一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是鸟枪换炮了。

      其实像西红柿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绿豆米粥、炸荷包蛋之类，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勾画的各项，没有一项付诸实施。

      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了钩、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没有做的菜目。

      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

      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

      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之类的半成品，再就是期待着到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

      有时也到菜市场转转，东看看、西瞅瞅地无从下手，便提溜着一点儿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

      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儿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地做“老三样”。

      今年春天，我在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豌豆的颗粒很饱满。我想起去年春天，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

      我们常常买豌豆，既是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母亲是很寂寞的。

      她的一生都很寂寞。

      女儿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中还写道：

      ……我有时梦见姥姥，她都是非常安详地过着很平安的日子，我觉得十分安慰。

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毕竟比做噩梦要让人感到安慰得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

      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

她这一辈子真正的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能和她在一起。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这让我多伤心。”

      可当时这情景我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

 也有过让母亲织织毛线的想法，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儿也没能把毛线给她。……

   我努力回忆母亲在厨房里的劳作。

      渐渐地，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里的话，一一再现出来。

      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

      做米饭我也是按照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漫过手背，或指尖触米，水深至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

      不过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

 渐渐地，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我也能凑合着做了。

      只是，母亲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

      我敢说，母亲做的烙饼，饭馆里的都赶不上。

      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

      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会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

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

      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连在一起的话，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

      有人说了，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

      倒不是因为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有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

      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做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

我心里明白，往日吃母亲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

      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我就忍不住想起母亲，和母亲做的烙饼、炸酱面。

最近一个时期，经常听到人们的劝告：“要糊涂一点，要潇洒一点。”

关于第一点糊涂问题，我最近写过一篇短文《难得糊涂》。

在这里，我把糊涂分为两种：一种叫真糊涂，一种叫假糊涂。

普天之下，绝大多数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尝到一点小甜头，便喜不自胜，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碰到一个小钉子，便忧思焚心，眉头紧皱，前途暗淡，哀叹不已。这种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他们是真糊涂，但并不自觉。他们是幸福的，愉快的。愿老天爷再向他们降福。

至于假糊涂或装糊涂，则以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最为典型。

郑板桥一流的人物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又迫使他们非假糊涂或装糊涂不行。

他们是痛苦的。我祈祷老天爷赐给他们一点真糊涂。

谈到潇洒一点的问题，首先必须对这个词儿进行一点解释。

这个词儿圆融无碍，谁一看就懂，再一追问就糊涂。

给这样一个词儿下定义，是超出我的能力的。还是查一下词典好。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神情、举止、风貌等）自然大方，有韵致，不拘束。”

看了这个解释，我吓了一跳。什么“神情”，什么“风貌”，又是什么“韵致”，全是些抽象的东西，让人无法把握。

这怎么能同我平常理解和使用的“潇洒”挂上钩呢？我是主张模糊语言的，现在就让“潇洒”这个词儿模糊一下吧。

我想到中国六朝时代一些当时名士的举动，特别是《世说新语》等书所记载的，比如刘伶的“死便埋我”，什么雪夜访戴，等等，应该算是“潇洒”吧。

可我立刻又想到，这些名士，表面上潇洒，实际上心中如焚，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脑袋。有的还终于逃不过去，嵇康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写到这里，我的思维活动又逼迫我把“潇洒”，也像糊涂一样，分为两类：一真一假。六朝人的潇洒是装出来的，因而是假的。

这些事情已经“俱往矣”，不大容易了解清楚。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20 世纪30 年代，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位教授（姑隐其名）总想充当一下名士，潇洒一番。

冬天，他穿上锦缎棉袍，下面穿的是锦缎棉裤，用两条彩色丝带把棉裤紧紧地系在腿的下部。头上头发也故意不梳得油光发亮。

他就这样飘飘然走进课堂，顾影自怜，大概十分满意。在学生们眼中，他这种矫揉造作的潇洒，却是丑态可掬，辜负了他一番苦心。

同这位教授唱对台戏的——当然不是有意的——是俞平伯先生。

有一天，平伯先生把脑袋剃了个精光，高视阔步，昂然从城内的住处出来，走进了清华园。

园内几千人中这是唯一的一个精光的脑袋，见者无不骇怪，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而平伯先生则全然置之不理，照样登上讲台，高声朗诵宋代名词，摇头晃脑，怡然自得。

朗诵完了，连声高呼：“好！好！就是好！”此外再没有别的话说。

古人说：“是真名士自风流。”同那位教英文的教授一比，谁是真风流，谁是假风流；谁是真潇洒，谁是假潇洒，昭然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个小例子，并没有什么深文奥义，只不过是想辨真伪而已。

为什么人们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呢？我个人觉得，这能提高人们的和为贵的精神，大大地有利于安定团结。

写到这里，这一篇短文可以说是已经写完了。但是，我还想加上一点我个人的想法。

当前，我国举国上下，争分夺秒，奋发图强，巩固我们的政治，发展我们的经济，以期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建成名副其实的小康社会。

哪里容得半点糊涂、半点潇洒！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行动的。

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有张无弛不行，有弛无张也不行。张弛结合，斯乃正道。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提到回家过年，我前后一共经历了四次境界上的提升。

第一层境界：有问必答。

那会儿我还年轻，各项人生大事都不着急提上日程。

亲戚基本上就问问工作的事儿，除此以外最多问问有女朋友没有。

而我每次都响亮而亲切地回答：“工作在北京，收入不高。女朋友？下次带回来给您看看。”亲戚们纷纷点头表示这孩子不错。

等到我年纪大了点，慢慢进入了第二层境界：一触即爆。

在这个阶段，各项人生大事我开始考虑了，可亲戚们总关心得更早。

他们会不停地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买房？买车了没有？工资涨了多少？还会有长辈语重心长地说，结婚要趁早，生娃也要趁早……这些让人烦不胜烦。

这个境界的我，对于一切试图干涉我人生的举动，都非常反感，态度强硬地顶回去了几次，甚至翻脸发脾气。

亲戚们变沉默了，悄悄问我爹妈：“他是不是在北京工作得不太顺利啊？”

第三层境界：忍气吞声。

我年纪又大了一些，这时节人生大事都有了进展，心态也平稳多了，慢慢有了新的感悟。

亲戚们为什么问这些事呢？他们单纯是因为爱护我，希望我能过得好——用这种笨拙而热情的方式，向我表露善意。

想通了这一点，我的反感就没那么多了。于是能和颜悦色地应对着层出不穷的问题。

紧接着，我终于抵达了第四层境界：大而化之。

我能从更高的境界来思考这件事了。

传统亲情理念认为，关心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介入他的人生，越强势越热情，说明越关心；

而现代生活观念注重个人隐私和距离，“自扫门前雪”就足够了，别的事不主动去打听。

两种观念的冲突，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没得解。

有此思考，我安坐席间，随他们怎么说，我只拈花微笑。

这一层境界要达到大成，除了心态上的圆满，硬件也得跟上。

从前你没对象，催着你找;有对象了，催着你结婚;结了婚，催着你要娃。

今年回家过年之前我盘点了一下：房也有了，车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娃也有了，实在没什么可成为谈资的了。

然后我回到老家，亲戚们笑脸相迎，热情满溢地问道：“现在政策放开了，你啥时候要二胎三胎啊？”

一个人过年，大把清闲时间，慢慢吃茶，默默想心事。

想起来一种古法的礼仪，令我十分地怀念，从前的上海人家，屋里来了客人，清贫也好，富贵也好，无论如何，是一定要留客人吃了点心才走的。

这种手法尺度，亦雍容，亦家常，可丰可俭，可进可退，家家如此，真真是圆融可喜。

差不多四十年前的一个春节，父亲带我去刘季高教授府上拜年，好像在静安寺附近，刘府阴冷冰寒，当年上海人屋里无不如此，是没有功率足够的空调取暖的。

老教授气宇轩昂，一身派克大衣出来见客，我们父女给刘教授拜了年，礼到了，寒暄数语，即表告辞。

老教授不允，一定要吃了点心才让走。

家人端出小小秀秀两碗宁波汤团，老教授坐在旁边，慈祥和蔼，看着我们慢慢吃完，才结束了这趟拜年。

隔了差不多四十年，我依然记得老教授一身笔挺的派克大衣，两碗宁波汤团。取暖的空调不见得足够，待客的宁波汤团，一定有。

上海人家拜年，从前是有自家煮的莲子茶奉客的，莲子茶不是茶水，是一盅甜点心。

中篇小说《创世纪》里，写到过一笔：

沈太太搭讪着说：“月亭他们那儿的莲子茶，出名的烧得好。”

沈太太道：“少奶奶这样一个时髦人，还有耐性剥莲子么？”

紫微摇头道：“少奶奶哪会弄这个。”

全少爷岔上来便道：“再好些我也不吃他们的。我年年出去拜年，从来不吃人家的莲子茶，脏死了。

客人杯子里剩下来的再倒回去，再有客人来了，热一热再拿出来，家家都是这样的。”

他一手抄在大襟里，来回走着，向沈太太道：“我这个莲子茶今年就没吃好。”言下有一种郑重精致的惋惜。

沈太太道：“今年姑奶奶那儿是姑奶奶自己亲自煮的，试着，没用硷水泡。”

霆谷问道：“煮得还好么？”

沈太太道：“姑奶奶说太烂了。”

霆谷道：“越烂越好，最要紧的就是把糖的味道给煮进去。我今年这个莲子茶就没吃好。”

一句一句，不过是少爷奶奶们的闲话家常，而爱玲是真懂经，莲子茶的关键，确实如她所写，一要够烂，二要够甜。

淡淡几粒莲子，新春里端出来，又糯又粉又温存地蜜，真真是怜子那种意境。

只是这碗波澜不惊的小东西，费神费功夫，忙碌到四脚朝天的春节里，要煮得动人肺腑，还真的不是一桩人人能够完成的任务。

我是莲子茶的爱好者，四季家常，馋心一动，时不时煮一碗。

莲子其实是清蒸的好，比煮好。拣优秀的莲子，与冰糖一起蒸透了，静静地蜜那么一夜，第二日晨起，是多么清心寡欲的一盅早点心。

上海人家最家常的一碗待客点心，是水潽鸡蛋，通常是双蛋。

年前请楼崚先生讲述一些父母往事，帮助我写一些关于家教的文字，记得楼先生跟我讲，最艰苦的日子里，吃都吃不饱，楼家姆妈却节衣缩食，一定要让三个儿子学音乐学乐器，请了名师，到家里来教。

每次老师来上课，楼家姆妈一定是一碗双蛋水潽鸡蛋奉客，三个青少年的儿子，饿得眼睁睁的，耿耿于怀。

再清贫，姆妈待客的这碗点心，一定整顿得体体面面拿得出手。这个，我今天听起来，已经不是点心，是礼。

这种崇高的东西，恐怕只是当时已惘然。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南方小城寄居，与乐维华顾红伉俪同城，乐维华是有名的才子，顾红是有名的美人，真真郎才女貌神仙眷属。

那年顾红产子，顾母从上海到女儿身边，帮忙照顾月子。

某日我去他们家里贺喜，抱抱麒麟子，顾红姆妈端了一碗双蛋水潽鸡蛋给我，那是在远离上海的南方小城，蓦然邂逅这碗久违了的古法点心，让我瞬间非常地想家。

一眨眼，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包子高中毕业负笈去留学，离家之前，把水潽鸡蛋的做法，教会了他。

后来我每年去欧洲看他，早餐包子给我煮红枣桂圆水潽鸡蛋，跟我教他的一模一样，美妙的溏心，于很多苏格兰清寒的早晨，是如此地甜和暖。

点心最恨，是吃饱。点心点心，无非是于正餐之前垫一垫。

孩子放学回家，午后三四点，离吃晚饭还有几个小时，姆妈准备几样点心，先垫一垫。

要是此时此刻一举吃饱了，就没意思了。至于吃点心吃撑，那真是闻所未闻的千古笑话。

点心的好处，是玲珑，小小的，浅浅的，轻轻的，那种蜻蜓点水。

点心要是磅礴如当胸一拳，也是很煞风景的。

比如小馄饨，吃个鲜，细，滑，烫，肉馅子那么若有似无点到为止就好了，不能个个一兜扎实的肉，一碗落肚，饱得满满的，活生生把吃点心，弄成了吃饭，真真败兴的。

家门口的美新，常常会在午后散步过去吃点心，一客春卷，一碗汤团，等等。

店堂里，经常遇得到独自一人来吃点心的暮年老人，男女都有。

有一回，坐在我隔壁的一位老夫子，一边吃一碗半甜半咸汤团，一边跟我讲闲话，我92岁了，自己骑自行车过来吃点心的。

这一句，我吟味了久久，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是吃了一辈子点心的上海土著，吃点心是他们人生的 must do ，

他们不见得了解下午茶是什么，但是他们精通吃点心，早点心，夜点心，干点心，湿点心，甜点心，咸点心。

有点心吃的人生，是一定要珍惜的。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

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戏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

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

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

有几年，有送麒麟的。上午，三个乡下的汉子，一个举着麒麟，——一张长板凳，外面糊纸扎的麒麟，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镲，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

每一段开头都是“格炸炸”：

格炸炸，格炸炸，

麒麟送子到你家……

我对这“格炸炸”印象很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状声词？状的什么声呢？

送麒麟的没有表演，没有动作，曲调也很简单。送麒麟的来了，一点也不叫人兴奋，只听得一连串的“格炸炸”。

“格炸炸”完了，祖母就给他们一点钱。

街上掷骰子“赶老羊”的赌钱的摊子上没有人。六颗骰子静静地在大碗底卧着。

摆赌摊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膝盖发呆。

年快过完了，准备过年输的钱也输得差不多了，明天还有事，大家都没有赌兴。

草巷口有个吹糖人的。孙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

北市口有捏面人的。青蛇、白蛇、老渔翁。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

到天地坛看人拉“天嗡子”——即抖空竹，拉得很响，天嗡子蛮牛似的叫。

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一个老妈妈鞋底有牛屎，干了。

一天快过去了。

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

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

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

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

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

“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兵）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

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点了蜡烛，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外面的纸屏上一样映出了影子，很欣喜。

乾隆和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小人连着一根头发丝，烛火烘热了发丝，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

它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它走马灯。要不，叫它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

整个画面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

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

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脸是圆的，眼睛是弯弯的，像人的眼睛，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

绣球灯、马灯都是买的。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轱辘，手执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

马灯是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西瓜灯、虾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是小孩玩的。

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尺半宽，镶绢，上画一笔演义小说人物故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蜡烛。

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看围屏有两处，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一处在附设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

炼阳观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

街上有人放花。

有人放高升（起火），不多的几支，起火升到天上，嗤——灭了。

天上有一盏红灯笼。竹篾为骨，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筒，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

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

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

初六打开两扇排门，卖一点市民必需的东西，叫做“小开门”。

十六把全部排门卸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做“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

年，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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