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了“中国梦”这一新的执政理念。如何解读“中国梦”?中国能否绕过民主的普世价值,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而立足于日新月异的国际社会?西方民主是否适用于中国?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先生在《倾斜的天安门》这部引人深思的新书中,针对未来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前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法广: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究竟是什么梦?与中国人民理解的“中国梦”是否相同?
陈破空:习近平提出 “中国梦”,其实是源自一个解放军大校刘明福的著作,刘明福的著作叫“中国梦”。他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国要做世界头号强国、世界一流国家。他说: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意思是说要交给中国。要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我想这种思维就跟二战前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冷战中的苏联一样,都是企图挑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民主国家美国。这种梦实际上是一种帝国梦。
中国梦其实在中国各阶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中国统治者那里是帝国梦,在中国官员那里却是发财梦,在中产阶级那里是移民梦,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其实是民主梦。所以在很多中国人,所谓永远的梦都是一个移民梦,最后又归结到“美国梦”。就是有汽车、有房子。所以这个中国梦是一个不统一的梦,而在描述“中国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说,实现的途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规定了这个途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我想这只是中国统治者自己做的一个梦,跟中国人民的梦想格格不入,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法广:有人说“共产党变了,至少中国经济在发展”,还有人说“批评共产党没有用”,你在书中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
陈破空:对,总是有人说共产党变了,所以经济在发展。事实上,发展经济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并不值得它大书特书。说共产党变了,是因为说看到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事实上,与其说共产党在变,不如说中国在变。与其说中国在变,不如说世界在变。中国的变化是世界带动发生的。而中国内部的变化却是人民带动发生的。不管在哪一种变动因素中,共产党的变化都是最被动的。是中国社会最落后的那一部分。是被动的变化,人民的变化是主动的。就好象中国政府在人们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一些诸如劳教制度、或者是收容制度,不得不取消一胎化政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愿意,而是在人民的压力下、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所做出的变化。
至于有人说批评共产党有没有用?我们知道,即便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民选的政府都要接受民众的批评和监督。像美国政府,经常在人民激烈的批评声中度过四年或者八年,这样才能够建胜恐惧、诚惶诚恐,小心施政,保持与人民的利益丝丝相扣。所以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府,都要接受批评。没有理由说一个集权的政府、中国政府不接受批评。中国古人曾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中国古人还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今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不可能让批评缺位。不管是国内的批评,还是国外的批评,事实上在多多少少都促进了中国、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变化。所以中国共产党被迫做出的变化,都是在国内外的批评声中做出的。如果真正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我想一切都不会发生。即便批评显得很微弱,那都是滴水穿石的作用。
法广:人权和生存权,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人权和主权,哪一个更优先?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你如何解读?
陈破空:中共宣传说,没有生存权,哪来的人权?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近代中国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比如说中国在六十年代初发生过大饥荒,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那不是中国人的生存权首先出了问题,而是首先是人权出了问题。我们能倒过来想,当时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人权,不能够阻止毛泽东的这种独断专行,这种倒行逆施,所以才导致了毛泽东的 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饥荒。如果当时中国人有人权、能够选举、能够罢免国家领导人,能够阻止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当时的大跃进不会发生,当时的大饥荒也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人权出了问题,生存权才出了问题。今天的朝鲜也是这样。朝鲜领导人过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而且风行先军政策,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军队、投入核武器的开发。但是老百姓饥寒交迫,几百万人被饿死。正因为朝鲜人没有人权,才导致丧生生存权。如果相反朝鲜人民有人权,可以监督政府、可以选举政府、可以罢免政府的话,朝鲜人民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所以人权在先、生存权在后。
另外关于人权和主权,很简单:一个国家要是没有人民,谈得上什么主权?首先有人民,才能谈得上这个地方的主权。所以民主国家有一句话叫“主权在民”。就是首先是人民手上要有权利,能够选举、能够通过选举来体现人民的意志、批评、监督等等,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些人们才能够谈得上对这个国家的拥有。所以有两句名言,一个说法是:无产者没有祖国,或者说:奴隶没有祖国。也就是说,没有人权的人,是没有祖国可言的,尽管他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还有一句说法是: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祖国。说的也是,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他拥有的主权。所以在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可以总结出:不是主权高于人权,而是人权高于主权。先有人权,才有主权。
法广:关于中国,存在一系列思想误区,诸如“中国人口多,不适合搞民主”、“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西方民主不适用于中国”,您在书中,是如何化解这些误区的?
陈破空:现在总有一个(不管是共产党、或者是亲共人士、或者是一些受过洗脑的人)都会说中国的人口不适合于搞民主。事实上,现在看这个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都实现了民主。这些实现了民主的国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人口多寡并不是一个决定能否搞民主的一个因素。相反,比如说如果我们说人口少才能够高民主,那韩国和朝鲜的情况就应该相反。因为韩国人口多、朝鲜人口少。还有当年的西德和东德。西德人口稠密、东德人口少。还有俄罗斯跟美国的比较。俄罗斯人口远少于美国。还有东欧跟西欧的比较。如果说按人口少的话,东欧应该先民主、西欧后民主。但事实上刚好相反。
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人口稠密的国家像:印度、日本、德国,都人口相当地稠密。印度人口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口稠密度非常大,它的国土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它的人口却有十亿,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八十,我们设想,如果印度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教派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种族、如果印度没有民主化的话,我想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类似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这样的惨剧、还有六四大屠杀的惨剧,可能一再会在印度上演。正因为印度有民主制度,尽管这个国家非常复杂、人口庞大、经济发展曾经稍微比较缓慢,现在经济起飞,但正因为有这个民主制度,所以印度这个复杂的国家才能够相对和谐地相处。所以不是人口多寡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民主的问题。
另外一句话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中国人素质差,它来自于这个制度。因为这个专制制度是压制文明的成分,而放大人性恶的成分。如果说要等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了,也就是说要改变制度。倒过来说,如果不改变制度,中国人的素质就提不高。反过来,这个道理就是:不能够本末倒置。只有改变了制度、只有实现了民主化,中国人的素质才会提高。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人有问题,文化有问题,制度有问题,但人和文化的问题都不能一朝一夕的解决。而解决制度的问题,相对是一个捷径。解决了制度之后去完善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素质和完善文化能够更快一些。
还有一句话说: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中国。这是共产党的宣传。事实上,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都很简单。专制就是压制、就是迫害、就是剥夺人民的权利。民主的概念也很简单,就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民选举、被选举、监督、批评。他没有东西方之分,当实现民主的时候,落实民主的形式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只是说能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同样道理,当专制和集权发生时,也没有东西方之分,就看人民有没有权利。当权者是如何迫害人民。所以在这里,没有东西方之分。中共之所以要把民主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它是一个偷换概念的做法。是想说中国走所谓的东方的道路,东方专制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但是具有巨大讽刺的是,在中国宣传它的东方道路的时候,它实际上借鉴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反讽。
法广:您在书的最后提出“中共终将覆亡”,此一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陈破空:毛泽东和共产党搞唯物变政法都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毛泽东本人都说过,共产党也有消亡的那一天。的确是这样。而且现在的共产党,动辄就说它的百年目标,建党一百年如何、建国一百年如何,要实现什么目标。这种百年目标,心态就跟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差不多。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它的寿命都有定数。像寿命比较长的,唐朝和明朝,也不过就是300来年。像清朝,267年。有的寿命短的,像秦朝,不可一世,灭掉六国,所谓统一中国,但是它只存活了15年。隋朝只存活了38年,新朝只存活了16年。也就是说封建王朝都有定数。道理很简单:封建王朝搞得是权利垄断、专制主义,没有把权利开放给人民。专制权力的一个特点是:权利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利必然绝对的腐败。腐败就带来王朝的没落。所以王朝从兴起、到建立、到鼎盛、最后到腐败、到没落、最后灭亡,这是王朝的必然之路。所以中国共产党这个红朝,它不可能避免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归宿。
另外从共产国际来看,建立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这些共产国际都破产了。原先的苏联老大哥,它解体了;东欧,作为共产主义的基地,也瓦解了。剩下的共产党国家,像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这几个,也可以说在处于风雨飘渺、土崩瓦解之中,所以最大的 共产堡垒、或者专制堡垒-中国,现在也出现了千疮百孔的漏洞。这些规律上来看,中共或迟或久走向灭亡是肯定的,它现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叫做“保党、救党”,不管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收紧,还是对内的镇压,对外的扩张,都显示出一种它是一种在“保”的姿态,“保党”、“救党”的姿态,这些姿态都证明,中共充满了一种末世感,充满了一种末世的恐惧感,覆亡是迟早的事,是终将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历史的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