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共产党第11届3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1978年，随真理检验标准的全国大讨论，中国社会开始挣脱常年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高压束缚，迅速活跃沸腾起来。西单民主墙开始集结越来越多的民众，各种民间刊物不断出现，星星画社也在这种冲破束缚的渴望中破茧而出。1979年9月27日，一批艺术家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毅然将自己的作品悬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的栅栏上……如果说星星画展被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的话，它的出现与落幕也记录着那个年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步伐。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国际策展人、独立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和丈夫、自由艺术家杨诘苍先生谈谈他们对这一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观察。出生于德国的杨天娜女士80年代中期赴中国留学，她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正是对1979年到1989年中国前卫艺术创作的符号分析。杨诘苍先生当时则正在广州美院读书，对星星画派事件记忆犹新，也对此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颇有独到见解。

星星画展：一个新的开始？

法广：您的博士论文选择的是“对1979-1989中国前卫艺术创作的符号分析”（全名：《文字的较量：对1979-1989中国前卫艺术创作的符号分析》。为什么选择1979-1989这个时段？

杨天娜：我90年代中旬完成（论文），这本书在2003年发表。我本人1985年到1987年间在中国读书，正好是中国当代艺术，当时还是中国所谓的“前卫艺术”最热闹、最开放的两年。当时的一些合作者都是我的朋友，甚至就是我在中央美院的同学。所以，对我来说，理所当然要写一个与我很接近的题目。

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要求我选择考古题目，我就只能选择考古：秦国的青铜器艺术。但是，通过这个题目我发现，研究考古有太多想象，因为每一次找到一个新的墓穴，那前面所写就可能都是错误的。所以，我就觉得不要考“古”，还是考“今”更好。

法广：杨诘苍，79年星星画派事件发生时，您在什么地方，对这个事件有印象么？

杨诘苍：很清楚啊。当时特别感动，甚至特别激动。我在1978年进入广州美院。79年，我当时的印象是有朋友收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当时，在传达室，我们这些朋友就开始讨论，关于那次游行。游行提出“艺术要自由”，“政治要民主”这样的口号。我们都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当时文革结束，邓小平提出要“四个现代化”。我们考进美术学院，以为国家一下子变得很开明了，甚至在艺术上也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所以，我们就觉得未来很好，感觉是一种改变，感觉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政府可能会随后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比较激动。

我们也有同学考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他们也给我们写信，也觉得特别好，说他们也跟着上街大游行了。

星星画派事件其实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发生了几次。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也很开明，甚至允许他们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后来事件慢慢平息了，不再那么剑拔弩张，这些人后来也出国了。当时没有出现像今天会去抓人的那种紧张。

杨天娜：我是1985年到中国，星星画派是在1978、1979、1980年。当然，诘苍刚才所说都是对的，但我觉得星星画派还有很重要一个因素，它把艺术带到公共场所，而且他们把他们的作品挂在中国美术馆的外墙上，这个很重要。他们先从外面围绕它，第二年就真正在里面做展览。不说他们在风格上有什么影响，但起码从表达方式上，对艺术家影响很大，给他们一种很大的自信，而且也告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好了，开放时代来了，政府允许我们参与，提出一些新的观念。

有意思的是它把文革时的一些习惯或者说做法带过来。像一次群众运动一样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公共场所，这毫无疑问地是从文革来的。然后他们也去北京的民主墙的那次示威游行，而且还走在第一排，还写了一些标语。这些肯定都与文革有关系。

对以后的艺术的影响，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给了他们一种自信。说明艺术和政治还是分不开的。

杨诘苍：艺术上倒没什么影响。其实这帮人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在美感上没有什么凸出的。最凸出的还是王克平的那个雕塑作品：偶像，将一个树头做成像毛主席的样子的作品，还有一个是用树结做成的头像，嘴巴里塞了一个木塞等等；这两个作品，从漫画感来看的话，比较符合他的那个形式。另外还有黄锐、李爽、马德升等人，实际上从美学角 度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它主要是提出了一个口号，很感人。这是我们当时这些美术学院学生的一些看法。今天回头再看，也确实是，从艺术上讲，包括老马、黄锐、王克平等，也就这样了，都没有超越那个年代的艺术。

法广：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政治上波动很大，尤其是80年代中期很快就有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些政治上的波动对这个时期的艺术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杨天娜：那当然，影响马上就很直接，比如星星画派（主要参与者）开始出国，他们都离开中国。黄锐去日本，还有人去法国……最大的影响是1989年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原来是准备在1987年底在北京农展馆举办，但因为出现“反右”的运动（当时运动的名字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反精神污染，具体是哪一个我有点记不清了），所以就做不了了，一直推到1989年。所以说，这种影响很直接。包括当时的一些美术报纸，当时，这些美术报刊对艺术的影响很重要。

1989 中国前卫艺术创作的分界线

法广：1989年中国发生了一次很重要的政治事件，也就是天安门事件。这之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实际上有了很大调整。这个事件对当代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八九之后的当代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八九年以前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

杨天娜：那是肯定的。可以说这（后）十年提出一些新的价值观，也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就是把一些多余的符号，一些多余的内容，就把它剔干净。比如，当时，王广义就提出清理人文热情。应该说中国的政治艺术、中国的宣传艺术都有很多内容，连用什么光线、用什么颜色、用什么姿态都有一个内容。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内容。当代艺术家当时要把它去掉，他们要谈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他们吸收从西方来的艺术、思想或哲学，（这）又加上很多内容。那他们就很难办。所以，很多艺术家当时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内容、甚至把自我取消掉，找到一些新的观念，比如说黄永砅就把偶然性代替艺术家，当然，他这样也就是跟着西方的前卫艺术家，比如Marcel Duchamp(马塞尔•杜尚)等人的一些做法。但是，在中国背景里，就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意义，就是把前面所留下来的那些意义或是观念过剩的那种东西全部洗干净、去掉。

法广：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当时的艺术创作空间处于怎样一种状态？星星画派年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很多如今都成了国际舞台上很有声誉的艺术家。当时的创作氛围是否对他们后来的艺术创作有相当的影响？

杨天娜：那当然。当时很重要。主要是他们真的非常热情。他们当时做艺术也就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他们都觉得能改变中国，而且他们也觉得政府允许他们参与这种改变。为什么１９８９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明白了：其实不是这样，他们不被允许说话，他们的声音又被压下来。所以，１９８９年以后，应该说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下以后的艺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当时的政策有变化，艺术家的心态变化也很大。

具体的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的，从一种积极性（转）到一种消极的态度。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这都是很消极的态度，是对现实的一种消极心态。为什么（这些作品）以后在市场上那么成功？为什么中国政府还是允许他们？就因为他们发现西方人很容易接近和接受这样的、消极的、和对中国现实的讽刺的作品。中国政府也觉得这是小骂大帮忙，所以还是允许它，不是把它全部压下去。但是，这和８０年代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工作也完全不一样，变成了，我刚才说了，把一些大的观念、概念去掉，把那种意义泛滥和意义多生的那种状态清理掉以后，就回到一种，第一是那种讽刺和消极的心态；第二是一种更加私人化的话题，比如说，９０年代出现的appartment艺术（法广注：公寓艺术），就是在家里自己做作品，还是与你本人的历史有关的一些作品……所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更个人化了。而且，我觉得文革的影子少很多，西方的影子更重要。

杨诘苍：我的观察是，六四以后、八九以后的艺术为什么转成这样子？这后面还是有政策的。因为打出维稳（决心）以后，共产党或者说政府真的是什么方法都用了。当时很重要的策展人栗宪庭和高名潞这些人本来已经跑出国了，打算不回来了。我和他们的关系很熟。当时，特别是栗宪庭要求艺术家签字、呼吁释放魏京生的时候出问题了，他后来就跑到加拿大去。但是，后来政府用了很多方法，要求他们回来，信誓旦旦说：回来没问题。后来，当时流行一种现象，出现了崔健的音乐摇滚、王朔的小说、还有栗宪庭策划的什么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什么的、什么中国的光头、大牙齿等这种……反正就是像漫画性的那种展览就很多……天娜说得很对，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凶：这是允许的、默认的。那些很有重量的、观念的、清理人文热情的艺术看不见了。一下子出来很多嬉皮笑脸的东西。这些东西，当然需要，我们是很想改变（中国），但是这种嬉皮笑脸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说到底，当时（六四以后）共产党真的是倒闭了，就是说从精神上已经不再承认它，但是，他们（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让一些文化界的人得到了缓解、放一点血，但那是救命血……结果到后来，他们度过难关以后，栗宪庭现在连策划一个山水画展览都会被关门的！太厉害了，他们用的方法……这些里面都是与维稳有直接关系的。维稳怎么维？他们千方百计，艺术也可以用，抬出这些人出来。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人的立场不够，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深度不够……

法广：但是在中国政治语境下，这些可能也是比较难做到的

杨诘苍：可以办到啊。按道理说，我们已经办到了，那个所谓的八五新潮的时候已经做到了。就是说人的精神上已经开始改变了：八五新潮的时候，从85年到天安门事件以前这个时期，中国的观念艺术、中国的知识精英，已经有很清楚的方向，他们已经有很深厚的那种追求。开枪以后，事件发生以后，大家统统都停下来了，一下子就转型：这个分界线很明显。为什么天娜把（论文主题的时段）写到1989年？因为89年以后的文化艺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观念艺术一下子没有了！就是说追求精神上的那些东西、追求艺术本体的东西没有了。结果又变成文革那种漫画……说得不好听些，就是倒退了：倒是当时离开中国那一帮八五新潮的艺术家，在海外的，还有一些在精神上的追求，看得清楚。所以，当时费大为说了一句话，得罪了栗宪庭：中国当代艺术分成了两个方向，留在国内的，往保守势力去走，又回到文革的那类东西，海外的，反是还保留着八五精神，有精神上的追求，一下子得罪了栗宪庭。

法广：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非常红火，买价很高。您怎么看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杨天娜：最近艺术市场没有那么红了，而且作品的价格也开始往下降。我觉得这很好，因为它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上。当然，有这么一段时间 主要是从2001年到2008年，应该说特别红火，价格特别高。以后当然也有价格特别高的个案，但是市场还是开始慢很多……我觉得这样对艺术家好。市场不要那么热闹。应该有市场，因为要活，但是，如果艺术家只是拼命制作作品，那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我觉得最近中国艺术家重新开始思考，而且又出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