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日播出的NHK《星期日讨论》节目中，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就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中有关“台湾有事可能成为存立危机事态”的答辩，在11月7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答辩，引发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弹，除了外交途径的抗议外，还采取了阻止中国人访日、留学、日本赴华航班大量削减、停止刚刚解禁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停止多项政府与民间的交流等反制措施，并强烈要求高市撤回此次答辩，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17日启程前往北京，8日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举行会谈,表示高市首相不会撤回答辩发言，使中方对日方的制裁不断加码，而26日举行的高市早苗与在野党党首之间的党首讨论中，围绕“台湾有事”发言，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询问高市首相此前在国会答辩的真实意图，高市首相解释称：“我只是就被问到的内容，在能说的范围内进行了答辩。”在高市首相答辩后，野田佳彦对记者表示：“她不再说具体例子了。我理解为这等同于她事实上撤回了此前发言。”那么，高市早苗首相到底撤没撤回相关发言呢？以及不断恶化的日中关系等展开了讨论。

高市引起轩然大波的发言

高市引起轩然大波的答辩主要是下面的谈话。高市首相在11月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并对前来支援的美军动用武力，那么日本可能进入意味着对美支援、并有限度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

高市早苗表示：我认为设想最坏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提到了“有事”这个词，那种情况可能有各种形态。比如，为了将台湾统一，为了完全将其置于中国北京政府的统治之下，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可能只是简单的海上交通线（Sea Lane）的封锁，也可能是武力行使，也可能是假信息、网络宣传等。我认为可能存在各种情况。但是，如果那是一种使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行为，那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都可能成为“存立危机事态”的一种情况。

高市与日本内阁修正7日谈话

在这段话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后，在11月26日举行的高市内阁成立后的首次党首讨论上，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彦代表再次就与“台湾有事”相关的存立危机事态判断问题向高市首相询问其见解的真意。对此，高市首相表示：“关于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以及什么样的事态会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政府会根据实际发生事态的个别具体情况，综合所有信息作出判断。这一点我已多次答辩说明。”她强调说：“日本政府的统一见解正如我刚才反复所答，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

她还表示：“根据《旧金山和约》，我国已经放弃了所有与台湾有关的权利和权能，因此我们并不处于可以认定或界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我只是就被问到的内容，在能说的范围内作了答辩。”

她还指出：“当时提问者将问题限定在台湾有事，并提及海上封锁”。她解释说：“我本来也不想提及太具体的事情，但因为是预算委员会，如果只是重复政府以往的答辩，预算委员会审议甚至有可能被迫中断。毕竟国会议员们都是全国民众的代表，他们提出了具体的实例来提问，我也只能在该范围内尽可能诚实地回答。”

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在11月13日提出了“有关存立危机事态的质询书”，质询政府是否仍维持以往对“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标准和对具体情形的解释。

日本政府在11月25日通过了一项内阁答辩书，回答齐藤铁夫的质询。答辩书明确写道，“完全维持政府的既有见解，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修订或重新检讨”。

答辩书还指出：“什么样的情势属于存立危机事态，需根据当时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各种信息后作出客观且合理的判断。（首相的）答辩也是在阐述这一宗旨。”

此外，对于“以具体案例作答，是否可能引发国民及周边国家地区的误解”这一质询，答辩书未直接回应，但强调：“我们已多次明确说明并未改变政府一贯的见解。”

由此可见，通过政府的内阁决定，已经撤回了高市首相将“存立危机事态”与台湾语境直接挂钩的表述，回到了以往“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判断，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做超前的假定性预设的一贯立场，也可以说是包括高市本人在内的内阁，收回了假定性预设性解释，有一种对于没发生的事态，将是“说一字即不中”的逻辑意味。

首相发言与内阁决定的关系

作为内阁首长，首相会就外交、防卫、经济政策等阐述方向性，但其发言要取得法律与政治的约束力和承传效应，需要通过“内阁决定”，所谓“内阁决定”，是指以整个内阁名义正式决定政府方针的程序，需要所有阁僚一致同意。如果首相的发言与既有的内阁决定出现矛盾，政府会强调“政府一贯的见解”，没通过“内阁决定”的首相谈话，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承传效应。

比如有关日本首相的战后谈话，就是指首相就国家重要事项发表的官方见解，经过内阁会议决定后公布。首次通过内阁决议做出的首相战后谈话，是时任首相的社会党的村山富市1995年发表的谈话，以后在逢十的节点，都会发表围绕二战的官方“首相谈话”，也就是经过内阁成员每人都签字的代表政府意志的首相谈话，这里包括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的谈话、2005年小泉纯一郎首相谈话（均在终战纪念日的8月15日发表）、2015年安倍晋三首相谈话（在8月14日发表）。这些谈话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上发表，而在今年10月10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发布了题为《值此战后80年之际》的内阁总理大臣感言，虽然他也在首相官邸堂堂正正地以记者会见的形式发表，但与战后50年、60年、70年历任首相发表的“谈话”不同，这次谈话没有通过内阁决议，只不过是首相个人的见解，表达了对二战的“反省”并总结了“教训”，完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承传效应。

如上所述，高市首相7日的国会答辩法不具有政治与法律约束力和承传效应，而后面经过对高市7日答辩修正的“内阁决定”的答辩书，才具有法律与政治的约束力和承传效应，因此可以说日本以“内阁决定”的答辩书的形式，收回了高市早苗11月7日的谈话，她自己本人在11月26日的党首讨论上对此问题的答辩，也可以说是对她11月7日答辩的一种修正，所以野田佳彦表示：“她不再说具体例子了。我理解为这等同于她事实上撤回了此前发言。”

外交应追求“最大公约数”

对此，中国依旧不依不饶，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5日主持例行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日本政府在25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答辩书，称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国会答辩“并不意味着改变政府的一贯见解”。中方是否接受日方这一说法？

毛宁指出：日本官方最近多次提到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或者“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明确向日方提出，日方所谓的“一贯立场”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日方能不能完整公开地表述这个“一贯立场”？日方一再重复所谓“立场没有改变”的概念，但是却始终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日方是在刻意回避中方关于收回错误言论的要求，企图蒙混过关。这让国际社会不得不质疑，日本到底有没有反躬自省、纠正错误的诚意和行动。

而这种完全要求高市以道歉的方式“收回错误言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也有本国的民意，根据《每日新闻》在22、23日实施的民意调查，对于高市早苗首相7日围绕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回答“认为有问题”的占25%，“认为没有问题”的为50%，后者大幅领先。

外交的本质是两国在争执的问题上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一方让一步，另一方应该接受对方的让步，自己也做一定的让步，由于国情与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不同，也应允许存在“模糊空间”，使双方都有一定的回旋的余地，这是一种重要的外交智慧，而任何制裁，伤及都是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对方民众的感情，只有及时互相让步，才能避免长期的僵持所造成的“战术的互损”，从而回归“战略的互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