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担任亚际书院等机构的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曾在《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学术月刊》、《财经研究》、Journal of Neuroscience、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等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西方经济思想通识》、《调适与维新》、《梁捷西方经济思想史讲稿》等。

在看理想主讲《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生娃·养老·打工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平行城市：无限人生书单第2季》《大讨论：10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

梁捷老师与看理想的合作始自19年，《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涵盖了以老师家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平方公里，这也是他日常散步的范围。梁老师身处这些日常场景时的所思所想，其中涉及的经济学原理，都在这档经济学入门节目中一一呈现。

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我怕写稿会给老师太大压力，可老师却说，为看理想写稿实为苦闷生活的调剂。100集的《生娃养老打工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在这期间诞生，做节目成为老师在这个阶段倾注心力最多的事：“这一年多，全在这档70多万字的节目里。”

上海封控期间，日常散步的“一平方公里”缩小成了书桌前的“一平方米”，身陷“日日抢菜”“日日核酸”的荒谬游戏，恐慌、愤怒、无力、无法理解，思想也难恣意驰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变成了我和老师每次交谈叮嘱对方的话。

解封后的2023，生活看似恢复往常，但我们都知道一切都变了。惟愿大家平安健康，“好好学习，及时行乐”。就算没救了，也要继续发声，是因为我们还爱着这个糟糕的人类社会。

01:17  环境对个人的干预与限制，无处不在

09:59  遭遇的巨大挫折并非“至暗时刻”，这就是人生本身

16:04  怎样让自己安定下来，不再虚无，不再怀疑人生的意义？

21:12  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怀，和及时行乐、享受生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25:31  快问快答

我无时无刻不在与环境周旋，或者说，我每时每刻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环境对于个人的干预与限制。说得更具体一点，怎么个干预与限制？比如说没钱。没钱这个干预与限制，从以前到现在，到我可见的未来，始终是一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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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许听说过90年代末扩招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从90年代末扩招，第一年扩40%，第二年再扩20%，第三年再扩20%，没过几年大学生就变得很不值钱了。虽然大家觉得，要读北清复交好像还是挺难的，但是大学的规模实已扩大了好多倍。今天大学生已经变得不太值钱了，所以大家才要卷考研。

在我读书的时候，价值观还是“高考是一考定终生”，但到今天这种激励没用了。我看到一位经济学家安慰大家说：“没关系，大家高考随便考，反正三年以后大家还要考研的，我们考研时再见。三年前大家都已经参加过中考了，三年以后大家还要参加考研，所以这次高考大家不用看那么重。”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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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代红利”，哪有人真正掌握了时代红利呢？就算我们没有赚到时代红利，但父母那辈有啊，从代际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很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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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要做出改变，在客观条件（经济、技术等）上容易很多，但在心理上会困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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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我长期处于至暗时刻，没有什么励志的故事可以与大家分享。而且在我个人的理解中，人生不应该是一个从低谷走出至暗时刻，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后跟你们讲述我的成功业绩，回顾我是怎么走出至暗时刻的。电影《至暗时刻》丘吉尔把英国从战争亡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这是电影喜欢的叙事模式，这不是真实的人生经历。

我的人生中遭遇过很多很多的挫折，到现在仍然在不断遭受挫折，但我不觉得这就是至暗时刻，我觉得这就是人生，人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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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你可能你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你把时间精力用在某一方面，你在这方面可以获得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会遭到挫折。

况且，你获得的所谓“成功”，是不是真的你自认为满意的东西？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花费了巨大心血写作《经济周期》，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在我看来，这本书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写得更好。

熊彼特和凯恩斯同时开始研究经济周期与美国大萧条的问题，但凯恩斯的《通论》花了两年就写出来了，出版后凯恩斯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样一个题目熊彼特研究了十年，投入的精力远超凯恩斯，但等到熊彼特终于把这本书完成，拿到十年后的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因为市场觉得凯恩斯早已讨论过这个问题，就认凯恩斯的《通论》了，没人关心熊比特的研究。

这本书在市场上、学术上都被认为是失败了，熊彼特心情非常沮丧。与此同时，正好有人约他讨论一个现实问题，熊彼特才华非常高，他根本没花什么力气，很快随随便便写出了一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投到市场上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熊彼特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对于熊彼特来说，他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他最看重的一本书变成了挫折，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而他随便写的一本书却给他赢得了极大的名誉。这对于他的人生算是成功吗？在旁观者看来，熊彼得当然是成功了，但是对于熊彼特自身，他对于他自己的工作，对于他自己的人生，其实有不一样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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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于那些自我评价和整个社会评价高度一致的人，或者是真正像丘吉尔这样的与时代周旋的人，可以很清晰的定义什么是他的“至暗时刻”。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整个人生从过去到现在都处于至暗时刻，而且到未来也看不到什么光明。但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安慰是，我没有放弃读书和写字，没有哪天不在读书，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标准。“至暗时刻”可能是更接近于社会的评价标准，我可能并不是太在乎这一点。

我经常想起这两年读的一本小说《斯通纳》，写的就是一个在学术上、在人生各方面看起来都彻底失败的美国的普通学者。他对我触动非常大，我从这个失败的斯通纳身上感受到了非常强大的力量。真正有力量的往往是悲剧人物，往往是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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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怀疑人生的意义，从来没有放弃过怀疑。对于很多大家公认的东西，其实我都充满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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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找到一些强大的东西来支持你，让你相信，让你不再怀疑。

但是，找哪些强大的东西来支持你呢？对我自己来说，阅读柏拉图、康德、尼采对我的启发与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每一次想到了庄子，想到了尼采，我的内心都可以稳定下来，这样一来，对于其他生活上、工作上的各种琐事与烦恼，我觉得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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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行乐”在我看来不是什么“防御性的悲观”，及时行乐非常非常重要。

我大学有一位很敬佩的老师，他给大家提的人生建议就两句话八个字：“好好学习，及时行乐。” 我觉得这两句话说得太对了，所以我想利用这次节目的机会，也把这两句话八个字送给大家，尤其是还在大学里，或者是还在读研究生、读博士的年轻朋友，我要把这八个字送给大家，就是“好好学习，及时行乐”。当然，这两个字像罗尔斯《正义论》里的词典式排序一样，还是有个排序，那就是“好好学习”得排在前面，“及时行乐”得排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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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是一个对于企业、组织提出的要求，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有什么社会责任？我承担不了社会责任。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自我膨胀，太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要承担什么责任，地球离开你就不转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承担不了什么社会责任。你要承担的是最基本的责任，是你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工作、对父母、对子女、对朋友，你可以说“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你要说对于社会的责任，那不应该是你要承担的。这个概念需要厘清。

但我也经常忍不住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甚至有时候对一些宏大的问题，比如对气候变化、全球暖化问题发言。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社会责任”，是我还关心这个问题，我还爱着这个非常糟糕的人类社会，仅此而已。

而且我觉得，对社会与人类的关怀，和享受、“及时行乐”之间，好像也没有必然关系。这些问题大家当然应该关心，但与此同时，大家更应该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