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初，十几名女性通过《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提出的性骚扰甚至性侵犯行为指控，使得多年来在国际影坛不可一世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迅速声名扫地，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催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公开揭露性骚扰行为的#MeToo.（我也是）运动，欧美社会不少政治领导人或公众人物因此而为他们此前的行为付出了代价。2018年初，已经定居美国、在硅谷工作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举报该校教授陈小武持续性骚扰多名女学生，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带到了中国，在高校群体中迅速引发响应。不过，如果说#MeToo反性骚扰运动在欧美社会激发起新一波对当今世界两性平等关系的思考，给各国的女权运动带来一股新的动力的话，在中国，#MeToo运动的冲击波也随着北航事件中被指控的教授受到学校的行政处罚而逐渐消散。北航事件是否可以看作是#MeToo运动的中国版？这场运动的冲击波是否也给中国社会的反性骚扰努力带来一种转折？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女权学者李思磐女士：

中国#MeToo运动的主体：推动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法广：首先，能否谈谈您对这场几乎全球性的#MeToo反性骚扰运动的意义的看法？这次运动的意义是否仅限于让受害者不再沉默？

李思磐：我想，在中国以外地方的#MeToo和中国的#MeToo其实形式和背景都很不一样。比如在美国（举例美国是因为美国的能见度比较高。我知道在法国的社交媒体也是如此），比较被关注的可能是人们对一些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或者演艺界非常知名的人士、非常指名道姓地、而且是自己实名在社交媒体上讲出自己可能是许多年前被性侵的经历。但是，在中国，（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

区别在于，北航事件事件中，除了已经在中国以外的、在硅谷工作的罗茜茜是实名举报陈小武之外，其他的受害者并没有露面，既没有实名在社交媒体上露面，而且，包括罗茜茜的支持者、独立记者黄雪琴（黄雪琴其实是在罗茜茜公开投诉性骚扰事件之前，建立了一个账号“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查”）。她（黄雪琴）虽然讲出了自己的经历，但是她并没有告诉大家：那是谁？没有说出她针对的是哪一位。这样的情况大概是目前的常态。就是说，有很多人吐嘈，匿名说出自己被骚扰过，但是很少有人……就是说，在中国除了陈小武是通过向学校正式投诉这样一个途径被处理或者说被人们知道之外，其实并没有太多知名人士受到#MeToo运动的影响……

法广：就是说没有很多害人者受到惩罚？

李思磐：对，没有那么多加害者（被处理），除了陈小武之外，其实没有几个加害者被揭发。

法广：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社交网络上出现的这些呼吁其实不能说是中国版的#MeToo运动？

李思磐：对，（二者）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MeToo运动最初发生在美国。美国无论在法律上也好，还是在一些企业或机构的内部也好，他们都已经有一套面对性骚扰问题的处理机制，只不过对一些特别位高权重的人来说，这套机制失灵。但在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国的情况是现在还没有一套正在运作的、可以执行的反性骚扰机制，因此，中国的#MeToo 运动，与其说是揭发那些位高权重的加害人，不如说是呼吁、建议、进一步推进建立这样一套反性骚扰的制度。

法广：#MeToo在美国启动后，在演艺界获得的响应最多。但在中国，最大的响应来自高校。如何解释这样的情况？中国高校的性骚扰问题为何如此严重？

李思磐：其实，这个运动在高校获得了非常大的推进，这并不是说高教领域性骚扰的情况比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在企业，或在政府──更严重，并不是这样。我想，（各个领域）都一样严重，只不过是高校学生处于一种集体生活的形态里，比较容易被一些社会议题动员起来，比较容易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然后投入一种社会运动。学生是比较容易加入社会运动的人群。对于其他人来讲，包括在企业，也就是已经工作的成年人，无论是在企业界，还是在政府工作，可能都面对一些同样的境遇，但这些人未必有条件来推进一个运动。这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讲。

另一个角度，我想，比如从教育部或者从学校当局来讲，发生这样的运动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这样的道德资源，来完全镇压或者是拒绝这样的诉求。因为，第一，从学校来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是最应该受保护的人。第二，中国社会对于性的侵害其实非常敏感。这两点都使得学校当局以及教育部门，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诉求，他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必须要建立一些制度，来反对这种赤裸裸的压迫和侵害。我觉得这是在高校领域可以被推进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大约有70多家高校、8千人左右参与了寄信给母校，要求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的运动。这其实是中国#MeToo运动的一个主体。

在网络上，基本上一视同仁，她们的帖子都会被删除，她们的联署网页都会不见。但是，我们会发现，就学校来讲，虽然有些学校出于惯常的、对学生群体的维稳思维，会采取一些维稳措施，但是，还是有很多学校做出了正面的答复……

#MeToo与“#米兔”

法广：这也正是我想问的另一个问题：中国各级官方机构在性骚扰问题上的态度有时候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中国民间这些年的反性骚扰努力经常受到不同形式的打压：2015年，“女权五姐妹”因为计划在三•八节那一天去公交车上散发反性骚扰的传单，而在三•八节前一天被抓捕，并被关押；2017年5月，广州女权活动人士张累累因为发起反性骚扰人肉广告牌行动，而不仅被当局阻止，而且被要求搬离广州……您刚才也提到，这次#MeToo运动在全球范围开展以后，在中国的活动会被删帖……为了绕过网络封锁，#MeToo在中国变成了“米兔”。但与此同时，官方也有反性骚扰宣传的努力。如何理解中国官方的态度？

李思磐：因为官方不是一个部门。我想，从网络信息管控部门来看，它需要做的日常工作是，不管是反性骚扰运动，还是其他社会运动，他们删帖的一个原则（这之前有过相关研究）是，尽量避免社会动员的可能性，就是说尽量避免大家通过网络上的信息，更多的人集结起来，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是它要避免的，所以它要删帖。但是，当这些公开信寄给那些学校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说，很多学校没有办法反对或拒绝。有些学校会出于维稳思维，会说什么是“反华势力号召”之类的，有些学校会完全不接受这些公开信，但还是有些学校接受了信，并且给校友回信，说：你们的建议非常好、我们会参考来讨论怎么样做反性骚扰的工作……不少学生都接到了这样的信。

另外从教育部的角度来讲，2014年发生在厦门大学的一桩性骚扰事件其实和今年的陈小武事件有相似之处。事件揭发出来的时候，当时也有两百多名学者一起联署，并且寄送了非常完整的、关于教育部反性骚扰机制以及厦门大学相关规章制度的文本。教育部后来的回复非常正面，将反对性骚扰写入了部门规章，这就是所谓的“师德红七条”，规定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这是2014年取得的一个进展。所以说，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教育部会有动机去管控这种严重的、会伤害教育部门以及一些高校机构的合法性的行为。他们有动力去接受民间的一些诉求和建议。

法广：但是反性骚扰这样的运动是否可以仅仅依靠政府行为、而没有民间的呼应和推动呢？

李思磐：我觉得，比较好的结果是在官民互动中进行的。2014年的厦门大学事件之后，民间有呼吁，教育部有一个初步的规章，也就是所谓的“师德红七条”。这一次的陈小武事件又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民间舆论都有压力。在此之后，教育部也承诺要建立一个具体的长效机制，来管控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我觉得，在将来，我们就要看，可能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管控？这个制度是否有用？就是我觉得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下一次可能又会有一件可以动员起舆论压力的什么事件，然后可能的结果也许就是可以推动出一个可以具体运用的制度。

我可以举个例子，2014年出台“师德红七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没有细节，没有说怎么惩处，怎么投诉……但是因为有了厦门大学的例子以及“师德红七条”，这就使得去年成都理工大学发生性骚扰事件的时候，这个学校就援引“师德红七条”，并且按照厦门大学的处理程序来处理；去年还有南昌大学的一个情况，也是这样处理了。所以说，如果陈小武事件之后，能够再通过民间的一些立法推动，建立一个具体的制度，包括怎么投诉、怎么处理、怎么去调查，诸如此类。如果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我想可能还要民间的力量通过一些非常非常具体的个案，再一次去推动处理的过程，然后成为以后可以借鉴的一个先例……我的意思是，既不能纯然地靠官方，但是也不能仅仅有民间的诉求。还是需要民间去占据那些可能来进行呼吁、进行推动的一些窗口，就像我们刚刚分析的，尽管有那么多删帖，尽管有官方对民间动员力量的压制，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官方，比如教育部门，他们有自己的合法性的需求，所以，他们也需要通过回应民间的诉求，来树立自己的合法性。那这就是民间与官方可以结合、可以互动的一个窗口。

#MeToo运动显示出社交媒体的能量

法广：#MeToo在欧美国家引起的震荡的确并不仅仅是受害人说出自己的经历，也不局限于简单的具体事件，而是对整个社会关系都有非常大的震撼。在中国社会，从罗茜茜实名举报引起的响应来看，#MeToo是否也起到了如此大的震动效应？#MeToo运动的带动力是否也会带动中国的反性骚扰的努力走向一个转折？

李思磐：我刚才也讲了，在中国，#MeToo运动并没有那么多加害人被曝光，但是它展现了社交媒体可能有的一种能量。在罗茜茜之前，其实也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件，比如，应该是前年（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学生带一个小组，做了一个高校性骚扰调查。他们使用了一些类似像“钓鱼执法”那样的方式，把具体的一个教授引了出来。在他们的报道出来之后，那个教授被北师大处理。但是在这次的#MeToo运动里，这件事又被翻出来：还是这个小组，他们发现这个被处理的教授正准备转会（在中国，一个名教授如果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他可以拿到很多钱。），他准备到上海的一个学校去，而且这个学校也已经公示准备引进他。也就是说，对于这样有名的教授来讲，以前在学校被处理过根本不影响他之后继续他的研究，或者得到很好的薪资待遇。但也就是在这次#MeToo运动过程中，他再一次被曝光，上海的那家准备接收他的学校就声明说，不准备接收他了……我想说的是，（#MeToo运动）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对社会关系、尤其是对那些特定的圈子，产生那么大的震动，但是，社交媒体展现了它的力量：就那么几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他们可以让一个地位非常稳固的学者……尽管教育部没有规定说某个教授在这个学校被处理，在其他学校就不得被聘用，没有那种、尤其是像美国那样一旦发生性骚扰，可能将来再也不能在学术界立足，但问题是几个学生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