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它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对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也提供了许多有用而又有趣的信息。《红楼梦》还有一个十分重要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就是，在《红楼梦》的故事中，通过人物的活动，表现出许多杰出的管理理念、思想和智慧。虽然那只是一些发生在家庭中的事情，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管家与治国、办企业、办事业有许多相通之处。《红楼梦》关于管理的这些精神财富直到现在仍然对我们现代人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本期演讲将主要解析王熙凤在管理方面给我们的五大启示：
　　一、敢于抓大事，善于抓小事
　　二、慧眼识英才，能力最重要
　　三、关键时刻保护部下
　　四、高超的谈判技巧
　　五、改革过时了的祖训

        可以用一句话阐释哲学：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1.对世界的认识：哲学提供认识世界的一种解释模式
      从德国哲学家康德开始，现代哲学有一个基本共识：世界背后没有一个所谓的本质。你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必然基于一种视角，不同的视角去看世界，世界就是不一样的，因此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2.对人生的认识：怎么看待幸福
      计划经济时，稳定最重要，市场经济后，财富更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什么样的社会能让人最大限度地幸福？
      法制社会是鼓励利己、惩罚损人的，而人治社会则禁止个人自由。亚当斯密发现，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因此应该倡导一种自由利己的经济模式，但有一点，任何人在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不能妨碍别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是最好的社会。
      （2）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幸福的人生？
      关于幸福的看法，历来哲学有两大观点。快乐主义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以伊壁鸠鲁为代表。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道德和人格上的完善，以苏格拉底为代表。但两者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可以总结为，幸福就是快乐。
      人有两种基本的快乐：生命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
      生命的快乐指健康、平安和闲暇。伊壁鸠鲁说，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精神的无纷扰。没有那个哲学家认为纵欲是快乐的，人应该理智地追求快乐，不能为了眼前的一时快乐给自己埋下痛苦的根子，应该追求一种可以持续的快乐，而不能去追求那种最终会转变为痛苦的快乐。闲暇指能够自由地享受大自然。（旅游家和渔夫的故事：赚钱本为手段，很多人却将其看做最终目的）
       托尔斯泰：最高的物质幸福，不是金钱，对于个人来说是健康，对于人类来说是和平。

        禅宗思想是当代东西方人精神的无尽宝藏。禅宗思想是当代精英人士提升智慧的有效、直截的途径之一。通过体悟佛禅智慧，可以由事业的成功走向人生的成功、觉悟的受用。吴言生先生从禅的意义、入禅之门、禅的思想、禅悟人生、四句禅偈这几部分内容谈开去，帮助大家体会佛学要义，掌握禅学精髓，激发生命潜能，涵养智慧人生。

 　中国历史上在明清出现了十大商帮，晋商居首。晋商形成于明初，民国后开始衰亡，前后历经500多年，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山西人低调，财富很难统计，”梁小民从史料中选取零星的记载以窥斑见豹，“山西富商至少有八大家，每家的家庭资产都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是什么概念？满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4000万两白银，四个晋商加起来，就是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除去这样的‘大家’，山西的‘中家’、‘小家’，不计其数。”

  　山西的繁荣，曾给宋蔼龄留下深刻的印象。孔祥熙是山西人，宋蔼龄嫁给他后，要到婆家行礼，但她临行前非常犯愁——宋蔼龄生在上海长在美国，山西对她而言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但她到了山西才发现，这里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越了她的想象。宋蔼龄被16人大轿抬进了孔家大院，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院子，楼亭阁台美不胜收。再看到街上林立的店铺、票号，宋蔼龄忍不住感慨：“这就是美国的华尔街。”

  　有钱就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商帮吗？“不能这么说，”梁小民有他衡量的标准，“晋商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企业制度；其三，诞生了晋商文化，并借助这种文化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在梁小民看来，这三点放在当下也不过时。回看晋商的兴衰，并非只是忆古之思，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启未来。

 　“在英文里，有两个来自中国的外来词，一个是Kong Fu（功夫），还有一个就是Feng Shui（风水）。外国人至今弄不懂功夫和风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承认这二者都特别厉害，但到了国内，它们的遭遇却大相径庭。李小龙、李连杰这样的功夫明星在国内享有着极高的声誉，风水却一直被视为与我们自身的一些文化相矛盾，始终得不到正统思想的承认，这是为什么？”一段鲜明的对比，将众人带到了对问题的思索之中，可思索的结果，却仍不是葛兆光所能把控的。

  　儒学与风水，暧昧的两极

  　在葛兆光以前，提到“思想史”三个字，更多人想到的是晦涩、深奥。从先秦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国思想史所囊括的内容总是过多地集中于精英阶层的想法。

  　在葛兆光看来，“更应关注在历史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一般的、普通的知识和思想，这些思想是精英思想存在的土壤和依据。”比如风水，便是葛兆光研究思想史这个大问题的小切入点。

  　“传说中，刘伯温的《堪舆漫谈》中有这么一首小诗：‘堪舆要领不难知，后要冈兮前要溪，穴不受风堂局正，诸般卦例不须疑。’很简单的道理，只要满足了，就是好风水。例如当时清朝准备选皇陵的地址之一，例如清代的‘样式雷’所画的九龙玉的形势图……”几个“极品风水案例”一摆出来，观众们都伸直了脖颈。然而又有几个人真正知道，风水究竟是什么，来自哪里？

  　“古书中，风水又叫堪舆。堪是天道，舆为地道，是上观天文、下知地理的大学问。‘风水’二字又作何解释？出处为水，入处为风。古代的中国，对于大自然的很多理解，实际上都是根据人的身体放大的。风与水，和人身体里的血脉、呼吸是同样的道理。试想，人如果血脉不通、呼吸不畅，那还得了！所以人要想存活，就得看水脉、知风路，要能藏风、能得水，因为得水有活路，藏风有生气。这就是‘风水’二字最初的由来。”让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本该被崇尚理性的儒家学者视为“怪力乱神”并加以排斥的“学问”，却长久地存活了下来。这其中的“暧昧”态度，曾经让葛兆光思索了很久。

  　“儒家认为现世的政治秩序、伦理道德更重要，而风水会让人心存侥幸，希望靠它求得福祉。可为什么他们又不彻底地扼杀风水呢？一个宋代儒家学者道出了其中的原因：风水来源太久了，儒家没办法彻底把他打垮。第一，对于自然天地的规律你没有拿出另一套道理，所以不能够抵制它；第二，人们的命运充满变数，种瓜得瓜还做不到，你难以阻止人家去信风水；第三，儒家讲现实，不讲来世，可是人们总是想知道以后的事情，但是儒家给不了一个答案，民众只好去信别的。”

        关纪新：如果有人问我，满洲民族在文化领域表现最优异、奉献最突出的门类，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文学。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老舍、叶广芩......

        关纪新:如果有人问我，满洲民族在文化领域表现最优异、奉献最突出的门类，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文学。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老舍、叶广芩......

      12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了解日本。中国人不仅应该了解日本，而且必须了解日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应该了解日本。

      《隔岸的甲午》写作契机来自于央视《历史的拐点》纪录片拍摄，祝勇跟随摄制组前后跑了日本二十多个城市，数十个拍摄点，作为一部历史的非虚构作品，“现场性”是本书的着眼点。该书由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开始，从日本的有识之士吉田松阴写到清朝的李鸿章，通过明治维新后日本与大清朝一系列政策、体制的对比，抒写中国与日本在近现代时空里的遭遇、复杂、痛苦和传奇故事。
       “历史与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历史本身就带有文学性，甚至历史比文学更加文学，而‘非虚构’比‘虚构’更像‘虚构’。”“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从清代史料出发看甲午战争，其实我们也需要日方乃至朝鲜资料的介入，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完成对甲午战争的复原。”

        作家毛尖说：“如果张爱玲还有什么亲人那一定是陈子善。”的确，张爱玲的许多原本已经湮没的佚文之所以能够重见天日，和陈子善的努力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堆成山的旧报纸旧刊物中，发掘不为人知的作品与故事，其实是一件枯燥且充满挫折的工作。而陈子善却能从中找到乐趣。他把这看成一种探险，把自己当成福尔摩斯，在故纸堆中当侦探。难怪他在做好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学工作之余，还能带着学生不断挖掘散落在各处的关于张爱玲的点点滴滴，不断地给“张迷”送上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