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30年前，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然与世长辞，许多北京大学生与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悼念活动立即得到全国大学生的相应，胡耀邦的灵堂被设置在了各地的大学校园内。随后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民主诉求，进而发展为5月13号起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和绝食……

中国国务院3月27号发表了题为《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外，主要内容包括十个部分，涵盖历史、社会、政治、宗教和生态等主题。中国官媒称，白皮书通过数据和事实，系统阐述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中央政府官员反驳白皮书说，中共对西藏实施殖民专制双重压迫，认为“中国政府用‘民主改革’这样一个名词来混淆视听，其实就是“集体化运动”，这些运动让西藏民族经历了巨大的苦难。

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将一带一路计划推向欧洲舆论的风口浪尖，意大利作为七强国家中率先与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受到欧洲舆论侧目，观察家注意到某些意大利政府官员似乎并不十分自在。与意大利政府关系紧绷的法国政府更是借此机会高调呼吁必须谨慎对待一带一路，要提防北京的霸权野心，要协调一致共同应对中国，而不要使一带一路成为分裂欧盟的金苹果。那么，欧洲在对待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问题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如何评论一带一路计划实施五年多来的结果？我们请法国知名学者，法国国际关系学院（IFRI）亚洲中心研究员迪-羅謝女士 （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与 法国智库托马斯·摩尔学院（Institut Thomas More） 中国问题研究员 杜波（Emmanuel Dubois de Prisque）先生来谈谈他们的观点，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走出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达兰萨拉。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为保护西藏的文化奔波劳碌。走出西藏五十周年后，达赖喇嘛退出政坛，专心弘法。那么六十年前达赖喇嘛走出西藏的那天，对藏人来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今天的西藏特别节目中，请到了达兰萨拉藏人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主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代表达瓦才仁。

又是春天，又是读书季。法国最大的图书沙龙巴黎书展从3月15到18号在南部的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这个每年一度的图书盛会在四天的时间里有望吸引近20万读者。

六十年前，1959年3月10号，成千上万西藏拉萨民众为了阻止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前去观看军区的文艺演出，包围了他暂时居住的罗布林卡，民众认为这是中共要诱骗劫持达赖喇嘛的骗局，类似“达赖已经被带走”的谣言四起，藏民控制了罗卜卡林内的三位噶伦，并在街上贴海报，喊口号，要求共产党离开，这个突发事件最后演变成了大规模起义。解放军随后实施的镇压行动造成了多少藏人死亡的数据根据不同的来源说法也不同，最终导致达赖喇嘛决定出走印度达兰萨拉，组成流亡政府。这个事件被北京定性为“暴乱”，藏人称其为“起义”，无论何种称呼，不可否认的是，它改变了达赖喇嘛和所有藏人的命运，也完全改写了西藏的历史进程。

李子薇来自中国广东，学习艺术和管理，随后来到巴黎继续深造。李子薇于2005年在巴黎六区的开设A2Z的画廊并且从事当代艺术策展，15年来她辛勤耕耘，推出不少青年当代艺术家，也展出了如马德升，越南裔Hom等具有代表性来自中国和亚洲的艺术家。李子薇接受本台三八妇女节的专访，与大家共同分享自己作为女性策展人的经历。请听法广专访。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走出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达兰萨拉。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为保护西藏的文化奔波劳碌。走出西藏五十周年后，达赖喇嘛退出政坛，专心弘法。那么六十年前达赖喇嘛走出西藏的那天，对藏人来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今天的西藏特别节目中，请到了达兰萨拉藏人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主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代表达瓦才仁。

法广：请您谈一谈310对藏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达瓦才仁：其实310它本来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到军区去观看表演，但西藏人认为中国政府这样的邀请，是要去拘留或者是要逮捕达赖喇嘛，所以就双方就引起冲突。那西藏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虑，就要从之前，就要从好几年前开始说起，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从五六年开始在西藏的康区的，就现在的话  青海啊、四川、云南那些藏族地区，他（中国政府）对当地的宗教领袖、部落酋长都是用开会，或者是会谈，或者说去看表演节目等等，用这样的名义把这些人收起来，然后把他们一下子全部都逮捕。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所以西藏人都知道中国的政府当他要去镇压西藏人的时候，他先会把西藏的那些宗教领袖、部落酋长等西藏人的领袖给用这样的方式，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去镇压自己的人民。

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有的西藏人都形成一个共识，都知道中国会这么做，所以当听说中国政府要邀请达赖喇嘛去看戏。而且还不允许带警卫呀等等，还是很多反常的一些要求的时候，西藏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轮到达赖喇嘛了，所以他们要去保卫达赖喇嘛；双方因此引起冲突，中国政府就强硬地去镇压，所以达赖喇嘛就躲避中国的暴力，就逃亡到印度，所以说它（310）象征着其实是西藏人在跟中国八年前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刚开始，西藏人把十七条协议当成是保命符，希望十七条协议能对自己有一些保障，可那时（59年）西藏人已经完全地失望了，完全地失去信心，唯一剩下的就是达赖喇嘛，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保护，然后中国镇压，然后双方等于是摊牌；或者是，其实中国政府就她觉得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不需要17条协议、不需要其他的，他可以镇压。西藏人就只能顺着这个中国做这样一个……，就是走到头了。双方之间的合作。所以它（310）也象征着西藏人开始放弃一些幻想之后，嗯，去抵抗。

当然，它的意义很多，在后面，西藏人民因此就开始为了自己的民族、开始有了一些救亡的运动，西藏民族因此，从上千年之前曾经很统一地团结在一起以后，后来都是一盘散沙，在这时候，由在外夷的这样一个入侵、压迫下，又再一次的团结起来，西藏人就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命力。

当然第二个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镇压，西藏人被迫的流亡世界，然后流亡的时候就必须要跟世界接轨，所以让世界认识到西藏，西藏也因此去接受世界，所以说它（310）但是西藏人一个崭新的一页的开始，即使它是悲惨的一页，也是重新走出，在整个我们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文化，作出一个巨大的转折，然后跟这个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对西藏民族来说，310事件，你再怎么评价，不管它是个悲剧的角度，或者说去上民族重新地、或者是再一次地向世界以及跟世界接轨，等等地、各个方面、新生的角度来讲，都是不为过的。

法广：310对藏人是一个转折的历史性事件，在大陆藏人谈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的吧？

达瓦才仁：应该是不允许谈，西藏人一般的来讲，如果你要谈就要按着中国政府的调子去谈、口径去谈，那是西藏人不愿意的。而西藏人用自己的口径去谈，你就会受到惩罚、甚至会逮捕；你就是分裂主义分子，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装成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是这是公开的了。

但在私下，互相之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古代，现在信息互相之间流通还是很多，而且民智打开，不是你对随便可以欺骗的，所以大家其实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法广：你是九十年代出来的吧？

达瓦才仁：是

法广：你是九十年代从西藏出来出来的，出来之前的有没有跟藏人朋友一起谈论过这件事？

达瓦才仁：从小就听这些故事长大的，从小就听了无数的故事。因为，像我的家乡是在青海玉树，我们家乡的百分之百，我可以说百分之百、所有的男人都去上了战场。

当然，他们没有什么武器？所以很多都当了俘虏，像我父亲，很多人最后就被俘虏了，所以说，每个男人都参加过那场战争，大家聚在一起，从小，很小的时候，只要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那张战争，他们各自在那场战争里面，他们怎么逃亡的、怎么去作战的，后来怎么被俘虏的，某某人怎么怎么勇敢，莫莫莫人怎么这么懦弱。

都是讲这些故事，我听过无数这样的故事。后来我也写了一本书，其实就是写这些人、这些内容；，这些故事大家都听过，不管男的女的。女的可能听的可能听的比较悲惨的多些，都是某某人怎么、怎么悲惨，因为女孩和女孩谈的时候，都谈的是比较悲惨的那一方面。男人都喜欢谈他自己，我在那战场怎么、怎么勇敢，类似这些嘛。

所以，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谈的都是这事儿，基本上、普遍的，所以大家都知道！

法广：九十年代从西藏出来之后，在达兰萨拉，跟别的藏人有没有就这个主题交流过呢？

达瓦才仁：当然是，这个就已经变成，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是1992年到达达兰萨拉，93年，我看到流亡政府要了招考公务员，我就去参加了，结果考上了，所以就变成流亡政府公务员。

那么我后来就一直是从事这些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把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对西藏人的镇压说成是解放，说成是革命、说成是为了西藏人民，说西藏人民是怎么样地支持他，我们就是西藏人民，可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不支持，而且我们在这中间，还遭受到非常大的痛苦和苦难，以及被屠杀，我知道所有的西藏人，包括我们父母，我认识的西藏人，我们就是西藏人民，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说谎，中国政府在欺骗世人，也可能会欺骗我们的子孙后代。因为我们西藏人不太会去关心那些政治和历史，西藏有很多的历史书，但是描述的都是那些达官贵人、修行的僧人啊，喇嘛啊，他们的宗教修行的历史。对政治和那些历史都是比较不关心的，不关心的结果就是最后……真的可能就是……有一个叫血写的历史被墨写的历史所掩盖，因为鲜血写成的历史被中国政府用墨水一写，就是掩盖掉了。所以说，你一定要给世人、给后代，留下历史的真相。这个是我们还活着的西藏人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讨论、经常会谈。

法广：聚会的时候都会谈到310事件吗？

达瓦才仁：有关的，不一定是310。其实310 只是一个日期的、一个代表。它其实代表的是1950年到1960年双方之间的冲突、战争，以及之后双方斗智也好，斗勇也好，通过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人怎样想办法跟中共配合，来能够保全自己，在最后没有保全的时候，西藏人又是怎样地束手无策，到最后又怎么样揭竿而起，然后有怎么样失败，但虽然失败了，但是西藏人怎么怎么作战了……等等。这些历史。它是一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法广：这是藏人的历史！

达瓦才仁：对。一直在谈论。而且大家都写了一些相关的回忆录，用藏文写，很多当时的幸存者，他们有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当时的历史过程，写下来。其实这样的书不少，只是因为，以前，每次印刷就印个六七百本，那些印刷的本子，我相信有一些可能资料会有保存，但是对市场上，就你现在去找，很难找到，但是当时不断的有藏人在写，不断的有藏人在写。

法广：那写出的书，一般都是藏文的呢，还是后来翻译成别的文字了呢？

达瓦才仁：基本上是藏文，流亡政府没有能力翻译成其他文字。

法广：现在流亡政府这边有没有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要把这些资料保留下来呢？

达瓦才仁：像我个人就写了一本《血祭雪域》纪念那场战争的，战争的各个地方。这是我们在台湾出版的，翻译成中文的有一两本，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翻译过来，那翻译成英文的其实也很有限。

在美国那边有个华人的、叫“老改基金会”，他们那边出版了一两本，那是中文。英文的好像叫也是这家出版社，他们好像也出了一两本，但是出版的好像都不多，翻译。因为你用藏文翻译成英文，也要翻译费、要付很高，然后流亡藏人没办法承担。

法广：有关这一段的历史，虽然有一些这个藏文资料保留下来了，可是相对来说还是流传的不是很广。

达瓦才仁：因为是这样，英文里面还是应该会有，因为我不懂英文感觉到，好像因为中国老是在分析说，因为在英文里面有这样一些资料，丑化说把他们解放西藏的努力，说成是镇压西藏，类似这样一直在谴责，好像英文里面有一些资料，现在在中文里面，开始越来越多。

我到台湾以后，我们基金会下面有一个“雪域出版社”我们也会致力于出版相关的书，希望能把历史留下来。所以说有一些了，有一些，但是还不够，相对以前没有来说，应该好一点。

法广：今年是达赖喇嘛流亡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子，藏人政府或者是基金会有没有做一些纪念活动呢？

达瓦才仁：当然，我们在世界各地都会去做，在达兰萨拉都会有很多活动，但是主要就是集会了，世界各地来的议会的议员，或者是支持西藏的一些团体和代表啊，或者是一些华人，支持西藏的人，他们会有集会，具有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反正一直在做，还有几天，他们（藏人政府）并没有公布很详细的议程，这个好像西藏人都是这样，没有很固定的议程。

在台湾的话，我们会有游行、我们会有展览，展览的话介绍60年的西藏，还有一些我们在台湾的20年的历程。这些做一个展览，展览的日期大概是两周左右，然后我们也会去写一些文章，来纪念或者说一个是签订十七条协议，一个是3月10日60周年，对这些我们都会去做，写一些文章，然后做展览等等。

 

 

感谢藏人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主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代表达瓦才仁学生接受本台的采访。

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治。就此争议，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指出：（1）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而考虑统一所有藏区；（2）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

记者：邓小平生前有一句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本土统一的坚持。您在西藏问题上早已明确立场，即不追求独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但同时，您也强调西藏除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之外，也要包括其他西藏文化的覆盖地区，这被舆论尤其是中国大陆解读为大西藏的诉求。中国官方即指这一立场只不过是要求独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拒绝谈判也就名正言顺了。这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西藏各地区的统一问题？即使是不要求独立，但却也是中央政府辖区内的西藏统一？这一广大地区囊括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否现实？您在一些场合就此问题也提到过：这不是大西藏概念，而仅仅是保存西藏文化上的考虑。能否就此问题更具体地阐明一下您的想法？

达赖喇嘛：如果说“大西藏”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实际上，这首先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还存在着藏族自治州、自治县，也就是说，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另外四个省份当中，已经存在藏族自治州与自治县的设置，而这些地方，均有藏语电台、藏文报纸。我们从未提到“大西藏”，从未在任何一个文件中使用“大西藏”这样的字眼。我们所强调的是真正的自治。所谓真正的自治，其目的在于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而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不仅涵盖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所有的藏区。也就是说，在宗教与文化的保护上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宗教与文化统一上的自治，是指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认定的藏族地区以及已经符合自治条件的所有藏族地区。这样的话，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将满意。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一千多年，西藏的宗教、文化，即西藏的民族特性或者说西藏的文明的保护与发展涵盖了所有的藏区  包括安多、康巴和卫藏的所有藏区。许多支持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学者和专家，均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如安多或是康巴。1959年，很多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西藏出家人  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相当与佛学博士的格西  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或是康巴这两个地区。例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哲蚌寺  西藏三大寺之一，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学  1959年之前，该寺僧众达七、八千人，即使是59年之后，由于诸多运动的破坏，僧众人数锐减，可也始终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但最近，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前往西藏并专程到了哲蚌寺，发现寺院中的僧侣仅仅剩下七十多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当局从寺院中驱逐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僧人，把他们赶回了家乡。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政府。2002年，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恢复后，我们进行了八轮商谈。在2006年2月第五次对话时，我的代表与中共的统战官员接触中，中共官员很清楚地表示说，北京知道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和分裂中国。但随后4月、5月间，北京批评我的力度愈来愈大，说我在寻求独立和分裂。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并非不了解我的立场和想法，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要这样做。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北京明知我的想法，却还是要歪曲。新疆的事件发生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最近的一个讲话当中提出，民族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呼吁重新思考、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我近日读了一篇由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过去六十年民族政策上存在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这些意见均反映了一种科学的观点，我比较赞成。中国的经济，经过邓小平的大幅改革，正走向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北京能拿出改革经济的百分之十的勇气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愿意乐观其成。

记者：假如可能获得文化上充分自由的保证，同时为了回应中国当局的宣传，是否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问题上做出某些退让或者说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并不一定要求在一个自治区内解决文化统一问题，也接受自治区外的安排，您是否可能接受这样的让步？

达赖喇嘛：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尊重藏区广大人民的愿望，并以此为基础而奋斗，因此，很多事情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上一世班禅大师（编者：此处应该指的是第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世时，一再强调藏族三区统一的重要性。他提到多个原因，包括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此外，在安多和青海、甘肃一带，很多作为共产党员的藏人表达相同的愿望，希望未来的藏区不要如此分散，希望统一藏区。他们谈到统一藏区的必要性，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来自各方各界，并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很实际的理由，因此，在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内部的党员会议上，他清楚地表示，所有的藏区未来统一成立一个自治区的想法很好。这些都是中国境内人民的愿望与意见。当然，解决所有藏区的统一的相关细节问题应该详细地讨论，但目前这种高压状态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人民、知识分子的意见。我在世界各地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有信誉的国际组织到西藏实地了解情况，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生活地很好，如果他们心满意足、安居乐业，那么说明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我们的奋斗也是错误的，我们将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但如果西藏人民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心中痛苦，如果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上，他们都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面对现实，进行改变。

记者：您提到达赖喇嘛的制度正朝民主方向过渡，这里涉及到民主与传统两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西藏文化中某种传统的结束？是否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距离？

达赖喇嘛：从历史发展上看，达赖喇嘛制度其实只是藏人在某一时期内的习俗，与真正的佛教文化并没有关系。以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可以说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达赖喇嘛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大约六百多年。因此，达赖喇嘛的名称及其制度是基于藏传佛教文化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制度才有西藏文化，恰恰相反，是先有西藏文化才出现达赖喇嘛的制度。西藏的传统文化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超过一千年。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我刚才所说的，是指达赖喇嘛作为政教领袖这一旧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需继续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在1969年已经公开呼吁，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应延续这一问题，应该问西藏人民，让他们来做决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快就需要做出决定，因为我不是明天就要去世。但在我去世后，西藏人民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就应该结束，我因此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我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个人认为，与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相比，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这样很光荣地结束达赖喇嘛的传承，我觉得也不错。

记者：但如果现在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民应该不会选择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

达赖喇嘛：你说的没有错。因为，目前西藏境内的人民面对很大的困难，处于痛苦之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因此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而这恰恰是中国政府造就的。但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西藏真正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人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或许会觉得这一传统不必再继续了；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一再呼吁所有的佛教徒  不论是西藏、汉地还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地的佛教徒，不论他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的弟子  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那么，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呢？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应该既掌握佛教文化又熟悉现代的科学文化，在了解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上，精通佛法，就能明白佛法适合现代。作为现代的佛教徒，需把佛法与现代科学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体现出来。当这一理想实现时，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依靠上师或大喇嘛的时代或许将结束。那时，每个寺院中的老师，如同学校中的老师，将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的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认为上师或大喇嘛很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作为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制度的结束与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的结束是不同的？

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首长通过每五年举行的选举产生，因此，我在行政上的职务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未来的西藏实现民主，但我们未要求，西藏实现真正自治后，流亡政府将回到西藏。我曾在1992年曾公开地明确地表示过，我的政治责任的结束方式。当境内、境外的藏人实现统一之时，也将是达赖喇嘛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结束之日。所以，作为宗教领袖，我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治权力，我可以讲经说法。比如说，最近我为一千多位华人佛教徒讲经说法，但我从未说，我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要给你们说法。在佛教或者是其它宗教盛行的一些国家，似乎认为宗教领袖等同于一名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对宗教毫不了解的人也可以成为宗教领袖，变成官员了。

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