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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646年,弥尔顿宽宏大量地重新接纳了曾经弃他而去的妻子,从这时起到他写出人类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失乐园》间隔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他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个暂停,却是他作为自由斗士的辉煌一幕。
问:弥尔顿在意大利时就意识到国内同胞在为自由而战?
答:是的。所以他自责说不能独自逍遥,否则就是不道德。他所指的英国人民为自由而战,就是国王查理一世和国会中的共和派之战。弥尔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共和派一边。在1640年英国革命中,弥尔顿把他的巨大才能投入到捍卫共和事业的斗争中。他宁愿放下他最看重的诗歌创作,去写一系列政治性极强的文章和小册子。我们回想一下他少年时就立下的誓愿,“为人类留下些不一样的东西”,更能感觉到弥尔顿心胸宽宏、无私。据帕提森说,这个所谓小册子阶段居然延续了二十年,而且是在“一个成年人精力最旺盛的阶段”。但弥尔顿认为这个工作值得做。这是出自两个理由,一是他用笔所捍卫的东西具有重要价值,二是他的朋友们正在奋战,他不能不施以援手。不过帕提森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显然偏颇,他认为,“弥尔顿的小册子不是沉思或哲学学术作品,它们只是针对当下激情而发的富有煽动性的呼吁”。因此他说弥尔顿把才华滥用于党派之争,这个看法当然不对。我们只要举出《论出版自由》一书,就足以反驳帕提森的断言。这部书从历史、宗教、思想各个方面雄辩地阐述了出版、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
问:弥尔顿投身于政治论争,当然是因为他把自由看作首要价值。
答:对。其实作为弥尔顿传记的作者,帕提森并非不了解这一点,他也指出激励弥尔顿的是他对自由的热爱。他说:“许多弥尔顿的小册子当然是党派性的辩护词,但是它们贯穿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特性,它们都是站在自由一方的立场上写出来的。他保卫宗教自由而反对大主教,保卫公民自由而反对王权,捍卫良心自由而反对长老会,保卫生命自由而反对教会法的暴政,弥尔顿的小册子可以印上赛尔丹题于他所有书上的那句希腊格言,‘自由先于一切’”。其实,弥尔顿的作风我们可以从他一贯的信条中找出依据,他说:“如果谁想写出赞美美好事物的东西,那他自身就应该是一首真正的诗,他自己就应该是最优美高尚之物的作品和范式。除非他内心中有值得赞美之物的经验和实践,否则他何敢对英雄人物和名城古都唱出赞颂之歌”。现在,他面临的一个有关自由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出版自由。1644年他给国会写了一封陈言书,这是以演讲稿的方式写就,直接送交上下两院议员。这篇演讲的主题是论出版自由,因为当时国会制定的《出版管制法》以种种繁琐的规定限制出版自由,它建立了一种实质上的书报审查制度,一切书籍、小册子、论文等等,必须送交主管机关审查,获准后获取许可证才可印行。出版审查制度的对象是书籍,实质上它审查的是人的思想和言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冒犯和践踏。对信奉自由先于一切的弥尔顿而言,这是不能容忍的。这部演讲稿的题目叫做“阿里欧帕基底卡”(Areopagitica),副题为 A spea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ed printing,意为“论任意出版的自由”,unlicenced printing 本意是,无需任何许可自由印刷出版书籍。Areopagitica 是古希腊雅典的一块露天平台,人们在此议论政治、抨击时弊,它是雅典直接民主的象征。当时希腊大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曾在此发表演讲,号召雅典人民捍卫民主制度,和元老院团结一致,反抗马其顿的侵略。
问:弥尔顿给自己的演讲起这样一个名字,说明他以古典哲人为自己的榜样。
答:是的。因为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一直未曾断绝,特别是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更是古希腊雅典时代的骄傲。弥尔顿把自己论出版自由的演讲奠基于古典精神之上,立意高远,值得后人深思。弥尔顿开宗明义:“因为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的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弥尔顿明白,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并不是为了消除社会中的争论,相反,正是要鼓励这些争论,让社会中的种种声音公开表达,让当权者听到这些声音,改革这些弊病。随后他就明确了这篇演说要阐述的四个观点,第一,订立书报检查制度的人是不能信任的,第二,人类的阅读的一般性质和特点,第三,以禁书来制止诽谤和煽动是达不到目的的,第四,书报检查会妨碍学术发展,窒息真理。弥尔顿给书籍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描述。他说:“书籍并不是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因此,书报检查制度看似可以预防煽动性的书籍搅乱人心,但实际上它带来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它必然会误杀好书。那些书报检查官即便不是心怀恶意,也会在履行职务时设置假想敌,更何况大多数书报检查官非愚即蠢,以他们浅薄的学识根本没有可能去辨别一本书的优劣,更可能的是,由那些小学水平的人去审查那些大师的作品,焚琴煮鹤几乎就是必然。所以弥尔顿说,“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形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杀死一个人如同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外在形象,但书则是人的内在精神的聚合,如同人的瞳仁中的上帝圣像。禁一本好书,则把上帝赋予人的内在精神毁掉了,把上帝赋予人的理性毁掉了。沿着他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书报检查制度的最大危害是毁灭人的精神,使人不成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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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646年,弥尔顿宽宏大量地重新接纳了曾经弃他而去的妻子,从这时起到他写出人类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失乐园》间隔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他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个暂停,却是他作为自由斗士的辉煌一幕。
问:弥尔顿在意大利时就意识到国内同胞在为自由而战?
答:是的。所以他自责说不能独自逍遥,否则就是不道德。他所指的英国人民为自由而战,就是国王查理一世和国会中的共和派之战。弥尔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共和派一边。在1640年英国革命中,弥尔顿把他的巨大才能投入到捍卫共和事业的斗争中。他宁愿放下他最看重的诗歌创作,去写一系列政治性极强的文章和小册子。我们回想一下他少年时就立下的誓愿,“为人类留下些不一样的东西”,更能感觉到弥尔顿心胸宽宏、无私。据帕提森说,这个所谓小册子阶段居然延续了二十年,而且是在“一个成年人精力最旺盛的阶段”。但弥尔顿认为这个工作值得做。这是出自两个理由,一是他用笔所捍卫的东西具有重要价值,二是他的朋友们正在奋战,他不能不施以援手。不过帕提森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显然偏颇,他认为,“弥尔顿的小册子不是沉思或哲学学术作品,它们只是针对当下激情而发的富有煽动性的呼吁”。因此他说弥尔顿把才华滥用于党派之争,这个看法当然不对。我们只要举出《论出版自由》一书,就足以反驳帕提森的断言。这部书从历史、宗教、思想各个方面雄辩地阐述了出版、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
问:弥尔顿投身于政治论争,当然是因为他把自由看作首要价值。
答:对。其实作为弥尔顿传记的作者,帕提森并非不了解这一点,他也指出激励弥尔顿的是他对自由的热爱。他说:“许多弥尔顿的小册子当然是党派性的辩护词,但是它们贯穿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特性,它们都是站在自由一方的立场上写出来的。他保卫宗教自由而反对大主教,保卫公民自由而反对王权,捍卫良心自由而反对长老会,保卫生命自由而反对教会法的暴政,弥尔顿的小册子可以印上赛尔丹题于他所有书上的那句希腊格言,‘自由先于一切’”。其实,弥尔顿的作风我们可以从他一贯的信条中找出依据,他说:“如果谁想写出赞美美好事物的东西,那他自身就应该是一首真正的诗,他自己就应该是最优美高尚之物的作品和范式。除非他内心中有值得赞美之物的经验和实践,否则他何敢对英雄人物和名城古都唱出赞颂之歌”。现在,他面临的一个有关自由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出版自由。1644年他给国会写了一封陈言书,这是以演讲稿的方式写就,直接送交上下两院议员。这篇演讲的主题是论出版自由,因为当时国会制定的《出版管制法》以种种繁琐的规定限制出版自由,它建立了一种实质上的书报审查制度,一切书籍、小册子、论文等等,必须送交主管机关审查,获准后获取许可证才可印行。出版审查制度的对象是书籍,实质上它审查的是人的思想和言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冒犯和践踏。对信奉自由先于一切的弥尔顿而言,这是不能容忍的。这部演讲稿的题目叫做“阿里欧帕基底卡”(Areopagitica),副题为 A spea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ed printing,意为“论任意出版的自由”,unlicenced printing 本意是,无需任何许可自由印刷出版书籍。Areopagitica 是古希腊雅典的一块露天平台,人们在此议论政治、抨击时弊,它是雅典直接民主的象征。当时希腊大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曾在此发表演讲,号召雅典人民捍卫民主制度,和元老院团结一致,反抗马其顿的侵略。
问:弥尔顿给自己的演讲起这样一个名字,说明他以古典哲人为自己的榜样。
答:是的。因为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一直未曾断绝,特别是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更是古希腊雅典时代的骄傲。弥尔顿把自己论出版自由的演讲奠基于古典精神之上,立意高远,值得后人深思。弥尔顿开宗明义:“因为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的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弥尔顿明白,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并不是为了消除社会中的争论,相反,正是要鼓励这些争论,让社会中的种种声音公开表达,让当权者听到这些声音,改革这些弊病。随后他就明确了这篇演说要阐述的四个观点,第一,订立书报检查制度的人是不能信任的,第二,人类的阅读的一般性质和特点,第三,以禁书来制止诽谤和煽动是达不到目的的,第四,书报检查会妨碍学术发展,窒息真理。弥尔顿给书籍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描述。他说:“书籍并不是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因此,书报检查制度看似可以预防煽动性的书籍搅乱人心,但实际上它带来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它必然会误杀好书。那些书报检查官即便不是心怀恶意,也会在履行职务时设置假想敌,更何况大多数书报检查官非愚即蠢,以他们浅薄的学识根本没有可能去辨别一本书的优劣,更可能的是,由那些小学水平的人去审查那些大师的作品,焚琴煮鹤几乎就是必然。所以弥尔顿说,“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形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杀死一个人如同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外在形象,但书则是人的内在精神的聚合,如同人的瞳仁中的上帝圣像。禁一本好书,则把上帝赋予人的内在精神毁掉了,把上帝赋予人的理性毁掉了。沿着他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书报检查制度的最大危害是毁灭人的精神,使人不成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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