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为了吃得安全，化学硕士@宁博 与一群学霸朋友把一个酒柜改造成了能水培的智能种菜机，几番改良后，每天在家能收半斤蔬菜，为了让更多人在家里享受开心农场，他们创办了一家叫友菜的公司，“当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所有外界条件都跟之前不一样了的时候，或许我们应该去向未来、向技术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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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设计师在最近的几季里设计了非常夸大的衣服的外形，比如巨大的毛衣、很长的袖子、两个加大号甚至三个加大号的西装、庞大的羽绒服……”“表面上看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关注和凸显自身，那为什么设计师要做这些事情？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动机？”服装设计师@张达张达 在一席试着来分析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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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眼睛有360度视角，老虎的眼睛能精确测量猎物的距离，鹰可以在1千多米的高空看清猎物，人的眼睛又是所有动物里面综合性能最高的。获得机器人博士学位的张晓林，又花了8年的时间研究眼睛。他进行的仿生眼研究，让机器的视觉能像人的双眼一样配合。“5亿4300万年前的寒武纪时代，由于眼睛的诞生引发生物进化大爆炸，机器人视觉的成熟也将引发‘机器人物种’的大爆发。”

“我估计在一二十年内，机器人会有大量的东西出来，人的生活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远远超过互联网或手机对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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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博士赵易另起炉灶学动画时，已经三十出头。学动画十年，他独自一人在荷兰出租屋里，做了一部讲述中国人口贩卖的短片《八里沟》，三年半时间创作，一年半时间修改故事，画过六七个版本的分镜头，没有对白，尺度相当大，因为尖锐深刻地反映现实，被人称为动画版的“盲山”。《八里沟》入围了2016年第53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

“总之，这么多年过来了，我终于也没有成为一个拥有我妈所理想的那种人格的人。我妈我爸虽然这么多年老是吵吵闹闹，也还是生活在一起，现在关系看着也不比别的老两口差。虽然我没娶着媳妇，不过，我也算终究没忘了娘吧。那一箱子被面也不知道被我妈收到哪去了，我之后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她提起过。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情况应该会很少，就是父母还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这么核心的角色，然后时不时地给我一种成长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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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一辆小橙车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通过APP找到附近可使用的车辆，扫码即可开锁骑车。车身全铝防锈，实心轮胎不怕爆胎，轴传动不用担心掉链条。更重要的是，与传统公共自行车相比，它摆脱了固定停车桩的束缚，随取随还。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早年是汽车行业的记者，曾创办科技新媒体GeekCar。“我更愿意把摩拜单车当成一个社会运动，或者一场实验。”

“很多人可能都会问我，你是怎么决定做摩拜单车的？每次面对这个问题，我都会沉默很长时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说明它。而且很多时候我认为一个重大的决策反而是凭直觉。后来我也无数次地去追溯过，为什么在那一刻我会那么坚决地去做一件当时身边所有人看起来都不靠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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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有四五百个年轻的女孩，像深海里的鱼群一样去追掉到水里的饵。”这是骆以军@駱以軍 在一席讲述的两个旅途故事之一。他说如果可以讲两百个故事，那就是《西游记》，或是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是一个漫漫长途上无止境的飘流和冒险”。而在这个旅途中，“你很像隔着一个厚玻璃在看玻璃另一端的人们，他们活生生地活着，可是你看他们却像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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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谭伯牛 在饭桌上讲湘军段子，朋友鼓励他写成书。他每天写5000字开始在天涯上连载，引发“千军万马来追牛”。这是他的第一本书《战天京》，后又出版《湘军崛起》《近代史的深沉与明媚》等著作。谭伯牛不是学院派作者，但写作坚持言必有据，力戒“戏说”、厌恶“酷评”。“中国历史有很美的地方，比如诗文、《论语》，可以沉醉在其中。但讲到赤裸、真实的地方，本质的真实还是很吓人，刀上带着温度。”

"我看到曾国藩、左宗棠、湘军、洪秀全、李秀成这些人，都是智商情商很高的，他们在一个同样的时间和空间相遇，斗争、妥协。就像走到街头看到一伙人在吵架或者打架，我就喜欢站在边上看，看完之后去调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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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一部格外粗糙的伪纪录恐怖片《中邪》得到评审团的赞扬，“影片把大量时下青年人常见的数码设备如电脑、手机、微信、摄像头等引入了电影，成为人物视角的延伸”，最终拿下了最佳艺术探索奖。导演马凯89年出生，在横店做了四五年群演，从小喜欢恐怖片，“我觉得吓人不难，但要高级地被吓，不想很low地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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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Busifan不思凡 开了个天坑，以“悠无一品”的名字上架了一部Flash动画《黑鸟》。有人说它是“中国Flash史上的里程碑”，也有人说它是“网络十大遗憾闪客作品”第一名。2016年，他创作了新作《黑花生》。“我尽可能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尽可能地减少判断，尽可能地直接到达我想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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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电影人、出版家、网络教父……数十年间，詹宏志不停游弋于多个社会领域，始终引领台湾的时代潮流。

二十五岁出任报社总编，传媒经验超过三十年，策划编辑超过千本书刊。

早年他写文化评论，写城市观察，谈创意，谈趋势。80年代，他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策划并监制了《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梦人生》等9部电影，与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均有合作。还曾担任“滚石唱片”以及“波丽佳音”总经理，为罗大佑、伍佰、林强等策划唱片。1996年，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出版集团“城邦文化”，目前运营着台湾最大的网购平台PChome。

任何一个异乡的菜市场，对我来说好像偷窥了人家的生活一样：你从菜摊上想象着厨房，从厨房里想象着他的生活。

每一个菜市场对我来说都有一种奇花异果，特别是没见过的食物的样貌。

意大利的菜市场里头有一种蔬菜叫 puntarelle，是 chicory（菊苣）的一种，这种菜只有春天在罗马一带有，其他地方也没有。我有一次在英国，有一个英国朋友请我吃饭，刚好在一个意大利餐厅，我赫然看到那个餐厅里头有这个菜，我很高兴地说我要点一个这个东西。英国人说这是什么东西，从来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人家的生活。罗马人吃的菜，你到了北意大利，譬如佛罗伦萨，也没这个菜，到南边去那不勒斯，也没这个菜，它就在罗马那附近，到了春天，每个人都在吃这个。它就像沙拉一样，用水先烫过，然后做了一个提鱼酱，拌一下当沙拉吃。非常好吃，很有意思的菜。

我喜欢这种奇花异果，因为你可以去认识没见过的蔬菜，没见过的水果，没见过的鱼类。

现在的检疫严格得不得了，带食物是很难的，从前没这么严格的时候我什么鬼怪东西都带回来。人家看我很有气质好像带了一筒画，其实我里面都是香肠。调料现在还可以带，罐装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传统市场往二线城市比较容易，在大城里头，像上海，只有小市场跟超市了，大型传统市场现在很少了，你得往郊外走才有。我叫个出租车请他带我去个传统市场，他都会说去那儿干吗。整个城市发展把生活这一面给涂消了，北京早期还有蛮多的，我觉得这个变化很快。

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1986年，那时候如果你去了中国大陆回来是要被抓起来的。那时候也没有台胞证这些东西，我得先到香港，到中国旅行社去申请一张台湾同胞临时旅行证，是一张纸，然后坐了火车进罗湖我走到广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有粮票的时代，在餐厅吃饭还要用粮票的。

后来等我1988年再去的时候，那就是用外汇券的时候了。那时候菜市场是很传统，不过东西也乏善可陈。

只有一段时间比较有趣，大概就是在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市场。我去杭州，杭州那时候也能看到很大、很像样的市场，卖甲鱼啊、卖什么啊，各式各样的。等我开始想在上海逛市场的时候，市场都已经全部被消灭了。

超市一点都不好玩，因为超市是制式的，全世界一个模样，虽然也有当地的东西，不过那整个概念就好像你住旅馆，旅馆的房间是跟那个社会没关系的，因为那个房间是全世界通用的。它减少你适应异地的时间，你只要住过一次旅馆，全世界的旅馆你就都能住了，因为它都长一个样子。那就是一个homogeneous的空间，完全同质化的空间，没有任何的地方感。

可能是时间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做出一种很有地方感的超市。一般都是有一个想象的社会阶层的生活，然后用那个生活打造出来的一种市场。

我买菜常常要跑很多个市场，因为有好几个东西，不是一个市场可以解决的。台北有个南门市场，从前是我们说的外省人的市场，因为那里面卖的东西不是原来台湾本地人用的，它是1949年大量的移民来的时候慢慢建立起来的。譬如说你要买手打的上海芋圆，那里就有；有好几样东西都是在南门才买得到的；那里也是台湾最早复制金华火腿成功的地方。

我们原来说的外省人的新一代如果他也不做这些菜的话，那些市场也就（没了），现在南门市场也是有点没落了。台北的市场还很好玩的，如果你们去上营吃饭，滨江那附近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市场，很值得去看看的。有好几人来都是我带去的，像蔡澜来台湾，我也带他去那个市场，一摊一摊给他看我买东西的每一个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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