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味读书：一个人的书房

本期分享图书 胡辛束的《我想要两颗西柚》

本期节目撰稿：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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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睿智的人，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

好的友谊，随缘而生，清清淡淡，不声不响，经得住流年的万般冲刷，抗得过时光的百转千回。愿你我，余生都还有这样的朋友。与朋友们共勉。

老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阶段。但优雅地老去，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权。

作者:丰子恺

选自《缘缘堂随笔》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01出版

一些女性永远不会变女人

一位有经验的男士说：“女人可能十四岁，女孩子也可能是六十三岁，一些女性永不会变成女人，而一些一望便知道她是女人。”

说得真玄，说得真好。

是否一个成熟的女性，同结过婚养过孩子没有关系，与她是否有美丽的面孔与身段，也不挂钩。

她可能已经三十五岁，婚姻美满有两子一女，风韵犹存，但有可能不是女人仍是女孩。

也许是先天因素影响，也许是后天，没有成熟就没有芬芳，眼神、姿势、语气都证明她不谙世情，是个木美人，一直木到中年、老年。

结婚后......

真想留空一张白纸算了。

人类最大的缺憾是群体生活者。一旦衣食住行四样基本必需品获得满足，天性便会自然而然希企寻找伴侣，一切烦恼，从这里开始。

你看，一只海螺就不用面对这种难题，比较起来，自在得多，所以在卫斯理的故事中，有一个富翁，得外星人协助，变成一只螺，夜夜在一缸水中唱歌，摆脱了牵绊的他，快乐似神仙。

而人就不能如此，非考虑结婚不可，有一句口头禅，凡见有纠缠不清的人事关系，便摇头太息曰：惨过结婚。

年轻的兄弟姐妹们多多少少有点憧憬，以为婚后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生活起居有人照顾不特已，更合经济化算，试想想夫与妻同时有这种想法，两个人都赢，谁做输家，

结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该结婚就结婚。最反对人家问：婚后快乐吗？这同快乐有什么关系。

正等于辞工后，同样有天真活泼的人士问：不必上班，快乐吗？快乐同世上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排除这个幻象之后，生活容易过得多。

至于结婚后的真相，蔡澜一直说：好比黑社会，其间秘密，不能向外人道。

如果丈夫有外遇

那一日无线电视的妇女节目要讨论一个问题。问的是：假如丈夫有了外遇，你会怎么样？他们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时的感觉是颇为震惊的，因为我实实在在，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给他们一问，不禁想了起来，真的，会怎么样呢？

我想我大概会哭得很厉害，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是我决不会找那个女人大闹一顿，我甚至不想见那个女人。她必然也有苦衷，她必然也很痛苦。

哭完以后，还是要面对现实，如果丈夫要离婚，便也只好离婚，伤心是不用讲的了，因为我曾经为他作过工，曾经努力过，曾经爱过。

我也许会租一个小房子住，我可以照顾自己，可以负担合已。但不会住在父母家里，因为我从来未曾好好与他们相处过。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

见到朋友，不免难为情，做了弃妇，当然失面子，然而真的朋友不会计较这些，虽然如此，朋友还是不见的好，何必要人家陪着难过。最难堪的，大概还是一些幸灾乐祸、爱看热闹的人的脸色，然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决不会为这个自杀，因为我不伟大，因为我不勇敢，而最最重要的，便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我会静静地活下去，生命毕竟只来一次。如果幸运的话，爱可能来两次，机会不大，但是我愿意等。

但当然，我不希望这种事会有一日临到我头上来，我也不明白，怎么来维德会想得出这样悲剧的问题来讨论，问些快乐点的，不是会更好吗？

我的答案很不够戏剧化，很不够崇高。但是……

生命不正如此，活只能活一次，伤悲只是悲伤而已。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

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

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

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

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

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

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人是容易自以为是的。

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评判别人，全然不知自己也在别人不断的评判中。我们常常基于非常片面的信息，或者自我经历的联想，就在心里给别人贴上标签，下了结论，从而获得某种道德优越感。

不幸的是，很多时候，人们是先形成固有印象，然后不断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儿子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全家去意大利旅行，罗马的著名景点“真言之口”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据说，这个教堂门廊墙面上张开大嘴的浮雕，能够识别谎言，并咬住说谎者的手。

游客到此都争相把手伸进去拍照留念，情侣们更是在此许下相爱的诺言。

电影《罗马假日》里有这样的情节：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记者带着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公主来到这里，当他把手伸入“真言之口”时，突然惨叫一声，拔出手臂，手已经不见了！

公主受了惊吓，几乎昏厥。却原来是他把手缩进了衣袖！

排队的时候，我就跟儿子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真言之口”的威力。

天气很热，队伍很长，儿子拉拉我的手说：“妈妈，太热啦，咱们去别的地方玩玩？”

看我不同意，他迟疑了一会儿，小声对我说：“妈妈，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有一次你给我和妹妹一人一颗糖，我把她的那颗也吃了。”

哦，开始忏悔了！没关系，你能告诉妈妈，这就很好。

可是他似乎还是心事重重，眼看就快排到我们了，他又可怜巴巴地拉了拉我的手：“妈妈，还有一件事，那次家里的碗打碎了，不是阿姨的错，可我没敢跟你承认是我打碎的。”

哦，那只碗的事啊，妈妈早就知道了，一直等你能主动承认。儿子明显松了一口气，坦然多了。

可即使这样，等他勇敢地把手伸进“真言之口”，我刚拍了一张照，他就飞快地把手抽了出来，无论如何也不肯再伸进去了。

我没有再追问下去，心想，成年人有关“真言之口”的传说本身，不也是一个“谎言”吗？

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不仅人人都会说谎，而且谎言，特别是善意的谎言，是人类生存和社交的必需。

我们哄孩子说“药不苦”，看望病重的老人说“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为了不去参加某些活动谎称“已经有安排了”，失恋时还骗自己说“他一定会回心转意”，不一而足。

为什么呢？为了不伤害别人，也为了保护自己。

孩子不明白这么复杂的情感，小小的人要经历这么一番考验，难免忐忑不安，焦灼惶恐，这何尝不是成年人的残忍？

在情感关系中，我们能否对人性的弱点有所理解和包容，是成熟与否的表现。我们必须接受人性的弱点，比如我们常常感情用事，好逸恶劳，喜新厌旧，患得患失，贪心不足……

做网络谈话节目《天呐女人》的时候，有个女孩儿说自己为了验证男友是否忠心，就怂恿闺密前去诱惑，不料弄巧成拙，人家两人成了一对，自己反而被踢出局。

这让海蓝、秋微和我不禁大呼：傻孩子，这就是所谓“不要考验人性的弱点”。

比这更加要命的是我们挑战人性的弱点而不自知，比如：向同事炫耀自己跟领导关系好，还想不招人嫉妒；举止傲慢，还期待别人帮忙。

我们必须承认，人是容易自以为是的。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评判别人，全然不知自己也在别人不断的评判中。

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被生存的需求逼迫，要在最短时间内对遭遇做出判断。

如果前面卧着一头狮子，我们的祖先必须在瞬息间马上决定：搏斗还是逃跑，不然就难以活命。

如果前方出现一个陌生人，我们的祖先也必须尽快判断：是敌是友？为了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的本意，不致误判，才有了诸如握手、拥抱、蹭鼻子等礼仪，以示善意。

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仍然需要在短时间内判断所处环境，决定对方是否可以做朋友、谈生意，抑或是应该敬而远之……

常常顾及不到对方的感受或对别人是否公平。

我们常常基于非常片面的信息，或者自我经历的联想，就在心里给别人贴上标签，下了结论，从而获得某种道德优越感。

不幸的是，很多时候，人们是先形成固有印象，然后不断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我曾经有一次收到我的英国朋友苏珊的电邮说，相爱了多年的男友格雷格（Greg，BBC前总裁，也是我和吴征的好友）最近另有新欢，而且就要举行婚礼了！

我又惋惜又气愤！惋惜的是认识他们很多年了，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是多么相亲相爱，这下子苏珊怎么接受得了？

气愤的是，传媒界这些大佬，自以为有了些身家，就薄情寡义，喜新厌旧，置多年感情于不顾。

我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对苏珊百般安慰，还写了些诸如“格雷格有眼无珠，日后一定后悔”“天涯何处无芳草，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之类的话。

回头我还告诉吴征说：“这个格雷格真可恶，以后再也不想理他了！”

结果第二天，我又接到苏珊的电邮，告诉我，昨天的信其实是她和格雷格跟朋友们开的玩笑！

他们两个决定结束爱情长跑举行婚礼了，希望爱情日日常新，永远像对待新情人一样对待彼此！

她说看到我的回信，非常感动，一定要为惊吓到我们致歉。读到这里，我真是既开心又无语，这对活宝！看来并不是所有传媒界大佬都花心哦！

社会层面的刻板印象，常常被媒体和广告利用，因为重复和加强人们的偏见，会带来更高的收视率！

可事实上，法国人就成天谈恋爱？美国人在性关系方面就很开放？黑人就一定擅长篮球和街舞？喜剧演员就成天讲笑话？“富二代”就张狂？“凤凰男”就吝啬？

刻板印象不在于有过某些“印象”，而在于我们把这样基于少数案例的“印象”刻板化，以为它适用于一大群人。

《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对可怜的达西先生就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最终发现事实与她的预想正好相反！

尽管在书中她的爱情最终修得正果，可现实中这样做却可能让本来有可能在一起的人失之交臂。

我就发现不少非常优秀的女性，往往只凭男性的一些小小的举止细节，比如发型不时尚，或者没剪手指甲，就对他产生反感，把潜在的交往对象Pass了。

或许她觉得这是自己自主选择的结果，但是很有可能反而成了偏见的受害者。毕竟，有些人品和个性特质要比发型和指甲重要得多。

而且，我们自己又何尝不需要他人的谅解与宽容呢？

据说有一种爱，叫无辜的爱情。 

你可能没有做过什么，也可能不小心做多了些什么，却无辜地被大爱一场。你可能试过比阴谋还要阴损地暗示：这是不可能的。

也可能在手足无措之间，没有在适当时机狠下心肠，知道距离渐拉渐近，也就抱有侥幸之心，怎是别伤人太重，说不定对方会在长期感到没趣之下知情识趣，渐行渐远。 

无论最初是手不够狠、口不够直还是心不够硬，天下没有请不走的人，也没有不能扫尽的兴。

对方站得远远地张望，那叫防不胜防，倘能长期在你身边出没，一定是你刚好也有空档；如非新近被甩，就是空窗期太长，你也乐得有个说说话的对象，从此就开始了所谓因为寂寞的一段无辜之爱。 

是的，单恋能成双，你一定有责任。你一定有贪恋过被单恋的虚荣，觉得自己原来也很重要，被重视的快感已是蒙蔽了热闹与热情之别。

你一定有多亏过对方，在你不想独自看戏吃饭时，他及时报到，而你为报恩，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容许对方还有下次。 

被爱本该是好事，有人关心陪伴支持，又不用经过苦心经营才得到手，何乐而不为？

问题就在那个乐”字，你换到的是关心陪伴支持，但是中间夹杂着享受不来的爱情，便难以乐在其中。

被爱了一段日子，即便不是要回馈对方，明知爱也被爱才是最快乐的事，你抱着一个双赢的希望，也得试爱一下，一下再一下。 

就这样，你才正式成为无辜爱情的受害者。

他向你微笑，你克服了抗拒之心，很用心地陪他笑，要过了很久，才发觉那是陪笑，因为你暗里开始觉得独个看周星驰会笑得更诚实。 

他每份礼物也让你觉得应该要感动，但怎样入戏，那也只是感激。你为了不伤人，买礼物时也带着上班时想点子的心情，要还对方一个惊喜。 

他在众人面前给你夹菜，第一次你尝到了最典型的幸福，第三四次你惊觉那双筷子来自谁都一样，只有你爱的人夹给你的菜才不一样。

他用爱证明了你爱的不是他，尽管你也以为模仿爱而不自觉把对不起变成口头禅。 

他偶然闪过不太好看的脸色，你便怀疑他看出了你爱得勉强，也知道他何尝不是被你的脸色牵动着全身的神经。

你很用力地抱着他，以为正在表示爱得着紧，最终竟发现那么用力，是憎恨他为什么爱你而你又爱得比单身还要寂寞，寂寞还不能抱怨。

因为这种寂寞，会带来内疚，怪责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 

勉强尝试爱上一个人，原来都是伪装，连自己都给骗过了的，就跑去结婚。对方白白爱你一场，你也白白假装爱了一场。

完事之后，被爱者却比施爱者更难受。

被爱的人享受不到爱，得到的都是没有想过要的，在过程中步步为营，搞不好还背上伤害人的罪名；

反而施爱的，早豁了出去，他得不到你，也得到你发自好心的模拟的爱，也好算是红利了。 

最无惧的爱是他付出而不求回报，因为与你有关的快与不快也是回报。

最无辜的是你，到手的快乐于你无益反而有碍，所有不快乐却与你有关。

我父亲行三。我的祖母有时叫他的小名“三子”。

他是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生的，故名菊生（我父亲那一辈生字排行），字淡如。他作画时有时也题别号：亚痴、灌园生……

他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所谓旧制中学大概是十年一贯制的学堂。

我见过他在学堂时用过的教科书，英文是纳氏文法，代数几何是线装的，还有“修身”什么的。

他为什么没有升学，我不知道。“旧制中学生”也算是功名。他的这个“功名”，我在我的继母的“铭旌”上见过，写的是扁宋体的泥金字，所以记得。

我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他在足球校队踢后卫。他是撑杆跳选手，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

他又是单杠选手。我还见过他在天王寺外边驻军所设置的单杠上表演过空中大回环两周，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他练过武术，腿上绑过铁砂袋。练过拳，练过刀、枪。

我见他施展过一次武功，我初中毕业后，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轮船上，一个侦缉队员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的钱财。

我父亲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

我父亲平常温文尔雅，我还没见过他动手打人，而且，真有两下子！

我父亲会骑马。南京马场有一匹劣马，咬人，没人敢碰它，平常都用一截粗竹筒套住它的嘴。

我父亲偷偷解开缰绳，一骗腿骑了上去。一趟马道子跑下来，这马老实了。

父亲还会游泳，水性很好。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

从南京回来后，他玩过一个时期乐器。

他到苏州去了一趟， 买回来好些乐器，笙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板胡、扬琴，甚至还有大小唢呐。

唢呐我从未见他吹过。这东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戏班子，一般玩乐器人都不在家里吹。他的一支洞箫、一支笛子，都是少见的上品。

洞箫箫管很细，外皮作殷红色，很有年头了。笛子不是缠丝涂了一节一节黑漆的，是整个笛管擦了荸荠紫漆的，比常见的笛子管粗。箫声幽远，笛声圆润。我这辈子吹过的箫笛无出其右者。

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个理发店里换了。他拿回理发店的那面琵琶又脏又旧、油里咕叽的。

我问他为什么要换了这么一面脏琵琶回来，他说：“这面琵琶声音好！”

不论什么乐器，他听听别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学会。

他弹过一阵古琴，说：“都说古琴很难，其实没有什么。”

我的一个远房舅舅，有一把一个法国神父送他的小提琴，我父亲跟他借回来，鼓秋鼓秋，几天工夫，就能拉出曲子来。

据我父亲说：

“乐器里最难，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别看它只有两根弦，很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越不好弄。

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子硬，马尾多，滴的松香很厚，松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面来了。”

摒挡丝竹以后，父亲大部分时间用于画画和刻图章，他画画并无真正的师承，只有几个画友。

画友中过从较密的是铁桥，是一个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写的小说《受戒》里的石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铁桥曾在苏州邓尉山一个庙里住过，他作画有时下款题为“邓尉山僧”。

父亲刻图章，初宗浙派，清秀规矩。他年轻时刻过一套《陋室铭》印谱，有几方刻得不错，但是过于着意，很拘谨。

有“兰 带”“折钉”，都是“做”出来的。有一方“草色入帘青”是双钩，我小时觉得很好看，稍大，即觉得纤巧小气。

刻印的人多喜藏石。

父亲的石头是相当多的，他最心爱的是三块田黄，我在小说《岁寒三友》中写的靳彝甫的三块田黄，实际上写的是我父亲的三块图章。

他盖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劈砂”，这是朱砂里最贵重的。大劈砂深紫色的，片状，制成印泥，鲜红夺目。

他说见过一些明朝画，纸色已经灰暗，而印色鲜明不变。大劈砂盖的图章可以“隐指”，即用手指摸摸，印文是鼓出的。

他的画室的书橱里摆了一列装在玻璃瓶的大劈砂和陈年的蓖麻子油，蓖麻子油是调印色用的。

我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会做各种玩意。

元宵节，他用通草（我们家开药店，可以选出很大片的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西洋红（西洋红很贵，齐白石作画，有一个时期，如用西洋红，是要加价的）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

他用蝉翼笺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娘灯，下安细竹棍。

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

清明节前，他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只蜈蚣，是绢糊的，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戥子约蜈蚣两边的鸡毛，——鸡毛必须一样重， 否则上天就会打滚。

他放这只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线，是胡琴的老弦。我们那里用老弦放风筝的，家父实为第一人（用老弦放风筝，风筝可以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子”）。

他带了几个孩子在麦田里放风筝，在碧绿的麦垄间奔跑呼叫。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现在还常常梦见他），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七十二岁， 皤然一老了。

夏天，他给我们糊养金铃子的盒子。

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块一小块，再合拢，接缝处用皮纸糨糊固定，再加两道细蜡笺条，成了一只船、一座小亭子、一个八角玲珑玻璃球，里面养着金铃子。

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爬，吃切成小块的梨，张开翅膀“叫”。

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父亲后来以为人医眼为职业。眼科是汪家祖传。我的祖父、 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

我十九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见过他给人看眼睛。

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 那么，他是在眼科上下过功夫的。

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有一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

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阴城（一片乱葬坟场）去捉两个大田螺来。父亲在田螺里倒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了一会田螺壳裂了。

据那个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没有再犯过眼病。

田螺治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五十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傅。

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那天，他又把我父亲给他治眼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地叙述了一次。

我父亲配制过一次眼药。这个配方现在还在，但是没有人配得起，要几十种贵重的药，包括冰片、麝香、熊胆、珍珠……珍珠要是人戴过的。

父亲把祖母帽子上的几颗大珠子要了去。听我继母说，他制药极其虔诚，三天前就洗了澡（“斋戒沐 浴”），一个人住在花园里，把三道门都关了，谁也不让去。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

那时我三岁（实年）。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

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

我父亲很会做菜，而且能别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这时候哪里去找螃蟹？父亲就用瓜鱼（即水仙鱼）给他伪造了一盘螃蟹，据说吃起来跟真螃蟹一样。

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掺和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