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专栏

据日本政府观光局7月15日发表的公告，6月份访日外国游客人数为314万8600人，同比减少6.8%。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中国赴日游客较去年减少了57.3%，2026年上半年累计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2108万4800人，比上年同期减少2.0%，中国人为为205.82万人次，同比大幅减少56.4%。

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有关“台湾有事”发言以后，日中关系高度紧张，中国政府发出“尽量避免赴日旅行”的呼吁，中国访日游客数量急剧下降，对于中国游客寄予很大期望的日本旅游界遭受重创，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蒙受损失。

此前，在新冠疫情以后，中国游客访日恢复趋势迅猛，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2025年1月15日发布估算数据称，2024年访日外国人达到3686万9900人，创统计史上新高。仅1-11月就超过了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3188万人次），创出新高。全年访日游客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7%。按国家和地区区分与上年相比的增长率，中国大陆增长约2.9倍，美国增长33%。访日人数排名前三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韩国、中国大陆、台湾。

从国家和地区划分的人数看，韩国以881万7800人居首、中国大陆以698万1200人次之、台湾地区以604万4400人排名第三、美国以272万4600人列第四、香港地区以268万3500人排第五、泰国以114万8900人列第六、澳洲以92万人排第七。

而到了2025年，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数据，2025年前10个月，访日游客达3554万7200人， 同比增长17.7%，其中中国游客为820万3100人 ，同比增加40.7%，成为日本外国游客的最大来源国。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 2024年（初步报告）访日外国游客消费金额预计比2023年增加53.4%，比2019年增加69.1%。预估为8.1395万亿日元。按国家和地区划分，中国大陆为1兆7335亿日元（占21.3％），占首位，其次是台湾地区，为1兆936亿日元（占13.4％），韩国9632亿日元（11.8%）、美国9021亿日元（11.1%）、香港6584亿日元（8.1%），前五位国家和地区合计占比65.7%，中华两岸三地占全体消费的42.8%。

访日游客消费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感不断增大。从统计上来看，访日游客的消费被归类为出口。与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2024年1月至11月）主要商品出口年化值相比，访日游客消费额超过了日本主要出口商品半导体和钢铁，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商品，金额仅次于汽车。

而今年中国人访日不仅人数大降，而且消费也在大降，据日本观光厅7月15日发表的公告，2026年4—6月访日外国游客旅游消费额为2.50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0.2%；人均支出为24万4457日元，同比增长3.3%，中国人消费为2592亿日元（占10.3%），位居第三。而2025年4～6月期间的访日外国人消费总额约为 2兆5,250亿日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 18.0%。按国籍·地区来看，中国为5,160亿日元（占比20.4%），居首，而今年同期减少了2568亿日元，减少了约50%。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木内登英2025年11月18日在野村综合研究所网页上发表题为《中国政府要求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给日本造成1.79万亿日元经济损失，使GDP下降0.29%》的文章指出：

“今年1月至9月，中国赴日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23.7%，为各国和地区中最多。按截至今年9月的最新统计数据计算，过去一年（去年10月至今年9月）中国赴日游客人数为922.1万人。

另一方面，假设今后一年中国赴日游客仍将保持今年1月至9月同比增长42.7%的速度增长，同时按今年7月至9月中国游客人均消费额23.9万日元持续一年进行测算，则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旅游消费总额将达到3.15万亿日元。这是作为不存在赴日旅行限制（或旅行自肃要求）情况下的基准情景。

与此相比，如果中国赴日游客人数像2012年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发生时一样，在未来一年平均同比减少25.1%，则旅游消费额将降至1.65万亿日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可视为赴日旅行自肃要求造成的影响，其规模约为1.49万亿日元。”

“根据今年7月至9月香港赴日游客人均消费额21.1万日元等数据测算，在不存在赴日旅行自肃要求的基准情景下，未来一年香港游客在日本的旅游消费总额将达到0.72万亿日元。

另一方面，如果与中国游客相同，香港赴日游客人数未来一年减少25.1%，则全年旅游消费额将降至0.42万亿日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可视为赴日旅行自肃要求造成的影响，其规模约为0.29万亿日元。

将未来一年中国游客因赴日旅行自肃要求而减少的消费额1.49万亿日元，与香港游客相应减少的消费额0.29万亿日元相加，总计约为1.79万亿日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24年日本名义GDP（607.9万亿日元）的0.29%。

也就是说，这将使未来一年日本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率均下降约0.29个百分点，对日本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而反过来，以限制来日本旅游为手段制裁日本的中国难道就不受损失吗？中国游客不来日本，中国同样会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

在高市早苗国会发言引起日中外交风波最剧烈的阶段，英国《卫报》及香港《南华早报》2025年11月17日援引资深航空分析师最新消息称，自上周六以来，中国各大航空公司已有约50万张赴日机票被游客退订。

《南华早报》称，一名航空分析师表示，自11月15日以来，中国航司已记录约有49.1万张飞往日本的机票被退订，约占飞往日本总预定量的32％。

以去年12月计划出行的航班为例，中国各航空公司取消了超过900架次的赴日航班（约占原计划航班的16%至20%）。航班管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26日，2月份已有49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比1月份进一步增加。另据航旅纵横大数据，在2月份中国境内到日本的计划航班中，有近半数已取消。与此同时，1月26日，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以及厦门航空、上海航空、吉祥航空和春秋航空等多家航司发布关于日本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告，纷纷将免费退改签政延期至2026年10月。部分月份运力削减达到60%以上。根据航空数据平台（如航班管家DAST）的最新监测，近期中日航线的调整仍在持续，受淡季及市场需求低迷影响，日中航线的整体取消率一度达到 近50%，多条航线甚至出现全月航班取消的情况。

退票潮与大规模停飞航空公司受到很大经济损失，中国航空公司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直接的退票成本、机组资源闲置以及航线收入锐减。大规模退票直接吞噬了航司的现金流，不仅损失了预售票款，航司还需承担高昂的退票手续费补偿及退款支付处理费用，承受数十亿人民币的退票损失。业内估算，近50万张退票涉及的机票总损失高达数十亿人民币，重挫主导型航企。中日航空市场的运力主要由中国航司主导（如中国东航、国航、春秋航空、南航和吉祥航空），以春秋航空为例，其国际运力近四成投放于日本，因此航班大面积停飞对其营收与全年财报造成了显著冲击，机场及配套收入也下降。

日本航线一直是中国航空公司利润率较高的国际短程航线之一，因此取消这些航班，对航空公司的盈利影响比取消一些国内航线更明显。

事实上，中国三大航空公司2026年上半年预计合计亏损最高约90亿元人民币，虽然原因不只是日本航线，但国际需求疲弱、日本航线缩减都是影响因素之一。

和中国人赴日旅行一样，日本人的赴华旅行人数也在大量减少。据共同社5月30日发表的《日本人赴华旅游大幅减少，取消预订与航班缩减，加上燃油费上涨，遭遇“三重打击”》一文报道：“日本人赴中国旅游人数正在大幅减少。据信，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答辩后，日中关系恶化，对此产生了影响。一家日本大型旅行社负责中国旅游业务的人士透露：“由于预订取消数量激增，再加上日本往返中国航班减少，日本游客人数减少了九成。”

“自2025年11月以来，上海的日本旅行团有一半被取消。一家大型旅行社驻上海负责日本业务的人员分析说：“应该是出于对安全方面的担忧。”据称，即使已经完成预订，也会因航班突然停飞而导致旅行团被迫取消，日本游客人数一直维持在同比减少七成的水平。”（共同社上海之局柴田智业）

同时，两国的人员往来大量减少，对两国民众的互相理解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使用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一表述，两国的关系恶化，也必将带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感情的恶化，近邻交恶，两败俱伤。

因此，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应人为地波及到经济领域，不然的话就只能造成“双输”和“互损”的结果。

2012年日中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冲突不断，日中关系降至冰点，2013年4月10日，在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大会上，当时的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表示：“日中两国首脑提出建立‘战略的互惠关系’，但实际情况却是‘战术的互损关系’，非常令人遗憾。”现在的日中关系，就是抛弃了“战略的互惠”的“战术的互损”关系。

据中国央视新闻7月6日报道，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发射引起了日本的深度担忧和关注。

木原稔官房长官在6日表示：“今天上午，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接到中国国防部的通知，对方说明将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我方已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严重关切。”

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联合发出题为《关于中方通知将发射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的通知，通知表示：1、7月5日（星期日），日本海上保安厅接到中国航海主管部门通知，称“将在潮岬以南等海域划设因航天器残骸坠落而实施管制的区域”。经确认，所划设区域的一部分包含了位于潮岬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此外，日本国土交通省根据中国民航主管部门的通报，已发布航空情报通告（NOTAM）。2、7月6日（星期一）11时30分（日本时间），日本驻华大使馆接到中国国防部说明，称上述事项涉及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日方表示，对中国军事活动日趋活跃深感关切，并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有关弹道导弹发射训练计划，确保不会出现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危及日本安全的情况。3、基于上述情况，日本政府将继续由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努力确保日本领空和海域的安全，并要求防卫省切实做好警戒监视工作。

为什么日方对此表示深度担忧和关注呢？首先日本担心该导弹飞跃日本上空，这样无论从现实的威胁程度和对日本民众的心理压力来看，都是重度的。2017年8月29日，朝鲜试验火星12导弹，经过日本第二大岛北海道上空，这是朝鲜的导弹第一次飞过日本领土。一般来说，飞行器在未进行通知的情况下无故穿越他国上空将被指严重挑衅外国主权，这样的行为引发日本乃至国际震惊。导弹升空后4分钟，导弹轨道附近区域的日本民众手机上收到蜂鸣警报，警报声吵醒了一些睡梦中的人。当时的安倍晋三首相表态称：“这种发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的鲁莽行为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2022年10月4日早上，朝鲜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横越其领域，最后落入太平洋，日本政府呼吁公民寻找掩体，日本北部也暂停列车行驶。日本方面还立即通过驻北京大使馆管道，向朝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最强烈的表现方式予以谴责”。如果中国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将表明中国对日本的威胁陡然上升，是拦截、击落还是听之任之，让日本面临外交与安全保障方面的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四个坐标点：其中一个位于菲律宾外海，两个位于所罗门群岛附近，另一个位于距离和歌山县最南端约370公里的海域。其中有一部分区域与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发生重叠。中国于5日曾向国内发布两处可能有坠落危险的区域通知，其中一处位于辽宁省外海、包括渤海在内的北部海域；另一处位于广东省外海的南部海域。日本方面有分析猜测：如果将这两处区域与中国向日本通报的导弹落点连接起来，可能会经过日本海、东北日本附近、本州东北部附近，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导弹会飞越日本上空呢？但后来日本方面证实，此次中国的潜射洲际导弹并没有越过日本上空。

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又联合发出题为《关于取消因中方通知将发射弹道导弹而发布的各项警报的相关信息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截至目前，日本政府掌握的情况显示，未确认导弹飞越日本领土上空，也未确认飞入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日本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二，这次中国发射潜射洲际导弹是针对以岛链封锁中国的日美一次令人震撼的举动。凤凰网7日报道，据凤凰卫视报道，中国海军7月6日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

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JL-3）是中国研制的海基战略核导弹，2025年9月3日首次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该导弹射程超过8000公里，可达1万公里以上 ，采用多弹头分导技术，可携带6-10个分导式弹头，并与096型战略核潜艇配套使用，服役标志着中国潜射弹道导弹进入洲际时代。此导弹可在近海发射覆盖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的国家目标，使战略核潜艇具备近海区域执行二次核反击的能力。二次核打击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遭受敌方核打击后，仍然具有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能力。按照相关理论，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就可有效威慑和遏止敌方，显著提升核威慑效能。

几十年来，美国和日本等依靠太平洋上各大岛屿连结的岛链，建立了美国及盟友的一个战略地理空间，以抵御中国解放军向太平洋移动。美日等在中国东出太平洋的航道上布满了反潜巡逻机和攻击型潜艇，利用P-3C、P-1、P-8A等海上巡逻机进行大范围巡逻，投放声呐浮标，由配备反潜声呐的护卫舰、驱逐舰开展搜索，利用水下监听网等固定式传感器，对潜艇通过海峡进行监视和持续跟踪，力图在关键时刻封锁中国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把中国战略核潜艇堵在近海，使其无法展开第二次核反击的战力，而中国核潜艇一个弱项就是噪音较大，无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让携带核武器的潜艇出海入洋，因此导链封锁使美国的核战力维持了对中国最大的威慑力，也可以保障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保护下的日本的安全。

而关于这次中国发射潜射洲际导弹的地点，目前尚无官方信息证实发射海域。部分军事分析人士根据航行警告和飞行轨迹推测，发射地点可能位于渤海湾，据香港新闻网7月8日发表题为《“罕见实力展示”！美媒聚焦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文章（编辑 李雪萍）报道，维也纳研究机构“开放核网络”分析师徐天然称，根据中国航空和海事机构发布的通告，该导弹很可能从中国东北部的渤海湾发射，并飞向南太平洋。在他看来，本周进行的导弹试射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形成了“巨大反差”——中国以往通常在境内沙漠地带试射导弹。“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展示或信号传递。”

渤海平均水深不到20米。如果海水只有20米左右，潜艇几乎没有上下调整深度的空间，稍有误差就可能接近海底或露出水面。渤海虽然并非所有海域都如此浅，但整体属于浅海环境。如果这枚导弹真的发射于渤海湾或其他浅海，则可以表明中国战略核潜艇在浅海姿态控制方面已有较高水平，冷发射系统能够适应较复杂的浅海环境，中国具备在受保护海域（即所谓的“堡垒海域”）实施战略核反击能力，说明中国不需到数千里外的大洋就可以在中国近海发射潜射导弹，并覆盖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中国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达到如此成熟的高度，会大大对冲核弹头在数量上少于美国的劣势，美日联手，以日本为最近基地的核威慑力也会大大降低。

日本时间6月30日晚10时左右，在距冲绳本岛西北约290公里的钓鱼岛附近，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 （EEZ）内，海上保安厅测量船“拓洋”号正在实施海洋调查时，多次收到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停止调查要求。

日本海上保安厅还表示，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4时20分左右，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光洋”号在距离冲绳县钓鱼岛鱼钓岛西北偏北约80公里的日本认为是“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海洋调查时，中国海警局船只通过无线电要求其“立即停止调查并马上离开”， 此后，截至2日凌晨0时，中方共4次提出类似要求。测量船回应称：“我们正在依据国际法开展正当的调查活动。”

中国如此频繁在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或曰钓鱼岛水域日中有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内，要求日本政府测量船停止作业并离开，实属罕见，那么，中国在释放什么新的信号呢？

据悉，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在日本认为是“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遭中国公务船要求停止作业，是自2012年2月以来，时隔14年多再次发生。

而中国现在频频在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展开活动，两艘中国海警船于6月3日进入了与那国岛南部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EEZ）。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就其目的等进行了询问，据称中方反复主张其拥有“管辖权”。自6月3日之后，这两艘海警船仍持续在附近海域航行，日本海上保安厅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中国海警此前于6月1日曾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了“执法巡航”。

在6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中国海警在日本与那国岛以南“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领土主张“不可接受”。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郭嘉昆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决不允许。

中国最近频繁在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活动的目的，正像郭嘉昆所说，中国宣称其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要行使管辖权，而在钓鱼岛水域频繁要求日本政府测量船停止作业，并离开该水域，也是在以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的这一前提下，强调已钓鱼岛为陆路边界划定的专属经济区，是属于中国的。

而中国最近频繁采取类似行动的一个起因，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于日本时间5月28日发表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日菲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已就启动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EEZ）及大陆架海洋边界的谈判达成一致。为此，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这里所说的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洋边界，可能是指从日本与那国岛附近向南，到菲律宾伊特巴亚特岛（Itbayat）及其北侧的雅米岛（Yami Island）再往北的海域，其宽度不足400海里，因此双方的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利主张依据（即可能拥有EEZ的法律基础）发生重叠，需要进行边界划定，可能涉及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群——与那国岛、波照间岛等及菲律宾吕宋海峡之内、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雅米岛等。

吕宋海峡的宽度大约为370公里，但如果只看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到台湾台东县兰屿乡所管辖兰屿之间的巴士海峡，宽度大约为140公里，两边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相互重合的，至今菲律宾还和台湾方面仍有争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海域，日本正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牵制中国的海洋执法网络，在南海和东海的广阔海域形成对中国的“联合牵制”，与菲律宾启动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EEZ）及大陆架海洋边界的谈判，也是形成对中国“联合牵制”的一环，而台湾分别与日本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虽然中国政府认为台湾周边海洋权益属于中国整体海洋权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台湾作为独立主体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但是日本和菲律宾承认台湾长期按照专属经济区制度管理周边海域的权利，台湾方面表示，今后将继续以这些协议为基础，与两国就海事问题展开协商。

而中国非常担心日本、菲律宾、台湾在这一中国舰艇进出西太平洋的关键水域联手对抗中国，因此最近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加大在这一海域的执法范围和力度与之抗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新华社6月6日称，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7月4日表示，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这表明中国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常态化。

就此，台湾陆委会7月4日透过新闻稿指出：“中共在台湾以东海域不存在任何主权与相关权利，中共在此海域没有管辖权，中共公务舰艇在此也没有执法权。中共号称‘执法巡查’，本质上是违反国际法的扩权、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陆委会强调：“违法的行为做再多次还是违法，也不会被国际承认。”

中国这些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日本、菲律宾、台湾将要在这个地区联手对抗中国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强调以钓鱼岛为基点的中国专属经济区及以台湾为基点的专属经济区，岛屿如果具有产生海洋权益的资格，可以拥有12海里领海、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EEZ）以及大陆架。中国正在积累在这些地区可以实行管辖权的既成事实，阻止日菲台建立这一海域联合对抗中国的执法网络，试图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上台后，特别是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表示可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以后，中国强烈反弹，日中关系急转直下，不仅两国政府几乎已经断绝官方交流，也危及到两国民间人士。

中国商务部于2026年1月加强了对日本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管制，并于2月下旬进一步收紧相关措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6月20日公布的贸易数据，5月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体（稀土永磁材料）数量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这是自去年因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出口管制加强、出口量大幅下降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于6月24日发表公告2026年第26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有关事项》，事无巨细限制稀土及其稀土产品出口，今年5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当地海关部门拘留两名日本大型电机企业富士电机的员工，他们涉嫌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出境外，因此可能被认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

这一事件对当地日本企业冲击很大，大连历来与日本联系密切，长期积极吸引日资企业进驻。据日本驻大连领事事务所介绍，目前约有1700家日资企业在当地设有据点，在大连长期滞留的日本人约3000人。

稀土有17种，是电动汽车（EV）、混合动力汽车（HV）和家电产品中不可或缺的电机和磁铁材料，应用于飞机、机器人、手机、空调、军工等多种领域，是使用电力和磁力旋转的电动机的核心部件，遍布在各种产品，而中国相关法律界限模糊，是否违反中国法律很难厘清，因此这一事件以后，有关在华日本人安全问题再一次引起广泛议论。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2023年4月26日，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界定间谍活动范围扩大，行政执法职权增强，但是对于具体哪些资料属于国家机密，具体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违反反间谍法，还有相当大的迷糊空间，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与中国有密切经济与人员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企业人士等的担忧。自中国于2014年制定《反间谍法》以来，迄今已有15名以上日本公民被拘留。尤其是最近5年来，相关案件所涉罪名愈发成为“黑箱”，外界难以获知具体案情，而被拘留对象也越来越多地扩展到民营企业高管和日资企业驻华人员等民间人士。在两名富士电机员工被拘留后，日本企业人士纷纷表示：“究竟什么行为被认定有问题？”“这样下去是否还能开展商业活动？”“是不是要把企业驻华员工大量减少或者撤回？”“是不是要在中国把全体员工都换成中国人”等。

另一方，高市政权上台后，紧锣密鼓出台严控外国人法规，旨在强化情报活动（Intelligence）统筹指挥功能的《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于5月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正式成立。高市早苗首相一直表示有意加强日本的情报能力。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其事务机构“国家情报局”，并成立有关《反间谍法》等问题的专家会议，以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为目标推进准备工作。

日本推动制定《反间谍法》的“促进制定反间谍法议员与专家恳谈会”成立于1984年，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前首相岸信介担任会长，成为推动立法的主要倡导者。自民党于1985年向国会提交了相关法案。该法案规定，对泄露国防、外交等机密信息给外国等违法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然而，由于法案中由政府决定的“国家秘密”范围可能无限扩大，被批评会侵犯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因此遭到强烈反对。除社会舆论和在野党的反对外，自民党内部也存在谨慎意见，最终法案于同年成为废案，而现在，这一有可能涉及控制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法案呼之欲出，作为在日外国人人数最多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高市自民党及与其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力推限制外国人来日及在日活动的政策。1月23日，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与外国人秩序共生社会推进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政府已决定汇总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的《综合应对措施》。她表示：“成果在于，我们以‘秩序是共生社会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全面提出了各项政策措施。”《综合应对措施》列出了符合高市政府所倡导“加强管理”方针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提高取得日本国籍和获得永久居留许可的条件；加强防止拖欠医疗费用、税款及社会保险费的措施；研究重新审视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允许外国人领取生活保护（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等。

高市早苗首相在竞选期间也一直主张：“要进一步严格入境管理。”

截止2025年底，日本长期滞留外国人人数达到4,125,395人，较上年增加356,418人（增长9.5%），其中，中国籍在留外国人为930,428人，较上年增加57,142人，占全体外国人约23%。

在日本严格入境管理和收紧外国人政策及日中关系恶化的大环境下，人数最多的在日中国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日中国人面临更严峻的生存环境。现在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希望取得和已经取得经营管理签证的中国人由于拿不到签证，很多人被迫回国。

经营管理签证（在留资格）是指将在日本担任公司经营者（如代表董事、董事、监事等）或管理者（如分公司经理、分店店长、部长、工厂厂长等）的外国人取得的签证种类。不仅是在已有企业中担任上述职位的情况可以申请，在申请人新设立企业创业时也可以申请。

过去，对于创业者而言，只要在日本设立营业场所，并且满足“准备500万日元以上的注册资本”，或者“雇用2名以上全职员工”这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即可获得最长5年的经营管理签证，即使公司尚未设立，日本也设有作为“筹备期间”发放4个月签证的制度。此外，经营管理签证的一大特点是可以无限次续签，这一政策原本目的是大量吸收国外资金。

自2025年10月16日起，日本政府 实行“经营・管理”许可的新的标准，投入事业的注册资本等金额较以往大幅提高，要求达到3000万日元以上，此外，还新增了以下要求：雇用至少1名符合条件的全职员工（对象仅限日本人、永住者、日本人配偶等、永住者配偶等以及定住者）；具备一定水平以上的日语能力（不仅能够理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语，还应能够在较广泛的场合理解并使用日语）；具有经营经验或相关专业学位；提交经专业人士确认的商业计划书等。

2015年取得该签证的中国人为约7000人，到2024年6月末达到20,551人，10年间增长至约3倍。取得经营管理签证者中，超过一半为中国人。在制度修改之前，外国人每月平均申请件数约为1700件，从去年年底左右开始，每月平均申请量下降至约70件，申请数量下降了约96%，中国人首当其冲，取得或续签该种类的签证的中国人在严格审查下等大幅减少。

很多中国人长期在日本以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经营、生活，并建立了生活根基，建立家庭，生儿育女，但是由于从去年年底开始，许多中国人拿不到此签证，不得不回中国，他们许多子女原在日本受教育，生活在日语环境中，回国后无法适应中国的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处于一种艰难的处境。

当前，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正深刻影响两国企业及普通民众的工作、投资和生活环境。无论是在华日本人还是在日中国人，都承受着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两国关系能否改善，不仅关系到外交层面，也关系到百万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在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期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月16日在七国集团及受邀国参加的题为“构建新的伙伴关系与重建国际团结”的会议上表示：“对于中国针对日本采取的措施可能影响七国集团（G7）及理念相近国家供应链的状况，日本深感担忧。”她点名提及中国，强调有必要协调步调，共同应对中国通过限制稀土出口实施的经济胁迫的行为。

中国政府将稀土作为战略资源实施出口管制，对日本的稀土类出口正在急剧减少。受日中关系恶化影响，今年3月至4月的出口量同比下降超过80%，而钨主要品种中的部分产品，以及作为稀土类的镝和铽，5月份对日出口为零,其他稀土产品的出口量也处于异常低的水平。另一种稀土元素钇5月份虽对日本出口了少量产品，但今年以来的出口规模与2025年相比仍然极为有限。某一涵盖多种稀土材料的广泛海关商品类别，其过去3个月的移动平均出口数据更降至自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了确保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核心部件生产所必需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日本企业正加快将采购来源转向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

由于日本在稀土上深受中国的限制出口的压力，因此高市首相在峰会上矛头直指中国，希望与会的所有国家联合起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但是她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也许正是因为她把矛头直指中国，使一些与会国家顾及对华关系，没有签署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发表的《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宣言》。舆论普遍认为：最积极推动这一宣言发表的，就是高市早苗。

6月17日发表的《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宣言》，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表达了对“经济胁迫”的担忧。声明明确指出：“其中包括任意性的出口限制和报复性措施，这些行为正在削弱经济安全保障的韧性。”日本提出的建立关键矿产联合储备机制的主张，也几乎全面写入了声明。

声明指出：鉴于市场高度集中、相关资源存在脆弱性，以及任意贸易限制不断增加，我们再次强调供应链多元化和构建集体韧性的紧迫性。澳大利亚以及G7伙伴国家也支持本声明。

我们对利用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损害经济安全与经济韧性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其中包括针对关键矿产及相关军民两用产品实施任意出口管制和报复措施，以及经济胁迫行为。

对于七国集团和美国来说，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在稀土等重要矿产供应链方面和中国对立深刻，但是也都意识到了在这一重要供应链上不能过度依赖中国，自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去年10月9日，发布《商务部公告2025第62号 公布对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对部分矿产实施出口管制，美国、欧洲、日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商务部还在今年1月6日，宣布加强对向日本出口双用途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因此日本收到的冲击最大。

欧盟领导人于6月18日讨论了新的、更严格的措施，以抑制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以及对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过度依赖。自中国对部分矿产实施出口管制以来，美国一直主导推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和寻找新的供应来源。

自2025年4月起，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提高进口关税为谈判筹码，要求全球各国和地区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并扩大对美投资。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换取美国降低本国产品的关税，不得不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中国则保持了强硬的谈判立场。美国提高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提高对美关税，一度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达到145%，中国对美关税达到125%。经过多轮谈判后，自11月10日起，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被下调至20%。中国能够维持强硬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掌握着稀土这一强有力的谈判筹码。

在中国以外的大规模稀土生产企业中，目前西方主要只有两家公司：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Lynas Rare Earths）和拥有美国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矿区的MP材料公司 （MP Materials）。

这次七国集团首脑峰会，除法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外，还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巴西、肯尼亚、埃及、卡塔尔、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的首脑参加。

在批判中国的问题上，参加G7峰会的各国有很大的温度差。美国、日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中国依赖；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希望降低依赖但避免全面对抗，在首脑会议（峰会）上，虽然就稀土进口问题达成一致，即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在相关供应中的占比不得超过60%，但与会各方尚未就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政策框架达成一致。

而另一些七国集团以外的参加国，除澳大利亚以外不愿公开站队，韩国、巴西、印度、埃及和肯尼亚没有签署此文件。在G7通过的8份文件中，韩国仅未签署这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宣言》，其余7份均已签署。虽然该文件没有像高市早苗那样直接点名中国，但显然是针对事实上正在限制稀土出口的中国。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于2026年2月5日宣布，韩国正在探索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关系，以确保先进技术产业所需稀土的稳定供应。该部门表示，为帮助韩国企业更快速、更稳定地进口中国矿产资源，将推动建立与中国主管部门之间的热线机制和联合委员会。

据该部门介绍，韩国拥有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和石油化工等重要产业，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稀土供应链体系。韩国政府已指定17种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矿产，并将加强供应状况监测与分析，以防止突发性供应短缺。

韩国对中国矿产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极高，韩国方面似乎判断，如果全面参与该文件，可能会面临中国的强烈反对以及贸易报复，从而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

而巴西和印度都是中国及俄罗斯主导的金砖国家成员，中国目前正引领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在深层次、宽领域里发展，越来越多转向共同发展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智能工厂。5月27日至28日，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举行。

巴西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肯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印度的制造业对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和原材料依赖度仍然较高。2025年以来，双方讨论了稀土、化肥、工业设备等关键产品供应问题。直航恢复、签证便利化、旅游交流等议题也重新提上日程。

这些国家都不愿意因为签署此文件引起中国的敌对情绪。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首相提出的内容几乎都被纳入这份声明中了，这是日本G7外交的一个巨大胜利，但是这份声明也造成了参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分歧。

在6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的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问：据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G7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林剑表示：“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G7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她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高市早苗在G7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也进一步加深了日中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尖锐对立。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于日本时间5月28日发表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日菲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已就启动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EEZ）及大陆架海洋边界的谈判达成一致。为此，日本时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为什么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开始海洋划界谈判，而为什么中国会强烈抗议呢？日菲海洋划界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所说的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洋边界，可能是指从日本与那国岛附近向南，到菲律宾伊特巴亚特岛（Itbayat）及其北侧的雅米岛（Yami Island）再往北的海域，其宽度不足400海里，因此双方的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利主张依据（即可能拥有EEZ的法律基础）发生重叠，需要进行边界划定，可能涉及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群——与那国岛、波照间岛等及菲律宾吕宋海峡之内、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雅米岛等。

从国际法角度看，日本与菲律宾启动海洋边界划界谈判本身是符合国际法的行为。依据联合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两国海岸相向或相邻时，如果双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EEZ）或大陆架主张发生重叠，应通过协商划定海洋边界。《海洋法公约》第74条（EEZ）和第83条（大陆架）都规定：应通过协议实现公平解决。

吕宋海峡的宽度大约为370公里，但如果只看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到台湾台东县兰屿乡所管辖兰屿之间的巴士海峡，宽度大约为140公里，两边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相互重合的，至今菲律宾还和台湾方面有争议。

台湾外交部于6月5日再次强调，日本及菲律宾未来相关划界谈判与结果均不影响台湾依国际法及海洋法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也不影响台日或台菲双边既有渔业协定的执行。这不仅已获得相关国家公开确认，也是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及国际司法判例中，双边条约或协定仅对缔约国有效的法律依据。

但是中国认为：在菲律宾以东、台湾以南及巴士海峡周边海域，中国拥有相关海洋权益，中国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认为不能把中国放在一边由日菲双方划界。

从表面上看，双方划界后，渔业管理更明确，海底电缆铺设更容易，海上能源开发更方便。

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对抗的问题，首先是第一岛链问题。

第一岛链是指东亚的海岸线往东延伸向太平洋的列岛线，北段为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段为台湾岛，南段为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大巽他群岛）等。 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1951年提出在海上遏制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岛链，被视为这一战略的开端，太平洋上各大岛屿连结的岛链，提供了美国及盟友一个战略地理空间以抵御中国解放军往太平洋移动。

但是，当下中国的军事力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根据部分战略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分析，随着远洋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海军已突破传统近海防御范围，活动范围从连接冲绳、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海域逐步扩展至由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等构成的所谓第二岛链以西海域，其长期战略目标之一是建设具备持续远洋行动能力的海军力量。随着中国海军活动范围扩大、中国海警在菲律宾周边海域执法活动增多，中国舰艇乃至航空母舰编队频繁通过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等国际水道。2025年6月7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在硫磺岛以东南鸟岛海域首次开展活动。同时，中国另一艘航母“山东号”7日下午出现在距离冲绳县宫古岛东南约550公里的海域，9日则航行至小笠原群岛的冲之鸟岛北侧、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范围内。这是中国航母首次进入从日本延伸至关岛、印尼的所谓“第二岛链”。此外，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在太平洋展开行动，也是首次确认。中国两艘航母同时逼近日本近海，引起日本方面的深刻担忧。

日本、台湾和菲律宾是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日本与菲律宾不断深化安全合作，并已就启动专属经济区（EEZ）和大陆架划界谈判达成一致，其中连接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吕宋海峡是谈判的一个重要海域，该海域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雅米岛。吕宋海峡以及连接冲绳与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都是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吕宋海峡中的巴士海峡是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深水航道，也是中国潜艇和水面舰艇进入西太平洋的重要路线之一；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属于国际水道，是中国航母编队和大型水面舰艇前往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的重要通道；与那国岛周边海域位于琉球群岛西端，靠近台湾东北方向，也是中国海军舰艇往返西太平洋活动时经常经过的海域之一，因此，美日两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对这些海上通道的监视与警戒。

从战略层面看，日菲完成海洋划界后，虽然无法阻止中国舰艇依据国际法通过相关国际水道，但有助于双方明确海上执法权限，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推动情报交换、海空监视、联合巡逻以及海洋态势感知能力建设。随着日菲同盟关系与美日同盟、美菲同盟之间的协调不断深化，三方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合作预计将进一步加强，并可能在台海等地区安全议题上加强信息共享与行动协调。

日本为此正在加强这一地区的国家展开军事与海上执法合作，5月5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签署了《有关进一步推进日菲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的日菲防长联合声明》。双方还一致同意设立工作组，就包括日本阿武隈级护卫舰和TC-90教练机在内的防卫装备转让事宜展开讨论。2016年至2018年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项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海上安全应对能力强化计划”，向菲律宾提供了10艘44米级巡逻船；2022年，作为该计划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又交付了2艘97米级大型巡逻船等，截至目前，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提供的巡逻船总数达到12艘，并预定将再提供5艘大型海岸巡逻船。日菲也在最近签署或准备签署各种军事协议，加强联合对抗中国海上霸权的力度。《日菲部队间合作便利化协定》（RAA）于2025年9月1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提高了日本自卫队（JSDF）与菲律宾武装部队（AFP）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效率；《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于2026年1月15日签署，6月6日在日本国会正式通过，该协议将使自卫队与菲律宾国军之间可以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双方还同意启动有关保护军事秘密信息协定的谈判，该《军事秘密信息保护协定》是进一步深化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提升两国之间以及与其他伙伴互操作能力的重要框架。

6月1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举行了日马首脑会谈，会谈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发表了《日马联合声明》,两国政府还签署了两国海上保安机构之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就能源合作及强化对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海上交通线（Sea Lanes）的安全保障达成共识。日马两国政府还签署两国海上保安机构之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对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海上交通线（Sea Lanes）的安全保障。

日本正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牵制中国的海洋执法网络，在南海和东海的广阔海域形成对中国的“联合牵制”，除试图与地处第一岛链重镇的菲律宾联合形成执法网络外，也把管辖第一岛链末端的大巽他群岛的马来西亚拉进来，将其地缘触角从“第一岛链”向西南延伸，从而构筑一个贯穿东海、台海、南海直至马六甲海峡的牵制中国的广阔网络，即使不能遏制中国海军舰船通过该海域，也能有效阻止或拿捕最近被此地区的一些国家视为威胁的伪装成渔民的中国海上民兵。一些国家和地区认为：他们隶属于中国国防动员体制，平时从事渔业生产，但在国家主权主张受到挑战或处于主权争议海域时，会受命转换为准军事角色，配合中国海警与海军执行任务，目前中国渔民等的非法渔业活动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海域已成为深刻的问题，2026年6月10日，《每日新闻》发表题为《日本将与马来西亚签署海上保安合作备忘录，拟在首脑会谈中达成一致》的文章中指出：“为实现高市首相所倡导的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FOIP）构想，双方将加强在打击非法捕捞、走私活动以及海上搜救等领域的合作。”

“马六甲海峡毗邻马来西亚等国，是全球重要海上交通线的战略要冲，大量运往日本的原油等重要物资都需经由此地运输。此外，在南海地区，中国从事非法捕捞等活动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虽然日方反复强调日菲海洋划界 “只是规定作为缔约方的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并不对第三方产生法律约束力，从国际法角度看也完全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中国针对日菲之间的划界谈判及联合执法的设想，开始加大在这一海域的执法范围和力度与之抗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位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新华社6月6日称，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等方面的消息，中国海警局船只于6月3日至8日在日本与那国岛以南海域等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航行，8日当天也有两艘中国海警局船只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周边航行，面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喊话警告，这些船只回应称“这里属于中国的管辖海域，我们在正常巡逻”，日方认为，这是中国海警局船只首次在该海域主张拥有管辖权，日本海上保安厅正在持续加强警戒和监视，舆论认为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5月28日决定启动正式谈判，以划定海洋边界的系列对抗措施中的一环。

在日菲宣布开始划界谈判后，中国立刻敏感地意识到划界谈判后面隐藏的重大的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内涵与博弈，并立即开始对抗日菲等国欲建成第一岛链海域及更广的海域的海上执法网络及建立海上军事联盟的设想。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此事是否会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的规定，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时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

这以后日本方面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开始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这一定性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试图改善日中的尝试似已无法入手。

去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绝不容忍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指出：

高市的涉台谬论绝非孤立的政治妄言，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偏执和狂妄。近年来，日本在强军扩武道路上疾行狂飙，不断架空和平宪法，彻底背弃“专守防卫”原则，图谋放弃“无核三原则”。在此背景下，高市将“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挂钩，是为日本军事扩张寻找借口，蕴藏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苗头。

这以后中国舆论围绕“军国主义”这一关键词万炮齐轰，不断升级，说高市政权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战略出现“危险转向”，日本有重新军事化倾向，亚洲国家必须警惕日本战略走向等等。

这些文章虽然一开始还主要使用“军国主义”“为军国主义招魂”等说法，但已经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2025年12月26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指出：中方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任何复活军国主义和形塑“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行径，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这应该是中国官方将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首次定义为“新型军国主义”。

之后官媒等迅速跟进，将“新型军国主义”这一定性不断系统化。

202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题为《“新型军国主义”将把日本再次引向深渊》的文章，这是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系统地将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的标志性文本，文章指出:日本右翼执念不改，推动国家在穷兵黩武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深渊。

202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题为《必须遏制日本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必须引起所有爱好和平的国际正义力量的高度警觉。

系统性论证的正式提出，基本可以视为官方定性的完成。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这种说法在2026年上半年集中发酵，频繁出现在中央媒体的评论与报道系列及政府的外交问答中。

《人民日报》3月17日在快手平台账号“人民日报国际”上发表题为《四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文章，指出2026年可能成为“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 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欺骗性、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扩张的国内外背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进入系统性实施的危险阶段、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成为影响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危险变量之一这四个方面定性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寰宇平”的评论文章《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是现实威胁，必须遏制其成势》，可以说是上述文章的扩写版。

中国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日本不是旧日本帝国式的军国主义，而是21世纪条件下的推向的新的“军国路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月31日宣布在日本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表示，中方对日方上述动向严重关切。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026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使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这一表述。郭嘉昆当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随后，5月12日外交部进一步升级措辞，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6月1日，外交部又专门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对“新型军国主义”指控的辩解，说明这一表述已经成为官方固定用语。

中国官方批评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危险”，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存在，但是现在已上升为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的高度，这是中国对日本有关“军国主义复活”的升级版定性，是把复杂政策争议压缩成一个容易传播、容易动员国内外公众情绪的升级版标签。

在5月14日于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主席点名批评高市首相，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在5月20日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指出：“敦促日本政府应从中汲取教训，基于自身惨无人道的侵略历史，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成果，抵制‘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因为这曾经给世界各国人民和日本自身带来深重灾难。”由此把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定性正式写入了外交文件。

首先，中国希望通过把高市政权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激励日本国内反高市势力，提高日本政府继续推进相关政策的政治成本，因为许多日本人并不支持大规模扩军，卷入台海战争及持续增加防卫费等。

再一个就从历史脉络上拉近与受过日本侵略的韩国、朝鲜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牵制这些国家和日美联合对付中国。

而日本在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后，一直希望日中关系能走上正常轨道，但是高市政权上台后，日本国内失去了以往能与中国密切沟通的管道，公明党已高市政权分道扬镳，曾在自民党内对促进日中关系改善做出很大贡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原自民党骨干都被边缘化。高市政权没有办法，只好把希望放在因国际会议等访华的大臣等通过与中方有关人士的“不期而遇”举行会谈等改善关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自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就“台湾有事”作出国会答辩以来，这是日本阁僚首次访华。他在出发前于羽田机场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方发来了十分郑重的邀请函。”并说明将像往年一样，以主管阁僚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与中国方面并无正式接触。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日至23日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成功举办。出席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沢亮正5月23日透露，“曾与中国阁僚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自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阁僚首次接触。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短时间的站立交谈。赤泽表示：“在不影响正式晚宴进行的范围内，我主动上前向王部长搭话，进行了短时间的交谈。”“就在朝主桌走过去的时候，王部长正好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便走过去，跟他说了声‘呀呀（你好啊）’，聊了几句。”但是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过就是打了个招呼，日方曾提出赤泽与王文涛正式会谈的请求，由于中方未予回应，会谈最终未能实现。

目前，把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台湾海峡、东亚、南海的一个战略键词，在美中关系上，通过将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的叙事键词，重温美中共同抗日的历史；在东亚问题上，提醒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并延伸此叙事逻辑链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在台海问题，将敌人精准聚焦“台独”和日本，以弱化和分离日美同盟对“台湾有事”的共同对应态势，因此，可以说，只要高市政权存在，日中关系的改善的路途就会相当艰难。

5月26日至29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二世及夫人作为国宾访问日本，双方在海洋问题上都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压力，管辖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2025年12月30日发布消息称，在位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处于日本领海外侧的毗连区内，确认中国海警舰全年航行天数累计达356天，刷新了自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以来的最高纪录，中菲围绕菲律宾专属经济区（EEZ）内的部分海域和岛礁的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争端不断，双方在黄岩岛、仁爱礁等争议海域多次发生对峙、水炮喷射和船只擦碰等摩擦，因此日菲双方都有强烈的合纵连横，制衡中国的意向，这次马科斯访日，双方讨论了多项在军事上合作事项。

首先，日本政府于4月21日修订了规定防卫装备海外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使具有杀伤和破坏能力的武器原则上也可以出口，而向菲律宾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等，将是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后第一桩具有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项目。

在会见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为推动“阿武隈”级护卫舰以及TC-90教练机等装备的移交，加快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日本与菲律宾两国政府已就向菲律宾出口阿武隈级护卫舰达成一致。

阿武隈级属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旧型舰艇，根据日本于2022年12月制定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级舰将于2027财年前全部退役，但是对于海军舰队较弱的菲律宾来说仍有用武之地，阿武隈级优势包括：① 减少舰员编制（省人化）；② 采用轮换舰员制度（目前尚未实施）；③ 多功能化（包括具备反水雷作战能力）；④ 通过隐身化和高速化设计，能够在高威胁环境下执行作战任务；⑤ 具备远程航行能力；⑥ 建造成本较低，但物美价廉等。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大部分主力舰艇也多为进口的二手舰艇或吨位相对较小的舰艇，例如，作为菲律宾海军主力的何塞·黎刹级护卫舰虽然较为现代化，但仅有2艘，该级舰由韩国现代重工建造。

而阿武隈级护卫舰，虽然说是日本将要退役的二手舰，但可以在物美价廉的前提下保证数量，并提升专属经济区（EEZ）监视能力，确保在南海的持续存在（常态化部署），获得反潜作战能力及加强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合作。

TC-90教练机是以美国的通用航空及军事航空生产商比奇飞机公司（Beechcraft）“空中国王”（KingAir）  C90为基础改装而成的训练机，主要用于仪表飞行等导航训练。该机型目前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第202教育航空队配备有28架。

美国海军也装备了以“空中国王”（King Air） C90为基础开发的T-44教练机，作为大型飞机飞行员的训练用机，可以帮助菲律宾培养优秀的飞行员。

第二，双方在共同声明中表示：日本将继续通过提供海岸巡逻船和开展联合训练等方式，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升能力。为了支持与船坚炮利的中国海警船对峙，2016年至2018年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项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海上安全应对能力强化计划”，向菲律宾提供了10艘44米级巡逻船；2022年，作为该计划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又交付了2艘97米级大型巡逻船等，截至目前，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提供的巡逻船总数达到12艘，并预定将再提供5艘大型海岸巡逻船。

第三，两首脑表明，将继续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推进合作，并同意尽早召开下一次外交、防务部长会议“2+2”会议）。日本外务省在2026财年最初预算案中，为向“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等无偿提供防卫装备等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编列了181亿日元预算，较本财年初始预算增加了一倍以上，其目的是在应对中国海洋扩张的背景下，提升支援对象国的军事能力，确保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航道）的稳定。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依据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于2023年4月设立，以支援“友军”特别是“对中国抱有担忧的国家”，以强化日美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推出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形成“同志国”的海上防线，将日本的影响力投射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以提升“印太志同道合国家”的联合对华威慑力，具体设想是以发展中国家为支援对象，无偿提供卫星通信系统、警戒监视雷达、巡逻船以及帮助建设军民共用港口等，提高对象国的军事能力。

最初的援助物资主要是雷达和海岸巡逻船，但内容正逐步多样化。随年度预算增加，除了扩大所支援的国家外，还提供性能更高的雷达。

第四，双方领导人欢迎《日菲部队间合作便利化协定》（RAA）于2025年9月1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提高了日本自卫队（JSDF）与菲律宾武装部队（AFP）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效率。双方还欢迎该协定生效后已被应用于多项联合演习。

第五，双方欢迎《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于2026年1月15日签署，并就尽可能早日使其生效保持密切协调。该协议将使自卫队与菲律宾国军之间可以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该协定已于6月6日在日本国会正式通过。

第六，双方认识到，《军事秘密信息保护协定》是进一步深化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提升两国之间以及与其他伙伴互操作能力的重要框架，因此同意启动有关保护军事秘密信息协定的谈判。

虽然日本现在极力在军事上支持菲律宾，但是菲律宾仍然无法与军事上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抗衡，但是随着菲律宾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安全合作，南海问题已不再只是中菲双边争议，而越来越具有地区和大国竞争及合纵连横的色彩，日本希望这个问题与东海问题联动，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制衡中国，在日本看来，多一个与中国抗衡的棋子，日本的安全系数就会有所增大。

为了支持高市政权，日本自民党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于5月21日成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该组织意在形成由支持高市早苗首相（党总裁）的议员构成的“主流派”，加入者竟然趋之若鹜，超过了自民党国会议员总数的八成，达347人，形成了“高市一强”的政治局面。

自民党内部历来派阀林立，但是由于自民党派阀将政治资金宴会收入变为议员“小金库”的“黑金事件”，2023年12月，检方对自民党两大派阀安倍派和二阶派事务所进行搜查，对两派的会计负责人进行略式起诉，对多名自民党议员进行立案侦查，这样，从2014年初开始，以最大的派阀安倍为首，原森山派、原岸田派、原茂木派、原二阶派相继解散，麻生派则就派阀政治资金宴会收入方面表示，“收支报告书中没有未记载情况”，因此继续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约有60人，而支持高市早苗的新联盟“国力研究会”达347人，如果也把在这个组织也成自民党的派阀，那就是自民党史上最大的派阀，用自民党某干部的话来说，就是“诞生了史无前例的超大型集团”。

“国力研究会”由前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干事长代行萩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官房长官木原稔担任事务总长。

“国力研究会”的简称“JiB”，源自高市首相去年秋天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的口号“Japan Is Back（日本回来了）”，其“支持高市”的目的十分明显，再加上将内阁核心人物官房长官木原稔安排为事务总长、把与市最亲近的山田宏（党中央政治大学院院长）安排为事务局长，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巨大高市集团的成立”。

由于高市首相原本并不拥有牢固的党内基础，明年秋天还将面临自民党总裁选举，因此高市与党内心腹们才策划成立这一议员联盟，为高市连任自民党总裁继而连任首相铺路。据称，这一团体事务局向自民党全体国会议员发出了参加邀请，结果有超过八成、即347人加入。参与事务局工作的一名自民党中坚议员表示：“报名申请蜂拥而至，汇总工作非常困难。”

为什么自民党议员们蜂拥而至，加入巨大的支持高市的政治集团呢？

在高市上台之前，自民党历经艰难苦涩的路程。由于自民党派阀“黑金事件”，自民党在三次选举中惨败。在2024年10月众议院总选举中，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的议席数较公示前的势力（279席）大幅减少，跌破了过半数（233席），自民党时隔约30年再次沦为少数执政党；在2025年6月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自民党仅获得21席，创下历届都议会选举最低纪录，比原有的30席大幅减少；在2025年7月20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惨败，此次参议院选举共改选125个议席，执政联盟自民党与公明党把“维持执政党在参议院整体过半数”作为必须达成的目标，但结果却从改选前的66席（自民52席、公明14席）大幅减少，仅获得47席，遭遇惨败，再加上此次未改选的75席后，总数仍未达到过半数（125席），沦为少数执政党。在这些选举中，执政党许多大佬、骨干纷纷落马，首相石破茂被迫辞职，自民党面临解党危急。

但是高市早苗当选总裁继而担任首相后，主导了今年严冬时期的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获得史上最多的316个议席这一令人惊叹的结果。

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国会议员来说，领袖在选举中的强与弱，关系自己的政治生命，而高市上台半年多，顺风劲吹，据时事通信于5月5日至18日实施的5月舆论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达到59.4%。

而根据JNN于5月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月调查上升2.7个百分点，达到74.2%。虽然高市就任首相已经过去半年，但支持率依然维持在高位，与历届政权相比，在执政半年后仍能保持如此高支持率的情况也仅有3例，可谓极为罕见。成立“巨大高市政治集团”，就是希望支持高市长期执政，为其长期执政铺平道路，也带来自民党和自民党议员们的稳固江山。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5月13日开始访问中国北京，并于次日14日及15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应对伊朗局势、台湾问题以及美中经济与贸易关系等进行了讨论，虽然也存在意见对立，但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对话，美中关系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后，中方说明称，双方确认将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美中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日本时间15日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地在特朗普访华后返回美国的途中，正在处于飞行中的空军一号中的特朗普进行了15分钟的电话会谈，询问访华的细节等。
 

那么，日本对特朗普访华有什么期待呢？首先，日本也期待美中关系安定，减少风波，这样会减轻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军费的压力以及中国对于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的军事与经济的压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5月14日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美中关系能够有助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种安定，必须是在日美同盟对中国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上的抑制力量，并保证台湾海峡稳定的基础上的，而现在特朗普政权奉行的政策是“交易胜过同盟”，如果特朗普重视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胜过日美同盟，那么对在领土和经济安全保障上与中国存在对立因素的日本就是一个噩耗，因此日本十分关心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是如何表述的？

在这次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将台湾问题定位为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日本十分关心美会不会将原来美方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加以更改。有观点指出，美方可能会被要求将原本“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改为“反对台湾独立”。部分专家认为，特朗普可能会作出让步，或顺应习近平脱口而出，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政府虽然明确表达过“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在由日本政府明确发布的外交文件或政治人物代表政府的谈话中，没有发现这种表现。

日本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基于《日中联合声明》第三项中写的那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基于《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如果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湾独立”，那么日本是否要跟随同盟国做出同样的表达？这对日本政府会形成很大的压力。

再一个就是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问题，中方强烈要求美国停止或限制对台湾的销售武器，特朗普本人也曾表示：“习主席并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会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总统自2025年12月起，已经连续5个月暂缓规模创历史新高的对台武器销售，美国国会在2026年1月已经批准一项约140亿美元的新对台军售案，但特朗普政府至今（2026年5月）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正式通知国会，特朗普本人在最近访华后也公开表示“还没决定”。

如果美国在向台湾销售武器问题上和中国进行“事前协商”，就有可能触犯自里根政府时期以来持续实行的对台政策重要原则——“六项保证”。

美国于1982年、里根政府时期向台湾提出了“六项保证”：

美国并未同意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

美国并未同意就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进行协商；

美国不会担任台北与北京之间的调停者；

美国并未同意修改《台湾关系法》；

美国并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

美国不会向台湾施压，要求其与中国展开谈判。

日本非常希望美国协防台湾，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也是协防台湾的重要举措。台湾是第一岛链中的关键，在第一岛链处于中枢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掌握台湾能有效遏止东海与南海咽喉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与第二岛链内海域形成有利航道，同时也是前往远洋的便捷之路。在地缘环境下，台湾扮演防止中国海上力量不当扩张的安全阀，这里也是一条没有能源的日本从中东等地运送能源和物资的海上“生命线”，日本92%及韩国65%能源需经过台海与南海运往本国。台湾如被大陆拿下，美国在西太平将完全处于劣势，日本与关岛也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也随时可以被中国切断。

围绕台湾问题，根据第二次安倍晋三政府（2012年至2020年在任）时期建立的安全保障法制，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多次进行了以“台湾有事”为设想的联合演习。高市早苗首相在2025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针对当时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的提问表示，如果中国“动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则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暗示日本可能动武。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也加紧了联合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合纵连横”，对抗中国。日本政府于4月21日修订了规定防卫装备海外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使具有杀伤和破坏能力的武器原则上也可以出口。日本首先通过武器出口，增强与美国在武器运用上的共通性和互用性，以增强日美同盟对中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南海问题上抑制力，再一个就是日本会向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周边国家出口武器，增加对中国的制衡力。日本现在正在和菲律宾商讨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的事宜。

而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放软身段，不断削弱对台湾的武力支持，那么在亚洲领导与中国抗衡的角色，就要由日本扮演，这让日本面临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巨大的地缘政治上风险。

但是此次特朗普访华，日本所担心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发生，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外务省内部普遍认为，中国方面的发言“基本在预料范围之内，与以往主张并无变化”。一名外务省干部表示：“特朗普没有发表超出预期的言论，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但是美中有关“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新说法也使日本忐忑不安，同时也无法获知奉行“交易胜过同盟”的特朗普，暗地里向中国做出了哪些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