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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鬼鬼祟祟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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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播客重读莎士比亚的罗马悲剧《科利奥兰纳斯》。这部戏最核心的是两组关系:英雄与群众的关系,以及英雄与其他精英的关系。科利奥兰纳斯是罗马最卓越的战士,勇敢、自律、蔑视死亡,却极其不适合政治生活。他无法接受一个共和国最基本的事实:即使普通人没有他的勇气、才华和功绩,他们仍然有资格评价他、拒绝他,甚至放逐他。重点细读第二幕第三场。科利奥兰纳斯身上的“wounds”代表功绩,人民的“voices”代表政治承认。人民并不否认他的卓越,他们只是要求他承认普通公民也是值得被请求的人。与此同时,莎士比亚也没有浪漫化群众:人民会摇摆,会被保民官煽动,voice也可能被组织成noise。但人民会犯错,并不意味着人民因此失去政治资格。 科利奥兰纳斯最终从罗马最伟大的保护者变成率领敌军反攻罗马的人。莎士比亚留下的共和主义悖论也正在这里:共和国需要卓越,却不能让卓越自动变成统治权;人民需要英雄保护自己,也需要制度保护自己免受英雄的伤害。

1766年,欧洲思想界发生了一场世纪大决裂的哲学家绝交事件。故事的两位主角,一位是素有“好人大卫”之称、温和克制、几乎从不与人撕破脸的大卫·休谟;另一位是已经名满欧洲,却因《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遭到通缉、四处流亡的让-雅克·卢梭。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几乎称得上如胶似漆。卢梭说,希望能够“在休谟身旁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休谟则把卢梭称为“现代的苏格拉底”,不仅亲自把他接到英国,还替他找房子、联系出版、争取国王年金,甚至表示自己一生都在努力效法卢梭高洁独立的为人。然而仅仅几个月以后,一封恶作剧式的“腓特烈大帝伪信”,几次含糊其辞的解释,一幅让卢梭非常不满意的肖像,一些被休谟擅自拆开的信件,以及一笔原本出于善意申请的国王年金,让两人的关系迅速滑向深渊。卢梭开始相信,休谟并非自己的朋友,而是一场国际阴谋的幕后参与者;休谟则终于失去了一贯的绅士风度,在书信中痛骂卢梭是“无赖”“疯子”“怪物”。 于是,一场私人友谊的破裂迅速升级成席卷整个欧洲文坛的公共事件。伏尔泰、达朗贝尔、亚当·斯密、杜尔哥、霍尔巴赫、沃波尔以及巴黎和伦敦无数名流纷纷被卷入其中。休谟甚至出版《简要说明》,逐条列出卢梭叙述中的“谎言”,试图用事实、证据和可验证的材料彻底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却令他震惊:即便他自认为在事实层面赢得无可辩驳,公众也没有因此一致站到他这一边。 因为这场争吵真正暴露出来的,也许从来不只是两个性格极端不同的人为什么无法相处,而是两种关于“什么才算真实”的理解发生了正面碰撞。 对于休谟而言,真实首先意味着事实准确、证据充分、叙述能够被共同检验。朋友之间不必完全袒露灵魂,一个现代陌生人社会也不可能建立在绝对透明之上;人们只需要保持基本的礼貌、克制和善意,就足以共同生活。 但对于卢梭而言,事实层面的准确远远不够。他真正要求的是“真诚”:朋友之间应该毫无保留地袒露内心,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到彼此一边。一个人哪怕没有客观撒谎,只要有所隐瞒、保持暧昧、试图打圆场,都可能意味着情感上的背叛。 本期播客就从这场十八世纪最精彩最荒诞的知识分子绝交事件讲起:卢梭为什么会从“投入你的怀抱”走到认定休谟意图毁掉自己?休谟明明帮助了卢梭,为什么反而无法理解卢梭真正需要什么?一封伪造的腓特烈大帝来信,为什么足以摧毁一段友谊?为什么事实占优的休谟,在公共舆论中却并没有获得压倒性胜利? 最后,我们也借这场争端讨论一个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当“事实的真实”遭遇“情感的真诚”,究竟哪一种更有力量?为什么人常常并不会因为掌握了同样的证据,就得出同样的结论?从休谟的经验主义,到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共情政治与自我表达文化,两百五十年前的这场大决裂,也许已经提前预演了我们今天关于事实、叙事、情绪与真诚的许多争论。

如果上一期我们讨论的是《科利奥兰纳斯》中卓越与平等的冲突,那么这一期继续追问另一半:为什么真正看出科利奥兰纳斯危险性的,恰恰是那些最欣赏他、最理解他、也最希望他获得权力的罗马精英?梅尼纽斯、康米涅斯、元老院和沃伦妮娅都承认科利奥兰纳斯的卓越,也同样带着强烈的贵族偏见。但他们比科利奥兰纳斯更懂得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英雄的功绩必须经过制度转化为权力,个人的骄傲必须受到礼仪和程序约束,面对同胞时也必须学会说服、退让和克制。梅尼纽斯用“肚腹与四肢”的寓言维持等级秩序,康米涅斯用军功证明科利奥兰纳斯确实配得荣耀,沃伦妮娅则试图说服儿子,真正的强大还包括支配自己的愤怒。问题也正在这里。罗马一方面不断赞美科利奥兰纳斯的坚硬、勇武和不屈,另一方面又在战争结束以后要求他迅速学会弯曲、妥协和忍耐。整个共同体都参与塑造了这个英雄,最后却发现这种战争人格很难进入和平政治。科利奥兰纳斯能面对敌人的刀剑,却无法承受普通人的拒绝;能够指挥士兵,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能够成为共和国最锋利的武器,却越来越难接受共和国对他的限制。 到了第五幕,梅尼纽斯终于说出全剧最惊人的一句话:“This Martius is grown from man to dragon.”马歇斯已经从人变成了龙。一个摆脱人民、制度、朋友和共同体约束的英雄,终于获得近乎绝对的力量,却也因此逐渐脱离了政治意义上的“人”。 本期继续细读《科利奥兰纳斯》,讨论梅尼纽斯、康米涅斯、元老院与沃伦妮娅如何理解英雄,为什么他们一边保护科利奥兰纳斯,一边又不断要求他接受限制,以及莎士比亚最终提出的那个更困难的挑战:一个政治共同体最困难的工作并不止于发现和奖励卓越,它还必须让卓越受到约束。

本期节目从英美两大主流保守媒体英国《旁观者》和美国《国家评论》在今天对我的截然相反的报道谈起。前者认为“中国将继承荷马”,把我视为摆脱西方现代偏见、重新接近古典传统的中国读者;后者则把采访称作“中国人质视频”,把我描述成诱使诺兰暴露反西方立场的政治工具。两篇文章一篇赞美、一篇攻击,却共享同一种媒体冲动:先准备好关于中国、西方、文明与政权的宏大框架,再把一个具体的人塞进其中。 在此基础上,本期继续追问: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危机,究竟只是因为群众被算法、假新闻和阴谋论腐蚀,还是也来自职业精英自身的庸俗、傲慢与预设立场?互联网打破了精英对公共表达的垄断,却没有自动带来更好的判断。种族羞辱、性别偏见、阶级猜疑,以及“受政府控制”与“受犹太集团控制”这两套彼此矛盾的阴谋论,最终共同取消了一个人独立思考和行动的可能。 精英的庸俗把复杂的人压缩成顺滑的故事,群众的庸俗则把复杂的人拖进审讯室。真正值得捍卫的,既不是传统媒体对解释权的垄断,也不是互联网毫无约束的表达欲,而是理解一个具体之人的能力:允许事实抵抗框架,允许好奇抵抗判断,允许一个人拥有无法被任何宏大叙事完全解释的部分。 但这场反思本身同样令人厌倦。名声像一辆失控的观光车,把我从贝多芬的书桌旁硬生生拽走,押着我沿途参观别人对我的误解,直到我也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可我真正想听见的,明明是《英雄交响曲》里革命如何撞上命运,而不是通知栏里一群人猜测究竟是谁在幕后控制我。

本期继续讨论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重点放在它对普鲁塔克《科利奥兰纳斯传》的改编。莎士比亚参考并且使用了普鲁塔克写的大部分故事骨架,却在人物、场景和政治冲突上进行了持续改写。通过这些变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莎士比亚真正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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