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加拿大国内重返中东的呼声不断。在第19届麦纳麦对话（Manama Dialogue）期间，加拿大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讨论了如何启动政治、安全、贸易、投资、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战略对话及联合行动计划，双方还希望加强民间交流及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科学和人权领域合作。

麦纳麦对话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继2002年发起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后主办的另一个年度战略对话，自2004年以来一直是巴林王国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事关中东安全架构的核心。加拿大新闻分析网站（thehub.ca）在去年底对话结束后刊登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达尔齐尔 (Alexander Dalziel)的文章《加拿大必须再次将中东作为地缘政治优先事项》，指此次对话集中讨论解决哈以冲突，但海合会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崛起对于加拿大意味着什么？加拿大地缘战略辩论大多集中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但中东与世界政治相关性很高，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东有加拿大在印太和大西洋之外优先考虑的因素。该地区一直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除石油外，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对雄心勃勃的中东国家具有吸引力。目前中国在中东安全和政治上仍处边缘地位，但其购买力已转化为影响力。在外交方面，它在2023年夏天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

出席会议的美国和英国军方官员称，由于伊朗对地区竞争对手构成武装威胁，海湾国家仍然强烈倾向于美国为其提供安全，这是海湾版的跨大西洋主义。东北亚、北欧和中东各国的外交战略都以美国作为其安全支柱，但美国已经捉襟见肘了。亚历山大·达尔齐尔认为“加拿大可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帮助捉襟见肘的盟友来扩大影响力，为海湾版的跨大西洋主义做贡献”。

渥太华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中东问题学者杰里米·维尔德曼（Jeremy Wildeman）撰文《为加拿大与中东的交往开辟新道路》回忆了加拿大在中东的黄金岁月。加拿大在1947 年联合国决定分割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外交作用。1956年加拿大又以帮助缓解苏伊士运河危机确立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加拿大外长皮尔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加拿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大贡献，为加拿大提供了远超其硬实力的软实力威望。但加拿大在中东的失误开始于1979 年，赢得大选的进步保守党竞选时承诺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损害了加拿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1980年老杜鲁多重新掌权后搁置迁馆计划，采取更公正态度尊重中东人民，在中东促进和平与发展。9/11恐怖袭击后，加拿大的中东政策发生变化，经常在联合国投票反对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决议，坚持亲以色列立场，导致2010 年与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就机场着陆权问题、2018 年与沙特因人权问题发生外交争端，国内也蔓延着伊斯兰恐惧症，发生了种族主义袭击和大规模屠杀穆斯林的事件。连加拿大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也因穆斯林国家集体反对而受挫。

加拿大前驻约旦、伊拉克、阿联酋和阿富汗大使，首任驻伊斯兰合作组织特使阿里夫·拉拉尼 (Arif Lalani) 在加拿大公共政策网站（policymagazine.ca）撰文《是时候重新考虑加拿大的中东政策了》，认为“一个新的中东正在形成。加拿大的中东政策必须跟上步伐”。他建议渥太华与海合会国家充分接触，加强与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家合作，考虑加入I2U2四方机制，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对抗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