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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1948年出生于广州。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荣休讲席教授,社会兼职有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等。
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国外交、亚太安全。著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多元化与统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和唐士其共同主编)、《中美战略互疑:应对与解析》(与李侃如合著)、《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中国未来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等。
在看理想主讲《冷战的故事》。
作为冷战的“同龄人”,王缉思老师同时也是见证过中国现代历史变迁的一代人,是看理想主讲人中当之无愧的前辈,也是我们在历史与政治学领域的启发者。
在这期节目中,老师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几次“至暗时刻”,包括两次经历生死,和人生遭遇困境时的数次自我拯救。在节目中他形容自己始终是一个“与时代周旋的人”,无论在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代,还是在今天,在他所研究的中美关系领域,无一不是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周旋”。
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在今天的时代下更是如此。如何能够把握住当下?如何在困顿中也能保持乐观,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何拥有能够超越当下的信念?在王老师的讲述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答案。
00:15 在时代的变化中,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
02:05 在草原种蔬菜、给羊配种,当电焊工人等,几次“下乡”的经历
10:24 在“无意义”的工作之外思考,总得做些什么
12:58 学英语、学手风琴,自娱自乐的爱好打开的“另一扇门”
15:15 生活在一个没有“确定性”的时代,觉得活下来就已经很不易了
17:56 “出身不好”,在遭遇歧视中经历自我的痛苦与觉醒
20:57 留学美国,在人生选择中保持独立思考
21:59 要“持平常心”,也要做“普通的好人”
我干的大多数的工作在那十年里头是违反自然规律、违反科学的,也没产生什么经济效益。
我如果真正农药中毒或者死在那了,或者骑马摔在那了,没有意义,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潮流裹挟下是不得不做的。当时是觉得很对的,羊配种也是对的,种粮食也是对的,打农药也是对的,水电站也是对的,当时觉得很对,回过头来想没什么意义。有人说我们知识青年,青春无悔,说这个话当然简单,我也没说我有什么悔恨,但是有很多的教训。
第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个人是非常渺小的,你既不能改变社会潮流,也不能改变社会本身,连自己的亲人都改变不了。比如说你家里有个婴儿刚刚出生,然后你就觉得将来希望他怎么样,但是等孩子大了,你就发现他并不是由你自己想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的。那别的人都改变不了,只能改变自己了,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是改变自己也是很难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的办法就是改变不了什么呢?首先是干一行爱一行,你让我种菜,我就去研究蔬菜栽培学,你让我干电焊工,我去研究电焊工,然后焊条怎么弄电,温度是多少能够让铜溶化,铁溶钢溶化,然后电焊怎么样,气焊怎么样等等,就是说我干一行爱一行,比周边的同行要干得更好,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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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变成自己一生的爱好,当然你不能是想着急功近利说,我学这个东西就为了改变我的前途命运,因为这种确定性你是永远找不到的,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面临周围的环境是什么。那只有自己努力选一个,或者如果要选的话,选一个适合于自己能发挥相对优势的工作,大家都能干的事,你也能干,但是必须你得比大家干的都好,你的相对优势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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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永远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倒不是说相信这社会一定会变好,而是相信自己的能力终有一天会有施展的天地。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所以不能躺倒,不能内卷。
当然了,有一条是不能忘记的,就是“不要做亏心事,不要说亏心的话”。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不做亏心事,不说亏心话,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网站、在个人的交往中间,你还是要有一种道德感,有一种耻辱、羞耻心,不要违背初衷,不能因为暂时的利益需求而损害做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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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几年,大概10年以前,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任上做过一个讲座,在毕业典礼说了一番话,这篇讲话的题目叫“持平常心,做普通人”,做“普通的好人”。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尤其是比如说像北京大学,你毕业了以后,大家都说这个家长,祝贺你的孩子,同学也祝贺你,整个社会说,你是北大毕业的学生,将来是非常有前途的。但是我泼一瓢凉水,我说好是好啊,我也祝你们成功,但是你们过几年回来就会知道,其实你们也是普通人,你也并不比普通人多出多少东西来。我相信听到过我的这个讲话的这些毕业以后的同学,如果记得我的讲话,再想想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所谓说的“持平常心”,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如果你真正能将来出人头地,你当了大官,挣了大钱当然很好,但是你要想,你要真的想当大官,挣大钱,你又要不触犯这个社会的根本利益,不做亏心的事情,这本来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不如把自己的目标放的低一点,做一个普通的人,能够养活自己的家庭,能够对周围的人做出一点贡献,当然对社会也做出了点贡献,比如捐一点钱,帮助受灾的人、受苦的人,这样就是普通的好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了,如果能做得更好,我祝福你们,祝你们会过得越来越好。
杨照,著名作家、评论家、著名人文经典领读者。1963年生,本名李明骏,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欧洲现代思想史、原始佛教和社会人类学。“诚品讲堂”、“敏隆讲堂”长期经典课程讲师。主要著作有《经典里的中国》《史记的读法》《故事照亮未来》《想乐:聆听音符背后的美丽心灵》《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及现代经典细读系列等四十余种。
在看理想主讲《史记百讲》《中国原典通读计划》《现代思想巨擘系列》《杨照·重述中国通史》《曾经江湖:重读金庸》《温情与敬意:钱穆学思总览》《从思想看中国:余英时史学简述》《呼吸:父女的音乐对话》。
杨照老师是看理想app上最高产的主讲人,没有之一,被称为“看理想劳模”。但即使听众这么多,还是有人不知道,“杨照”其实是他的笔名。
在这期特别节目里,杨照老师就回顾了,他是如何从“李明骏”成为今天的“杨照”的。而这个故事,既牵涉到那个时代的台湾文艺环境、也和他与军队系统“周旋”的一段经历有关。面对“军法处置”的威胁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在“那个系统”中的人,都是如何行事的,他们会怕什么?杨照老师又如何“逃出生天”?且听他道来。
其实“周旋”这个题眼,也是编辑在与老师的沟通中受到的启发。无论周遭环境如何,我们始终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坚持一些什么,进而突破一些什么,无论这坚持和突破是大是小、意义几何。
00:05 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为什么我们需要“周旋”,可以“周旋”?
04:26 那个时代,为什么很多人会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人不过就是早餐桌上的一团偶然”是什么意思?
07:55 “军旅札记”,差点让我被军法处置——诚实地说,我不是没有害怕
15:45 “百日斗法”:看谁熬过谁
19:19 与“纸老虎”对战:逼迫对方相信你是一个强者
29:21 在特权网络中,荒谬的任务,荒谬的脱逃
38:45 在冷静、耐心当中,你可以找出方法
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或称叶慈、耶茨等,是出身爱尔兰的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他是 20 世纪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尊称圣雄甘地,是英属印度政治人物、印度国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他带领印度独立,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他的非暴力(अहिंसा,ahimsā)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成功的印度独立运动亦激发起其他殖民地人民为国家独立而奋斗,最终大英帝国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英联邦[b]。甘地的主要信念是“真理坚固”,此鼓舞了其他民主运动人士,例如马丁·路德·金、昂山素季和曼德拉等人。他经常说他的价值观很简单,那就是(是从传统的印度教信仰演化来的)真理及非暴力。
1949年生,笔名莘歌(本名:吕建兴),就读左营高中三年级时,因参加学生运动,遭罗织入罪,俗称“统中会事件”,196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15年,1984年始获释。吕昱虽受牢狱之灾,但勤于写作,在戒严未除的时代,描写冤狱或政治议题相关题材的小说,都是创作禁忌,吕昱广为文坛瞩目,也开拓了80年代的台湾政治小说的新题材。
吕昱曾担任兰亭书店策划、创办《南方》。《南方》从1986年10月创刊,到1988年2月停刊,总共发行了16期,刚好见证了解严前后的民主化过程,也提供了当年学生团体相互交流的沟通平台。
本名郭正亮,1961年6月24日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毕业于台湾大学、耶鲁大学,学者。就读大学期间,由于受到“美丽岛事件”的影响,郭正亮投入改革性质强烈的台大大新社,并且与林佳龙等人参与“自由之爱”的学生运动。同时郭正亮也以“江迅”笔名,于学运刊物南方杂志担任总编辑。
非常重要经典小说作品《双城记》最为经典的开头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我经常看到有人引用这句话,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提醒我,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提醒我学历史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像我们这种学历史的人至少有一个好处,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因为我们在历史上面看过更多不同的时代,这些时代有真正最好的时代,也有真正最坏的时代。
和这么漫长的历史状态来相比较,我们所处的不会是最好的时代,也不会是最坏的时代。
因为它不会是最坏的时代,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抱有理想,可以有斗志。同时我们所处的也必然不会是最好的时代,总是还有我们可以持续去努力去改进的地方。它不会是最好的,也不会是最坏的。于是在这种状况底下,也就清楚了解自己最需要的应该是一种和大环境周旋的方法。
因为不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你不能够自私地去过。如果你都是只是自私地过这个时代,有许多坏的东西迟早会扑到你身上来,把你给压倒。但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这不会是最坏的时代,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和这个大环境,要和你讨厌、你所看不过去的这些因素,这些条件,搞得同归于尽,去当一个烈士。
在一端,是完全妥协,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过有意义的生活。另外一端,是冲动决斗,不惜献上自己的生命,就是要发泄你的不安,你的难以忍受,你的无法认同。这两者中间其实是有很宽广的地带,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好好地去找出办法来。
英文里面讲negotiate,在中文一般翻译叫做“协商谈判”,不过其实有一种更高层次的negotiation,它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外在的环境。 Negotiation 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层次,针对时代,针对社会,那就是“周旋”——
不放弃,但也不投降。你就可以不断地去观察,不断地去寻找任何有利的转机。用这种方法,你得到了和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环境周旋的能力。
在周旋的过程当中,也许一方面你替自己平缓了心中的愤怒,不平、不安。另外一方面,也许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真正贡献于让这个社会、让这个大环境改变得稍微好一点点。
现代诗人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虽然来自于原本自然的这个你,但是他的生命的追求,他的生命的表现,却必须要比这个自然的、偶然的、无秩序的一团混乱的你要来的更漂亮、更纯粹、更华丽、更光彩夺目。
于是这个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虽然是一个人,可是你会体会到感受到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种是早餐桌上的一团混乱,另外一个是作为诗人,和这个世界去淬炼出一种特别关系的生活。
当你进入到这样的思考的时候,你也就明白,那个原来的本名代表的就是“早餐桌上的一团混乱”,为了能够凸显,让自己浸润到那样一种新的光灿的生命当中,作为一个诗人,你很自然地就觉得应该要给自己去另外一个名字。
这个社会看得到的罪恶,其实背后一定找得到强者、贪婪者他们插手操控的痕迹,不可能是弱势者自己的无能、愚蠢所造成的。
人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好处跟缺点,都是有一份自以为是的莽撞,会真正去相信一些什么,会坚持自己所相信的,并且用自己相信的原则来摹想这个世界。
我相信非理性跟不义不能够长久。非理性跟不义之所以势必伴随着暴力跟威吓,正因为他们内在没有支撑,终究会在爱、理性和非暴力的理想前面显现出他们那种朝生暮死、无可长久的特性。
为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完全无害,我真的写得非常温和的文字,但在那个时代的台湾,是有可能会被送军法。
其实我的出身再平常不过,然而这个畸形荒谬的体制却偷偷地给我安上了一些头衔。知道了这段可笑的过程,就教会我在军队里“欺弱怕强”的逻辑。任何时刻,尤其越是在劣势的时候,你越不能显露出弱者求饶的姿态。
你必须永远自信,而且逼迫对方相信你是一个强者,让他时时以为教训你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这刚好也符合圣雄甘地的乐观主义精神决战的概念。
多进出政战部几次了之后,我就努力不再把自己当作是被审讯的犯人。我常常反问我的审讯者,而且他们不小心也会开始回答我,有问有答,地位慢慢就拉平了。
他们有的时候会脱出既定的剧本,讲了一些真心话,我也回给他们真心话。说真心话的气氛是有感染力的,而真心话曝白多了,不管愿不愿意,你都必须和对方变成朋友。有一天,他们会突然醒悟到这中间权力威吓关系的逆转。他们当然知道我不相信那一套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现在倒过来,我也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怎么相信。
这是一个庞大的特权网络,我不由自主地被卷了进去,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跟我的出身什么完全无关。
最后一次,我见到了政战主任,他略带一点不情愿地握过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好自为之。
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非常生气,他没有整到我,让我从他的手里溜走了。其实我不是从他手里溜走的,我是从那样的一个结构,政战、步兵系统长期不合的这个缝隙里面,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你必须要坚持你的态度,必须要坚持你的立场。有些底线,如果你够坚持,你就能够找到方法去了解,想要逼迫你退让底线的人,他们必然也有他们的弱点。
我所要的并不多——因为我所要的并不多,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更大的力气,付出更高的代价,你才能够让我在这最后的地步,让出一步来。我不让步,我保持冷静,我就能够看出所有的体系,所有的威吓,都有它纸老虎的一部分。有真的可怕的地方,但也有那种我们有机会可以反抗,我们有机会可以戳破、并不是那么坚实、有着各种缝隙的地方。
你保持冷静,敏锐地观察,你去进行周旋、保护自己,不需要当烈士。很多时候,在耐心当中,你可以找出方法,让你的周遭环境变得好一点,至少变得不那么坏。毕竟我们都不是活在最好的时代,也不会活在最坏的时代当中。
大家好,我是理想国和看理想的创始人,刘瑞琳。
从 1993年到现在,我在出版行业工作整整30年了。一开始就像理想国只是纸质图书的出版,到后来有了看理想,开始做视频、音频节目的出版。虽然载体有变化,但始终都围绕着“出版”的本分,就是,把有价值、有意义的知识和观念发布到公共领域。我和同事们也始终都坚持着,做有尊严、有态度、有个性、有品味的出版。
五年前,看理想app诞生,我们又有了一个与大家分享好内容的平台。五年下来,更重要的是,这个app上聚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人,无论作者讲者,编辑同事,还是读者听众,似乎大家都把这里当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栖息地。
这五年,风风雨雨,我们能真实地感觉到,大家迷茫困顿的时刻好像更多了,不管是对于自己、对于时代,还是对于未来。但,因为有看理想,我们大家始终在一起,并一直用心感受着彼此的呼吸。
疫情后,我们开始为理想家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有单场讲座沙龙,也有更大规模的理想家年会。每次活动现场,主讲老师、理想家、编辑同事,大家见面后的温暖默契,以及那种老友之间才有的惺惺相惜,时时令我感动不已。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忘记,2021年中秋假期,疫情间隙,几百人奔赴海边的阿那亚,那真叫风雨无阻,齐心协力。今年5月在上海新华所、10月底在北京未来场,密集的活动间隙,理想家们紧紧围绕老师们不想离去,甚至唐诺老师离开时,沿途理想家一起挥手呼叫“老师再见”“老师保重”“啥时再来”……跟在旁边的我,瞬间泪目。
由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能来年会现场的毕竟是少数。于是,忙完年会的同事们又开始策划一个线上的五周年特辑。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到更多的老师,希望他们抛开自己的身份和专业,用亲身经历,跟理想家们来一次推心置腹的交底——他们自己是怎样与时代相处的,又是怎样应对不同阶段人生难题的。受杨照老师说的“不放弃、但也不投降”启发,编辑们借用了”周旋”这个词。
我看到写给各位老师的策划方案时,着实吓了一跳,这些编辑平时都对老师呵护有加,这次怎么看都觉得她们像是在给老师们挖坑,心想如果我面对这些问题真不知该如何回答……编辑果然也要求我回答几个问题,比如你的“至暗时刻”,以及是怎么面对、走出来的。
我脑子迅速搜索出两三个也许还算是“至暗时刻”的人生经历,但又马上感到奇怪:怎么我的至暗时刻都是发生在这几年比较近的时间?
我能给出的解释是,一方面,时间近,也许痛感还刻在脑子里;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那些遥远的哪怕再难的事,一旦走过去了就都不算什么了。的确,打仗的时候不会感觉苦或者难,有感觉的时候又常想着老辈人爱说的一句话: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如此说来,我现在想出来的人生至暗时刻,也许未来会觉得不值一提。我就这样把自己给绕出来了。
我近水楼台听了多位老师发来的特辑内容,一方面,不得不感慨——这些老师对看理想,对听众、读者都太赤诚了,真是掏心掏肺,不遗余力。这么冷的天气里,似乎他们的身体都冒着热气,令人感动,感激。另一方面,这些老师,有些我熟悉,有些还不够了解,但一段段听下来,有时好像在与老朋友促膝长谈,有时又会感觉正在面对倾心解囊的新朋友,我受益匪浅却无以回报。
我相信老师们这些诚恳、温暖而智慧的分享,一定会给理想家们一些力量,一些启发。
最后,希望看理想这个不大的平台,能成为大家前路上的微光,下一个五年、十年,我们继续在一起,慢慢走。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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