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时刻

王兴，北京大学肿瘤学博士，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著有《医生，你在想什么》《病人家属，请来一下》《怪医笔记》《肺话》《癌症病人怎么吃》等医学科普书籍。

在看理想主讲《每个人的疾病课》。

在一个更加走向不确定的时代，努力还有意义吗？

当经历过努力也没有回报、想努力却无从发力、太努力而身心俱疲的任何状态，努力真的还有必要吗？

任何与现实交手的人都会明白，“努力就会有好结果”就是一句无力的安慰。加上“内卷”被误用和滥用得令人头疼，“卷王”动不动就被扣在想要和正在努力的人头上，“努力”也背负重重污名。无论大事小事，显露出在意、用劲儿，都容易不合时宜。但遇到令自己心潮澎湃的人和事，人总会有跑起来的冲动。在本期节目中，王兴医生坦诚地讲述了他对努力的信奉。虽然他自嘲「毒鸡汤」，但静心听来就会感受到，这也是一个学医八年、从医十年，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年轻人对生活和所爱之人，最务实的支撑与信心。

01:14学医多年，终于从业，但为什么谁的地位都比我高？红利到我们这一代就消失？

06:41至暗时刻如影随形，但努力比平行世界的另一个自己活得好一点

15:00大多数时代都不确定，能把握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能力

16:58遍地是令人沮丧的工作，还有什么行业值得进入？

20:44及时行乐 VS 努力工作：完全不冲突！

24:28快问快答：考公之外的好选择？我们即将进入老龄化的生活状态？

我当时没有躺平，也没有摆烂，我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不会让自己活得那么舒服，我还是会认为努力是有用的。之前的李佳琦的事件可能让我们慢慢理解或者突然警醒，所谓的“精英的傲慢”。我也重新看了这本书，也看了项飙老师在《多谈谈问题》里面关于这部分和《精英的傲慢》的作者（迈克尔·桑德尔）的一些分享。那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也曲解了这句话，就不是说努力一定会成功，也不是说成功的人必须要努力，而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几乎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比平行世界里面的另一个我要好一点。或者说在我们面对家人的时候，会感觉我们给Ta们提供的或者创造的条件，已经是我们尽力的了，而不会让自己感觉我有遗憾或者有愧疚，这个是我认为努力的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努力会让我自己觉得快乐，有所谓的心流体验，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在刚出去的时候就在各种咖啡馆、全家（便利店）、楼梯、走廊、路上、广场，还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去写东西，就不停地写。甚至还就在那个时候写出了《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

从体制内往外跳的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还是挺让我自己感动和骄傲的。因为当时是第一次体会到在青旅里面半夜三点点钟憋醒的状态。因为以前心很大，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睡觉也很瓷实，那个时候就是突然间从睡梦中憋醒。真的是憋醒，也不是什么噩梦，就是因为感觉支出很高，收入又不肯定，未来又不确定，甚至还没有办入职的时候，到底未来有什么样的反馈给我，到底这条路会不会后悔？这些是我觉得最至暗的时刻吧，因为我当时会想你放弃一个稳定的事情，选择了一个不稳定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难的，而大多数人的问题是在于——Ta只要不放弃，Ta就不会错，因为不选择是不会犯错的，只有选择才会犯错。

但是你要说有些人同时跳出去之后，Ta也没有过得很好，所以我不觉得我会给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说你大胆去跳，你不努力、不拼搏，你怎么会有未来？我并不觉得会这样。我觉得一方面是你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运气，这两者可能同等关键，我可能在运气方面还是要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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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觉得我们都是在不确定中生活的，无论接受还是不接受，那现在的这样一个时代可能就更加往不确定中去走了。

所以我觉得能够把握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能力，你就是得有一件能够让你感觉专注的投入的事情，可能就会好。那哪怕是说像我一样，我会觉得带孩子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他只要能够开心，那我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秩序的。

但是如果我不去尝试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如果我每天沉迷于刷视频、打游戏，那可能确实觉得生活就是一团乱，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给一些鸡汤，或者叫毒鸡汤一样的回答——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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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会认为一个人能够在公开的场合说话，被别人听到，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无论听到之后是夸，还是骂，它都很幸福。所以我会真心地希望每一位听友，未来都能够好运加持，能够在你的生活工作当中找到愿意认真倾听你说话的人，并且给你很真诚的反馈。这种价值和意义可能会超越我们去思考关于时代、关于工作、关于生活、关于种种的矛盾和不公，因为只要有人听，说明你还是被人喜欢的。

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高级讲师，影像艺术家。毕业于法国贝桑松美术学院，曾任职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现任教于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教授艺术史和电影史；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艺术、影像叙事。在看理想主讲《去电影院的路上》。

竞菲老师的节目《去电影的路上》从上线至今已经快一年了，发刊词是老师在结束上海长长的封控期后写下的，当时大家都一同期待所有电影院能重新开放，应该就是我们的生活回归正常的标志，因为无论被中断了多久，人们也一定会愿意再次走出家门，去修复他们一度被打乱的生活，从头到尾地再听一遍关于电影的故事。

在节目里竞菲老师和很多老朋友聊彼此最近的创作和生活，像是现在正在筹拍第二部长片的冬梅，和拍完首部长片的Elaine；也为听众介绍了很多新朋友，像是在皮克斯工作的Rona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周新霞老师。从这些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工作岗位的嘉宾身上，我们共同感受到她们对电影深切的热爱，无论情况多么艰难，距离实现理想还需要走多么长的路，但这份做事情的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

就像老师在节目中所强调的，电影观众造就了电影，正是听着这个节目的所有人，造就了这个特别的电影节目。

作为电影节目的编辑，一路走来面对每一期新的主题，新的电影故事和人物，都像是在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有趣的盲盒，很开心竞菲老师能带着编辑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重新走近电影、认识电影，还有幸成为了“造就电影”的人。希望竞菲老师之后能够常常回来，和看理想的我们分享更多电影内外的故事。

01:4425-35岁，我们大多数人面对的一个脱母入父的阶段

04:05敞开自我，和他人建立关联

07:22生活不是电影剧本，人生也不一定是一趟英雄之旅

09:13危机也许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强大

13:03也许不确定才是常态，确定才是反常

16:21要及时行乐，也不要丧失警觉

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往往来说我们感觉到强烈的这个环境和个人的冲突的时刻，一般来说都是在这个脱母入父的阶段，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也就是离开了一个比较像母亲支持性的环境，要进入到一个父系的环境当中，我们人要从原来的家庭当中独立出来，同时要进入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会强烈的感觉到在自我和集体、个人和社会之间有巨大的冲突，我们的内心也有非常大的撕裂感，但是回过头来看，它也是一个飞速成长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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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因为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需要通过不断的刺激自我来维持消费，另一方面又需要对人进行一种技术化的归管和控制来完成生产，这样就能够完成整个社会的消费生产循环，同时也可以保障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但是这种矛盾和悖论体现在个人身上，会让个人产生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分清在这个自我当中究竟有哪些是被比如说消费或者是信息刺激出来的虚假自我，而有哪些是真正的自我？ 因为有的时候这种虚假自我会把这个自我的需要看得过于的庞大，过于的重要，使得我们不太能够去融入集体，只要是集体对它来说都是一种压抑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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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做出改变总是可以的，不管是在今天还是明天，只要你愿意做出改变。相对于过去来说，今天并没有变得更难于改变，但也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改变。改变的前提并不是社会条件的变更，而首先是你要不要做出改变的意愿。

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故事，只有获得了成长的主人公，他才是一个好的主人公。只有在这个故事中完成了他的人格的转变，变得更成熟了，它才是一个好的故事。所以我们并不能完全的把自己的问题全部都化约为是环境对自我的限制，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去主动调试自己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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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它必然的包含了很大一部分我们对之无可奈何的部分。这个部分如果用故事化的语言来说就叫命运，当然除了命运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是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甚至去主动的干预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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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生活上的困惑，是一种理论上的、形而上的困惑。当我们坐下来没什么事情做，开始思考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很多年以前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做错了？特别是晚上，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的脑袋开始跑马灯，回顾自己的一生，把过去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拿出来反复的放在放大镜下面看，想说如果当时这样就好了，如果当时那样就好了等等的时候，这个都是我们在头脑中的选择。

那真正的选择是什么呢？真正的选择是你在行动中的选择，是我们今天起来面对生，在具体的行动和选择当中，我们才慢慢地确立了我们对生活的总体信念，我们最终会通过这样的选择在内心真正确认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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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其实是混乱的，而且也是不确定的。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故事，也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是意义混杂的，所以故事的意义就会很清晰，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故事的一个理由。但是面对生活的这种不确定，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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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内心对长远计划非常抗拒，那就不要做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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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为他人所承担的时候，他人同样的也在为我们承担很多的东西，归根到底社会责任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认知的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公法的法理学》《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等著作，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公法学、科技法律与公共政策。在看理想主讲《法律通识：法治中国如何可能》《现代的政制：国家的自我构建》。

目前，《法治通识》第二季已经完更（还剩一集答听众问，如果大家有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赶上这趟列车停靠），而第三季的节目已经在筹备中。

在讲完法律系统、法律思维之后，我们从中了解到法律的工具性与它所坚持的“正义”，其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很多法律也有它无法触及的更多地域，而当人情牵涉其中，法律的遗憾也悄悄出现。但即便如此，仍有一群人在为法治而努力，就像有法律理想的翟志勇老师，在节目中经常提到希望我们每个人更多地参与到法治的建设中，比如从立法过程提建议，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都能汇聚成力量。

而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了解法律系统，面试事情发生时运用法律思维，我们也许真的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尝试发声，尝试为你我心中的正义坚持一下，也许，这样就能看到更多的曙光，就像当听到翟老师的每次呼吁，就感受到了希望。

00:27“放眼长远，万事皆悲，立足当下，好自为之”

03:01 纵向上看，似乎越来越难往上走，但从横向上看，选择越多会越自由

06:09 学法律的人始终把所有东西都看得很低

10:03 人始终是在不确定中生活

13:32 尽情地享受生活，别让未来的目标而使今天痛苦

15:49 快问快答

我们每一个人处在现实的时代跟环境里，必然会对于我们个人造成很大的干预和限制。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干预和限制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自主的意识。只有当一个人有自主的意识，这种干预和限制才存在；而一个人没有自主的意识，就可能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干预、是一种限制，或者说虽然意识到，但可能不在意或无所谓。

因此，时代和环境对于我们干预的强烈程度，不仅仅是个客观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主观问题——自主意识越强，感受到的那个烈度会越大，因此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寻找好一个心态，去调试自己与时代、与环境、与社会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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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跟环境里，首先要去做一个区分，哪些事情是不可改变、而哪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对于不可以改变的事情，无论好坏，要坦然接受（毕竟因为不可以改变，不接受也得接受），那重要的是要判断“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事情”，要去寻找一个自己的自由空间，在这其中尽所能做到最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是立足当下，好自为之。

我想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自由和自主的空间，这需要我们每个人对时代、对环境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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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个人的能动性来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但是这种改变会有容易的、有难的，但无论容易还是难，都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个判断“过去社会结构没有那么固化，而现在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这个判断能否成立？我觉得可以打一个问号。我并不是特别赞同，我认为过去社会结构也是固化的，现在同样是固化的。

大家之所以感受到过去跟现在的不同，是因为在过去大家的起点很低，我们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就可以向上跃升，而现在大家起点比较高了，可能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提升的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会认为现在的社会结构固化了，无论怎么努力，似乎都没办法飞跃，那是因为你的起点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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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律的人始终把所有东西都看得很低，人性可以看得很低、社会可以看得很低，对于我们来讲，坏的事情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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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躺平和摆烂可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可以在躺平和摆烂中获得快乐，那没问题，我支持；但是如果躺平和摆烂并不能够解决面临的问题，并不能带来快乐，那么选择就是错的，就要以一个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

其实人活一辈子就几十年的时间，积极的心态活也是几十年，消极的心态活也是几十年。两者相比较，我更愿意选择一个积极的心态去活那几十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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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父母对于我们的管教，都会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读了大学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所以更早地走向社会，更早地丰富你的人生，让你的生命变得有厚度，这也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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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享受当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也鼓励所有的人要享受当下。我不是特别理解，我们要为一个未来的目标而在今天忍受各种各样的痛苦。为什么不是特别理解？因为未来那个目标的选择是不是正确、能不能够实现都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如果未来的那个目标会使得我们当下的生活痛苦不堪，那我也不会认为未来那个目标是值得去实现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当下，或者至少能够在当下的生活中去发现、寻找一些让你快乐的事情。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很忙碌，也会很辛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在当下去享受，不要将所有的享受都寄托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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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于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不给社会作恶、不伤害别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尽到了社会责任。当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做好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自然就好了，它不需要有人要抛家舍业、牺牲自己来专门为社会尽责任。

至于如何平衡个人生活中的责任和享受的问题，这可以取决于你对于责任跟享受的界定。对于我个人来讲，当然首先是把该尽的责任尽了，剩下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

自然写作者、前媒体工作者。著有《北方有棵树：追随大自然的四季》。在看理想主讲《遇见自然：无限人生书单第七季》。

我所见到的老师，不仅是从书本里能汲取到“能量”的人，似乎她与植物的见面、她听到鸟的声音、她走进林间的时候，好像就成为了忍者世界里的“查克拉”吸收者，她总能发现“美”的东西，自然，她总是充满着美的，也自然，她被美包裹着。好像，她不需要什么特定的补给\能量，因为她总能找到那些微小的、细致的、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一方补给空间。

01:25 当我发现一旦它对我有很严重的干预和限制，我可能就离开

05:05 积累的媒体经验随新媒体出现而烟消云散

09:04 疫情持续影响的余波：观察植物中断、在作品中融入更多个人情绪

12:57 正式写一段关于母亲的文字

17:33 临近黄昏，在树林里看鸟喝水、洗澡

20:28 对自己很大的怀疑：自己的书写于时代有用吗？

25:50 在已经很苦难的生活中，我们为何不给自己找点快乐呢？

实际上自然观察它虽然是有一个黄金期，比如说你在春天的时候就是这种万物生长的阶段，你是会做一个密集观察。还有就是在秋天，春天和秋天是鸟的迁徙季，秋天的植物也是结果实这个阶段，是一个观察的黄金期，是一年四季中作自然观察的黄金期，我当时就中断了。很多植物的细节、鸟类的迁徙都看不到，你就要等一年，到明年才能够再去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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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在我的书就是2021年出版的时候，编辑让我写一个后记之类的创作手记。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写过我母亲，跟她的点点滴滴，因为有些东西太重了、太重要了，是一个无价的东西，反而很难找到一个点，去开始面对它、书写它。对母亲的思念就是无时不在的，可是用动笔写我从来没有想过，很奇怪。

直到我书该准备要出版的时候，我忽然强烈、清晰地要面对我心中的这个巨大的缺憾了。就是好像是觉得我成长到这么多年，长到这个阶段，好像唯一可以拿出来，献给我的爸爸妈妈，是我还蛮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这本我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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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非常强烈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到外面去观察鸟类的冬天的生活，北京有很多的冬候鸟。在北京要过冬的我，发现了一处非常好的地方，对于我来说是一处秘境。

在有一片小水域的地方，我看到了很多的冬季的鸟类来，尤其是在下午三四点钟，快要黄昏的时候，鸟就从那个树林里飞下来，在喝水、洗澡。非常有意思。

然后在我非常开心和陶醉地沉浸于我离鸟类那么近的距离，去看黄腹山雀、燕雀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洗澡，在那个在小水域边上扑腾扑腾一大群起起落落。

再远一点还有红嘴蓝鹊在树林里面低飞，就像是在一个树林里两个幽灵的影子，飞得那样无声无息。当它飞离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叫声。红嘴蓝鹊的叫声是我去年冬天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新鲜。

再过一会儿，稍微远的地方，芦苇旁边又飞来一只鹪鹩，是我在整个冬季都非常想看到的一个小鸟。因为我对它冬天的叫声，应该来说不是很熟悉，它不太经常在我们的园林里出现，当它下来大声地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声音很陌生，直到我从望远镜里辨别出来是鹪鹩，我就觉得真的是一种意外之喜。

在这么开心的一个氛围里，在下午这样的环境里。外部环境是什么样？就是公园近处的门，喇叭不停地、无间断地在放‘请打开手机二维码扫码入园......’。那个声音对我们过去三年来说都非常熟悉，你听久了之后，心里非常烦躁，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充满矛盾和一种戏剧化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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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不管我们有多少岁，（父母的去世）会动摇我们的内心深处，引发一些让我们吃惊的反应，还可能唤起一些我们认为早已遗忘的记忆和情感。这段难以预料的时间人们称为哀悼期，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像身处一艘潜水艇，静静地躺在海底，感觉着大洋深处的潜流，它们忽远忽和回忆一起扑打着我们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传播学教材编写者、译者。

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著有《宣传》《重访灰色地带》《大众传播理论》等；关注粉丝文化、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民族主义、20世纪宣传观念的变迁及中国政治传播。在看理想主讲《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每每见到海龙老师，都能感受到老师身上的“精气神”，无论是做节目的热情、还是生活状态的活力，总感觉老师是积极的、有力量的。这次录制五周年的问答也是如此。

老师在分享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中，提到了我们要把视线放到更多维度去做比较、当面对不确定性恰是一种无限可能性，虽然这样我们也无法找到情绪的出处，但好像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问题。而真的当与时代无法抗争的时候融入其中、积攒力量，只等机会来临。

记得当《传播学100讲》这个节目结束时，问老师“咱们是不是可以准备下个节目啦”，老师回答“得歇一歇（做节目真累！），我得写完还没完成的论文”。这让人感觉得到老师在平时恰恰是一直在积蓄能量。

01:45 焦虑渲染、无力蔓延......警惕被媒体建构起来的社会心态

06:33 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消失，我们失去了什么？

09:39 失去了不确定性的我们，面朝的是无限可能

12:13 个人身份的塑造与勇气

13:59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完全跳出时代是非常困难的

21:44 做出改变，突破时代局限，机会有可能越来越多？

25:00 看到与承认人的脆弱性

30:40 追求一种未来的、持续的快乐

34:36 找到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责任

37:59 快问快答

环境对于人的限制，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无力感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个人觉得是在比较中形成的，因为其实不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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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坐标系来看这个问题。社会学家鲍曼在他去世之后，有一本书叫作《怀旧的乌托邦》，在那本书里面就讲到了一个观点“我们今天的现实充满着不确定性，社会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导致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对未来都失去了想象力”。在19世纪以前，大家很愿意去想象未来是什么，我们会去想象未来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但是在今天，鲍曼认为，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这种想象的能力，我们觉得未来好像会变得更糟，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我们都没有勇气去构想未来是什么。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太天真了，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未来，它不具有现实性。

所以鲍曼认为，我们今天就把理想投射到过去了，我们会觉得过去比今天更美好，所以他把它称为“怀旧的乌托邦”。这样一种“时代永远是在衰落下行的”思维方式。

其实无论是在中国先秦时代，还是在古希腊时代其实都有，就认为这个世界好像不是越来越好，这个世界可能是越来越糟糕，所以这种世界会越来越好的看法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是相信进化论的思维之下，所产生的一种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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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不确定性，在我看来，有好的一面，也有糟糕的一面，因为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的话。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其实都充满着迷茫，未来对我们来讲，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只是知道可能会和前一代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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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区分哪些是共通的一些迷惘，就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存在的一些焦虑，哪些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所以我们要多看一看历史，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我们认为很痛苦的，或者是我们觉得好像对未来不确定，好像觉得无力的这样一种感觉，也许它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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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生阶段在发生着变化，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它可能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学龄前的儿童，到一个上学的孩子，再到上大学、工作、婚恋、生育，家庭。你会发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的烦恼也不一样，随着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人生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成长的烦恼，我们承担的责任会越来越多，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不仅要负责自己，我们可能还要去负责周围的人、我的工作团队、我的家庭。我的社会角色也会发生变化，不仅仅是一个依赖别人的人，可能别人要依赖我，所以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有很多年轻人其实他的困惑，我觉得也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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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看到时代本身确实也会对个人产生影响，每个人其实都很渺小，我们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中，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间，我们其实是无力去改变这个大环境的，只能去适应，并且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获得一些自主性，去进行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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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我个人经历的这个有限的时代里面，其实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选择，时代的印记会落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是无法摆脱的，我们只能在这个中间去维持自己的一点点的尊严。但是我觉得这一点点尊严，可能对个人来讲也就够了，其实一点点的改变加在一起，可能就会是一个更大的改变。

那么对于这种时代的变化，我个人觉得我们也只能泰然任之，只能去认识它，去思考，去适应。因为历史的发展本身都是有周期的，你也不可能说永远是一个好的时代，有起必然有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落到低潮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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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一个小的环境给限制住，因为在这个小的环境里面，没有人承认你，或者是没有人觉得你做的事情有价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走出这个小的空间，去寻找一个更大的评价体系、更大的一个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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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当下或者享受当下本身是重要的，因为所谓的延迟性的满足，它也最后得要满足你，不能永远都在延迟，也有满足的时刻，关键是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不是会让我们的当下更有质量、更有意义，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时间的一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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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在一个大家觉得可能觉得无力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每个人首先还是要保持乐观，因为只有乐观才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应对困难，如果仅仅是悲观，天天吐槽，想着躺平，无益于我们去应对这个现实。

积极地生活，积极做好准备，多思考，多去实践，多去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应对这个可能现在看起来很糟的一个时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迎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等有了机会，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都能够用得上。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担任亚际书院等机构的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曾在《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学术月刊》、《财经研究》、Journal of Neuroscience、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等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西方经济思想通识》、《调适与维新》、《梁捷西方经济思想史讲稿》等。

在看理想主讲《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生娃·养老·打工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平行城市：无限人生书单第2季》《大讨论：10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

梁捷老师与看理想的合作始自19年，《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涵盖了以老师家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平方公里，这也是他日常散步的范围。梁老师身处这些日常场景时的所思所想，其中涉及的经济学原理，都在这档经济学入门节目中一一呈现。

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我怕写稿会给老师太大压力，可老师却说，为看理想写稿实为苦闷生活的调剂。100集的《生娃养老打工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在这期间诞生，做节目成为老师在这个阶段倾注心力最多的事：“这一年多，全在这档70多万字的节目里。”

上海封控期间，日常散步的“一平方公里”缩小成了书桌前的“一平方米”，身陷“日日抢菜”“日日核酸”的荒谬游戏，恐慌、愤怒、无力、无法理解，思想也难恣意驰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变成了我和老师每次交谈叮嘱对方的话。

解封后的2023，生活看似恢复往常，但我们都知道一切都变了。惟愿大家平安健康，“好好学习，及时行乐”。就算没救了，也要继续发声，是因为我们还爱着这个糟糕的人类社会。

01:17  环境对个人的干预与限制，无处不在

09:59  遭遇的巨大挫折并非“至暗时刻”，这就是人生本身

16:04  怎样让自己安定下来，不再虚无，不再怀疑人生的意义？

21:12  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怀，和及时行乐、享受生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25:31  快问快答

我无时无刻不在与环境周旋，或者说，我每时每刻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环境对于个人的干预与限制。说得更具体一点，怎么个干预与限制？比如说没钱。没钱这个干预与限制，从以前到现在，到我可见的未来，始终是一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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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许听说过90年代末扩招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从90年代末扩招，第一年扩40%，第二年再扩20%，第三年再扩20%，没过几年大学生就变得很不值钱了。虽然大家觉得，要读北清复交好像还是挺难的，但是大学的规模实已扩大了好多倍。今天大学生已经变得不太值钱了，所以大家才要卷考研。

在我读书的时候，价值观还是“高考是一考定终生”，但到今天这种激励没用了。我看到一位经济学家安慰大家说：“没关系，大家高考随便考，反正三年以后大家还要考研的，我们考研时再见。三年前大家都已经参加过中考了，三年以后大家还要参加考研，所以这次高考大家不用看那么重。”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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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代红利”，哪有人真正掌握了时代红利呢？就算我们没有赚到时代红利，但父母那辈有啊，从代际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很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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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要做出改变，在客观条件（经济、技术等）上容易很多，但在心理上会困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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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我长期处于至暗时刻，没有什么励志的故事可以与大家分享。而且在我个人的理解中，人生不应该是一个从低谷走出至暗时刻，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后跟你们讲述我的成功业绩，回顾我是怎么走出至暗时刻的。电影《至暗时刻》丘吉尔把英国从战争亡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这是电影喜欢的叙事模式，这不是真实的人生经历。

我的人生中遭遇过很多很多的挫折，到现在仍然在不断遭受挫折，但我不觉得这就是至暗时刻，我觉得这就是人生，人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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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你可能你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你把时间精力用在某一方面，你在这方面可以获得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会遭到挫折。

况且，你获得的所谓“成功”，是不是真的你自认为满意的东西？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花费了巨大心血写作《经济周期》，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在我看来，这本书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写得更好。

熊彼特和凯恩斯同时开始研究经济周期与美国大萧条的问题，但凯恩斯的《通论》花了两年就写出来了，出版后凯恩斯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样一个题目熊彼特研究了十年，投入的精力远超凯恩斯，但等到熊彼特终于把这本书完成，拿到十年后的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因为市场觉得凯恩斯早已讨论过这个问题，就认凯恩斯的《通论》了，没人关心熊比特的研究。

这本书在市场上、学术上都被认为是失败了，熊彼特心情非常沮丧。与此同时，正好有人约他讨论一个现实问题，熊彼特才华非常高，他根本没花什么力气，很快随随便便写出了一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投到市场上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熊彼特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对于熊彼特来说，他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他最看重的一本书变成了挫折，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而他随便写的一本书却给他赢得了极大的名誉。这对于他的人生算是成功吗？在旁观者看来，熊彼得当然是成功了，但是对于熊彼特自身，他对于他自己的工作，对于他自己的人生，其实有不一样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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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于那些自我评价和整个社会评价高度一致的人，或者是真正像丘吉尔这样的与时代周旋的人，可以很清晰的定义什么是他的“至暗时刻”。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整个人生从过去到现在都处于至暗时刻，而且到未来也看不到什么光明。但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安慰是，我没有放弃读书和写字，没有哪天不在读书，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标准。“至暗时刻”可能是更接近于社会的评价标准，我可能并不是太在乎这一点。

我经常想起这两年读的一本小说《斯通纳》，写的就是一个在学术上、在人生各方面看起来都彻底失败的美国的普通学者。他对我触动非常大，我从这个失败的斯通纳身上感受到了非常强大的力量。真正有力量的往往是悲剧人物，往往是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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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怀疑人生的意义，从来没有放弃过怀疑。对于很多大家公认的东西，其实我都充满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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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找到一些强大的东西来支持你，让你相信，让你不再怀疑。

但是，找哪些强大的东西来支持你呢？对我自己来说，阅读柏拉图、康德、尼采对我的启发与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每一次想到了庄子，想到了尼采，我的内心都可以稳定下来，这样一来，对于其他生活上、工作上的各种琐事与烦恼，我觉得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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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行乐”在我看来不是什么“防御性的悲观”，及时行乐非常非常重要。

我大学有一位很敬佩的老师，他给大家提的人生建议就两句话八个字：“好好学习，及时行乐。” 我觉得这两句话说得太对了，所以我想利用这次节目的机会，也把这两句话八个字送给大家，尤其是还在大学里，或者是还在读研究生、读博士的年轻朋友，我要把这八个字送给大家，就是“好好学习，及时行乐”。当然，这两个字像罗尔斯《正义论》里的词典式排序一样，还是有个排序，那就是“好好学习”得排在前面，“及时行乐”得排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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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是一个对于企业、组织提出的要求，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有什么社会责任？我承担不了社会责任。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自我膨胀，太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要承担什么责任，地球离开你就不转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承担不了什么社会责任。你要承担的是最基本的责任，是你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工作、对父母、对子女、对朋友，你可以说“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你要说对于社会的责任，那不应该是你要承担的。这个概念需要厘清。

但我也经常忍不住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甚至有时候对一些宏大的问题，比如对气候变化、全球暖化问题发言。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社会责任”，是我还关心这个问题，我还爱着这个非常糟糕的人类社会，仅此而已。

而且我觉得，对社会与人类的关怀，和享受、“及时行乐”之间，好像也没有必然关系。这些问题大家当然应该关心，但与此同时，大家更应该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杨芮，心理学研究者，美国纽约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博士后，看理想公众号长期撰稿人。在看理想主讲《无限人生书单第一季：缓解焦虑》。

和芮姐（我们明面上和私下都这么称呼她）的每次对话，都让人心头一酸。

她说“这个提纲把我的问题都写出来了，每想一次该怎么回答就要哭一场”。她说“这些问题太戳中我了，我这两年是属于一事无成，跟这些问题里迷茫的点一毛一样”。

在正式录制前，芮姐还是希望自己可以“积极”一点，传递给大家更多的能量和力量，还有勇气。当听完录音，感觉到芮姐把这些都藏在了话语当中，希望你能感受到。在真实的生活经历中，我们都在翻涌着自己的浪花，能真正“看到”自己已是不易，如果奢侈一点，希望我们能看到彼此，产生温暖。

02:48  与看理想的缘分，对看理想“爱之深责之切”

07:41  给看理想撰稿，（顺便）催更“性别议题”节目

15:20  现在对于性别观念有变化了吗？

17:41 “至暗时刻”一词的来源， 它的相对性

20:30  去纽约读研究生，过得颠沛流离

26:16  二十多岁一定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吗？

可能即使在有限制和有束缚的情况下，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和挣扎并不是毫无痕迹的。面对我们想要的世界，即使现在离彼岸还有个十万八千里，可是也不能说我们是完全没有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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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两三年，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像女性污名化、有毒的男子汉气概、性骚扰，以及性骚扰文化、性别权力结构上的不对等……这些概念熟悉起来了，就使得我们有时讨论问题的时候，好像可以直接跳过1+1=2的基础概念，进一步地讨论更深层的问题，然后想一些解决的办法。

那在更大的流行文化圈里也有这样的体现，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前面四五年的恋爱剧都已经不能看了，不管是霸总玛丽苏，或者是恋爱脑挖野菜，这些都已经非常不符合现在人们对于性别关系的要求了。

那我想这样的变化，应该就是大家这几年共同的思考努力发生的结果。而我作为一个非常普通、渺小的一个个人，能够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我想还是有光明的一面存在。因为在时代和环境的高墙下，所有的这些行动、抵抗、发生，并不是只剩下了失败和束缚，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

即使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很多的沮丧和挫败、有的时候会觉得矛盾看起来激化了更加显性了，但其实在这些观念的冲突下面，我相信真理是越辨越明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共同生产更有价值的内容和思考，同时也可以产生一些情感上的共鸣，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要走的路去积累一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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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人生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用“至暗时刻”去形容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你感受到的痛苦是非常真实的，我也有那样子的时刻，是还比较严重的抑郁阶段。我站在地铁旁边就想跳下去，真的觉得活不下去，好几年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觉，甚至有惊恐发作。

可是我觉得自己所谓经历的这些至暗时刻、痛苦的经历，那些苦和黑都和外部的叙述有关系。那些叙述造成了我的一些期待，而那些期待让我时下的困难变得更加困难，让我眼前的黑变得更黑了，我就很容易陷入在痛苦的叙事里，削弱了自主性。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的痛苦经历都和外部的叙事和期待有关，可是我们可以对一些叙事有一定的警惕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剥开头顶的乌云，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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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想我会觉得虽然 20 多岁是遇见了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像这种非常有毒的叙事“20 多岁就是最美好的时光”“人一定要努力过上精致的自由生活”“一定要特别的独立自主，要不然就是loser”，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既定的叙事，都给本来存在的困难又加上了一些没有必要的阴影和压力，让眼前的黑更黑了。

可是现在想想看，真的没有必要太在意一个既定的叙事史，给你规定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当下看起来的一些脱轨的事情，可能只是引导你走上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道路而已，不是让你的人生跌下了悬崖。而且就算是跌下了悬崖，也不代表一切都结束了，也不代表这就定是最糟糕的结果。悬崖下面也许还有其他的风景，还有其他的道路。

我们只要再去拿起笔，就还可以书写人生新的内容，只不过不需要去按照那个规定的叙事、规定的期待去过自己的人生。我们平时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已经很多了，从那样子外部的叙事把自己解放出来，也许可以让我们觉得轻松一些，找到一些不一样的道路。

鞠白玉，艺评人、专栏作家、策展人、主持人，香港《明报周刊》《信报财经》《腾讯大家》作者，腾讯视频《展现》主持人。在看理想主讲《祛魅：当代艺术入门》。

上次见到鞠老师，是在与张晓刚、西川老师的对谈录制时，鞠老师骑自行车欢快而来。那天的鞠老师好似心情畅快了不少，当然相比较的是，之前做节目被限制的时期，老师在这期节目中有聊到。而现在，她回到了“自己的地方”，也和家人相遇了。

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每次和老师提到美术馆艺术馆展览、番外对谈，老师都激切回应、欣然答应，还会主动联系场馆给些听众福利，这正是与这期节目中有关艺术传播、老师做非营利的艺术机构的感受类似，她想向听众传递艺术的能量与感知。

对了，鞠老师参与策展的张晓刚昆明个展《隐语之书》还在展期中，有兴趣的朋友记得22号前去看看啦。

00:33 当所有人谈论成功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论失败

01:40 商业带来的泥沙俱下，还伴随着其他事物的剧烈的变化

06:48 跨过塞纳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写文稿录节目

09:18 在不确定中生活，这几乎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人无法在确定中生活

10:06 幻觉的消失和一切的祛魅，你的快乐和痛苦都会变得很具体

我同意生存是基本的条件，但是有尊严的活着也是基本条件。当所有人都去追逐一件事儿，而且这个价值观太功利的话，那我肯定背向而行。我的幸运是在于从媒体界慢慢跨界到艺术界、当地艺术或当代艺术，或者艺术家们教会我的是一个关键的东西，那就是当所有人谈论成功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论失败，是可以试错的、是可以失败的。

不追求普遍意义上的完整和完美，因为我从来也不相信有一种完美的生活和社会存在。你不能逃避那些扑面而来的东西，就像网络信息，你无处可逃，但是你可以反向的更好地利用他们进行你自己的一个学习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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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愿意拥抱新的工作，而且我不认为新旧交替的时候，新的就不好。你可以抱持着自己的同时，也拥抱一些新的事物。而且作家有一个很好的身份便利，就是任何一种时代生活，都可以抱着一种体验和观察，你的感受不会被浪费，你写的东西可以暂时放在抽屉里。

我们这一代的媒体人士被迫在新媒体领域写作的时候，都需要很长的一段适应期，你的经验、你的骄傲，不能完全妥协，但是也不能完全固化。在陌生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里，你要坚持又要适应这个平衡的尺度很难，但是这只是一个前所未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前所未有在等着你。

这是一个经营价值破碎和瓦解的时代，但是你仍然能从一个夹缝里去选择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还相信意义的话，而且我们看到前几代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他们的事业要比我们更加的诡异、多变、波折，那经历过，用十年的青春在乡村种地的艺术家和作家们，他们又是怎么过的？我觉得个人是有能力编织自己的网的，而不是时代和环境喂给你的，是你自己去寻找的，用你寻找到的每一条线去织你自己的网。

你的谱系，在你自己建构的文化精神生活里，这个没有人会限制你，只是这个时代它可能不滋养你，或者它喂你的东西太多了，你要自己做选择，这个网一旦接得很结实，它会使你不被外部的价值判断所绑架、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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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记得每天晚上 6 点以后，宵禁中的巴黎街道，还有塞纳河空无一人的那种肃瑟，冷风冷雨中的一个中世纪的巴黎。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当时这档节目就像是我和世界的唯一的通道和窗口，我把我很多个人的情感投注在这档节目里，这是我可以说话的地方，交流的地方，倾诉的地方。

但也正是在一个这样的至暗时刻，你突然意识到你被剥夺了之前所拥有的之后，你自己究竟是谁？一种完全去功利化的工作在这个时候安慰了我。所以我记得在当时的看理想里，我说我以为人是风浪中的一叶扁舟，后来我才发现我们自身可能就是巨浪，而且我前所未有的特别想回国，想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做浪，或者浪花冲浪手。无论是什么，最终我还是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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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中生活，这几乎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人无法在确定中生活。就算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至暗时刻，也从来无法在确定中生活。

你手中在做的事情，你正在经历的情感，不管多渺小，置于个人来说，都很大，都是你扔在一片苍茫大海中的锚。在海上，你失去了坐标，失去了灯塔，失去了固定的航线时，你做什么呢？你肯定不会任由自己自生自灭，你会不断地抛下你的锚，直到看到天空中出现了北斗星。它也可以不是坐标，你可以只是看星星。

不快乐的生活是种罪孽。

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至今难忘。

他们曾经想从我这里夺走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想唯一的报复方法就是活得比他们快乐。

快乐的生活需要能量。那就是斗争。

直至今日我都在继续这场斗争，这场让所有的无聊的家伙都能听到我的笑声的斗争，我想大概会坚持到我生命的终止。

——村上龙

段志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关心中国政治思想史、明清文化史、中国文化地理等领域，同时也从事一些知识传播的工作，侧重在全球史、古代中国文化与文明、文物与博物馆等方面。

段志强老师是看理想《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系列节目的撰稿人、主讲人之一，也是《白银时代旅行史》《快乐书单：无限人生书单第3季》《水生万象：水与中国文明的历史细节》等节目的主讲人。

在段志强老师眼中，历史就像是一场大游戏。直到今天，我们都还生活在这场游戏之中，不仅是观众，也是戏中人。

揭起历史的一角，我们在先民的抉择中，可以触摸到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只有理解社会结构——这场大游戏的“设定”，我们才能理解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正因如此，回首往昔，我们会看到，无数人与时代都有着属于她/他们自己的周旋故事。

在这一期节目中，就让我们跟随段老师的讲述，走近一位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顾炎武的周旋故事。朝代更迭、家道中落、亲友凋零、遭人构陷，在生命中种种坎坷的逼迫下，顾炎武不得不告别江南，在北方开始了漫长的旅行。但他真正的学术贡献和巨大声誉，也正是在北方的旅行中奠定的。是旅行造就了顾炎武，后来，也有无数人从他的旅行中获得了力量。

身处当下， “战争”不仅发生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但顾炎武与时代相周旋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便在天崩地裂的时代，我们仍然应当有所坚持、有所守望。

02:50  顾炎武为何踏上剃发离乡的旅程？

06:40  晚明江南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剧变的预感

09:30  家族纷争、江山易主，顾炎武磨难的开端

14:22  一封公开信：来自顾炎武友人的相助

18:35  遭人构陷，顾炎武最终告别江南

22:24  是商业旅行，是学术旅行，是政治旅行

24:48  心怀火焰的政治异议者是如何炼成的？

26:07  政治只是暂时的，但学问是永久的

27:30  天崩地裂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坚守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学者，南直隶昆山人。他一生著述丰富，作品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他强调学问的重要性，主张自身乃至天下事，都应探清原委。后人将其观念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流传至今。

顾炎武像

复社

复社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成立于明崇祯二年，对晚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顺治九年，被清政府取缔。

南明

南明指明朝京师陷落后，宗室成员在南方成立的政权。1646年（清顺治三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改元永历，1662年，永历帝在昆明被杀，南明政权灭亡。

清江浦、王家营

清江浦、王家营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皆为明清时代重要的交通枢纽，标志着当时“南船北马”分界。旅客乘船到达清江浦后，渡过黄河到达王家营，多在这里选择乘坐陆地交通工具继续北上。

公元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鲁监国五年、永历四年。这一年，以博学而闻名的昆山学者、诗人，三十八岁的顾炎武终于要剃发了。

1645年清军占领江南，很快就颁布了剃发令，绝大多数人迫于新政权的淫威，不得不剃发易服，与时俱进。只有很少数的人，还在偷偷保留原本的发式和装束，但却冒着巨大的危险。顾炎武就是其中之一，但到1650这一年，因为家族内部有人觊觎他的财产，随时准备要构陷他，头发眼看是保不住了，只好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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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商人的中年顾炎武，内心苦闷而彷徨。年轻的时候，顾炎武生活在富足热闹的晚明江南。崇祯二年(1629) , 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几社等十几个会社合并为复社，前后成员可考的就达三千余人，声势极为煊赫。根据《复社纪略》的记载，时年十七岁的顾炎武也参加了复社的活动。在这几千名文士当中，顾炎武大概只是边缘成员而已。

顾炎武的嗣祖父，也就是他过继的这一家的祖父顾绍芾是个读书人，经常教他读书，为他打下学问功底。

祖父非常有见识，顾炎武成年之后还清楚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回祖父带他散步，看见路边的草根，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唉，以后等你长大了，能吃到这样的草根就算不错了！大家知道，晚明江南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称得上是最发达的一个环境，但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剧变就快要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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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到南京以后，发现这个小朝廷指望不上，不久就回到语濂泾去侍奉母亲了。夏天的晚上，他和邻居坐在河边树下乘凉，“仰视月食，遥闻火炮”，天上的月亮出现了月食，远处传来火炮的轰鸣声，那是清军攻城的炮火。

顺治二年七月六日，昆山城破，八天后，常熟陷落。王氏夫人决定殉国，绝食十五天而死。国家、国家，究竟是为国还是为家，她死前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大殓的第二天，清军就到了语濂泾，白天是不会说汉语的清兵穿梭如织，本地人如果有事，都得到深夜才敢出门。

后面的几年，顾炎武又接受了鲁王小朝廷的任命，继续奔走抗清。这期间，他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杀、自杀、出家，反清复明的希望一点一点磨灭，他自己的家也被仇人两次洗劫。直到我们一开头说的顺治七年，对方将有大动作，他只好剃去头发，走为上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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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顾炎武还是回到了江南。但，他去北方的决心已定。朋友们也知道他的脾气，联名给他写了一封公开的介绍信，叫做《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为他介绍天下的朋友和书籍。

这封信里先历数了顾炎武的的家世，说他的祖先某某如何直言敢谏，祖父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官，母亲如何殉国，可见他本人乃是忠臣之后、烈女之子。再说他如何博览群书，好学深思，正在撰写一部大书，名叫《天下郡国利病书》，主要就讲各地的出产、社会、政治，有哪些好处、有哪些问题，为了完成这部书，他要“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就是要到各地去旅行调研，拜访各位地方精英。最后，那就是拜托大家都来帮助一下顾炎武，帮他写好这部书，对于国计民生、百姓福祉，那是非常有好处的。落款的都是南方名士，一共21位。等于是这21位的朋友圈都介绍给了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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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留下的、我们能看到的资料里，我们知道他不但一直关心南明、三藩跟清朝的战争，还和各路反清势力、英雄好汉有联络。他赚的钱、认识的人、走的路，都是为反清大计做的准备。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他，也许看到的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也许是一位沉默的学者，也许是一位四处打听的驴友，但肯定不会想到，他是一名心怀火焰的政治异议者。

顾炎武真正的学术贡献和巨大声誉，都是在北方的旅行中奠定的。他一生的知己、也是同乡归庄曾经写信给他，说你的经历固然坎坷，但如果“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如果没吃官司、没有仇人要追杀、没有被洗劫，继续留在江南，那你只不过江南一名略有文采的富人而已，怎么能像现在这样，“身涉万里，名满天下”。是旅行，造就了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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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天数、不可预知。清朝的统治还是稳固下来，明朝终于再也没有希望了。但顾炎武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希望改变政治，但立身的东西还是学问。所以政治搞不好，至少还有学问，甚至换句话说，幸亏政治搞不好，因为政治只是暂时，而学问可以永久。在后来的历史中，顾炎武被尊为清代学问的鼻祖，他的治学方法、探索精神一直影响到今天，他说的几句话后来被概括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近代历史上最响亮的民族精神。顾炎武还有一个特殊的荣誉，就是他是历史上拥有传记和年谱最多的人之一，也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想从他的人生经历中获得力量，而且确实获得了力量。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是与时代周旋的人，我只知道，就算在天崩地裂的时代，仍然有一些人在试探、在坚守、在推动，一方面自己过得不差，一方面也还想着别人。

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

登高望九州，极目皆榛莽。

寒潮荡落日，杂遝鱼虾舞。

饥乌晚未栖，弦月阴犹吐。

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

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

畏途穷水陆，仇讐在门户。

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

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

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

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

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

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荒坰据淮津，弥望遍秋草。

行人日夜驰，此是长安道。

鸡鸣客车出，四野星光早。

征马乏青刍，山川色枯稿。

燕中旧日都，风景犹自好。

衣残苕上缯，米烂东吴稻。

公卿不难致，所患无金宝。

还顾旅舍中，空囊故相恼。

回头问行人，路十如何老。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

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成庆，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及明清禅宗史。近年来较为关注佛教现代化转型问题以及佛学通识教育与禅宗艺术的公众普及与推广。在看理想主讲《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

对我来说，在看理想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能够感知、触摸到真实的人。成庆老师让我最为动容的一点，就是他对学生与后辈的关爱。每每跟成老师交流，能够感受到他待人接物并非流于表面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关切，总能让大家倍感温暖。

在这个被焦虑、抑郁和倦怠情绪席卷的当今社会，作为一个佛学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成老师认为“唤醒大家的生命能量”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而他也一直在过去十余年里身体力行，尽己所能地做着实践。

在本期节目里你会听到，当成庆老师还是“成庆同学”时，他在面对局限、感到迷茫时是如何做出的选择，最终又如何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这些令我敬佩的老师们为什么能够做到持续稳定地输出，不知疲倦地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原来，令我们敬佩的老师们，也有他们的老师。

传承就像“燃灯”，一盏油灯点燃另一盏，火光便接续不断。

00:45 从工科到财经再转向历史：成长路上的几次“脱离常轨”的选择

04:06 在关键的人生时刻，遇见了一位美国教授

08:31 林同奇先生单刀直入，以“道”相见

14:48 靠什么走出了抑郁，走出“至暗时刻”？

18:56 快问快答

这些问题都是直指每个人或许最为隐秘的一段心路历程，尤其是对于重视精神生活的人而言。

如果说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哪些是让我容易感觉到压抑与限制的环境，那可能并非是物质层面，而是缺乏“意义探索”维度的思想环境。记得在读高中时，我无意当中接触到何怀宏老师写的一本小册子《生命的沉思》，介绍的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让我特别触动，那本书我也不知道阅读了多少遍，后来进入大学后，还专门借到了帕斯卡的《思想录》，作为枕边常读的重要书籍。或许是因为对于“生命意义”的敏感，也使得我在大学阶段乃至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对周围人群的精神特质特别看重。但是作为一个工科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而言，势必会面对思考与生存之间的矛盾，因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可以超越时空，无远弗届，但却常常会和当下的现实产生冲突。

从大学毕业之后的我，最初是在电信局当一名普通的电信工程师，但是我的精神却一直处于“出走”的状态，也就是对于固定职业和可预测的未来的本能性的抵抗。当我来到上海后，曾在一家不错的财经类报纸供职，但感觉自己不过是从一个粗糙的“体制牢笼”进入到一个包装更为精致的“精神鸟笼”，尽管今天看来，当时的媒体人还或多或少保持对于社会改良的理想主义热情，但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认知自我”仍然是更重要的诉求。因此，我再度辞职，进入华东师大攻读历史学研究生。

在华东师大的八年时间，我遇到了师大这二十年来少有的黄金岁月，人文思想风气极为活跃，除了本校诸多充满思想活力的老师，比如我的导师许纪霖老师，还有王家范老师、杨国强老师、刘擎老师等等，另外像看理想的一些主讲人，其中许多也是在师大常常遇到并且请益的老师，比如钱永祥老师、徐贲老师等等，要么就是各种公共文化活动所认识的同龄朋友，比如梁捷老师等等。可是当时对于我而言，最大的困惑其实是开始感受到学院的知识生产机制与评价机制其实并不关心“人生意义”问题，这和我当初进入学院攻读学位的初衷显然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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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关键的人生时刻，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名字叫James M. Rhodes教授，他本来是受刘擎老师邀请来给师大的硕、博士来讲一个关于沃格林的专题系列课程，而我负责一些日常的接待工作，于是和这位教授有了不少私下交流的机会，他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启发。

我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Rhodes教授提了一个颇让我意外的假设性问题：如果你拥有了一枚能让你拥有无上力量的魔戒，你会用它做什么？说意外，是因为在我接触的学院教育里，这一类直接针对一己的道德、灵魂的问题似乎很少遇到，更多的都是一些与生命经验脱节的概念以及宏大且抽象的理论表达，似乎那些道德议题不过是检视他人的工具而已，全然失去了对自我的审视，更将所谓的精神议题，化约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抽象理论，而不去深入探究那背后所蕴含的未知领域。

Rhode教授当时直接问我，你怎么看？记得当时的我，给出的答案其实有些模糊：我不敢确定如果真的得到这枚魔戒，我会怎么做，一方面因为内心的道德良知会阻碍我去行恶，但是同样不确定的是，那道良知的阀门能否有力量封锁内心的种种欲望？

下课后，陪他去共进晚餐，在路上，他突然略显严肃地对我说，“我对你的答案很满意。”那一刻的我，其实略微觉得有些诧异，我的答案平淡无奇，况且，这只不过是一次课堂上的头脑风暴而已，Rhodes教授的褒奖如果不是客套的话，多少也是言过其辞的。

那次课之后，每次陪他散步吃饭，我都不失时机地将心中的问题抛出，依稀记得当时的我，对于他的许多答案常有共鸣，比如Rhodes教授对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说法是不赞同的；更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他的言语中不断提到“灵魂”，这个词汇几乎早就消失在我所熟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就算出现，也多是作为负面的角色。因为在现代学术看来，这样的词汇太过玄奥和主观，早已不是现代学术所探索的主题，而这恰恰是我内心里渴求探索的领域。

Rhodes教授去世之后，我读到一位曾在马凯大学读书的Lee Trepanier教授的纪念文章。在文中，他提到Rhodes教授葬礼上的来宾有很多他曾经教过的学生，职业各色各样，却没有一位在大学里任教。这足以说明，Rhodes教授在面对他的学生时，不是想着去培养一个个体制内的学者，而是单纯地将他们看作是一个追求灵魂美好的年轻人，于是尽力地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甚至毫不吝惜自己的研究时间。

也正是因为Rhodes教授的启发，让我真正了解自己想要追求的“理想人生”是什么，那就是想要去探索“人为何会如此存在”，“人类的行动背后，究竟反映什么样的认知逻辑和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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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去了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访学，虽然我仍然对西方思想充满了兴趣，但是却隐隐感觉那并不是我能够毕生投入的领域，就在美国的访学期间，我认识了林同奇先生。

林同奇先生是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的弟弟，80年代他因为探亲之便，来到美国，后来就留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长期担任研究员。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那天初次会面的场景。刚走进客厅，才坐定寒暄几句，我便自然谈起此行的目的，谈起了哈佛大学著名的思想史家史华慈，以及我当时手头正在翻译的一本介绍沃格林的著作。或许是林先生觉得孺子可教，他起身走入书房，拿出那本划满红绿色标记的英文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找到一段句子，让我立刻读完，并要我谈谈想法。

这样的单刀直入令人惊讶，因为以“道”相见的情景，在我有限的学术圈阅历中不仅难遇，且与学界前辈的交往经验，多只流于人际的客套与俗情，而少有那种单纯的对于思想的渴求。

当时林先生究竟问了什么，早已忘记，但结果似乎是，林先生大概感觉这位后生的回答尚不算离谱，便提出若有闲暇，可来家中一起研读史华慈先生的这本名著。此书的中译不算精确，林先生觉得其中许多细微处在译本中并没有体现出来，甚至希望我能发心，参与到这本书的重译工作中去。当时的我，并未立即答应这个重任，一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难以胜任，且有另外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另则是对于先秦诸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道家，而对书中的儒家部分兴趣缺缺。出于自己的偏好，我只答应将庄子的章节重新尝试翻译。

从此以后，我便与林先生有了不频繁但却密集的交流。不算频繁，是因为见面次数其实不算多；说密集，则是因为每次的会面或是电话中的交流内容，都是与史华慈有关，基本没有闲话的余地。老先生有时还会主动来电，与我讨论某段文字究竟有何意涵。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心中难免有些不安，因为老先生总会问一些我根本不大会注意的细微处，例如文本中某些句子之间起承转结的语气问题。在他看来，史华慈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微妙的语气之中，有些貌似肯定的结论，常常会因为一个连接词而变得意思完全不同。

如此细微的文本阅读方式，事后想来，应该是林先生非常尊敬与重视史华慈的思想，才会以对待经典的方式阅读其文本；另一方面，则是林先生的阅读研究习惯就是如此。无论是他翻译《在中国发现历史》，还是他对牟宗三《圆善论》的解读，都可以看到林先生的这种文本解读风格的特点，细密而有见解，同时也有思想的大局观，使得看上去琐碎的解读，最后仍能归于某些宏大的思想关切。而对于林先生治学的这些体会，我当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而是很久之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林同奇先生关心的，其实是古来至今各个核心文明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人”是怎样的存在？虽然他并没有时间来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多是借着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寻找他心目中的答案。但从某个意义上而言，他对牟宗三、史华慈的关注，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点燃了他早年的关怀，从此开启了一段新的思想旅程。

对于当时正处于“精神迷途”的我，能够与林先生相遇、向他请益，学问上的收获自然是无疑的，但是更令我感觉共鸣的是，他在日趋僵化的学院生活中给我展现了一位纯粹的“寻道者”的生命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和Rhodes教授都是在以他们的治学、思考为我未来的学院生活指引了某种可能的方向。虽然他们治学的领域和我如今关注的学术领域没有太多关系，他们当初在学术上的指导也似乎只留存了一些吉光片羽，但是他们给我传递出的讯息是，这种精神的寻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现在回想起来，老人的生活是简朴而规律的，坐拥一块小池塘的阳台大概是他休息、放松的地方，一旦坐在那里，老人谈论的内容似乎才可以暂时远离史华慈。在那里，他会兴致勃勃地为我介绍为鸟儿喂食的投食器，也会问问我未来的学术计划等等，林先生也热心地给我提了许多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最终又不知不觉地绕回到对史华慈观点的讨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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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波士顿后，我开始投入到汉传佛教的学习和实践中去，之所以转到佛学领域，也是和自己当时低迷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想要寻找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接触到佛教的禅修，学习上座部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一些修行方法，这也让我非常迅速地感受到效果，这不仅开启了我对人类精神活动认知的另外一个角度，而且作为修行实践的副产品，也解决了我持续很长时间的心理抑郁问题，这也让我对这种东方的心理治疗方法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与信心，确切地说，它激发起我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佛教面对精神体验的方式，一方面是让你通过禅修的方式安定身心，然后利用这样的身心安定状态去观察我们是如何认知自己的身心以及外界的环境。因此，禅修其实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方法，只是利用我们自己的“心”来作认知的实验，当然，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正是这一次短暂而有效的禅修体验，我慢慢越发深入地去接触佛教理论与修行的想法。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兼具的特质非常符合我对精神探索的理解，虽然艺术的审美体验依然吸引著我，但是那种审美体验难以预期，更像是一场长途跋涉中的偶遇而已。从那之后，我开始密集地学习佛学理论与相关的修行方法。所以我认为，坐禅的体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因为它让我直接切入到佛教谈的所谓“心性”的核心领域。

对我而言，艺术的审美体验与禅修的体验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这种经验的获得固然与我自己的寻求努力有关，但是同时也蕴含了许多我尚无法理解的深层原因。正是这些体验，让我开始反思过去的那种以纯粹的理性知识为路径的学习方向，更让我对现代学术体系下的知识分科方式产生深深地质疑。因为我模糊地感觉到，那种探索方式与路径并不足以让我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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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学习经历，之所以能够遇到这么多位能在不同层面上给予我启发的良师益友，某方面当然可以归结于某些看不见的因缘，但或许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一直没有失去探索生命意义的初心，虽然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所谓的“至暗时刻”，但今天看来，那不过是精神探索的题中之义，因为正是有困惑，有痛苦，我们才会去探索，才会去寻找。这让我想起大学时读帕斯卡的《思想录》时最感动的一句话：

“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