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

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

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怎么听音辨鸟。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大约100种北京常见的鸟类。他发现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中其实藏着另一个世界。

比如常听到但没留意的“咕咕咕～”原来是珠颈斑鸠；北京的白头鹎爱唱“遵守纪律”；擅长模仿的乌鸫会发出猫叫、狗叫、电话铃声、电动车警报，可以想象它都经历了什么；再过几天，从南方飞来的黄腰柳莺就会占领北京的行道树，这种无敌可爱的小鸟唱的是成龙打醉拳一样的歌……

如果说观鸟是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图层，听鸟则给这个图层又添了一个维度。在平凡如自家小区的地方，只要推开窗户，也能别有一番天地。

【时间轴】

00:09 麻雀+Jeff：希望成为像麻雀一样低调但成功的生物

02:20 入坑观鸟之后，我发现上班前也可以观鸟，只要你早起一点点，再早起一点点。幸好我们单位当时效益已经不是很好了，活也不是很多。

05:35 描述鸟的叫声，需要一些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如果你曾经很努力地想把一块玻璃擦干净，但怎么也擦不干，你就get到了一个斑头鸺鹠 xiū liú——一种中型猫头鹰的叫声。

10:27 一只鸟很可能成为一只狗、一只羊、一只猫，从空中飞过。

13:12 当鸟鸣被翻译成人话：一只鸟从上海到了北京，就开始说“遵守纪律”。

20:46 如果你在北京走进一个灰喜鹊的领地，它们就会这样骂你

25:12 “处处闻啼鸟”：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

👇入坑观鸟都怪河边一只好看的鸟——北红尾鸲qú

👇左图为奥森公园，右图为麻杰夫在奥森的观鸟记录

👇黄腰柳莺

👇6种不同的柳莺

👇麻杰夫做的《华北常见柳莺叫声速查表》

👇星头啄木鸟錾（zàn）木

👇大斑啄木鸟錾（zàn）木

👇栗啄木鸟

👇斑姬啄木鸟

👇斑头鸺鹠（xiū liú）

👇中华短翅莺，图by JiaHY

👇夜鹭

👇白眉朱雀，图by三石

👇黄腹山鹪莺

👇黑枕黄鹂，图by鯉魚

👇日本条螽

👇凤头麦鸡

👇普通夜鹰，图by David

👇白头鹎bēi

👇黑尾蜡嘴雀，图by Link

👇100位提供拟音的人心中都在想什么：

👇灰喜鹊

👇蹲在草里试图录叫声的麻杰夫

👇乌鸫

👇一只上海的乌鸫的效鸣对象

👇左图为大山雀，右图为暗绿绣眼（by 鲤鱼）

👇北京延庆的一个湿地公园里的鸟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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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蔚，记者、作家。

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

2012年，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跌落暗冰裂缝中意外身亡。那时，宋明蔚刚加入大学登山队不久，事故传出的那天下午，他呆坐在宿舍的电脑前，长久地沉默。这个攀登界的“自由之魂”，陨落时只有28岁。

严冬冬是中国阿式自由攀登的领军人物之一。与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自由攀登者并不追求高度功利主义的登顶，而是在攀登过程中获得快乐，并从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他们大多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却拥有一份最纯粹极致的理想主义，徘徊在死亡边缘，寻找自由与自我。

在严冬冬去世后的数年，宋明蔚开始走进这群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生命世界，在历史中打捞往事。他想知道，他们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凝结在《比山更高》一书中，长久地回响。每个人的故事都写满了悲情与荣耀，又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时间轴】

00:10 我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登山者，却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

00:57 除了“征服”之外，登山还有什么？“自由攀登者”不为崇高的国家荣誉而攀登，不为个人利益而攀登，只为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攀登。

08:41 “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无法让严冬冬感受到存在的价值，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漩涡，他只想通过攀登来获得自由。但自由也有代价。

14:31 死亡的责任与《免责宣言》

18:45 两种人生观的博弈，对自由攀登者来说，没有中间地带。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就像背负荆棘攀登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与自由相随的风险带来的原罪。

27:55 写作《比山更高》的精神源头，是一种夹杂着好奇之心、悲悯之心与孤高之心的倾诉欲。

👇喜马拉雅式攀登营地里一个公共的厨房帐篷，在这里能吃到热乎的食物，这在雪山上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幸福的事情。

👇阿尔卑斯式攀登，没有厨房帐篷和卧室帐篷，可能很多天都吃不到热乎的食物，甚至像图片里这样，必须要在雪山上露宿。

👇中国阿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位于四川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海拔只有6247米，但是殿堂级的技术型山峰，有极高的攀登难度。

👇严冬冬

👇严冬冬和周鹏经过三次尝试后，终于登顶幺妹峰南壁的一个中央路线，他把这条只属于他们俩的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

👇严冬冬和周鹏2011年开辟四川贡嘎山域嘉子峰西壁的一条高难度路线“自由之舞”

👇严冬冬（右）和周鹏（左）

👇2012年，严冬冬发布《免责宣言》

👇攀登中的宋明蔚

👇王茁（左）与伍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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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沁文，ED Healer发起人

从一些数据中也能看到，进食障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1年，中青报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存在身材焦虑。进一步关注女大学生群体，可以看到有超过四成的女大学生出现过限制性的进食行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节食行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张沁文是ED Healer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曾与进食障碍交手六年的患者。

进食障碍，是精神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并非简单的挑食或偏食，而是一组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等。

在康复的过程中，张沁文发现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同样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女生。ED Healer由此而生，组织不只是张沁文和同伴们抱团取暖的渠道，也承担着向外界科普进食障碍的职责，与高校、学者合作，希望帮助进食障碍患者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干预措施。

传统的科普方式之外，张沁文和同伴们发现艺术更能触及人心。2024年7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600号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爱，食物与生命”的新展，每一件作品都由进食障碍患者或艺术家创作，背后都是一个进食障碍患者的真实故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自我接纳的叙述。

只不过，想要进食障碍患者更好地被看见，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时间轴】

00:09 与进食障碍抗争的第十年，在中国最有名的精神病院当画廊主。

00:59 “你足够漂亮、足够瘦，才可以生活得更顺利”，但生活正随着越来越瘦而变得越来越失控。

03:12 进食障碍是中国人群常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06:35 我到底是在哪个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康复了？

08:16 一方面，我不是一线的医生，无法直接帮助他们， 另一方面，我也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好像不被允许病情复发。

11:26 当艺术成为破圈的方式，“谢谢你们让疾病变得温柔”。

18:44 “虽然忙了这么久，但我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够了”，整个旅程本身是治愈和完善自我的过程。

👇 爱青《疑似进食障碍》：用画笔探索营养不良的大脑、异样的内感受与行为的相互联系

👇阿凉《食物之森》：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四五次，画中是一条与食物相关的道路，她需要不断打怪、克服困难，才能和爸爸拥抱。

👇爬墙媛小菜《瓷盘、木、枣木刺》，“第一次，我真切地感受到进食障碍是一种痛觉，是一种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的恐惧”。

👇牛奶侦探《在精神科住院的2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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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雨，编剧、导演

过去一直马不停蹄地拍，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是较劲，让创作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变成了和父母的比赛。因为父母觉得你这条路不行，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就觉得我就行，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这件事，然后就急着输出，急着拍。自以为是自由，反而是被困住了。

先后经历家庭破产、父母离异等变故，2008年，14岁的陈小雨随父亲迁往阿联酋。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又令他陷入孤独与困惑。生活时常处于动荡之中，创作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绳索，也成为他寻找答案的路径。

到底要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心灵的自由？长久以来，陈小雨徘徊在价值光谱的两端，找不到平衡。

他曾在迪拜和大理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共享“失败者的天堂”名号的两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迪拜为失败者打造“东山再起”的财富幻梦，大理则以自然山野的质朴无华吸引着从城市逃离的疲倦者。陈小雨用镜头记录下两种人生选择，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享受乡村生活的平静，却也不甘被这样的平静束缚住。

陈小雨将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都融入到《乘船而去》的创作中。2024年，这部影片上映，借由一位老人即将到来的死亡引发的家庭震荡和观念碰撞，他试图探讨：在充满分歧的世界里，我们该怎么找到生活当中的安定和自由？

【时间轴】

00:07 “有记忆的是故乡，没有记忆的是废墟。”而想逃离故乡，恰恰是因为有太多复杂的记忆。

01:13 我的人生开局是一个富二代，但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知道，从生老病死到婚姻财富，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什么都留不住。

06:48 迪拜被称为“失败者的天堂”，“人傻、钱多、速来”的六字箴言在华商圈子里迅速传开，破产者联盟聚集在这里。

10:30 “其实我来大理寻找的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故乡的感觉。”

12:44 钱没有留住，作品也失败了。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病急乱投医地找了梦想这样一个东西，好在变化得那么快的世界里，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笃定？

16:43 非洲的Hadzabe人没有历史观，不计算时间，也不知道自己今年到底几岁，不存在“梦想”“成功”“赚钱”这些定义。

20:16 外婆身上同样有Hadzabe式的原始生命力，让我很快写出了《乘船而去》

20:51 梦想对我而言祛魅的原因是，它只是众多追求当中的一种。

👇过去，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小船。人们靠船运输重物，在船上出嫁、远行。

👇迪拜的国际城

👇在迪拜开灯店的小郑下班后回到宿舍

👇在大理花6000块租了一个老院子，生活了三年，交到了很多朋友，在那里形成了很好的氛围。

👇《乘船而去》分镜图。“学会拆分自己的每一种感觉，拆成一个又一个的分镜图、分镜表和拍摄计划。”

👇陈小雨和外婆在老家合影

👇“外婆对拍死亡话题的电影并不忌讳，还主动开玩笑说，村里人都以为她死掉了，因为有好多车停在她家门前，以为大家是来吊唁的。”

👇“在生命这条河流中，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到底是顺流还是逆流，或者会飘向哪里。但是，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找到自己的确定性，找到自己的那条船，你就至少不会溺水，不会在其中迷失，就终于可以收拾起来一些心情，去看一看沿途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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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

在我的研究中，很难说有谁真的找到了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慢慢地我意识到，对年轻子女来说，父母为什么会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解的。很多苦难之所以苦，也正是因为无解。

2014年，母亲因病突然离世，李昀鋆的人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沉重的昏暗。她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但却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份伤痛，身边的人似乎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直到后来到港中大读书，她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种情绪和伤痛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叫作“哀伤”，而且它是一门被认真研究的学问。

从那时起，她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下定决心做一个关于丧亲和哀伤的研究。她想知道，死亡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经历丧亲的人又是怎样处理自己的哀伤？经过了重重波折，她招募到了44位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倾听他们几乎从未向人诉说的哀伤故事。

她看到，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在青少年或成年初期失去父母，是一场足以改变人生的巨变。哀伤并不会随着时间消退，甚至十年之后，那份痛楚依然清晰如初。她也意识到，哀伤并非仅由“父母离世”这一死亡事件永久地决定，而是被家庭互动、社会环境、文化禁忌、生命历程等多重因素持续地塑造着。

但无论哀伤呈现怎样的形态和变化，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时间轴】

00:07 有人曾和我说过一个比喻：“父亲去世后，我的人生就像变成了一个城中村。”

02:57 这其实是一个被整个社会遗忘的人生第一次。

09:21 绝大多数年轻子女告诉我，在父母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多年里，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激烈的哀伤情绪充斥着。

13:29 “节哀顺变”究竟是什么意思？年轻子女真的会像文化期待和教导那样“节哀顺变”吗？

20:08 年轻子女们并不会被动接受一个突然混乱的世界，而是会拼命想得到一个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在年轻子女的经验里很少出现。

28:39 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去世了。

👇旁听香港中文大学陈智豪教授的课程《与哀伤共存》，李昀鋆写下的课程期待。

👇第16位研究参与者杨小姐形容自己经历丧亲之后的三年生活

👇正常哀伤和延长哀伤障碍的区别

👇第10位研究参与者陈小姐为了照顾母亲，刻意隐藏自己的哀伤，却被母亲误解。

👇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一个生命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正是或曾经是与哀伤共处的人。愿您平安，与您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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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

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

2019年和2024年，周轶君用两季《他乡的童年》带我们前往世界诸国，探访当地的家庭、学校和公共空间，希望了解不同的教育形态。

在德国和法国，孩子们早早地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和哲学；在日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被不断教导集体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新加坡，学生们面临的是更早的分流和激烈的竞争。

成为母亲之后，周轶君开始不自觉地为孩子的教育而焦虑，她希望通过这趟旅程，给自己一个答案。在看到不同社会塑造的不同教育模式后，周轶君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

或许并不存在理想的教育，但或许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理想的答案。

【时间轴】

00:07 我们的上一代人的教育方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轮到我跟孩子交流时，似乎也找不到新的方式。我决定到更大的世界里找答案。

03:19 芬兰的中小学竟然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也没有标准答案。而地球另一端的新加坡，很多孩子从5岁到考大学之前每天都要补课。

06:17 法国的哲学课上，不超过10岁的孩子讨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

09:16 在以色列和德国，人们都告诉我，失败和犯错是教育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11:09 “尊重”“保护”“竞争”“自由”，理念的边界在细节处体现出差异。

18:19 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

21:01 当教育的大框架没有改变时，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具体的人，和他们带来的细节的改变。

27:02 教育到底是旷野，还是轨道？

34:16 观察他乡的意义是什么？我教好自己的孩子了吗？

👇芬兰的森林课，老师让学生闻各种植物的味道、观察各种树木的样子，用想象力给这些植物命名。

👇新加坡的孩子展示他们的书包

👇法国哲学课的橡皮泥道具

👇柏林性教育课程的教学工具

👇新加坡的“怕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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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政宇，麻醉医生

不同于专注于某一个疾病的内外科医生，或者关注某一类人群的儿科、妇产科医生，麻醉医生的工作贯穿了从婴幼儿到中老年的生命历程。我在手术室里听到过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也送走过器官捐献患者的最后一声心跳。从这个角度来说，麻醉医生守护了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麻醉医生并不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他们在手术室中默默地关注着病人的每一项指标变化，为手术保驾护航。他们不直接治疗特定疾病、不关注单一器官部位，但从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到生命的尽头，麻醉医生参与了人生全程的守护。

伴随着“舒适化医疗”的提出，麻醉医生开始走出手术室，参与到无痛分娩、无痛胃镜、麻醉门诊等更加日常化的场景中，每个人都越来越多地开始与麻醉医生打交道。

为了揭开麻醉医生的面纱，蒋政宇开始了他的科普之路，讲述麻醉医生与患者的互动，也思考医生的职责、生命的意义。

【时间轴】

00:10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麻醉医生在手术中到底负责什么，“麻醉医生为什么会猝死？麻醉医生不是打一针就走了吗？”

01:09 刚工作第一年，经历胰腺手术中的大出血。

03:51 输血补液不是简单的出水口和进水口的问题。

07:01 在危机状态下，麻醉医生做一个决策的平均时间只有10秒——要在一些不太对的答案里，找到最对的那个。麻醉医生有终止手术的权力，进还是退，怎么抉择？

13:28 到底是什么让麻醉医生成为麻醉医生？

18:14 “忍痛”的文化，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技术和理念的进步，麻醉医生不再局限在手术室。

23:15 与学科进步、业务增加相对的，是麻醉医生的减少。

👇1000毫升库存血输进去，手术出血量已经到了3000毫升。这里每一块纱布代表50毫升的血液，引流瓶里还有两升。

👇援藏期间，抢救呛奶诱发哮喘进而导致哮喘“静默肺”的婴儿

👇临床上有疼痛评分，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评价指标，需要患者自己描述他的疼痛，但也有一些客观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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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璐，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些保守地区，我的女性沙发主对我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她们眼前，让她们真实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过一种被禁锢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在做风光摄影师时，姚璐经常被问到“你一个女生，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呢？”性别成了左右生活方式和评判能力的标准，这令她十分费解。她决定去性别极度不平等的国度，看看那里的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时代和战争左右。

2016年到2020年，姚璐去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她采用“沙发客”的旅行方式，住进了31个陌生的中东人的家里，深入体验和感受当地的生活。

在伊拉克巴格达，她看到沙发主姐妹精心装扮罩袍下的自己；在大马士革，她听到一位男青年讲述在袭击频发的时期，去剧院听音乐会的经历。她遇上了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第一个安全感满满的圣诞节，也赶上了沙特阿拉伯的变革期，在大街上亲眼看见了首批女司机。新闻之外，存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中东。

国境线、语言、文化隔绝了天南海北的人们，但即使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也有机会打破人为划定的界限，互相交流，修正偏见。

【时间轴】

00:08 沙发客旅行的五年间，我住进了31位陌生中东人的家里：中东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动荡之中维系日常生活的？他们的命运如何被时代所左右？他们又如何看待那些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

02:45 伊朗：伊朗人民的热情、友好、对外部世界充沛的好奇心、极强的思辨性和批判精神完全颠覆了我对伊朗的看法和我的中东想象。

05:58 叙利亚：我心想叙利亚的生活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呢？——我们对战乱之地的想象通常很贫瘠，很容易把战争跟日常生活对立起来，但其实战乱和生活是可以共存的。

11:13 巴勒斯坦：因为片面的报道，他人对我们、我们对他人都存在很多误解；我们时常以为看见了对方，但看到的却只是被媒体放大的偏见。

12:52 伊拉克：新闻和想象之外的、真实的中东女性——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却是他人生来就被剥夺的：对于一个18岁的女孩来说，爱美、跟远道而来的朋友合影留念，这些对我们来说微不足道的愿望，对她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21:02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人虽然是渺小的，但人并非什么都做不了；当你相信你可以做到，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后，你或许就真的可以做到。

👇在2016年以前，姚璐是一名风光摄影师，经常去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徒步、扎营、拍摄自然风光。这张照片是她拍摄的峨眉山金顶。

👇姚璐的中东之行

👇有一次，姚璐去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拍摄落日，才刚刚在广场站定，就有四个伊朗人排着队要跟她聊天。

👇“有时在伊朗能看到一些禁忌的画面。夜幕降临后，在一些地方情侣们会依靠在一起。”

👇“伊朗政府不允许人们在公共场合唱歌，可是在夜晚的桥洞下，我会看到一些伊朗青年边弹吉他边唱歌。这样的画面在我看来充满了反抗性，而且很温暖。”

👇大马士革古城的生活非常接地气，每天清晨，卖馕的店门口都挤满了人。

👇到了七八点钟，卖蔬菜、水果的店纷纷开门营业，学生们背着书包鱼贯而入。

👇大马士革古城中央的倭马亚清真寺美轮美奂，保存得非常完好

👇夜幕降临后，古城的主干道上非常热闹，人们会在鸡肉卷店和披萨店门口排很长的队。还能看到很多披头散发、穿着非常时髦的女性。周末的夜晚，酒吧里全是喝酒跳舞的年轻人。

👇“小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对未来有很多规划和想象，但一长大，内战就爆发了。他们突然被困在了原地，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在本该憧憬未来的年纪，他们却不得不面对很多窘迫的状况，比如停电、停水、物资匮乏，还有亲友的离开和没有希望的未来。”

👇“去叙利亚之前，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想跟我倾诉战争带来的伤痛，但事实上他们更愿意跟我分享日常生活。他们会带我看演出、参加订婚宴、吃喝玩乐、过战后第一个可以大肆庆祝的圣诞节。我发现，当宏大的局势完全不可控时，似乎每个人都更渴望紧紧抓住日常生活，以此来维系生活的秩序，获得心灵的安宁。”

👇“在巴勒斯坦的纳布卢斯，我的沙发主有一个正在念小学的妹妹，听说我来自上海，她拿来了作业本，用磕磕巴巴的英文告诉我，她写过一篇关于上海的作文：在中国上海，有一个奇怪的挑选新娘的市场，它每周末开放两天，所有父母都会去这个市场为儿子挑选一位新娘。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写沙漠里一个野蛮的人口买卖市场。可是我们都知道，她写的其实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相亲角。”

👇“我们只能通过这张衣柜的照片，去想象一个巴格达18岁女孩的青春容貌。可以想见，她这辈子大概率会是别人的女儿，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却唯独不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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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南，卓明信援创始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

能够亲手影响到一个生命的生还，是很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来从事这项事业的目标，但在这么多次的灾害当中，我们很少明确地知道，某个人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得到拯救的。我们希望的不是说大家被困了，然后我们把他救出来，显现了某种英雄事迹。更成功的救援是，大家提前就转移走了，不要被困在那。

卓明信援是一家致力于解决灾害援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公益组织。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卓明已响应了200多次灾害，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大型灾害的救援。

卓明的线上志愿者团队通过给受灾村组打电话、发布紧急求助表单等方式，了解受灾情况和需求，进行核实、回访，区分紧急度和救援难度，为一线队救援队、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减少救援扎堆、捐赠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卓明响应的主要灾害类型从地震转变为洪涝、台风等气象灾害，包括2021年河南水灾、2023年京津冀水灾、今年的梅州龙岩洪灾等。

目前国内大多数机构仍遵循地震灾害的响应模式，灾害发生后才行动，而洪涝灾害具有一定可预测性，洪水有演进过程，更应做好预判和提前响应。为此，卓明专门设立志愿小组24小时监测降水量和水文站水位数据，研判雨水流向、预测洪水地点，在近年的洪涝灾害中实现了预先响应。

今年是近十年里重大气象灾害次数最多的一年，但大规模洪涝灾害的应急响应，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还是一个新课题。“以前经常有洪水的地方，可能以后要面对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超常的洪水，需要所有人一起来探索，超出经验的洪水灾害该如何准备和应对。”

【时间轴】

00:08 我国十年来气象灾害发生的趋势上升；卓明信援的创立

04:33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是我们的眼睛

10:06 2024年：编号洪水最多、但缺乏关注度的一年

11:53 梅州龙岩暴雨洪灾时发现一片新的极端降水区

16:00 启动响应：和时间抢跑

18:58 分析、预测灾情的模型

20:25 救援队应该去哪？不同的救援需求

38:48 没有英雄的救援

👇卓明的十五年

👇2010-2024年间，卓明的灾害响应次数

👇卓明的HEINA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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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包产到户政策当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全国范围来看，用一刀切的方式制度化之后权力关系会被固化，出现的问题在短期内就很难纠正，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有学者说，中国的小土地所有制可以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但我个人认为保护农民生存权最重要的方式，是赋予他们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一个“小岗村神话”——1978年底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秘密地分田到户，实行农业“大包干”，第二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1982年，国家顺应民意，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拉开农业改革的序幕。

但是，郦菁的研究发现，在1978-82年的关键“政策制定时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并不是改革的方向，当时至少有三种政策方案进入了角逐，包括依靠财政投入的投资方案、允许各地灵活选择的生产责任制多样化方案和最终在全国推广的包产到户。

每种方案背后都有支持和反对者，比如当时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富裕或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反对拆除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框架，江苏甚至在苏皖两省边界用高音喇叭抵制“单干风”。那么，包产到户这一最为激进的方案为何最终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郦菁根据最新的回忆录，并采访了参与决策的当事人，回溯了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详细过程，分析了主要行动者如何在结构性和偶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改变各自对于利益的认知，最终达成了“激进的共识”。

👉本期演讲推荐大家前往一席公众号或app观看演讲视频，配合ppt观看体验更佳。

【时间轴】

00:08 我国农村经济组织方式改变过程的一些背景介绍

02:49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农业投资方案、谁在支持投资方案？

08:01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以承包制为核心的多样化方案、几种流行的承包方式及多样化方案的启示

19:52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农业包产到户方案，谁支持、谁反对？包产到户方案为什么胜出？

34:54 反思农业改革的当下与未来

👇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村地区的比例

👇1978 年底，中央还没有将包产到户合法化时，安徽滁州小岗村的 18 户农民私下搞分田时签的协议，每个人都在上面按了红手印。

👇70年代之后，中央发动地方推动农业机械化，进行了很多农田水利的建设。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第一次农村水利建设的高潮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后面一次高潮就是在70年代中后期。图源：朱晓明等《天水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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